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外语水平：超越应试教育，英文突出

刚开始，对于外面传说他不懂外语的说法余秋雨根本不知道，只是一次偶然才让他大感意外。有一年余秋雨因病住院，一位居住在美国的老太太知道后，托人带给他一本Krsh-namurti的英文著作，附言告诉他，这本书的内容有利于他养病。来人有些好奇，问余秋雨，什么书能有利于养病？是医学书吗？余秋雨随便翻了几页告诉他，这是一本把古代印度哲学和现代心理学融合在一起的著作，主要讲述人的精神超脱。这时，旁边一位朋友突然小声问余秋雨：“你懂英文？”余秋雨说：“能阅读。”没想这个朋友听后叫起来，说刚在天津的《文学自由谈》上读到一篇批判他的文章，说他不通外文，因此别人对他讲述西方戏剧理论不敢恭维。余秋雨停了一下，幽默地说，别人说他讲述西方戏剧理论，当然是指他二十年前写的《戏剧理论史稿》，这本书论述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戏剧理论发展总貌，这十四个国家几乎涉及了世界各个主要语种，而他只能阅读中文和英文。余秋雨认为写这篇文章的人很巧妙，是想用“不通”二字让读者产生联想，例如一窍不通之类。

这位朋友问余秋雨，那位美国老太太怎么知道他懂英文？余秋雨告诉他，她的丈夫正好是他的英文老师孙珏先生的好友。余秋雨英文的功夫还得感谢自学，那时他在读大学，又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来学生都到军垦农场劳动，就是在这里，余秋雨忙里偷闲自学的英文。虽然英文学得比不上汉语，但阅读是完全不成问题的。确认一个人懂不懂英文，能够阅读应该算是一个不低的标准了。余秋雨实在不想和谁去争辩他是否懂外文，他只是用事实说话：“即便在论述极其关键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戏剧理论家们的重要著作时，也只好自己从英文转译……”心平气和、镇定自若，什么叫不攻自破，这就叫不攻自破。

余秋雨发现，80年代前中国对世界戏剧理论发展历史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便决心研究。不过当时的英文书籍极其难找，余秋雨回忆，就是找别人借到几本英文书籍，也要讲好只能借几天。那时他每借到一本英文专著，几乎都是不睡觉捧着字典翻译的，但这也仅止于英文。余秋雨说话向来实事求是，懂就是懂，不懂绝不会胡吹。他说他谈亚里斯多德而不懂希腊文，谈婆罗多牟尼而不懂梵文，谈世阿弥而不懂日文，谈黑格尔和布莱希特而不懂德文，大多凭着译文（英文）做研究。

又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雨散文集《霜冷长河》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地反响，作家出版社等单位邀余秋雨在北京大学演讲。首都大学生的提问汹涌尖刻，外国语大学的一学生问道：“你能让外国人理解你的表述吗……”

余秋雨诚恳地说：“我们这一代有很多局限，已经产生不了但丁、歌德这样的大家——只有这些巨匠般的人物才能担负阐述一个民族至诚至善的心灵的重任。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不能用英文写作，甚至……现在还不能用英文演讲，只能在华人圈里唠叨。”

余秋雨从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也不含糊其词。他知道，文化遗产浩如烟海，一个人的生命又如此有限，想穷尽一生学到所有的知识，不只是他，只要是人就不可能达到。那些先人世世代代文化的精髓，每一句，每一节都需要后人去品，它们就如浩瀚的大海溅出的浪花，经常站在海边的人自然就能多些感受。正如他在《文学报》1999年4月22日上概括的一句话便很朴实也有哲理：“我们的感觉在大自然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其实，余秋雨外文好与不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余秋雨的外文基本是自学获得的，但却超出了应试教育的平均成绩。1963年余秋雨16岁，此年他高中毕业，提前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考试，又参加了全国高校统考，成绩相当出色，他同时被上海戏剧学院和军事外国语学院录取。最令他自豪的是，在他报考军事外国语学院的当年，他的外语成绩在上海考生中名列第一。上海，绝不是一个文化积淀薄弱的城市，那里人口密集，技术先进，学习气氛相对高涨，在这样一个城市能获得外文成绩第一名的人被有些人说成不通外文，恐怕说不过去吧。余秋雨喜欢外语，大学期间他下放时也不忘带上许国璋的英语课本，一有空就拿出来看，他当时很单纯，就是想学好外文不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都有好处。

下放时张可老师和余秋雨他们在一起。余秋雨记得，有天他在看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中文版，张可老师精通外文，看到后对余秋雨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读原文的乐趣更大。接着，她又比较起朱生豪和吴兴华的翻译，还向余秋雨介绍了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乡下的这段日子，张可老师在外国语言学习方面给了余秋雨不少有益的指导和影响，每每谈起这些往事，余秋雨都兴致勃勃，感触万分。(www.xing528.com)

余秋雨热爱外国哲学，但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教育还没有真正走上正轨，他在书店里买不到自己喜欢的书。经过多方搜索，他终于在图书馆里找到了部分英文版的古希腊作品，对于其中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他更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认真地拜读、研究，并详细地做了读书笔记。他后来常对人说，读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就像又上了一次大学，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他的外语水平也由此有了很大的提高。

著名学者胡锡涛先生这样回忆余秋雨苦读英文的情景：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极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问他“是不是想搞翻译？”他说：“不完全是，主要是受我老师张可的影响，她认为读莎士比亚作品一定要读英文版才有味，我已经尝到一点甜头了，味道真不错。当然，学会一门外语，等于多了一双眼睛，将来如果干别的不行，搞翻译也是一条路。”好成熟的小伙！当我爬格子时，室内往往只有余秋雨仍然在看原著，看得如痴如醉，有一次，突然拍案叫绝：“妙！”倒是他干扰了我的写作思路。

余秋雨对英文痴迷到这种程度，别说他这样一个聪明人，就是智商不高的人也会将英语学到家的。

“文革”结束后，一些重要的世界文史经典已经可以陆续从书店买到，但都是译本。于是余秋雨就到学院图书馆借来英文原版书阅读。他的英文水平达到阅读程度，笔译学术论著时为了严谨，一定要请人订正。好在当时上海的里弄间还能找到不少劫后余生的博学老者，能够为余秋雨排忧解难，在余秋雨的印象中，他们平时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但一看见培根和休谟的名字就会激动起来。他这样形容：“苍老的诵读声牵带出他们在剑桥和哈佛的青春岁月。他们当时还很空闲，有足够的时间带着我在那远年经典间缓步徘徊，尽管他们的住所，总是局促而又阴暗。”这场景如一幅古典又现代的油画，似真似幻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余秋雨是幸福的，读者读到这里也是幸福的。美，有时只是一种对遥远的追忆，那曾经发生过的，给过人温暖的感觉，虽然在时光的流逝中被不断过往的琐事叠压在了人生履历的黄页中，所幸的是，它不是简单的生活的重复，却恰如一枚不起眼但绝对耐看的珍珠，深深嵌在了人的心里，弥久常新。

虽然余秋雨的外语一向比较好，可有好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太多时间攻外语，他发现自己的外语水平居然落后到只能看一些专业书，听力和口语停滞不前。懊恼中，尔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余秋雨拒绝一切的社会活动，并花了十年时间来学习从亚里斯多德以后的一些古代经典。就这样，他的外语水平再次得到提升，并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