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新闻传播的挑战

全球化语境与新闻传播

胡锦涛同志2008年6月20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做好党和国家的工作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同志们办报纸也必须同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

“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同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央媒体如此，地方媒体也应如此。大连作为一个沿海开放城市，又要接连举办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大连如何与世界有效对话、交流与合作，就不仅仅是大连官方的事、社会的事，也是大连媒体的事。如今全国2000多个地以上城市中，有183个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且不论这种冲动是否都合适，首先要弄清，所谓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是要有国际化、现代化、开放性的思维、理念与文化，包括新闻传播，而并不在城市之大，不在高楼、大广场和宽马路。其实达沃斯就是瑞士东部一个小城，人口不过1　3万、坐落在一条17公里长的山谷里。但你不能不说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大连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大连广播电视就必须考虑如何推动方方面面建立一种国际化、现代化、开放性的理念与思维，如何以一种国际化、现代化、开放性的思维报道大连、报道中国和报道世界，如何使大连的新闻报道既做到在大连及全国的语境下的得体表达，又做到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得体表达。因为如今的新闻传播（包括大连媒体的新闻传播）再也不是自家人说给自家人听、自家人办给自家人看，再也不能偏居一隅、自说自话，因为中国的话题（包括大连的话题）再也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话题、大连自己的话题，中国话题、大连话题的背景再也不仅仅是中国国内或大连这个背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种语境成了新闻传播设置议程、选择话题和恰当表述必须考虑的两种背景、两种语境。

所谓“全球化语境”是指什么呢？从中国及中国传媒的角度讲，起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话题”、“中国因素”的国际化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事务中，“中国话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中国因素”越来越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的金融危机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当今世界，可以说各国都在关注中国、审视中国、表述中国。但是，由于在国际舆论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然掌控着话语权，因此，有关中国的描述，西方的声音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再进一步说，由于西方国家一直持有“西方本位论”，因此，任何可能导致西方被弱化、“边缘化”的发展都被认为是对其地位和利益的威胁。特别是美国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才是“人间正道”，美国的价值观念才具有普世意义，而“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反义词”，是“异类”、“怪物”，而中国走的恰恰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西方在理解中国、判定中国、表述中国时，往往总是带有一种偏见、防范甚至敌意。他们决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另一种道路、另一种模式对它们的威胁和挑战。在金融海啸发生后，由于西方模式受到质疑，中国模式受到关注，这使西方政治家很不是滋味。前香港总督彭定康2008年11月底接受BBC采访时说：“中国的潜在威胁不在于廉价的出口产品，而在于中国宣扬不需要民主也可以致富的观念，这是中国对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构成的最大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振兴时，美国并未出现“德国威胁论”或“日本威胁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著文反问：印度和中国都在崛起，为什么西方只把中国看作威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社会制度，经济的竞争仅仅被看作经济上的事。而对中国的振兴，西方则不仅从经济上看，更从政治上看，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西方曾认定中国也必然会随后垮台，故而大叫“中国崩溃论”。但见中国不仅未倒，反而越来越发展之后，立即抛出了“中国威胁论”。当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发展出现新的强劲势头时，又抛出了“中国世纪论”、“中国超越论”。这实际是一种异化了的、包了糖衣的“中国威胁论”。

不论是前类的唱衰中国、妖魔中国的“棒杀”，还是后类忽悠中国、唱晕中国的“捧杀”，都不仅会影响国际舆论，也会影响国内舆论，包括我们广电工作者。而无论是棒杀还是捧杀，其本意都在于“杀”。特别是“捧杀”比“棒杀”更具危险性，因为赞美和恭维更容易使人飘飘然解除武装。一旦中国人被忽悠得忘乎所以，不知南北，必定自乱方寸，那样就有可能出现美国所乐见的事态。

因此，面对这种复杂的国际语境，面对西方话说中国、杂说中国、乱说中国，中国广电工作者如何做到头脑清醒，誉毁不惊，骂不为所扰、捧不为所惑，冷静地审视中国、报道中国。一方面清醒地应对西方的不当舆论，另一方面引导国民对国情、国势保持清醒的认识，一心一意谋发展，就不能不认真考虑。

二、国内问题的国际化，国际问题的国内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及中国的持续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越来越深、互动性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势下，与世界无关的纯国内问题越来越少，与中国无关的纯国际问题也越来越少；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特点越来越显见。总之，国内问题、国际问题互不相干的时代已经过去，彼此互为背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时代已经到来；同样，国内报道、国际报道互不相干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彼此互为背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时代也已经到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报道国内问题时必须有世界的视角和国际的考量，报道国际问题时必须有国内的视角和考量。总之，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两种语境，既要用中国和世界的双重视角审视中国、报道中国；又要以国际和国内的双重视角审视世界、报道世界

三、中国信息的透明化，内宣、外宣界限的模糊化

随着卫星和互联网的出现，媒体传播已冲决了国界。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打破了传媒固有的疆界，而且改变了传媒人固有的版图，使得传播进入“一人一媒体时代”，即由过去“一对多的传播”进入“多对多的传播”时代。加之由于常驻和临时来华的外国记者以及旅游、经商、留学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不仅使有关中国的信息传播呈现了无隙性、即时性、全球性，而且使所谓的内宣与外宣的物理界限越来越模糊。过去强调内宣、外宣要“内外有别”，现在内宣、外宣越来越无别。在全球化语境下，甚至地方事态再也不单纯是本地域的事，地方媒体的传播再也不仅是单纯的地域性传播。地方事态也可能具有国际影响，地方新闻报道也可能成为国际传播关心的热点。

以上这种种新变化，都要求广播电视必须重新审视在全球化语境下该如何做宣传、做报道。

（一）坚持中国立场

所谓“中国立场”，首先是指广电宣传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的利益与形象，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从、服务于我国内政、外交的路线、方针。

所谓“中国立场”，还是指在国内、国际报道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比如，鉴于目前西方在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又不断地鼓吹“中国世纪论”、“中国超越论”，为中国戴高帽、唱高调，要给中国穿上一件“皇帝的新衣”，因此，在国内问题报道上，坚持中国立场的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要坚持我们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本判定。即通过各类报道清清楚楚、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国人讲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统计局2008年11月17日发布的报告说，如今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却排在132位。无疑，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因此，我们在宣传中，既要理直气壮地讲发展，又要实事求是地讲问题，从而给世人和国人描绘出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描绘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真实坐标。但反观我们的媒体，“盛世”、“崛起”、“腾飞”、“复兴”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不绝于目，这并不利于国民的清醒和理性。因为今日之中国虽已有大国之象，却仍无强国之实。

无论从民族的思维取向，还是媒体的报道取向，东西方都有很大的不同。在思维取向上，我们总是习惯以满足的神情回望过去；而西方人则习惯以忧虑的眼光看待未来。我们一张口，就是“上下五千年”，以史为荣。但西方国家更习惯于向前看，更习惯看困难。再从报道取向上看，我们总喜欢报道成绩，甚至放大成绩，西方媒体则习惯报道问题，甚至放大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如此）。因此，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往往是“问题中国”，我们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则往往是“盛世中国”。这两种“中国观”其实都有片面性。

发展与问题是真实中国的两个真实的方面，但绝非两张皮，不能将之机械地割裂开来。因为发展中有问题、问题中有发展。在恰当地报道成绩与问题这点上，我们还做得不够好，以至BBC 2006年12月19日报道说：“中国人真行，似乎永远有道理。当他们想证明自己崛起而强大时，就拿出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例子；当想证明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时，就说中国还有广大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还没完全解决温饱。”

可见，在宣传报道中，我们对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基本态度、基本立场的宣传和把握仍不够鲜明、不够到位，仍有飘移感、偏移感、隔裂感。这不仅不利于国民对中国国情的统一认识和奋发图强，而且容易给外国“中国威胁论”、“中国世纪论”、“中国超越论”的鼓噪者提供虚幻的口实。

在国际报道上，坚持中国立场同样重要。现在，我们广电国际报道大量来自西方通讯社和电视公司。如果不强调中国立场，不仅人家的信息会变成我们的信息，而且人家的判断、解读和表述也会变成我们的判断、解读和表述。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会用别人的过滤器来选择信息，而且会用别人的观点、语言解读信息。

总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事物，出于不同的利益总有不同的判断和表述。只有当中国媒体能够定义而非复制特定的国际事务时，只有当中国的媒体有更多的一手报道，而非翻转他人的报道和观点时，我们的新闻才能充分地展示中国视角、中国观点和中国立场，才能在国际报道中有更多的话语权，才能以中国的判断引导人们换个角度看世界。

（二）讲究全球视野

所谓“全球视野”，首先是指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这个背景中做恰当的定位和恰当的表述，防止坐井观天、自我陶醉。用报道的理性，引导国民的理性。

所谓“全球视野”还指要理性地看待国际事务，包括涉华问题和涉华舆论。防止偏居一隅，过度政治化、感情化地看待和报道某些事物。比如在金融海啸面前，媒体的报道就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对金融海啸究竟会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似乎欲言又止；二是“次贷危机让中国登上中心舞台”、“世界将变得更加中国化”一类的报道见诸报端，隐约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美欧不行了，看中国的吧！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媒体则表现了理性。比如针对金融海啸对我国的影响，有的媒体明确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有的媒体报道说：“金融危机使我国部分企业关、停、半停产，明年我国登记失业率会增长”。有的媒体报道说，对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要做好面对最坏情形的准备”。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对外韬光养晦，取低调甚至哀兵政策；对内则充分估计困难，并把困难如实告知民众，反而会更主动，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另外，针对对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质疑和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为，有的媒体提出：“西方不会把‘主角’让给中国”、要“警惕‘中国救世论’”。另有媒体提出：“不要小瞧西方的自我修复”能力，仅凭此次金融危机就说西方没落了，“这种说法有点一厢情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综合实力足以和西方文明平起平坐的文明类型。”有的媒体提出，“金融危机难撼美国霸主地位”，因为不仅“美国有强大实力，还因为新兴力量尚不知如何取代它”。(www.xing528.com)

我以为，类似的报道才有利于引导民众理性地看自己，理性地看世界。中国毕竟还是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仅难度很大，而且做好了就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因此，我们切不可被外国别有用心地忽悠了，我们的媒体更不应自己忽悠自己。

再比如，随着中国出口的增加和竞争力的提高，中外贸易摩擦只会增多、不会减少。因此，媒体应通过自己的报道帮助社会、企业明确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和意识：中外贸易摩擦既是中国产品竞争力增强的反应，也有反倾销法的滥用、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有政治歧视，但也确有个别企业诚信缺失、政府监管和行业协会协调不力等原因。媒体在报道中应区别情况，该反击的反击，该自省的自省，不可一概地做过度政治化解读。重点在于推动国家、行业协会及企业健全和完善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价值体系、标准体系、监管体系，以及维权应诉体系，从而提高企业抗击打能力和运用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这样的报道法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博弈中走得更硬朗、更坚实，走得更稳、更远。

所谓“全球视野”还是指世界事务大都是复杂的，因此，切忌对复杂的事务做简单化解读及不切实际的利我性解读。比如每逢外国大选，媒体总喜欢以自己的主观愿望揣测即将上任的外国领导人的对华政策。当年布什第一个任期上台，就认为他对华可能比较友好，原因是他是老布什的儿子，但他一上台就否定了中美原先确定的“战略伙伴”关系，代之以“竞争对手”。后来又发生了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跌到谷底。澳大利亚陆克文未任总理，媒体就炒作他懂中文，是“中国通”；日本福田康夫一接任首相，媒体又炒作他是“亲华派”。如果有些外国领导人或内阁成员是华人或有中国血统，也往往成为媒体的炒点。如今，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又有媒体在与奥巴马攀亲戚，说其弟在深圳工作，弟媳还是河南人。此前还有媒体炒作刚刚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美国科学家钱永健是钱学森的堂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知华”不等于“亲华”；“中国通”不等于“爱中国”；有中国血统也不等于持中国立场。这种报道不仅于事无益，甚至会给当事人及我们自己造成被动和难堪。比如钱永健就公开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和钱学森连面也不曾见过，只知道他是位著名科学家。”如此一来，就像《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所说，“当年阿Q想攀赵老太爷远亲，被结结实实赏了两个耳光。”再如2009年年中以来，由于澳大利亚政府阻止中国公司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股权合作、抛出针对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邀请疆独头目热比娅访澳，这一系列事件“使澳中关系降到了冰点。”（澳洲广播电台2009年8月19日语）

再如，对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中文，这可以报，但不要简单地解读为学中文就是“爱中国”。因为有的人学中文是为了研究，有的是为了谋生，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资助教学机构学中文，是为了有更多懂中文的人才可以做中国的情报。美国《华盛顿邮报》2007年10月5日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正在同国防部共同资助一项学习中文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消除美国情报机构在分析中国渐增的威胁方面存在的弱点，并为应对中国未来造成的威胁做好准备。”一张洋面孔、一口汉语普通话就成了明星，这是懂英语的中国人在外国享受不到的待遇。从深层次讲，这是中国人弱国心态的一种表现，即往往从自己的颜面和愿望解读或放大某些并非如此的事物。

所以，媒体应理性看世界。因为对普通民众来讲，媒体解读的世界就是他们眼中的世界，媒体看世界的视角也会成为民众看世界的视角。媒体要让民众理性看世界，自己必须首先能够理性看世界、报世界。

所谓“全球意识”，还是指在全球语境中，我们要尽可能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和普世性思维来报道中国、报道世界。特别是要大力宣传我们党和国家大力倡导的一系列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理念和命题。比如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比如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理念；比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理念；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比如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理念等等。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体现的信息透明、以人为本、关注生命、尊重生命就是人类的普世理念。所以我们的报道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

（三）树立大国情怀和大国心态

中国历史悠久，既有许多优秀传统，也有许多历史背负，并形成了种种不良心态。比如近代以前形成的习惯于威震八方、万邦来朝的“帝国心态”；比如近代遭受外国欺辱后走向另一极端的“弱国心态”、“小国心态”和“悲情意识”；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路线下形成的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革命心态”；比如改革开放后在部分人中形成的炫富、张扬的“暴发户心态”。

作为一般人，不良心态会影响他们理性看待中国、看待世界，作为新闻人，不良的心态则会影响他理性地报道中国、报道世界。

比如“弱国心态”，究竟有哪些表现和影响呢？吴建民同志列举了五种表现。（1）对别人的评论十分在意。往往过度敏感、过度解读、过分反应；（2）对自己的成绩喜欢炫耀，往往言过其实；（3）对存在的毛病和缺点则不大愿意提及，唯恐人家看自己不起；（4）瞧不起小国、弱国；（5）在大国强国人士面前，总有些底气不足、自惭形秽，觉得矮人一截。

鉴于“弱国心态”等不良心态会影响我们做报道，所以必须摒弃，代之以大国情怀、大国气度、君子心态、平等心态、包容心态，代之以大国公民意识和世界公民意识。

中国越是强大，各种涉华舆论就会越多。因此，我们既要习惯听赞扬，又要习惯听批评。中国过去不曾，将来也不可能在鲜花、掌声和一片赞扬声中前进。我们要学会面对不同声音。

（四）尊重新闻规律

胡锦涛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改进新闻工作的“五个必须”，其中之一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

他提出“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

他还提出“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的主动权。”

这些要求对改进新闻报道都极具针对性、指导性和建设性。

应该说，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精神，从而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危机报道信息公开、透明、及时的一个经典，创造了在危机报道中始终关注人和人的生命的一个经典，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通过灾难报道取得正面效果的一个经典。

如果说，这次四川地震，中国党和政府创造了一个坦然、坚定、开放地面对灾难、面对媒体、面对世界的新形象，经历了一次成人礼，那么，中国的新闻媒体同过去在危机报道中往往缺位、失语、遮掩、滞后的状况相比，同过去往往把危机报道事件化而非人性化相比，这次中国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有关四川抗震救灾的报道不仅创造了一个按新闻规律办事的经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新闻报道的一次涅槃、一个成人礼。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有多个维度，这里只讲讲如何处理好舆论导向与新闻规律这二者的关系问题。

新闻报道既有政治规律，又有业务规律。前者集中表现为“舆论导向”，后者集中表现为“新闻规律”、“报道艺术”。前者是把握“魂”的问题，后者是解决“体”的问题。“魂”之不正，即不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新闻报道的新闻性、轰动性越强，破坏力亦越大；但反过来，不讲究新闻规律，“体”之不健、不存，则“魂”亦难附。

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新闻不新、新闻无闻、套话、空话多等情况一直存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往往把新闻和宣传完全等同起来。

新闻和宣传的关系到底如何？业界、学界有种种看法，比如包容说、交叉说、并列说、无差别说等等。总起来讲，新闻与宣传有重合点，也有不同点。

关于新闻与宣传之“同”，由于事实胜于雄辩，特别典型的新闻事实具有强大说服力和宣传价值，因此，成功的、有效的宣传往往与新闻同行。关于新闻与宣传“之异”，张君昌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归纳为六点：（1）宣传重理念，新闻重事实；（2）宣传重时机，新闻重时效；（3）宣传重口号，新闻重信息；（4）宣传重说服，新闻重服务；（5）宣传可重复，新闻讲新意；（6）宣传讲重点，新闻讲平衡。（《中国媒体怎样才能走向世界》，《北方传媒研究》2006年第6期）

总之，新闻与宣传，舆论导向与新闻规律，既有统一性，又有特殊性。高明的媒体和高明的报道总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统一性。在这点上，我们似乎应该向西方新闻工作者学习。其实，西方新闻工作者也是很讲立场、很讲价值取向的，但他们同时也很讲究报道艺术。同他们相比，西方新闻工作者很善于把宣传新闻化，而我们则习惯于把新闻宣传化，他们很善于把宣传做成新闻，而我们则习惯于把新闻做成宣传。而你做出的究竟是新闻作品还是宣传品，这二者的形象和最后的效果其实是非常不同的。在国际语境下尤其如此。

广播电视报道要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关键在于恰当把握舆论导向和新闻规律、报道艺术的辩证关系。片面强调新闻规律，非理性地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但唯导向论，不尊重新闻规律、不讲究报道艺术的做法也不可取。因为新闻做得不到位、不生动，人家不听、不看，导向再正确，失去被导的对象，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特别是在新媒体崛起，人们对媒体有了更多选择的情况下，不尊重新闻规律就等于自绝于受众。因此，对党、国家和新闻事业负责任的媒体和媒体人，越是强调舆论导向，越要讲究新闻规律和报道艺术，目的是为了给正确的舆论导向创造生动的载体和有效的实现形式。总之，舆论导向与新闻规律和报道艺术的和谐统一才是新闻报道的最高境界，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因此，这应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本文系作者2008年12月5日在大连广电局广播电视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载《大连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一期。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改动。

本文原始稿为作者2007年8月16日在（乌鲁木齐）中广协会城市电视台委员会节目创新评析会及2007年12月25日在（哈尔滨）中广协会学术年会上的发言。载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动态》2008年第2期、中广协会城市电视台委员会《新闻交换简报》119期、120期、121期。中国外文出版发行局《对外传播》杂志2008年第7期、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秘书处《黄河通讯》2008年第8期先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