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庚子年间，外侮日盛，官场窳败，社会黑暗，民变迭起。其时上海文坛上活跃着一批既办报又写小说的文人墨客，他们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官场黑幕、抨击时政弊端，形成了清末“谴责小说”的独特风格，李伯元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晚清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李宝嘉又名宝凯，小名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为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二春居士等，祖籍江苏武进，1867年6月1日出生于山东。其父李申之在27岁时便弃下6岁的李伯元及遗腹女淑方病逝。李伯元自幼与母、妹依傍堂伯父李翼清生活。李翼清多年在山东为官，历任东昌知府、山东候补道等职，他笃于旧礼教，对子侄视为一体，故对李伯元督教甚严。李伯元生性敏慧异常，在伯父与母亲的严格要求下，不仅学业精进，文章、诗赋、书画都具有一定造诣，而且多才多艺，对金石篆刻、词曲音韵及考据、制艺等各种知识技艺无不触类旁通。1891年，李伯元回乡参加乡考，得中第一名秀才，接着又参加了江阴院试，未曾得中。从此，李伯元再未参加过科举考试。
李翼清见伯元天资聪颖，且又幼年丧父，对其倍加怜爱，特地为他捐纳了一个本省府经略的功名。孰知李伯元无意跻身官场，始终未去任内报到。1892年，李翼清辞官回乡，李伯元一家也随之返回故里，居于常州青果巷。此时，李伯元已是一个26岁的青年，他因目光近视，常戴一副玳瑁边眼镜，且又谈吐风雅，神态飘逸，在家乡十分引人注目。回乡后，李伯元曾跟着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又协助族人编修李氏宗谱，在宗谱上绘制了数十幅祠墓示意图。
返籍不久，李翼清即因病去世。李伯元见国势阽危、家庭多故，不愿继续蛰居乡里，遂萌问世之志。他认为，报纸能为民喉舌，可以对国民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便决定投身报界，一展才华。1896年，李伯元在家乡安排了妹妹的终身大事后，毅然携母亲、妻子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
李伯元来到上海之时，沪上报纸仅有《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等寥寥数家，而且全由外资经营。李伯元抵沪后，先办起了《指南报》，不久，又独出心裁，办起了全国第一张小报——《游戏报》。
《游戏报》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无不具备：其中官场笑柄、社会趣事乃至歌楼舞榭、妓院娼寮、茶肆酒馆的新闻等都有反映；诗词、杂著、小说、考证等形式亦应有尽有。报纸上的奇文佳作大多出自李伯元本人之手，其文笔诙谐、寓意深刻，所写之事又与民众十分接近，于是《游戏报》顿时风靡了上海，“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麾，南亭亭长李伯元，名乃大噪。”当时李伯元常去静安寺路味莼园内的茶楼品茗，园主张某敬其才华，嘱咐茶役不得收取李伯元茶资。座中一些文人知其人即为“游戏主人”李伯元，纷纷备了礼物求为弟子，以至李伯元有“借得味莼园一角，居然桃李作门墙”之句，《游戏报》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并非仅为社会各界人士消闲，而是有感于国贫民疲、士风日下而“假游戏之说，以隐喻劝惩”，力图“唤醒痴愚，破除烦恼”，其文字则“意取其浅，言取其俚，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而观之”。由于《游戏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沪上文人纷起效颦，一时各种小报陆续问世，竟有10余家之多，但无论是文字或内容都赶不上《游戏报》。李伯元见此情景，喟叹这些小报只知亦步亦趋，而不识改进变通，于是，他将《游戏报》盘与他人，自己另辟蹊径，办起了《繁华报》。
《繁华报》全称为《世界繁华报》，创刊于1901年4月，馆址设在大马路亿鑫里，《繁华报》虽仍是消闲性质的小报，但它对当时官场的暴露和讽刺更加辛辣，所辟栏目有讽林、艺文志、野史、官箴、北里志、鼓吹录、时事嬉谈及小说、论著等类。《繁华报》在总体内容上，仍不免谈风月、说勾栏，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的买办阶级、洋场才子、都会市民和官僚地主一些没落的生活形态，然而，它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抨击了官僚、买办与帝国主义。所以，《繁华报》与当时兴起的许多小报共同奠定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基础。
李伯元在主办《繁华报》后，逐渐认识到小说对改良社会的作用。因此，《繁华报》不仅连载了李伯元本人的重要作品《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等，而且还刊登了吴趼人的《糊涂世界》、刘锷的《老残游记》等著名作品。1903年，李伯元应商务印书馆之聘，担任《绣象小说》半月刊的主编，从此，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小说写作，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www.xing528.com)
李伯元一生著述甚多，其中最著名的即是60回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在这部著作中，李伯元非凡的写作才能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以晚清的官僚为题材，广泛、全面地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作了揭露和批判。由于李伯元出身官僚家庭，亲朋中也有不少官僚，所以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非常熟悉，写来无不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书中所写的官僚，上至军机大臣、督抚、统领，下至知县、佐杂乃至一心想做官的士人，不论是守旧派、维新派、洋务派都是他描述的对象。李伯元在书中着意刻画了官场中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种种黑幕，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批判了官僚制度的腐朽与官僚政治的虚伪，并进一步挑明了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乃是清政府本身。面对外国侵略者的跋扈，李伯元在书中塑造了极端畏惧与谄媚洋人的无耻官僚形象，揭露清政府的媚外本质。
这部长篇小说在《繁华报》上连载时，“每纸一出，见者拍案叫绝。”受尽官僚压迫的人民，感到李伯元为他们出了一口闷气，因为中国黑幕重重的官僚制度虽然腐朽至极，但“数千年来从未有人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有之，则自南亭亭长始。”出于对官僚制度的极端憎恶，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的写作中未免有过分夸张之处，但他所写的许多事件，乃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只是把真名隐去，改用含有寓意的假名。相传当时慈禧太后闻有此书，索阅后竟按书调查，结果有些官吏受到了处分。
《文明小史》是李伯元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它以维新运动为背景，不仅刻画了守旧与维新的各类人物，而且描述了湖南、湖北、苏州、上海、北京、山东乃至香港、日本、美洲等国内外广泛地域中对维新运动的反映。在这部小说中，李伯元写官僚的媚外、写豪绅的作恶，而更多的笔墨，则是以幽默和讽刺的笔调，揭露官僚的“立宪”不过是投机和敷衍。他笔下的维新派，大多是一些夸夸其谈、目空一切的青年，假借几个新名词，企图升官发财。李伯元并不赞成暴力革命，他是主张用维新手段来改良社会的，但他不满意当时的朝政，也不满意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改良派，而是希望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以文化革新去影响政治革新。为此，李伯元的作品无不注入了鲜明的观点和强烈的爱憎，企图以此来“匡救”社会。
李伯元的这种思想，在他第一部长篇《庚子国变弹词》中表现得更为充分。这部作品以大量血淋淋的事实，充分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残暴杀戮和封建统治者对义和团的欺骗和镇压。李伯元虽然反对义和团，反对种族革命，但他更加深恶痛绝中外反动派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和虐杀。由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仅仅一个月，一些人就似乎忘记了八国联军入侵的惨祸，“骄侈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李伯元希望以《庚子国变弹词》中“惊心怵目的文字”使人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从而“打起精神，各人烈烈轰轰做一番事业”，这就是李伯元写小说之真正目的！为此，他一生勤奋写作，除还著有《海天鸿雪记》、《中国现在记》、《醒世缘弹词》等长篇外，还著有《南亭笔记》、《南亭四话》等多则短篇及诗歌、谐文等，直到临终前，还在抱病撰写揭露监狱生活的长篇小说《活地狱》。
李伯元对晚清官场入木三分的刻画，嬉笑怒骂的嘲讽，使许多贪官污吏恨之入骨，1902年，清政府设立经济特科，侍郎曾慕涛举荐李伯元进京应考，即被朝中官僚以“文字轻佻，接近优伶”所弹劾。然而，李伯元本不愿应召求官，听说有人弹劾，微微笑道：“是乃真知我者。”自此，更潜心于小说创作。
由于救国醒世的愿望难以实现，李伯元心情郁郁不快；又因长期埋头写作，积劳成疾，遂成慢性瘵痨之症。1906年4月9日，这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病逝于上海大马路亿鑫里寓所，年仅40岁。李伯元的夭折，引起了许多人的痛惜。他的好友、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为之作传，热烈赞颂了他的学识与为人。鉴于李伯元多才多艺，除有小说、诗赋等留世外，还录有《芋香室印谱》与多种书画作品，吴趼人为此写道：“君之才何必以小说传哉，而竟以小说传，君之不幸，小说界之大幸也。”
李伯元逝世时，生活窘迫，家境萧条，身后之事全赖他的好友、京剧名须生孙菊仙主持。孙菊仙出面调停了《繁华报》馆的事务，并作主将《官场现形记》的版权与存书作价3000元售出，安顿了李伯元的家眷与灵榇。
（崔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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