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潮文化的偏至导向：侠的人格与世界

一、主潮文化的偏至导向

依着前面的论列，我们知道侠作为中国古代一群抱着对侠义理想的信仰，有意无意地聚合在一起的特殊人群，有着截然不同于其他社会人群的人格面貌。就其人格的价值取向而言，他们无疑有着深切的社会情感和基于自己独特理解的道德关怀，因此会铁肩担道义，为国家民族，更为贫病无奈的良善人们，不惜贡献自己的生命；但他们又不在意，更不刻意追求获得社会大多数公众的肯定性评价，而总希望通过自己的潜力发挥，去突破大众的一般行为水平，建立起侠者的形象和声誉，因此对常人竭力维护的基本生存需要十分忽略，史书上但凡论及他们，总会留下“不事生业”、“无意事产”的评价，而对诸如超乎人实际生存之上的荣誉声望则有很大的关注。为了完善作为侠者的人格，他们忠于信仰，非但不违心地顺适环境，相反，常常积极主动地挑战环境。当情境需要他们抛开习俗乃至牺牲生命，对他们而言，直如抛开敝屣一样容易。由今天可知道的实际情形而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常是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把人性带出可见的低迷与庸弱，让生活在平庸状态的人们有以兴奋和感动，获得回肠荡气的高峰体验。所谓“读罢剑侠传，壮气增百尺”^[1]。当然，有时因为过分张扬这种个性和气质，企求将侠义人格贯彻始终，侠者中也不免有放而为强悍为骄蛮的，乃至做出一些违反初衷的事情，这使得不但那个社会中端持正统标准的人们很难公正地评判他们，即今天的人临此也每每倍加踟蹰。人们只能说，他们是一批超然于传统中国人理想人格之外的另一种人。

什么是传统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基于不同的论说角度和评判标准，东西方学者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和表述，然综其大概，约其要旨，大抵指一种君子人格，它仁厚谦冲，行为中道，与人为善，具有虽含蓄亲厚又不失坚实辉光的非凡魅力。鉴于任何一种理想人格的设计，说到底都基于它所处的那种文化，是那种文化精神的体现，我们很可以从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儒道文化中，找到它真实的活源。

一部古代史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库藏中，最有价值并因此最具影响力的是儒道两家学说。特别是儒家学说，以认识论与道德观相统一的现世哲学为基础，赞同以仁为至善品德，礼为等级标别，中庸为行事原则的基本法则，对古代中国人的人格建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具体而言，提倡仁就是要爱人，推己及人，泛爱容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至于恭、宽、信、敏、惠，及智、勇、忠、恕、孝、悌诸项，则是它的具体体现。而将之施诸政治，则构成行仁政这一政治学说。经后世儒学家和封建正统派人士将之完善为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伦理讲求，它在忠恕孝悌一途的功用被作了极度甚或异常的夸张，如忠被基本规定为对君主忠，孝也被解释为顺，解释为对权威的服从。

而礼则是被作为一切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提出的，所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3]，故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明言礼“谓制度品节也”。这些礼包举甚广，编定于汉代的《礼记》，本着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认识，集汉以前各种礼仪讲求，就有《曲礼》、《王制》、《礼运》、《祭法》等四十九篇详细介绍。儒家以为，就统治者而言，“上好礼，则民易使也”^[4]，不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断做不到“有耻且格”^[5]；而就被统治者而言，则依礼而视听言动是至关重要的，它几乎是建成良好人格的必经之路。

中庸作为处世行事必须依循的指导性原则，是儒家所追求的行为最高境界。儒家认为做到了这一点便是至人，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6]。后世儒家将此发挥铺衍成《中庸》一篇，更将之视作君子行止举措必须执守的规范，乃至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7]。意思是说，君子执中道而行，小人“以无畏难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8]。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人的情绪也必须严格依循这一原则，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9]。由此，儒家总结出以身心谐调为自由的价值导向，以人伦为本位的结构判断，以重直觉为基准的思维方式，他们三位一体，为传统文化勾画了清晰的逻辑轨迹。

当然，参与传统文化构成的还有道家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一个出世别俗的知识阶层。他们代表着一种天分很高，因而眼界高远寄情遥深的智者，向人道说自己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从性情上说，他们似乎不要求自己完满纯善，至贤至仁，更愿意摆脱世俗尘网的拘束，因着社会的纷乱和污浊，索性放弃对社会的期待，既不求从中有所获取，也不愿为之承担责任。基于自己深刻的洞察和体认，他们对社会享利集团没有好感，对作为与这一集团相对应的文明成果评价也低，以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10]，从而在思想面貌上表现出与儒家迥异的特征。(www.xing528.com)

不过，倘要夸大这种区别，或加之绝对化则又与事实不符。因为与儒家以“忠恕”为本一样，道家以“无为”为宗旨，实际上也是把人格修养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议题，不过基于“道法自然”和“原天地之美”的精神，要求的是一种不乏素美的真人格，“虚静恬淡，寂寞无为”^[11]，“含德之厚，比于赤子”^[12]，具有与天道合一的品性。儒家重视社会伦际，要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则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人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清静自守，推尚“法天贵真”，“以天和天”和物我二忘，让有限自我在淡定静壹的修养中，获得无限的内在充实，这从根本上说同样体现了“和为贵”的思想。不仅如此，道家所讲的“顺应自然”，与儒家所谓“知天乐命”一样，也都是将身心内外的谐调作为至善的追求。因此虽与入世的赞取王道的儒家学说不同，但在实际层面上不但不足以构成对王权的威胁，反，因其“清静无为”之教往往提供给进取的人们在理想、主义失败后最好的精神慰藉，仍很容易与儒学一起被包容进古代文化传统，获得各种利益阶层人的支持，也就是说，他学说的精神远不仅体现在狭义的审美观照中，更体现在广义的生活创造中。

然而，以儒道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古代中国人理想人格的影响并不全是积极的。由于特别是儒家学说以人伦纲常和道德教化为核心，以家国一体、伦理与政治合一为旨归，将上述主张推彻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人格构建的价值领域，遂使所谓君子人格的内涵渐趋固定，并透发出过多的教化意味与功利色彩。由此，儒家要建起的君子人格，说到底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近乎圣人的终极人格。而道家呢？庄子尝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13]，由其接下去对圣人出而天下始疑始分的论述可知，他提出的实际是另一种圣人的人格标准，或者用道家特有的称谓，是所谓“至德之人”的人格，这又使他们的人格期待多了一种截然反功利的色彩。且不说截然反功利亦为功利的一种，这种对人的实际存在状态和人心实际存在状态的理想设计，也同样是片面而非圆整的。要而言之，就儒家而言，它的人格构建剥夺了人更多自由选择的独立性，从而使传统人格因缺少了多样统一的丰富品质而日见萎缩和平庸；就道家而言，他取消了主体投身人世战胜生活的积极意识，从而使其人格构成很难获得倔强峥嵘的进取意向。

心理学告诉我们，后天的学习和文化传统的积养，固然是造成人格的重要原因，因为人格不像气质，仅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由先天生理机制决定，它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人的活动及其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先天的遗传和一些自我意识乃至潜意识机制，也会对人格构建产生重要的影响。毕竟人格是作为个人身心机质的动力组织而存在的，个体对自身的关心，产生行动的内驱力，并最终形成独特的价值规范。倘若一味悬设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而忽视人格主体的个性特征，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人格的萎缩。

人自身的个体人格意识朗照着人，它是人最高的本性和使命，既不隶属于客体的自然等级结构，更不隶属于一些现实的社会等级结构。换言之，他不是镶嵌在任何等级上并隶属于这些等级的单子，而应该是并且可以做到是这个世界进程的阻断、突破和终止。它是社会新秩序的召唤者和启蒙者，向人们证实这个世界并非自足圆满，由此催进和推动社会的革命或变革。唯有当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个体人格进入到世界，这个世界的内部才会变得丰盈充满，才会有突破和发展。一个太面向他人，太热衷于社会伦际，并以企求安顺社会习俗获取身心谐和的人，如儒家所期许的那样，往往不可能有深刻的使命感或坚执这种使命感到永远，他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和抗争精神，缺乏独立消解世界的累累重荷，和在深层次上拓展个体人格良知，获得生命之源灌溉及生命精神高扬的力量。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有时那些生活中的成功者并不一定是个强者，现世功业的建立者也并不一定是人格的健全者，便一丝丝委顺，貌似潇洒透脱的苟且，已足以证明他们的疲弱和苍白，哪还用提及那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自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自我开解与表白。

心理学同时还告诉我们，作为个体在满足需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导力量，或者个体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能力素质，人格的养就离不开意志的锤炼。人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体，与西方讨论人是神还是兽或亦神亦兽相一致，古代中国人也有人性善性伪的争论。人作为受限于自然力的堕落的生存，常显出对现实名利和潜意识中种种冲动、焦虑的奴从。无论是西方人张扬人对苦难的需求，对残忍的强力意志的渴望，还是中国人对人心阴暗面的揭示，应该导向的都只能是对丑恶卑琐的直面交攻和针对性的克服，而不能仅仅是借助智慧和知识，作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包括自以为高明的自我解释和慰安。因为人即个体人格本身，他因于精神，不因于自然，倘若一味因于自然，他不过是一个孤单的个体，仅体认一己的痛苦和欢乐，指向的最多也只是个体精神的宁静，而非社会的公平、合理和祥和。

更何况，从根本上说，人不可能退回到人类早年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粗朴社会，他必须优先发展自己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因此，是否一个人与天齐一，与物为春，即可实现世道的清明与人心的良善，道家哲学一次次地在这种提问面前，被严峻的现实干脆甚至有些粗暴地击倒。如果说，儒家学说有片面崇尚德性，因此造成“片面道德型人格”的话，那么，道家哲学极力标举个体知性，张扬生命自由，又极易形成一种“片面智慧型人格”，它聪明，可能还透辟，但不坚定，多了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而少一份坚执不改的原则。如老子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4]，庄子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5]，便是一显例，它决定了道家的提倡者有足够的思辨智慧，但不可能有虽千万人而吾亦往的精神，企求从这样的智慧中获得人兴奋阈值的提高，似无可能。当我们在封建社会这个漫长而超稳定的历史时段中寻找心理学所谓的“高反应个体”时，如此令人沮丧的感觉便直白地推到了我们感觉世界的前台。

再综合考察传统文化精神对古代理想人格的影响，这里要总结性地指出，传统理想人格之兼取儒道两家，有时并不意味着综合两家所长而有之，相反，它更多地意味着人可以随自己的意趣和境遇，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左右采获。在得志时是儒家理想的遵奉者和忠实的执行者，失意时则沐浴在老庄的智慧树下，舔一下伤口，做一个口称坚卧不起，而实际上随时可能复出的隐者。因此，尽管它所有的正面价值显而易见，但它对传统中国人那种被称为“自我萎缩型人格”的形成，显然是起了消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