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货币政策对商品价格影响的探究

从上述两宋货币流通中，有下面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为什么在流通过程中，大量铜币沉淀下来，并转化为铜器等许多器物呢？其二是，为什么国家铸币质量降低（如改用铁钱，或铸造为当十铜钱等等）之后，私铸成风、不可制止呢？其三是，货币同物价的关系是什么，决定物价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呢？这是在本章结论中要提出和说明的问题。

货币之转化为器物，或者又从器物转化为货币，这种现象在货币发展史上并不是少见的。一般地说来，在太平年间，货币往往向器物方面转化；而在战乱时代，器物又往往转化为货币。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这个问题，他虽然是针对金、银来说的，但从我国古代情况看，对铜币也是适用的。金属货币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奇特的现象，正好表明它自身具有的这种特性。金属货币之所以能够权衡百物，乃是因为铸币本身具有相应的价值即它的含金量，而这种含金量的大小，便是用来衡量社会劳动的价值尺度。如果这个金属货币是一枚铜币，当它所包含的含铜量，即它的币值超过当时它所代表的社会平均劳动量的价值之时，盗铸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差额，认为有利可图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便把铜币熔化，改铸成为各种铜器去牟利了。

在大量铜钱转化为铜器的情况下，铜钱的流通量减少了，而市场流通所需要铜钱的数量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便发生了所谓“钱荒”的问题。封建国家为解决“钱荒”，特别是针对熔铸国家铜币为器物的行为，除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之外，在铸造新的铜币的时候，往往改变铸币的成分（在宋代则谓之“料例”）和份量，多掺杂上铅锡，少用一点铜，以及减轻每个铜钱的重量。从北宋到南宋，铸币的“料例”几次变动便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料例”的变动还可以从铜产量的减少这个因素去加以解释。但，重要的是，这种变动在使含铜量减少，实际上减低铜钱的币面值，使盗铸者无利可图，不再销熔铜钱了。

如果，铸币的“料例”变动得恰到好处，即币值与其所代表的社会平均劳动量的价值相契合，是可以解决盗铸问题，有利于货币的流通、商品的交换的。可是，封建国家往往又想通过货币的铸造去解决它的财政困难，由此吸收更多的物资，这就往往导致其货币政策走上歧途。先之于宋仁宗、后之于宋徽宗时候纷纷出笼的当十铜钱、当十大铁钱等等，便是宋封建国家货币政策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典型事例。这些货币的含铜量，大大低于它的币面值十文，而宋统治者妄图用这种办法掠取更多的物资。但，这类货币政策的设计者们却没有想到，这给盗铸者提供了又一次的发财的机会。销熔国家的小铜钱或者铜器，去铸造当十大铜钱或大铁钱，能够获取更多的利润，于是私铸的劣质货币不只是应运而生，而且是无法控制了。当着这种私铸的劣质货币，如北宋末年的“沙钱”或“沙毛钱”充斥到市场上的时候，原来流通的政府铸造的质量好的小铜钱，在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下，更加退出了流通领域，被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当作“不动尊”而蓄藏起来了。采用货币贬值，使铜币含铜量减少，甚至用铁钱代替铜钱，这是宋仁宗、宋徽宗时候特别是宋徽宗时候通货陷于混乱状态的决定性原因。

金属货币尤其是铜币含铜量的多少与铜币币面值不相吻合而出现的上面两个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总是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来。这两个问题在北宋都没有得到解决，又都遗留给南宋。南宋既面临包括铜产量在内的各种金属产量大幅度下降的困难，又面临铜钱短绌、劣质货币充斥市场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南宋政府采用了以楮币为主、铁钱为辅的货币政策。南宋政府满以为采取这种政策，便可以制止铜钱的外流，吸收大量的铜钱，但结果却使铜钱更进一步地排除在流通领域之外，加速度地流向女真金国统治地区和海外诸国流出，以至物价飞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恶果？大家知道，楮币虽然是由宋封建国家的法律规定的，但它的币面值表示了它所代表的那种金属货币的含金量。例如一贯行在会子表示了一贯铜钱的含铜量的价值。如果要使这种楮币享有很高的威信，就必须有相应的铜钱或金银作为准备金。宋代士大夫们所提出的“子母相权”，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可是，在实际上，南宋的楮币不是没有准备金，就是准备金甚少，很难以维持它的威信：“钱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权。不能行楮者，由钱不能权之也。”^[158]“所以称提，由权衡之于物也。权与物均而生衡，言权与物齐，而衡所以平。今会犹权，钱犹物也，既会多而钱少，是权重而物轻。势已至此，何术称提而使之平乎？”^[159]其次，楮币的发行也要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任意滥发，即使有一定数量的准备金，也由于印刷量、发行量过大，使其所表示的含金量越来越少，必然要贬值。结果是，楮币出笼越多，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就越少：所谓“会子日增，见钱日削”^[160]，“楮不行而钱币竭”^[161]，这是势所必至的。由于以上两个因素，铜钱太少，准备金不足，而楮币发行量过大，南宋政府靠印行楮币过日子，这就无怪乎南宋物价如脱缰之马，真直院、贾平章虽有忠奸之别，但都不能收拾这样的局面了。

宋代物价的上涨同宋政府的货币政策有密切关系，但还不能说宋代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宋代货币的流通，是物价低昂的唯一因素，也不能说是决定的因素。

我国自战国时代进入封建制社会后，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日益广泛，便引起人们的兴趣，去探索物价同货币流通的关系。《管子·轻重篇》第八《山国轨》一文，最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它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因而形成了货币学说史上的轻重学派。这个学说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全汉昇先生曾经指出，汉代贾谊、唐代陆贽以及北宋李觏，一脉相承，都持有雷同的认识和见解。货币如何才算轻，又如何才算重，它的标准是什么？这一学说认为，货币多了就轻，少了就重。换句话说，货币多了物品就重，货币少了物品就轻。李觏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物重则用或阙，物轻则货或滞，一重一轻，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国计论之，莫若多之为贵。”^[162]轻重学说，就其对货币与物价关系的初步探讨来说，在货币学说发展史上无疑地应当占有一页，但就这个学说的本身来说，不够科学、不够正确，也显然是无可置疑的。

商品价格与货币、货币流通显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轻重学说之所以不够科学不够正确，就在于它没有正确说明这两者的关系。它的不正确主要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法过于笼统，二是把货币流通量作为商品价格的决定因素。是否货币多了就轻，物价就贵？事实并不如此。宋仁宗时候铜铁钱比宋神宗时候要少得多（不论从铸造、从流通来看都是如此），而物价却上涨。反之，宋神宗熙宁年间铜铁钱比宋仁宗时候要多得多，物价反倒下降。可见钱多就轻，钱轻则物价贵，缺乏这样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实际上，物价上涨总是由钱币贬值引起的。如王莽时以含铜量少的铜钱代替含铜量多的铜钱，以劣质货币代替优质货币，钱币贬值从而引起王莽末年的物价高涨。宋仁宗时候铸造当十钱、宋徽宗既铸造当十钱又铸造夹锡钱，从而在引起私铸的同时引起了物价的上涨。因此，马克思总结货币发展史中的这一问题时指出：“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才会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降低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提高时，才会普遍降低。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货币价值提高，商品价格必定相应降低，货币价值降低，商品价格必定相应提高。”^[163]

其次，货币的流通量也决定不了商品的价格。物价是围绕商品价值波动的，是由商品中所含劳动量的多少决定的。因而归根结柢，要想了解物价，还需要从社会生产中去探讨和说明。叶适比较两宋物价变动趋势时指出：“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164]叶水心所说的吴越之地，即宋代的两浙，这是宋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而他的这段论述就具有更多的代表性。从上面的论述中，两浙物价上涨得最凶的是田宅之价，尤其是“便利上腴”涨得特别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叶水心的时代，土地兼并进行得极其炽烈，包括地价在内的各种物价也上涨得最为严重。这样，物价的涨落就同土地兼并绾连在一起了。重要的是，叶水心所指出的，不限于南宋，在北宋仁宗、徽宗两朝土地兼并之时，也是物价上涨剧烈之时。这就进一步指明了，土地兼并与物价的关系。

为什么在土地兼并猛烈的时期，物价涨得最凶呢？似乎有如下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土地兼并猛烈进行的时期，农业生产往往受到不小的影响，以至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萎缩，从而使各种农副产品产量下降，引起了物价的上涨。从这种情况来看，宋代物价涨落取决于农业生产上。另一种情况是，当着土地兼并猛烈进行的时候，不但生产呈现某种萎缩，国家田赋征收也因而减少，财政发生了困难。为解决这种困难，封建国家便采取了前面所说的那些货币政策。而那些货币政策，特别是南宋的楮币政策，既不能解决财政上的任何困难，反转过来，制造了货币贬值，从而使在生产萎缩基础上出现的物价波动，更加剧烈起来，物价更加上涨了。南宋物价波动之所以较北宋更加严重，乃是上述两种情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注释】

[1]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七，《江州广宁监记》。

[2]《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三《禁细小杂钱诏》（太平兴国九年八月壬辰）。

[3]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

[4]《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三《禁江南私铸铅锡恶钱诏》年（太平兴国七年四月乙丑）。

[5]《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三《禁细小杂钱诏》（太平兴国九年八月壬辰）。

[6]《通考·钱币考二》。

[7]《小畜集》卷一七《江宁广宁监记》。

[8]《通考·钱币考二》引用。

[9]《长编》卷八五。

[10]《长编》卷八五。

[11]苏辙：《栾城集》卷四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

[12]《长编》卷二八三，载沈括语。

[13]《长编》卷一三二。

[14]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15]《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闰二月乙丑记事。

[16]《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壬寅记事。

[17]《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18]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八，《富国策第八》。

[1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乞罢铁钱札子》。

[20]《长编》卷一四六，庆历八年六月记事。

[21]文彦博：《文潞公集》卷一七，《奏陕西铁钱事》。

[22]《长编》卷一六四。

[23]郑獬：《郧溪集》卷一九，《田京行状》。又《宋史》卷三〇四《曹颖叔传》上说：曹颖叔为陕西都转运使任上，提出罢铸铁钱，“诸郡铁钱以三铁钱当铜钱之一”，则此议为曹颖叔所提。

[24]《长编》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夏四月癸巳记事。

[25]《长编》卷五一二，章楶奏章。按此段引文仅为五等，是有所遗漏还是“六”字误植？

[26]《长编》卷五一二，元符二年秋七月癸卯记事。

[27]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

[28]《通考·钱币考二》。

[29]《宋史》卷三四八，《沈畸传》。

[30]《通考·钱币考二》。

[31]《宋史》卷三二八《章縡传》。

[32]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33]《宋史》卷二八八《范坦传》。

[34]《宋史》卷二八五，《贾炎传》。

[35]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36]《南齐书》卷二七《孔觊传》。

[37]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三》。

[38]《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册，第一二二至二〇六页。

[39]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册。

[40]《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下册，第一至三一页。

[41]《铁围山丛谈》卷四。

[42]《萍洲可谈》卷一。

[43]《系年要录》卷四一，绍兴元年正月己未记事。

[44]李埏同志《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载1982年《宋史研究论文集》。李埏同志对唐宋经济史进行了多年研究，对唐宋货币问题颇多创见，本章参用了他的许多见解，附志于此。

[45]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二卷中，对唐代柜坊，宋代的“赊”卖等均有论文，可参看。

[46]徐鹿卿：《清正存稿》《论待虏救楮二札上枢密院》第二札。

[47]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

[48]《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

[49]《长编》卷五九。

[50]费著：《楮币谱》。

[51]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

[52]《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所记同。

[53]《长编》卷一〇一，天圣元年十一月记事。

[54]《宋朝事实》卷一五。

[55]《通考·钱币考二》、《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均同。

[56]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二。

[57]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

[58]《宝训》指《神宗宝训》，见《通考·经籍考·故事》。

[59]《山堂考索》后集卷六二。

[60]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九《陈琦墓志铭》。

[61]《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

[62]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九。

[6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八至一九。

[64]《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之五。

[65]《长编》卷二四五，熙宁七年六月壬辰记事。

[66]《长编》卷二七二，熙宁九年正月甲申记事。

[67]《长编》卷二七〇，熙宁八年十一月甲戌记事。

[68]杨冠卿：《客亭类稿》卷九。

[69]杨冠卿：《客亭类稿》卷九。

[70]苏辙：《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

[71]吕陶：《净德集》卷一，《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72]《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

[73]苏辙：《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

[74]《通考·钱币考二》。

[75]《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

[76]《通考·钱币考二》。

[77]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卷一四《试上舍生策题》。(www.xing528.com)

[78]范浚：《香溪集》卷一五，《议钱》。

[79]《系年要录》卷九六。

[80]李弥逊：《筠溪集》卷三，《户部乞禁铜器札子》。

[81]《系年要录》卷九六。

[82]《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钱币》。原作沙尾钱，标点本校改为沙毛钱，是对的。

[83]《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哲宗孟后》。

[84]《系年要录》卷一八〇，绍兴二十八年九月戊寅记事。

[85]李弥逊：《筠溪集》卷一，《绍兴七年自庐陵以左司召上殿札子》。

[86]乔幼梅同志《宋金贸易中争夺铜钱的斗争》一文，对此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和论述，请参阅。

[8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四三。

[88]《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钱币》。

[89]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

[90]《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二四。

[91]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卷九。

[92]参阅乔幼梅《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一文。

[93]《系年要录》卷五四。

[94]《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七。

[95]袁燮：《絜斋集》卷一一《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

[96]楼钥：《攻媿集》卷九一《直秘阁广东提刑徐公行状》。

[97]《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八。

[98]《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七。

[99]《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本段参阅了加藤繁《南宋初期的见钱关子、交子和会子》，附志于此。

[100]《系年要录》卷九三，绍兴五年九月乙酉记事。

[101]洪适：《盘洲集拾遗》《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

[102]卫泾：《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

[103]《系年要录》卷九二，绍兴五年八月壬寅记事。

[104]《系年要录》卷九八，绍兴六年二月甲辰记事。

[105]《系年要录》卷一〇一，绍兴六年癸未记事。

[106]李纲：《梁谿全集》卷一〇四，《与右相罢行交子札子》。

[107]《系年要录》卷一〇一。

[108]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四二，《胡交修行状》；《宋史·胡交修本传》，《系年要录》卷一〇一、《两朝圣政》卷一九，均载此疏，“岁月之□”作“久之”，故集中之空口当为“久”字。

[109]此据加藤繁《南宋初期的见钱关子和会子》一文的考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第七九至八〇页。

[110]《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朔。

[111]《系年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记事。

[112]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九，《造会纸局》。

[113]《咸淳临安志》卷九《会子库》。

[114]林駉《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则作十二万缗和二十八万缗。

[115]《通考·钱帀考二》。

[116]《通考·钱币考二》。

[117]《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

[118]《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

[119]《通考·钱币考二》；《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

[120]《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钱币》。

[121]范成大：《揽辔录》。

[122]《宋史》卷三九五，《李大性传》。

[123]陈造：《江湖长翁诗钞》《钱》。

[124]刘遇：《龙洲集》卷三，《悲淮南》。

[125]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二，《淮西论铁钱五事状》。

[126]楼钥：《攻媿集》卷九一，《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

[127]《通考·钱币考二》。

[128]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

[129]《容斋三笔》卷一四。

[130]戴埴：《鼠璞》《楮币源流》。

[131]本表参阅了全汉昇《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

[132]卫泾《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133]吴泳：《鹤林集》卷一五《乾淳讲论会子五事》。

[134]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二，《辛未十二月上殿奏札三》。

[135]王迈：《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

[136]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论待虏救楮二上枢密院（第二札）》。

[137]杜范：《杜清献公集》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见第二札》；卷八《殿院奏事第一札》。

[138]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三。

[139]《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

[140]方回：《桐江集》卷六，《乙亥前上书本末》。

[141]李昴英：《文溪集》卷七，《淳祐丙午十月朔奏札》，粤十三家集本。

[142]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备对札子》（端平元年九月）。

[143]《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转对札子》（端平二年七月十一日）。

[144]《可斋续稿·后》卷三《救蜀楮密奏》。

[145]《宋史》卷四一五，《黄畴若传》。

[146]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二《辛未十二月上殿奏札》。

[147]吴泳：《鹤林集》卷二一，《缴薛极赠官词头》。

[148]《真文忠公文集》卷四《李谌墓志铭》。

[149]《宋季三朝政要》卷三；《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150]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三。

[151]区仕衡：《九峰先生集》卷一，《奏宰臣矫诏行私朋奸害政疏》。

[152]方回：《桐江集》卷六，《乙亥上书本末》。

[153]《宋史》卷四〇五，《袁甫传》。

[154]本表参阅了全汉昇《北宋物价变动》、《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等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本第十一本。

[155]本表参阅了全汉昇《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等文而制成。

[156]下表参阅了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第七章《唐宋时代之金银价格》，所述制成。

[157]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又周密《癸辛杂识》前集所记也略同。

[158]《宋史》卷四三〇，《李燔传》。

[159]卫泾：《后乐集》卷一五，《答提刑程少卿》。

[160]卫泾：《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

[161]李昴英：《文溪集》卷九，《宝祐甲寅宗正卿上殿》。

[162]《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

[1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一七页。

[164]叶适：《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