挖掘 采集的食物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野生植物的根茎，因而须借助于挖掘工具。原始人使用的挖掘工具有尖头石器、兽骨、尖头竹木棍等，其中尖头竹棍的使用是很广泛的。独龙族直到解放前夕在采集中仍用尖头竹棍挖掘植物的根。[5]刀耕火种农业的点种工具——戳穴竹棍便由这种挖掘工具演化而来。
装运 经常性的和大批量的采集活动需要装运工具，妇女在天长日久的采集生活中，逐步开始利用植物的秆、纤维、柔软的枝条等编织篮、筐、箩等装运器物。景颇族一则讲述采集活动来源的故事说：
传说，古时候有一对恩爱夫妻，丈夫天天上山打猎，妻子在家管家务。有一天，男子上山打猎，去了三天三夜没见回来。妻子急了，背上背箩拿上长刀就寻找丈夫去了。在森林里寻找了三天三夜还没找到。肚子饿了，路也走不动了，她就爬上树摘野果充饥，她把能吃的野果记在心上。采野菜放进竹筒里煮吃，她把能吃的野菜装在背箩里，她在茫茫的大森林里寻找了七天七夜，不仅找到她的丈夫，还认识了很多能吃的野果野菜，从此女人学会了采集技术。[6]
这则故事可能在代代相传中被修订过，如将采集时代放在一夫一妻制形成之后，但所反映的两点似应是真实的：其一，采集技术主要由妇女发明，采集活动主要由妇女承担；其二，采集经济中的装运工具主要是竹箩等竹编器物。傈僳族《找菜调》中唱道：
（女）我拿过七番花纹的篮子，
我接着光光滑滑的水筒，
我可以找菜了，
我能够打水了，
找菜不消围腰兜，
打水不用双手捧，
姑娘我高高兴兴地找菜，
老妹我喜喜欢欢地打水。[7]
这段唱词亦折射出远古采集活动的影子。
直至今日，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妇女都喜爱随身佩带一小篾箩，其中花腰傣的“秧箩”、独龙族的“崩纳依”等均衍化为韵味独具的佩饰品，其源头似可追溯至采集时代。
二、竹农具的演化与存留
原始先民（主要是妇女）在漫长的采集生涯中，逐渐认识到植物开花结果的习性，掌握了植物的生长规律，经过反复实践，终于学会了人工栽培植物。于是，农业应运而生。云南各民族农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大部分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刀耕火种农业阶段，少部分则较早地进入到稻作农业阶段，与之相对应，在从播种到收获等环节中，竹农具经历了不尽相同的演化过程；而在从加工到贮藏等环节中，竹农具则得以大量存留。
1.从播种到收割等环节中竹农具的演化
在从播种到收割等环节中，竹农具在云南刀耕火种民族和稻作民族中呈现出不同的演化态势。
尹绍亭先生按轮作形态，将云南刀耕火种农业分为无轮作刀耕火种、短期轮作刀耕火种、长期轮作刀耕火种三种类型，[8]并指出：无轮作刀耕火种（俗称“懒活地”）是云南刀耕火种的早期的或者说是传统的技术形态，它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第一是轮垦，第二是免耕，不使用锄头和犁耕作土地，第三是点播，以点种棒戳穴点种，第四是间、混作。[9]还指出：这种类型在砍田烧地后，只种一年，杂草很少，几乎不必中耕除草。[10]就是说，农作物从一粒种籽变为收获物实质上只经历了播种和收割两个环节。相应地，也只出现了播种农具和收割农具。
点种竹棍是最早出现的播种农具之一。这可以从有关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中得到佐证。佤族《我们是怎样生存到现在的》讲：人从地洞出来后，过着人兽不分的生活。后来树上不结果子，草也枯了。人和野兽都想取得谷子，人在蛇的帮助下得到谷子。人和野兽一起或用手、或用脚、或用嘴刨地，之后就不知怎样做。人请教老天，老天说：“再用竹子去挖地，把杂草收拢，就可以撒谷子了。”从此人学会了种谷。[11]这则传说反映出，由于采集经济是一种完全受制于大自然的攫取经济，食物来源带有极高的不稳定性和命定色彩，因而人不得不学会人工栽培谷物，通过自己的创造获取食物。但人既没有锋利的爪子，又没有锋利的嘴，靠自然肢体难于掘出点种的洞穴，因而制造出了点种农具——竹棍。景颇族《人种流传》说：洪水过后，大地上仅剩下姐弟两孤儿。善鬼治同将他俩养大，并教他俩种谷的方法。姐弟俩在火烧过的地里，用“竹根锄”刨了一个个窝，把早谷种籽种下，得到了丰收。[12]这则神话中的“竹根锄”实质上就是点种竹棍。历史记载可资证明，李学诗《滇边野人风土记》载：清末和民间初年，景颇族仍以“耕种为唯一职业，凡稻谷、玉蜀、黍皆种山地，每年冬季砍伐森林，春暮干燥，则焚烧之，俟冷熄后，即以竹棍戳洞播种。”独龙族长期处于无轮作刀耕火种阶段，“农具亦无犁锄，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荞麦、稗、黍等类，则只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13]
无轮作刀耕火种是一种土地转换频繁的生产方式。[14]一块土地只种1年便抛荒，使采用这种生产方式的农民处于频繁迁徙的游耕状态。点种竹棍具有取材方便、随用随扔、加工难度小于木具等优点，很适宜于这些游耕民族之需，因而曾是无轮作刀耕火种出现之初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播种农具。之后在独龙族、怒族、景颇族、布朗族、佤族、拉祜族、苦聪人等民族中广泛使用。[15]
收割农具除竹刀外，还有石刀、骨片等，在出现制陶术的民族中，陶片也是收割具。
轮作刀耕火种类型是稍晚出现的一种刀耕火种形态。有两种耕作法：一种是第一年免耕，以点播方式播种，第二年用锄头浅挖，第三年后深挖或牛犁。另一种是烧地后用锄头和犁耖地，再播种。以后每年冬末春初芟烧旧地，挖、犁次数逐年增多，耕作逐年加深，直至抛荒休闲。[16]这种类型的刀耕火种，中耕除草是一项重要和繁重的农活。[17]可见，轮作刀耕火种与无轮作刀耕火种相比，增加了翻耕土地、中耕除草两个环节。相应地，出现了竹锄、竹刮铲等翻耕、中耕农具，并在景颇族、怒族、佤族等民族中长期沿用。[18]
随着时代的演进，云南刀耕火种民族均先后开始使用铁农具。铁农具“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19]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刀耕火种农业的发展。然而，云南大部分刀耕火种民族并未出现治铁术，铁农具均由外地传入，量少质差，因而在铁农具出现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竹木农具仍大量保存。这些民族并未进入严格意义的铁器进代，而是进入铁、竹木并用时代。如独龙族距今200多年前从独龙江下游传入铁砍刀，距今100多年前从缅甸传入铁斧，从怒族地区传入“俄尔种”（怒锄），距今70多年前从察瓦龙藏族传入“恰卡”（在小木锄“戈拉”尖端包上约三寸长的铁片而成），从缅甸传入铁锄。但这些铁农具均十分昂贵，最先一条牛只换两把刀、两把斧子，8元半开换一把铁锄。[20]因此在解放前夕，使用铁农具的人为数不多，原始竹木农具的使用仍然相当广泛。山地上戳穴点种的仍是竹（木）棍（独龙语“宋姆”），这种工具是把小竹棍或小木棒一端削尖或以火炙尖即成，随用随扔，是竹木农具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21]松土和薅草仍多用小木锄（“戈拉”）[22]。布朗族近百年来已从外地陆续输入铁质砍刀、斧子、镰刀，晚近又输入小铁锄和大铁锄。但迄于解放初期，仍普遍使用竹或木质尖棍凿穴播种。此外，佤族、景颇族、怒族等亦存在类似情况。
然而，竹在刀耕火种农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呈现日趋弱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全竹型农具向铁竹复合型农具演化。如佤族发明的新式点种工具——啄铲，是在一长约两米的细竹竿上安一呈心形的铁片，形状与梭标相似，操作时双手执竹竿的中部，斜插入土，利用竹竿上部的弹力使铁尖跳起来。[23]勐海县拉祜族[24]、澜沧县苦聪人[25]、勐腊县克木人[26]、勐海县布朗族[27]。原都用点种竹棍，后均在竹棍一端安上一铁质圆锥。这种新式点种具提高了点种的质量和效率，延长了工具的使用寿命。一般全竹点种棒戳穴深度仅约寸许，而竹铁复合点种具入土深度约3至4寸。这样种子可被更厚的土覆盖，既有利于种子发芽成长，又可避免鸟啄食穴中籽种。安有铁锥的竹棍可连续戳穴而不秃，使点种速度大为提高。如澜沧县糯福区布朗族用这种工具点种，全寨约20天时间可点种完毕。而竹锄亦有变化，有的在锄端包上一层铁片，有的则演化为竹柄铁头的新型锄，从而使挖穴、翻耕、除草的效率大大提高。独龙族最先利用鹤嘴形的弯曲树枝做成木锄“戈拉”。但效率极低，极易损坏，一个劳动力起码要15天左右才能挖完一架冬瓜地，有时一天一个劳动力要耗损4至4件“戈拉”。后在“戈拉”尖部镶上一道铁皮制成的“恰卡”从察瓦龙藏族地传入，功效提高了3倍以上，一个“恰卡”能使用5—6年，直至铁片磨损完为止。[28]竹锄与铁竹复合锄的情况与此相若。佤族解放前使用“基”（竹刮铲）除草，现已为铁刮铲所取代；景颇族亦曾用竹刮铲除草，后发展为铁片刮草；苗族中耕除草的竹绊刀（“当满念”）演化为竹柄铁刀的铁绊刀（“德满念”）。[29]
其二、竹农具逐步从农业的许多重要环节中隐退。除了竹棍仍被以点播方式为技术特征的无轮作刀耕火种民族长期保留在播种环节外，[30]其他翻耕、碎土、中耕、收割等环节中，竹锄、竹刮铲、竹刀等竹农具几乎都消失殆尽，而为铁锄、铁镰刀等铁农具所取代。这与石器竹木时代竹农具在农业各个环节都居重要地位的情形大为不同了。
云南稻作文化依照地形，可划分为两大类：以傣族、布依族为代表的坝区稻作文化；以哀牢山区哈尼族为代表的梯田稻作文化。两种文化类型各具特色，但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技术特点：较为先进的稻田耕作农具；较为精细的集约化的耕作方法；较为完善的水利设施系统。耕作中，翻耕、碎土、中耕已由牛犁、铁锄、铁镐承担；收割由铁镰刀完成。但出现了一种新式竹农具——竹耙，用于耙地整田。傣族就是如此。[31]在水利设施系统中，竹制灌溉工具可谓异彩独放。如聚居于云南富源、罗平、马关、河口等地的布依族主要有两种灌溉方法：“一是筑坝、修沟，既可蓄水排洪，又便于灌溉；二是使用竹筒水轮水车，利用白然水流冲动带有许多竹筒的大轮水车，水车不停地转动，一个个竹筒相继被转到水面装满水后，又一个个相继被转到高处把水倾倒出，通过引水沟渠，就能灌溉地势比较高的水田。这种带竹筒的大轮水车在布依族地区随处可见，十分壮观，它是布依族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32]哀牢山区的哈尼族、文山州许多地区的壮族亦以竹筒水车灌溉。竹水槽不仅是众多民族引生活用水的工具，亦是部分稻作民族的灌溉工具。如壮族隋唐以后便学会的竹笕引泉水灌溉。[33]瑶族亦以竹笕灌溉，后文将述及。傣族水利灌溉中的竹制分水器特色独具：在田埂上嵌一竹管放水，按应分水量在竹节上凿开与之相等的通水孔。金平县金水河傣族竹制分水器有大小不同的四种竹筒，“半堆田的水量叫格先，相当于手腕粗；一堆田的水量叫格哈，相当于腿粗；二堆田的水量叫格胡，相当于头粗；三堆田的水量叫格度，相当于腰粗。这种分水的标准，既适用于水田的面积，又适用于水田距离水沟的远近，如近沟田按格先分，其次是格哈，再其次是格胡，最后是格度。”[34]
值得一提的是竹制护秋工具。无论是刀耕火种民族还是稻作民族，护秋都是一项难以或缺的农事活动。傈僳族护秋工具是响叭、叭绳，把砍下的竹筒上段约三、四节处破为两半，套在地里的木椿上，并系牢。用竹篾搓成叭绳系在响叭的一边，扯动叭绳，使两半竹片相击发出响声，吓走雀鸟，该族《请工调》中便唱道：
金竹拿来做响叭，
毛竹用来搓叭绳，
从左边拉到右边，
由地头拉到地脚，
叭绳扯着十二根，
响叭插着十二个，
扯动叭绳吓田鼠，
拉响响叭吓山雀，
……[35]
拉祜族有一种“枷西枷保”的撵雀具，制法为：在木架上固定一个竹筒，以绳拉竹筒发声撵雀。该族《劳动组歌》之“撵雀”云：“阿哥拉来长藤子，拴上竹筒做系绳，妹妹坐在窝铺里，一拉藤子竹筒响，妹妹不再晒日头了。”[36]此外，景颇族、哈尼族、布朗族等均有类似的护秋竹具和护秋方法。
2、从加工到贮藏等环节中竹农具的存留
农业不同于狩猎和采集，它具有生产周期长、生产程序复杂的特点，因而所需的生产工具要繁富得多。
云南少数民族曾创造了服务于各个农业生产环节的生产工具。如果说翻地、播种、中耕、收割等环节中的竹农具渐被铁农具所取代而失却其昔日的辉煌的话，那么，在加工、装运、贮藏等环节中，竹农具则从始至今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难以替代的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
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通常是在地里脱粒：将谷穗放在一张大竹篾席上，再用竹木棍、连枷等脱粒。脱粒后，或人站高处往下倒谷，借自然风力扬弃秕谷，或以竹扇扬去秕谷杂物。谷物扬净后，山地民族主要用背箩运谷，而傣族等地区民族则主要用挑箩运谷。谷物运回家后，通常用竹席或簸箕晒谷。但历史上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用石磨等将谷碾成米贮藏，而是贮藏谷物，每日清早春米，现春现煮。贮谷工具多为竹制，主要有谷囤、竹箩、竹篮等。[37]
在贮谷工具中，云南部分民族的装谷竹筒可谓特色独具，故特作一番简单考察。
从有关神话传说和民族学资料看，竹筒应是云南部分民族先民最古老的盛谷具。哈尼族神话《塔婆取种》讲：开天辟地后，哈尼始祖母塔婆在岩洞里生下21个儿子，但都先后离开了母亲。塔婆一人孤孤独独，靠采集野果充饥。后来，三儿子龙王欧罗想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留老娘在龙宫住下，精心伺候。可塔婆过不惯龙宫中舒适安逸的日子，要儿子给她五谷种、六畜种和金银种，带回人间去。欧罗送给老母亲三个塞得很严密的竹筒。回到人间后，她打开第一个竹筒，是牛马六畜种；打开第二个，是金银珠宝；打开第三个，是一筒金闪闪的五谷种。从此，人间就有了五谷、六畜、金银。塔婆去世后，哈尼族每年农历八月属龙的日子都要用新米饭、香米酒、大胖猪祭献塔婆祖母。[38]这则神话似乎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在采集时代，妇女在长期的采集生涯中逐步发现一些植物的穗粒可食，进而观察到穗粒落到地上会长成与母体植物一样的植物，于是开始将穗粒精心收集起来，进行人工播撒或点种。这样，原始农业诞生了。先民们与竹朝夕相伴，已熟知竹子腹空能盛物的性能，因而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竹筒作为盛穗粒的容器。哈尼族在高龄男女去世时要举行隆重的“莫搓搓”葬礼。葬礼中，贝玛要用一节装有五谷、贝壳和银器的竹筒往地上“咚咚咚”地剁个不停，让竹筒发出一阵阵“昌朗昌朗”的声音。[39]可能便是该族先民以竹筒盛谷粒和其他物器的折光。当然，盛谷粒的还有葫芦，但在云南，葫芦的生长没有竹子普遍。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中说：彝族在迁徙途中忘了带谷种。首领都罗派两个人回家乡拿谷种。但谷种在途中被雀吃光了。第二次派三人去，用竹筒装谷种，可竹筒被老鼠啃通，谷种漏光了。最后还是铜鼓显灵，驾着都罗飞回故乡，才取回谷种。[40]这亦反映彝族曾经历过以竹筒装谷种的历史。(www.xing528.com)
以竹筒盛谷在一些民族中长期沿袭。如西盟大马散佤族本世纪50年代的点种方式是：“将籽种装在背袋内，用手抓出来撒；或把籽种装在竹筒内，竹节的一端开一孔，摇动竹筒把籽种撒出来。”[41]竹筒不仅是佤族点种中的盛谷器，而且该族每家都摆放着许多贮满谷物的竹筒，竹筒成为该族重要的贮粮工具。镇沅县彝族支系拉乌人贮藏粮食全用大小不一的竹筒。在他们的竹楼上，“火塘边、床头床尾、门外的过道上都靠有竹筒。有的不知有用了几代人，竹筒上的烟尘都厚了一层，就像用油漆漆过一样，亮铮铮的，每个竹筒口都用一节树或玉麦皮叶严丝合缝地塞着。这些竹筒都是用当地的苦竹（也称大竹）砍成，每筒长五尺至一丈，可装粮食五十至一百斤。……这竹筒不但可以装稻谷、苦荞等壳粮，还可装大米、包谷米等经过加工的精粮……。”[42]
竹筒装粮有很多优点。它干天防燥，雨天防潮，粮食不易发霉变质；方便保管，不占地方；还防鼠耗啃吃。竹筒盛粮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物尽其用、因地制宜的特有智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203页。
[2]鸥鹍勃编：《景颇族民间故事选》，第113页。
[3]徐华龙、吴菊芬编：《中国民间风俗传说》，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7页。
[4]赵官禄等搜集整理：《十二奴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192页。
[5]《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6]杨知勇、秦家华、李子贤编：《云南少数民族生产习俗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页。
[7]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保山地区民间文学集成小组编：《傈僳族风俗歌集成》，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8]尹绍亭：《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9页。
[9]同上书，第215—216页。
[10]同上书，第32页。
[11]艾荻、诗思编：《佤族民间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
[12]鸥鹍勃编：《景颇族民间故事选》，第22页。
[13]夏瑚：《怒俅边隘详情》。
[14]尹绍亭：《森林孕育 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第32页。
[15]参见何明、廖国强：《中国竹文化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9页。
[16]尹绍亭：《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第37页。
[17]尹绍亭：《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第31—32页。
[18]参见《中国竹文化研究》，第88—91页。
[19]恩格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0页。
[20]《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4页。
[21]卢勋、李根蟠：《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2]《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第83页。
[23]李根蟠、卢勋：《刀耕农业与锄耕农业并存的西盟佤族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24]《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25]《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26]《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27]《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28]《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第83—84页。
[29]参见《中国竹文化研究》，第90—91页。
[30]如盈江县卡场乡景颇族本世纪80年代仍使用竹木点播棒（参见尹绍亭《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第3章）。
[31]参见何斯强：《傣族文化中的稻和竹》，《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
[32]《云南少数民族生产习俗志》，第400页。
[33]《云南少数民族生产习俗志》，第86页。
[34]《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35]《傈僳族风俗歌集成》，第198—199页。
[36]云南拉祜族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拉祜族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37]参见《中国竹文化研究》，第96—105页。
[38]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7页。
[39]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
[40]《铜鼓王——彝族英雄史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92页。
[41]《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42]《镇沅风情》，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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