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辽代珍贵文物考古成果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山西省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

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

提要　在木塔塑像内发现的辽代文物共计160件，其中辽刻经47，写经、杂抄30，刻书、杂刻8，绘画、板刻印刷佛像7，七珍、舍利佛牙68。这批珍贵文物的发现，对探讨辽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雕版印刷，填补了我国印刷史的空白，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多年来所企盼能见到的珍贵实物。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木塔），建于契丹清宁二年（1056年），规模宏伟，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瑰宝。1961年3月4日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木塔建立900余年来，由于地震、风雨剥蚀及战争等自然与人为灾害的影响，致部分承重构件压损劈裂，易损构件残缺腐朽，阶基局部塌毁，塔身已见扭转变形。十年动乱之初，塔内塑像又遭破坏。根据建筑专家杨廷保等同志的意见，从1974年起，对木塔进行了抢险加固工程。施工过程中，在塑像内陆续发现了一批辽代的珍贵文物。

文物的发现与修复整理

1974年7月28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和省、地、县的文物工作人员6人，在祁英涛同志主持下，自上而下逐层检查木塔塑像的残破情况。发现四层主像（释迦）（图一）胸背部开洞。从残破处看到，塑像系木构骨架，装板缠绳，外敷薄泥后装饰包型。木架中柱宽20、厚15厘米。中柱上端相当于塑像胸部，有一约15×15×10厘米的凹槽，槽外原有铁皮罩板。罩板及槽内藏物已失，装钉置板的铁钉部分尚存。木架中柱的凹槽以下，前端出有一宽、厚与木柱略等的木板围制的长方形竖槽。竖槽内，下距凹槽约80厘米处，有泥土覆盖。以木棍探之，觉内中有物。经设法提取，得到卷轴两件。一为刻经，一为绘画《神农采药图》。后继续进行清理，又发现一批卷轴文物分层立放于竖槽之内（图二）。竖槽下端与塑像盘膝部位的木架相接，其间散乱放置刻经、写经、刻书及大量经书碎片，并有黄鼠骨架一具。显系文物入藏后，曾受到黄鼠的严重扰乱。1974年9月14日，在二层主像（释迦）木构骨架中柱上端之凹槽内，发现银盒一件，内盛七宝与舍利佛牙，惜已残毁。凹槽约10×10×10厘米，做法与四层主像内的相同，其外部罩薄铁板。

图一　四层释迦像

图二　四层释迦像剖面图

1966年6月18日，在三层佛座下，发现一花式银盒，内盛七宝、舍利佛牙与折叠的《南无释加牟尼佛像》三件。此银盒似以后放置于此处。从木塔各层塑像的残痕判断，四层主像木构骨架之中柱上端有一凹槽，银盒入槽，尺寸吻合。可以推断此花式银盒，可能是十年动乱初期，有人从槽内移藏于三层佛座之下。在检查木塔各层塑像时，我们注意到二、四层的主像，虽经后代粉饰重妆，但未见二次塑痕迹。可见塑像中所出文物，都是塑像时原装之物。

1979年7月，山西省文物部门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组成“应县木塔文物整理组”，负责整理研究工作。这批文物在塑像内秘藏800余年，屡经鼠患，部分经卷、画幅已残断折裂，有的撕成碎片，有的糜烂成团。整理工作的第一步，是将残污经卷及数量庞大的碎片清洗、展平，校核复位。我们参照《影印宋碛砂藏经》和《新修大正大藏经》等，相字形，观纸质，量碴口，逐经逐句，查找拼对。用了近一年时间，拼复了绝大部分残片。荣宝斋裱画车间的技师，与文物部门密切合作，充分运用我国传统的古籍、书画装裱经验进行修复，坚持以保护为主，恢复原貌的原则，从1978年冬至1981年春，历时两年，使残破不堪的经卷古籍，整旧如旧，为这批文物的长期妥善保存，做出了贡献。

文物内容

修复后的辽文物共160件，其中有：

一、辽刻经47件（见表一）

这批刻经以统和八年（990年）雕印的《上生经疏科文》为最早；《涅槃义记第八》（原八十纸，现存总长3331.4厘米）为最长。辽刻经以卷子本为主，也有蝴蝶装本。《妙法莲花经卷第一》Ⅲ式^[1]（图三）原为卷子，当时已改为经折装，并用纸补加书口，墨画边框，可能是由于卷子破损，僧人为便于诵读改装的。此种现象，可以看出印刷品由卷到册的演变情况。刻经用皮纸或麻纸，至今无一虫蛀，足见防蠹技术水平之高。皮纸入潢后称硬黄纸，用于大藏，也称藏经纸。

图三　卷子改册的《妙法莲花经第一》Ⅲ式

依千字文编号的藏经共12卷，皆是卷子本。如《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编号为“靡”；《中阿含经

表一　辽刻经

续表

卷第三十六》，编号为“凊”（图四），其为大藏，无庸置疑。至于这批藏经的雕印年代，参照款式相同、保存完整的《称赞大乘功德经女》的题记，知是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刻于燕京。由刻工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等四人同雕。我国全藏的雕版，以北宋开宝四年（971年）为最早。木塔所出辽统和藏，是我国刻印大藏较早的版本。辽代自圣宗统和元年至道宗清宁十年（983—1064年）的82年中，以契丹为国号，故辽藏亦称契丹藏。

图四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Ⅰ式）之卷首画上，有“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周雕记”题字。此卷款式与《称赞大乘功德经女》相同，故两经的刻工赵守俊当是一人。据此推断，同一塑像所出诸经，凡属硬黄纸、卷轴装、无讳、燕京雕印者，均是同一时期，即辽圣宗统和时期完成的。《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卷尾题记中有“云州节度副使”。按云州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节度使改西京留守，知此经应刻于重熙十三年以前。

刻经之讳字缺笔者，有：光（太宗耶律德光）、明（穆宗耶律璟，后更名明）、贤（景宗耶律贤，小字明扆，故亦讳明）、真（兴宗耶律宗真）。其特点是：诸刻经凡有圣宗统和、太平纪年者，皆无讳；凡有道宗咸雍七年纪年者，四字俱讳。明字讳缺两笔。

诸经刻印地点以燕京为最多，官刻私刻皆有。辽在燕京设印经院，专门从事刻经。《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图五）、《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两卷，都是咸雍七年奉宣雕造的。经背均有“宣赐燕京”戳记。坊间刻经有“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等。刻经中还存在一经多版现象，如：《妙法莲华经》卷第一、第三、第四、第八均见两个以上刻版。此外，《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二、第六，都长达47纸，刊有刻工姓名，参加刻工有45人之多，可见当时辽燕京印刷业是相当发达兴盛的。

图五　《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卷尾题款

二、写经、杂抄共30件（见表二）

写经是佛教信徒为传播佛教而做的一种功德。或抄录，或注疏，广征博引，内容丰富。高手所写，成为艺术珍品。如《成唯识论卷第一尽》，欧体字刚劲古朴，与辽刻经同一风格。辽代名僧守臻、孝思（《房山云居寺石经》称思孝）解经的抄本，书写隽秀，为木塔所发现写经中的精品。重熙十年抄写的《法华经手记第七》，长达40余纸，书写整齐，未避辽讳。杂抄中有戒仪、借贷记录、辩解状、习字之作等，内容包罗万象。《大方广佛花严经答问》中，有尚未完成的七言诗一首，存18字：“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法（发）垂，何故水边……”反映了抄经者的心情。而此类杂抄与习字，竟与经论一起共藏释迦像中，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此外，尚有一部分讲经文、俗曲等，是木塔内发现的重要俗文学史料。这为研究辽代俗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刻书与杂刻8件

《蒙求》（图六）一册。框高20.4、板广25.8厘米。麻纸，蝴蝶装。存七叶半，自“燕昭筑台”起至卷终。卷后音

表二　写经、杂抄

注：表内部分名称系暂定，表内罗马字为区别版式所加。

图六　《蒙求》(www.xing528.com)

义之天头上有儿童戏作墨绘人像，益证此书是儿童读本。《蒙求》为唐李翰撰。敦煌石窟曾发现唐人写本《蒙求》残卷，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此辽刻本中“明”、“真”缺笔，据同出刻经推断，此书刻印时间应不早于道宗时期。

卜筮书残叶。纵17.2、横14.5厘米。麻纸，仅存不足半叶，似为蝴蝶装。

《燕台大悯忠寺新雕诸杂赞一策》（图七）。框高22.3、板广30.5厘米。麻纸，蝴蝶装。书皮麻纸入潢。未避辽讳。燕台大悯忠寺即今北京法源寺，自唐代以来就是我国佛教重地，辽代燕京刻经多与悯忠寺有密切关系。从木塔发现的辽刻经，可以看出辽代悯忠寺在传播佛教中的重要作用。

图七　《燕台大悯忠寺新雕诸杂赞一策》

此外，还有《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牒》、《菩萨戒坛所牒》及所附牒封共4件。骈体牒文，未填受戒人及日期。牒封为筒子封，封背合缝处有传戒僧押署。

“五台山松子欲（峪）下水院讲经律论沙门”封套残纸，上有“大康□年□□□僧果”等字。按，五台山当时隶宋。宋辽自澶渊之盟后，近百年和好相处。虽关禁甚严，但商旅僧俗，往来不断。五台山松子峪寺院文书封套在应州发现即是一例。

四、绘画、板刻印刷佛像7件

《神农采药图》一件。麻纸，原为挂幅，天杆为细薄竹片，无轴。纵54、横34.6厘米，四周墨框。图中彩绘人物，面形丰满，赤足袒腹，披兽皮，围叶裳，负竹篓，举灵芝，行于山石间。其人待考，或谓神农，或谓太乙。此画用笔豪放，技法上继承了唐代壁画传统。装潢简易，显系民间作品。

《炽盛光九曜图》一件。纵94.6、横45.9厘米。麻纸，原为挂幅，天杆地轴已失，画身多处伤残。内容为佛与九曜星宿。原有题榜，残存“降九”字样。四周有双线边框，刻工精细，线条遒劲，是我国古代木刻立轴中的优秀作品。

《药师瑠璃光佛说法图》二件。麻纸，木板墨印，朱膘、石绿两色填染。榜题“药师瑠璃光佛”。内容为药师说法，上部有十二大愿相，下部为十二红叉大将相。纵77、横36.5厘米。两轴尺寸略等，系同版所印，均有伤残。

《南无释迦牟尼佛像》三件。纵65.8、横62厘米。绢地，似木版彩印（一说为丝漏彩印）。原折叠存放，为佛说法图。佛及弟子面部及其它细部，均用朱、墨两色描绘开光。全幅系木刻半版，折叠印刷。原版边侧上方有楷体阴文“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三件为同版所印。此种辽人绢本，水印红、黄、蓝三色版画，在我国目前还是首次发现，在雕版印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五、七珍与舍利佛牙68件（见表三）

佛教七珍，亦称七宝。即金、银、琉璃、玻璃（水晶）、硨磲（贝类）、赤珠和玛瑙。故储七珍的佛塔亦称七宝塔。

佛牙、舍利俱指佛身后之遗骨。木塔二、四层主像中各出一枚。其牙根凹处镶嵌有舍利子。

表三　七珍与舍利佛牙等

文物的入藏年代

关于这批文物进入塑像的年代，根据实物考察，有以下几种情况：

1.辽代题记中以天祚帝耶延禧的天庆纪年（1111—1120年）为最晚。

2.文物中见有北宋末年徽宗赵佶时期的宣和（1119—1125年）金币。

3.北宋、辽代同年终结，其时间是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

4.木塔二、四层主像风格与晋北现存辽金塑像相似，均未见二次塑痕迹。

5.根据《山西应县释迦塔牌题记的探讨》（《文物》1979年4期）一文，结合山西朔县发现辽杭芳园棲灵寺碑记载和应县木塔的碳14测定考订，木塔系辽建，但部分塑像可晚至金初。

因此，这批文物的入藏时间，应与塑像同时，即在辽末金初。

小　结

木塔辽代文物的发现，对于探讨辽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仅以雕版印刷而论，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刻书刻经以敦煌古籍证明，不应晚于唐代中叶。而全藏的雕版付刊，以北宋的的开宝藏为最早，惜现仅存残卷。《辽史·道宗纪》载，辽代曾刊刻大藏与经史典籍，但未见流传。多年以来，国内学者尝叹辽刻之不可得。今木塔发现辽代刻47件，刻书与杂刻8种，版刻印刷佛像6件，只此一端，已大大填补了我国印刷史的空白。其中契丹藏的发现，尤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多年来所希望见到的珍贵实物。至于其在历史、文学、艺术、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贡献，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根据刻经和写本题记，这批文物经统和迄天庆，绵延近120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纸质优良、印刷精美的契丹藏和大部分刻书、刻经，是在燕京雕版印制的。辽的燕京，或称南京，为辽五京之一，即今之北京。当时的燕京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木塔辽文物的发现，为北京史的研究，木塔的兴建历史的探索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执笔：张畅耕　毕素娟　郑恩淮

制图：李竹君

摄影：顾　棣　高礼双　李文奎

（原载《文物》1982年6期）

◎毕素娟（女），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郑恩淮，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

【注释】

[1]辽刻《妙法莲花经》经名的“花”字与“华”字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