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一体化发轫之初就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色彩。[38]东盟话语体系中的“功能性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国际发展方面“能力建设”的创造性替代。1992年第4次东盟首脑会议提出人力资源发展、环境、打击跨国犯罪、预防传染病等11个领域的合作，而帮助东盟加强内部凝聚力是其“功能”维度之一。先易后难，东盟内部的功能性合作已超越东盟本身、外溢到其他地区。[39]比如，“10＋1”模式的开创者中国-东盟FTA，同样强调经济技术合作，已由双方《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的农业、信息及通信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湄公河盆地开发5个优先领域，通过纳入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环境拓展为11个。再如，作为共同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产物，“10＋3”从经济金融合作起步并以其为重点，已覆盖包括政治和安全、环境、农村发展和减贫、文化和艺术、信息和媒体、教育在内的20多个领域，拥有67个不同级别的对话与合作机制。
尽管功能性合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隔阂与历史及其遗留的领土争端等问题，但还是能够通过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的协同参与[40]，强化共同利益，并使合作中的各个经济体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一体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对改善区域各经济体之间的政治与安全关系，进一步增强内部凝聚力，并率先在共同关注的领域突破制度障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无论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的扩展说，还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Haas）的外溢论，均认为一个功能领域的合作会扩散、外溢到其他具有共同利益的功能领域，并通过合作过程中的学习增加信任、减少猜疑，推动合作态度的改变，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合作。[41](www.xing528.com)
而共建“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既开展互联互通、产能、贸易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也重视推动沿线国家间的人文交流。[4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地实施和深入推进，亚洲区域范围的功能性合作势必进一步充实。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互动形成的共有知识建构国家身份，而国家身份决定利益认知和行为选择。[43]显然，在“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这种亚洲整体推进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功能性合作，特别是其还与各自的发展战略对接、经济政策相协调，不但可以深化经济合作、缩小发展差距、推动共同发展、加深相互依赖和融合、认同并扩大共同利益，而且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战略互信，并在“适度”人文交流的助力下产生相对较多的外溢效应及更进一步的合作动力，进而主动塑造并巩固和强化亚洲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更为有效地协调利益分歧，减轻源于依赖加深的疑虑和猜忌，达成并增强对启动和深化区域一体化极为关键的政治共识，推动特定领域制度化安排的率先建立；而众多特定领域区域机制的重叠与拼接[44]，又反过来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亚洲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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