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旧上海四角号码之主

爱好读书的人，很少不曾听说过四角号码检字法，但却并非人人熟知它的发明者和推行者——中国出版界巨子王云五。王云五，号岫庐，原名日祥，其塾师取“日下现五色祥云”之典，为其更名为云五。他的名字，是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的出版事业紧密相连在一起的。

王云五于1888年7月9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一户世代务农的家庭，他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是贫寒而清苦的。王云五在接受长兄的启蒙教育后仅上过一段时期的私塾，14岁就来到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他生性好学勤奋，在经过一天的劳累之后，晚上还前往一所名为守真书馆的英文补习学校读书。守真书馆设在南京路附近一座酒馆的楼上，一间大教室中容纳着程度参差、年龄悬殊的几百名学生，分班轮流上课。王云五不仅坚持每天到如此喧闹的教室里听课，夜深回店后还刻苦自学。因学徒宿处没有电灯，他就偷了几个蜡烛头靠在床上点烛看书，有一天不慎被烛火烧坏帐子，险些酿成火灾，还遭到了老板的责罚。7个月后，王云五英文学习成绩斐然，还跳了一班。1905年夏，他转入英国人办的同文馆学习英文，兼学历史、地理、文学理论和其他学科。

1907年秋，19岁的王云五依靠自修苦学获得的知识，居然被中国公学聘为英文教员，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同校教书，学生中有胡适、朱经农、杨杏佛等杰出的人物。这时，王云五有了比较丰裕的经济收入以满足购置图书的渴望。他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买了一部拥有35巨册的《大英百科全书》，在三年之内全部读完，从而知识大进。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云五应孙中山之聘，担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又历任教育部专门司司长、全国煤油矿经理处编译股股长及赣、皖、浙三省禁烟特派员等。不论在任何职位上，王云五都以认真、勤勉的工作作风赢得人们的重视。1921年，他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从此踏上了通向毕生事业辉煌峰巅的成功之路。

商务印书馆是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及张元济等人在甲午战争后创办的。在初创时期，它吸收了一些日本的先进印刷技术，并出版了一批适应社会需要的著译、工具书和教科书，促进了中国出版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数十年来，它的体制、管理、出书等环节都依然保留着旧式企业的痕迹，束缚了紧跟时代前进的步履。

王云五进入商务编译所后，首先竭力罗致国内第一流人才，新聘了朱经农、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等知名学者，并调整了编译所的下属机构，改原来的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部为国文、史地、理化、算学、哲学教育、法制经济等部，并设立英汉字典委员会和百科全书委员会等，完善了编译所的学科设置。针对商务出书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的缺憾，王云五初上任就着手编印商业、师范、算学、医学、体育等各科治学入门小丛书，计划陆续编印数百种，尽力使各科各类齐备，然后再编印有系统的大规模丛书。从1923年、即王云五担任编译所长的第三年起，商务出书品种大幅度增加，从1921年的230种猛增至667种，为商务以后几十年多门类、多品种的出书打下了基础。

1929年秋，王云五为潜心搞研究工作，曾一度离开商务，改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不到半年，因商务总经理鲍咸昌逝世，王云五被董事会推选继任总经理。他上任前提出改革商务现行体制和出国考察半年两个先决条件，都获得了满足。1930年3月，王云五启程前往日、美、英、法、德、比、荷、意8国。他不及游览名胜古迹，无暇领略异国风情，而是分秒必争地沿途参观工厂、访问专家，吸收新的知识和各国出版业的先进经验。在规模宏大的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中，他如饥似渴地用11天时间涉猎了约900种关于科学管理的书刊，以期归国后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半年之后，王云五风尘仆仆地回到上海，立即着手于商务的体制改革。他采取由总经理主持编译、印刷、发行三所，由两名经理分管各科与各分馆业务的办法，摆脱了烦琐的事务工作，得以集中精力考虑与指挥全局运行。为了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潜在能力，王云五仿照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对人、财、物进行了科学管理，其内容有：对厂房重新进行合理布置和设计、保证印刷机器24小时不间断运转、以科学方法进行预算和统计、实行版面设计和纸张规格的标准化、充实生产管理的薄弱环节，等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顺利推行并取得相当成绩。此外，王云五还试图采用“泰罗制”的办法，即根据人体合理动作所需时间来确定生产指标，并打算将此推行到体力劳动之外的翻译、编辑乃至打字、抄写等顺序上。由于推行这种方法缺乏思想基础，而且直接牵涉到每一职工的切身利益，广大职工激烈反对，这项办法便中止实行。

王云五实行的体制改革和科学管理，使商务印书馆的面貌焕然一新，并为它发展为现代化的资产阶级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学成才的王云五在学习中离不开字典与词典，他一向觉得中国传统的以部首、笔划检字的方法困难很多。在商务审定辞书时，他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旧式检字法的弊端，决心要加以改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受到电报以号码代字的启示，便想像以数字号码来代替汉字。经过一年废寝忘食的研究，王云五在1925年11月正式向社会公布了他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他将汉字的所有笔划分为横、直、撇、点、方块、八字等10种，分别以0-9的号码来表示；每个字以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角的笔形为序，按号码数序排列于字典中。此法一经公布，立即取得中外人士的好评。其后，王云五又历时4年，经过70余次修订，使之更趋完善。于是，他正式推出新法编排的《王云五大辞典》，使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全国得到普及与推广。以后，这种新检字法还推广应用于一些外国词书的索引及有些档案与资料卡片的管理。(www.xing528.com)

王云五在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时，得到了使用馆属涵芬楼藏书的便利。涵芬楼藏书的门类之众多、内容之丰富，不禁使王云五又萌发了新的设想：创造一种科学的、先进的图书分类法，将这些藏书全部重新分类排列，以便加强管理，争取向社会开放，使更多的人能利用这些珍贵的图书。王云五是一个善于把思想付诸于行动的人，他研究改进了美国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使之适应中国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同时，又把中国图书著者姓名按四角号码顺序排列，并将外文图书著者姓名按字母也代成四个号码，从而创造了新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不久，涵芬楼藏书便以东方图书馆的名称正式向社会开放。东方图书馆以它丰富的藏书和检索分类卡片的便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对发展中国文化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王云五在进入商务之初，就着意于出书的系统性，除编印各科小丛书外，又广延专家选译世界名著、编撰史地丛书等，为编印系统的《万有文库》作准备。1929年，王云五的宏大计划初步得到实现：包括1010种、分为2000册的《万有文库》第一集刊印问世了。为便于图书馆收藏和读者检索，这套《万有文库》还附有10册内容丰富的参考书，每一册的书脊上都印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类号，并在书末附有3000张按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的书名卡片。由于这套文库门类齐全、检索方便，且价格远远低于同样篇幅的丛书，国内图书馆竞相购买，有1500所左右的新建图书馆即以《万有文库》第一集作为设馆的基础。第一次印刷的5000部《万有文库》很快便销售一空，王云五的名字也随着《万有文库》走进了千家万户。

王云五就任商务总经理后，商务印书馆的事业蒸蒸日上。然而，日寇燃起的“一二八”战火无情地摧毁了商务在闸北的总厂、仓库和职工住房，藏有数十万册珍贵书籍的东方图书馆竟然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面对着这一残酷的现实，王云五彻夜难眠，他决心不辞艰苦劳累、不顾自身得失，全力复兴商务印书馆。

为筹集复业资金，王云五派人前往北京、香港的两个印刷分厂，督饬日夜赶印秋季开学用的教科书。同时，他将各地所存书物进行合理调剂，指示各地分馆在紧缩情况下维持营业，以分馆半年间的营业收入作为复业基础。1932年8月1日，上海商务总馆宣告复业，王云五在“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旗号下，加快恢复上海各厂，重印社会急需的书籍。按照商务当时的财力和生产能力，集中全力重版被毁书籍，不失为应急的上上之策，然而，王云五却认为，作为出版家，决不能放弃在文化教育方面应尽的责任。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毅然决定实行重版旧书与编印新书同时兼顾的方针。11月1日，王云五宣布，自即日起商务每日出版新书一种，并将《东方杂志》等四种期刊复刊。到1932年底，复业仅5个月的商务印书馆已重印重版书550种，出版新书51种，初步恢复了原有的生产能力。

有人说，读书和工作是王云五一生中最感兴趣的两件事，他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工作、也不停地推出新的计划。从商务复业到1937年“八一三”之前，王云五主持编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四部丛刊续编》、《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及《万有文库》第2集等多种大型丛书，使商务的资本额和营业额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36年3月，王云五又与孙科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馆订约，准备编纂一部空前规模的大辞典。原来王云五自1928年起，就留意积累各种中外辞书资料，将有关条目制成卡片并按四角号码排列。近十年间，已搜集卡片600余万张，引起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重视。双方协商决定，以这些资料为基础，仿照英国牛津大辞典的体例，编纂一部约5000万字的中山大辞典，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资合作，成立有40余人的中山大辞典编纂处，准备从1938年起由商务印书馆开始出书。1937年4月，王云五先将“一”字条目作长编印行，以征求全国学者的意见。“一”字长编共有条目5474条，合计100万字以上，刊印后深得学术界的好评。王云五自信，这部辞典规模之大、内容之详不但超越古人，而且敢于同世界著名的牛津大辞典媲美。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打破了王云五的计划，中山大辞典的问世终成泡影。

在“八一三”的烽烟中，商务的上海总馆落到了日寇手中。王云五先在长沙设厂，后又着力于办好香港印刷厂，依然坚持日出一书，并适应时局，出版了《战时读物》、《战时常识丛书》、《抗战小丛书》等抗战读物，直到香港陷落，商务总管理处才迁到重庆，成为西南印行学校教科书的中心。

抗战胜利后，银发皓首的王云五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的任命，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投身于政治漩涡。1964年重返台湾商务印书馆为董事长，再次为出版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79年8月14日，这位声名卓著的出版界巨子以91岁的高龄在台北溘然长逝。

（崔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