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务劳动具有创造价值功能，一些人认为这是奇谈怪论，在这里人们理论认识上前进一步的障碍，往往在于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关于物质生产中的物化劳动才能形成价值的观念。应该说，把“劳动物化”和价值形成完全限制在物质生产领域的论点，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需要指出，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在多数场合是将社会生产归结为物质生产，将商品的使用价值主要归结为物质、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或“商品的物体属性”[18]。在《资本论》第一篇第一章他就做出了“使用价值同时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19]的命题，但是马克思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要求，阐述了使用价值的广义的含义[20]，提出了商品世界还存在多样形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指出它拥有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他说：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重点为作者所加），不在于某种具体劳动的效用，不在于是纺纱者的劳动……劳动的使用价值在他看来就是：他收回的劳动时间量大于他以工资形式支付的劳动时间量。”[21]马克思还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将货币的使用价值归结为“流通手段”“价格尺度”“积累手段”“贮藏”等[22]。
马克思还将使用价值区分为“实物形式”和“运动形式”两类。[23]他在分析服务的使用价值时说：“只要我花费收入是为了消费它的（劳动的）使用价值，不管这个使用价值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还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24]马克思还将产品空间的变化，视为是“使用价值也起了变化”[25]，他说：“在这里，劳动对象发生某种物质变化”[26]。他又指出：“虽然在这里，实在劳动在使用价值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27]。马克思将空间变化作为产品使用价值变化的论点，表明马克思分析使用价值内涵上采用了广义的方法。
马克思批评重农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归结为一般物质”[28]即农产品的观点。他详细指出亚当·斯密把价值创造限定于生产“固定化”“可再交换”的实物形态的商品的观点的片面性与偏狭性。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发达的分工“直接表现在使用价值的多种多样上，这些使用价值作为特殊商品彼此对立并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劳动方式”[29]。马克思还提到唱歌的使用价值[30]。显然，马克思已经提出和使用了一个超出实物形态使用价值的广义的使用价值概念。按照这一概念，服务劳动表现为和产生非实物形态使用价值之果或服务产品，抽象人类劳动也就体现在服务产品或对象之中，因此，提供服务也就是价值形成，新形成的价值成为服务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内在基础，只不过在提供纯服务劳动即有用效果的场合。例如在提供音乐演唱的场合，创造价值的过程是和消费者对价值的消耗合而为一的。这样的广义的使用价值观是十分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服务。尽管在这里服务劳动创造的价值没有被保存在一个固定的、可储存的、可再次使用和交换的实物产品或对象中，但是创造出和被消费掉的价值却是表现在服务产品发生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上。从微观来看是消费者得到的身心的愉快和劳动能力的恢复，从宏观来看是社会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享有的现实的福利的增进，即社会财富的增大。
可见，以服务劳动没有实物形态的成果为理由，完全否认市场经济中服务劳动及服务产品运动总过程中现实存在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机制以及实际使用价值的创造、占有和享用的过程，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贡献，在于它揭示了商品、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等范畴，不是自然生产范畴，而是体现商品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31]。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商品使用价值也不是一个自然、物质范畴，而是一个经济范畴。生产商品，并不等同于生产实物产品；创造使用价值，并不等同于创造具有固定性、可储存性、可再次使用和交易的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那种把使用价值形成和价值创造的范围，完全限制于生产实物产品，生产实物形态使用价值的领域的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对劳动价值理论的阐述，更不符合劳动价值理论的精神实质。
劳动价值理论应该结合当代实际，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进一步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表明：商品越来越具有多样形式——既有物质、实物生产品，又有非物质、非实物产品；既有固定化产品，又有流动形态产品；此外，还有精神产品，以及物质性、精神性相融合的产品。可见，商品使用价值越发多种多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表明：生产多样的商品和多样的使用价值的是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福利增长的需要。立足于当代实际，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包含的有关劳动“对象化”于多种使用价值形态的论述，在今天越来越有着现实的意义。加深对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用效果的服务劳动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不仅是有理论依据的而且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
【注释】
[1]原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8页。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1页。
[4]本文中把正在兴起的包括科技知识产品和人文、社会科学产品的生产，作为第Ⅳ产业。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8页。
[12]我国学术界一些同志结合这些情况，论述了服务劳动也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中有很好的阐述。(www.xing528.com)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8页。
[17]高度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往往是一般劳动所创造价值的高倍数，这也是这种特殊服务劳动产品的高售价的一个原因。当然，产品的自然垄断性及其垄断价格是特殊服务劳动产品高售价的另一方面原因。参见刘诗白：《论科技创新劳动》，《经济学家》2001年第2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2～15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6、166页。
[2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9、155、157、160、274、43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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