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调适：人性反思与五四运动

1.反思：历史的视角

（1）人的复位

“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23]从这句马克思复述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话中，我们看到了宗教对人的束缚，而反对宗教神学寻求人的解放的抗争则与宗教本身是一对孪生兄弟，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在西方经过中世纪的最黑暗时代迎来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人的全面复归，而中国则是在五四运动中掀起人的解放高潮。无论是人的本质的复归还是人的解放，都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反思，对扭曲人性的关系的调整，使人的关系更适宜人的生存与发展。

启蒙运动像一道闪电撕破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黑幕，在启蒙运动中通过强调“人”而对各种关系进行调适。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的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24]人并不是缺乏理智，而是不能自觉地使用它，这主要是因为人被束缚在一种压制人的关系之中。在中世纪，这种关系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神的意志统治着人，而所谓的神的意志其实就是人本身力量的异化表现，如康德所说，是人“自己所加于自己的”，其实就是人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那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世俗人对僧侣或者世俗人对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25]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努力克服这种异化的关系，从人本身的感性需要去理解人，认为人的本质不应当从神的本质去了解，而应当从人自身来确定，反对教会对人自身的蔑视，赞美人的世俗生活，反对禁欲主义。人的本质应当是人的天性和本来的存在，人不是听从虚无摆布的玩偶，而是一个可以自己思想的实在。人就是人，人应当倾听他自己内心的真实呼唤，而不是听从神的召唤。文艺复兴运动使人关注现世生活和个性发展，其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又进一步肯定了个人的良心和判断，把个人从教会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蔚为大观的启蒙运动铺平了道路，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大旗，疾呼人的解放，展开了对宗教神学的全面批判，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迎来了人的复归。在这两个主义的驱遣下，上帝日益退出它昔日的舞台，最终被逼退到狭小的个人信仰的空间，把广大的社会舞台让给了“人”，人的关注焦点从上帝转移到了人自身，人自身意识的确立给理性的舒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却移植了中世纪宗教对神的极端肯定的价值判断形式，有可能把人本身的欲望或理性推向另一个极端，留下了人文精神与理性分裂的隐患。

与西方相比，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要晚很多，尽管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都具有启蒙的性质，但五四是中国启蒙运动划时代的阶段，具有全新的意义。在五四之前，戊戌变法运用天赋人权、进化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武器展开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却不会马上被清除，甚至仍然占据着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五四运动则承担起了更深刻的新文化启蒙的历史任务。与西方启蒙运动一样，五四运动也是围绕“人”而展开，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尽管五四时期所说的“人”还是抽象层面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人的本质，但正是这种抽象去掉了封建专制主义加在“人”身上的种种等级、身份、地位，把“人”与自由、民主、平等联系起来，这实质上是对专制主义的一种超越与排斥。《教育湖》的发刊词写道：“何谓世界之新潮流？二十世纪之新潮流，人的潮流也。即基于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成为以人为本位之世界大势，排去一切不以人为本位之旧社会现状，而改造以人为本位之新社会现状之潮流也。”^[26]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新潮流，就是要把人作为主体来对待，把人从旧社会那些束缚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争取人的自由。西方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启蒙运动核心思想以“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的面目出现在五四运动中，推动了人的解放和理性精神的培育。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启蒙运动与救亡运动相伴，双重任务同时开展，最终启蒙运动没有完成。此外，现在看来也许当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失公允，在当时封建专制强大的势力笼罩之下，必然会出现某种激进的言词，这并不能否定五四运动所具有的进步历史意义，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从文化上对人的一次复归。

（2）理性的批判与反思(www.xing528.com)

追求理性就是要用理智的方式探索世界、追求真理的力量，通过启蒙寻求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推动力量，理性的工具功能和价值功能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夏甄陶教授认为：“人的理性是人正确和有效（合规律和合目的）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功能特性和能力，通常表现在人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中，能够创造和运用中介手段，通过推理的形式和过程，产生把握真理、实现目的的正效应。”^[27]弘扬理性，就是要追求真理，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然而，自启蒙运动之后，理性的发展逐渐发生了蜕变，理性被当成了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8]理性被泛化和独断化，理性被当作审视一切对象的唯一可能的方式，理性的弘扬逐渐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的发展日益膨胀与片面化为工具理性，特别是科学理性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习惯于将其仅仅归结为一种纯粹的工具。科学理性占据了所有的解释权，它不仅被用来解释自然世界而且被用来诠释人的心灵世界和人生价值，它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统统纳入到一个用理性建立起来的模式之中，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工具理性日益和价值理性分离，并且遮蔽了价值理性。哈贝马斯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现状，认为工具理性导致了正常人际交往结构的破坏，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资产阶级伦理原则摧毁了人际交往的和谐基础，造成人对人的统治。他主张交往与对话，“在交往行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策略行为那样互为客体，而是互为主体，他人在自我眼中不是竞争对手，而是相互依赖的伙伴”^[29]。

这种片面的理性主义受到了来自众多思想家的批判。卢梭首先发起了对理性的批判，他指出科学理性和科技进步带来了人类堕落。尼采指出，作为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具有反生命的特质，其根源就在于理性本身就有敌视生命的本性。对理性最强烈的批判来自后现代主义阵容。后现代主义以非理性主义对理性发起了强烈的抨击：利奥塔将理性与极权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批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启蒙运动退化与逆转的原因归结为理性的过分发展，认为最初作为神话解毒剂的理性已经转变为一种新的神话，理性已经变成一种统治工具、一种奴役人的力量；福柯通过以谱系历史编纂学和尼采历史哲学的研究，发现了疯狂、反常和断裂的意义，认为理性时代对非理性的压制达到了巅峰状态；德里达认为理性主义蜕变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使非理性的东西成为自身的一个环节或附属物，完全否定了非理性的独立自主性。

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局限性导致了理性的有限性。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之中，任何个人都由于自身的经验、阅历、知识水平、技能等的限制，再加上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从而不可能具有完全的理性，而只能是有限的理性。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掌握只能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信息作出，而个人的知识和信息是有限的，他的行为也就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是，不能由于理性主体的历史局限性而把理性看成是敌视人的、反人类的，甚至提出要弃绝理性，这又何异于因噎废食。荀子早就指出过人由于偏见而不能够看到真理，他把这叫做“偏伤之患”，是“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30]。理性本身并不是造成人类迷失的原因，而要走出这类发展中的困境仍需要发展理性，这里的理性包括了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不可偏废。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不是两种不相关的理性，而是理性的两个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分离。科学理性追求的是一种知识，主要解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问题，回答的是事物之“是”，而不关心人的目的，体现了理性的合规律性的一面。价值理性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关心知识的运用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答的是“善”的问题，体现了理性的合目的性的一面。

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根本能力是人类不断提升自我的推动力量，但是理性并不是人类所有的能力，而且人类的行为同时受理性与非理性的影响。“人的理性不是纯粹透明的光，而是同人的欲望、意志、情感纠缠在一起。”^[31]在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纠缠中产生了人的行为，二者共同组成了人的主体能力的两翼，两者相互契合、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使人类的认识形成了以理性为主导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体。然而长期以来，理性与非理性都被置于一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状态，这种对立发展成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两个极端，理性主义在高扬理性的大旗下走向了一条冷酷的工具主义的道路，而非理性主义则在情感的冲动中堕入不可知论的深渊。为了避免走向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两个极端，就需要把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起来看待，防止理性和非理性的“洞穴”化。理性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这种有限的理性有可能形成洞穴理性，“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都表明，人们往往一方面满足于这种洞穴中的理性，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受到限制的理性绝对地普遍化，从而产生反理性的负效应”。再者“人的欲望、意志、情感也可能形成功利的洞穴、情感的洞穴，并重叠地更加加固理性的洞穴的壁障”^[32]。要突破这种洞穴思维，超越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两个方面的分裂，用新的思维方式统摄人与世界的关系，走向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