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一种豪强的游侠
既然游侠非“私剑”,而是盛养宾客、招纳“私剑”、藏匿亡命的“私门”之主,那么它在社会上所担当的角色及作用、地位应该重新得到认定,因为以往人们认识上那种“游侠”与“私剑”的错位,使得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影响明显地被低估。
在六十年代有关对游侠所属阶级的认定及其评价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有学者对当时学界认为《史记·游侠列传》中所描述的游侠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该传体现了高度的人民性的主流意见提出过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从朱家、郭解、剧孟等汉代“布衣之侠”的经济状况及他们所藏匿亡命的成分来看,游侠不是穷困的、受压迫的下层人物,而是地方上的“豪强大家”,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10]。所谓的“豪强大家”是否一定就是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这是值得商榷的,并且仅以财产多寡的标准来衡量游侠的地位、身份也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许多平民出身的游侠,其“散财结纳”之财力并非本身具有,而是“作奸剽攻”、“铸钱掘冢”之非法所得。又对游侠来说,财产不过是拥有权势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观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游侠的实际身份与地位还是有所启发的。
我们知道,汉代的学者往往又将游侠称作豪、贤豪、豪侠、豪桀、豪俊乃或豪猾,如《史记·游侠列传》中即多“贤豪”之称,司马迁又谓灌夫“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11];班固《汉书·游侠传》称战国四公子为“四豪”,其他尚有“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桀”,“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之类的记载。又如班固的《西都赋》有“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后汉书·班固传》“豪举”作“豪俊”);王充《论衡·讲瑞》则谓:“豪猾之人,任使用气,往来进退,士众云合。”所指称无非用作游侠的代名词。关于这个“豪”,《鹖冠子·博选》曾经有一个解释,谓“德千人者谓之豪”,《淮南子·泰族训》则言之更详:“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两说虽稍有出入,但都从正面给出定义,所谓的“豪”是指那些以出众的才智与德行赢得威信的人。按照古人的看法,“德”与“威”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德盛者威广”[12],而“道德之威成乎众强”[13],也就是说,唯有以种种德行才能建立起令众人服从的权威,从而获得强大的社会力量,故如《淮南子》一再强调:“人以义爱,以党群,以群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制者小。”[14]“能强者,必用人力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15]游侠而称“豪”,或者成其为所谓的豪强,正在于它是以种种修行砥名的手段广结宾客,通过尽力维护这一交游圈中人的利益来获得他们生死与共的拥戴与效力,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集团势力,从而拥有现行政治权力结构之外、能为社会所仰赖的一种个人权威。如此来理解荀悦《汉纪》中的定义——“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以及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应该有更明晰的感受。(www.xing528.com)
那么,以游侠为豪强,是否仅仅是汉代学者的看法?或者换一种角度说,是否仅仅汉代游侠才具有豪强的特征?有一些研究者即持这样的看法,如认为“西汉时代的游侠是以著名侠魁为核心的社会集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这与战国时代游侠以分散、个体方式进行活动不同”,“西汉豪强与游侠交往甚密,游侠也逐渐与豪强融为一体。这同战国时代游侠依附于权贵的情况不一样”[16]。这里的问题在于,虽然作者依据《史记》、《汉书》中有关游侠的记载,已认识到了汉代游侠拥有某种集团势力的特征,但对战国游侠的认识仍在“私剑”的错位上,而将战国四公子视作是养游侠的“权贵”而非游侠之本身。其实韩非在《八奸》中就曾说到过,在所谓“人臣之所道成奸”的“八术”中,有一术叫做“威强”。他解释说:“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根据前面已引的分析,这一类“为人臣者”,应该就是司马迁说的战国卿相之侠,他们聚养“私剑”之属,欲以个人拥有的权威对朝廷、社会产生影响,必将令人主被“壅劫”(谓蒙蔽挟制)并“失其所有”,故韩非认为“不可不察”。这里说的“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即其《饰邪》中所说的“人臣之私义”,而所谓“行其私”,即其下文中所说的“人臣私其德”,因此,从韩非所描述的“威强”之种种特征来看,则游侠原来就是一种豪强。
揭示游侠豪强身份的意义在于,它将有助于我们从权力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与评估游侠的存在。以往人们在分析游侠的社会渊源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投注于“王纲解纽”之社会剧变下“四民”阶级构成的升沉变化,其结果,社会权力结构所发生的变动反倒被遮蔽掉了。的确,游侠的产生与春秋以来随周王室衰微而出现的政治失序、社会动乱之背景有关,然而它的出现与其说是以原来固定的生产关系及社会阶级发生变动为契机,不如说是其时政治权力下移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汉书·游侠传》在一开头自古代国家政治权力的等级体制及其崩坏叙起,是有着非常敏锐的政治家眼光的。班固将游侠之兴作为承“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衡,力政争强”三个政治权重逐级而下的阶段后,君主专权的政治结构进一步失衡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情况,这种新的情况表现为一些“人臣”放弃了他们在原有政治秩序中的职责,而在此正常政治权力结构之外,通过结纳宾客、藏匿亡命,另构一种个人权势,如“四豪”、如虞卿,此即所谓“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这样的游侠,也正是韩非一再提到的与“主上”、“公庭”相对之“私门”,而其《八说》中所说的“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有侠者官职旷也”,也正是从这种情况来对他们加以定义的。到了汉代前期,君主独裁的高度集权化政治体制尚未完善,新一代权贵之“卿相之侠”通过广招宾客发展个人权势,自然构成对天子权威的威胁,而如朱家、郭解那样的“布衣之侠”,以一介平民“结私交”“立强于世”,作为一种地方势力的代表,亦在现行权力体制外行使其个人权力,所谓“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或者如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所说的“令行私庭,权移匹庶”。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在游侠令社会民众有所凭藉的同时,将使君主完全丧失对权力的控制,难怪站在统治者立场的班固要引曾子所说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呼吁“明王”重建天子权威。关于这一要求,同样站在统治者立场的董仲舒说得更加明白:“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威则民散。”[17]由此看来,游侠在社会上之所以具有不容小觑的地位和影响,并非因为它具有超凡的武艺,或者仅仅具有强烈的个性、坚定的意志,而正在于它拥有一种将可与君主“共德”、“分威”的实实在在的个人权力,这种势力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一旦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足以构成对现行政治秩序的颠覆,东汉末包括魏、吴、侠竞雄,便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以至站在其立场上的政治家于游侠皆欲严加禁灭。
以往那种对于游侠与“私剑”错位的认识,是以“私剑”一己之武力或勇力,混淆了司马迁所说的游侠令“士穷窘而得委命”那样一种“夹辅人”的“权力”之概念。虽然也大都强调其“结私交”方面的特征,但在这个交游圈中究竟谁是权力的主体却常常颠倒位置或含糊其辞。早在明代,据说李贽在解答何为游侠时就曾说过:“今人都不识侠。侠从人从夹,为可以夹持人也。如千万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凭藉之,方谓之侠。今人不识侠,转以击剑报仇为侠,则可笑甚矣。”[18]这位对豪侠有着特殊情结的智者,于当时已经存在的认识游侠之误区所作的精辟分析,在今天仍然适用。游侠的权力功能主要表现在能够令身处危困的人们投靠它有所依恃而非杀人夺命,正是凭这一点,它对社会人心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此其一。其二,游侠这种为人所依恃的权力的另一面也就是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作为权力的拥有方与施与方,它在这样一个拥有相当广泛的社会网络的交游圈中始终居主使地位。在上述章培恒教授的论文中,他据《说文》“侠,俜也”,“俜,使也”,“使,令也”,段注“令者发号也”,而将“游侠”号施令的人,也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游侠在正常权力结构外所谓“令行私庭”的权威主体地位。从这些情况来看,游侠所具有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确非“私剑”可望项背,亦唯其如此,汉代人才会将游侠比作“敌国”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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