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时间意识与身份认同

上海于公元1291年获准设县，1843年正式开埠，由小小渔村飞跃发展为国际大都市，急遽变动的城市化进程影响了上海人的文化心理。骚动的都市景观、驳杂的都市生活、梦幻的都市情调给嗜好摩登风情的人们带来满足，但也可能使那些尚未适应上海文化的外来者或心灵不完满的居民感到压抑甚至迷失方向。上海的都市“交响曲”给人一种“趣味”和“刺激的快感”^[48]，但也有人感到“在上海这地方怎么‘呆’得住。一切都这样紧张”^[49]。充满“声光化电”的上海都市环境引起强烈的感官震撼，更影响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方式，乃至波及城市主体的身份意识。杨义指出，上海“骤然暴发为极端繁华的都市”，然而“城市的迅速膨胀，使人们感到时间节奏的倏忽，人群的移民性，切断了人际之间的宗法性地缘和血缘的联系。租界与华界的交错，使人们感到巨大的文化反差”^[50]；陈思和也提醒研究者注意，“上海作为一个现代的移民城市，从开埠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处于激烈的变动和发展之中，这座国际大都市也是在不断的激变、更新过程之中来选择和调整它的文化身份的”^[51]。上海文化给城市主体的时间知觉和身份归属造成一种不确定性。

从事上海文学创作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时间的易逝感和身份的朦胧性。晚清作家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中描绘近代上海“快速多变的生活节奏、畸形繁荣的物质文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刻画“失掉了乡土的根，同时也失掉了对乡土的记忆”且被都市“异化”的上海妓女形象^[52]。早期海派作家叶灵凤慰勉自己莫伤怀于“暂时的惊扰，短时间的失据”^[53]，他编织着扑朔迷离的都市情爱、描摹“飘忽、难解”的都市人物^[54]。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揭示了“一切都是暂时和方便”的洋场现象^[55]，小说人物隐去了具体可靠的社会身份，成为恣意跳荡的都市情欲符号。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以“融过去、现在、未来于一瞬”的小说笔法^[56]，展示一位时间感知比别人“快十分钟”的男性欲望^[57]，其情欲对象的连续游离表明都市人物的心理身份始终处于非固定状态。徐訏“属于忆旧一类的人”，但又感到有“新”可“怀”^[58]，“忆旧”与“怀新”的精神纠缠赋予他对现实与理想交互观照的文学视野，其《鬼恋》《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风萧萧》等小说呈现人物多重身份的奇特组合。鲁迅、茅盾、瞿秋白等左翼作家“有时也会与求新求变的都市文化心理达成默契”^[59]，使文化身份和审美趣味沾染多种色泽；陈思和从茅盾的《子夜》中读出了“浪漫和颓废”的色调^[60]；以蒋光慈为代表的普罗小说家有浓厚的罗曼蒂克倾向。胡适、梁实秋、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京派作家）对海派文化批评颇多，但他们当中凡有沪上经历者也都承认上海是中国难得的“活力空间”^[61]。在上海文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迅疾推移的时间之轴强化了作家的时间意识，作家的身份图像却因时间指针的剧烈振动而变得模糊不清，在超越时间的过程中寻找并确认上海文化的历史身份，成为作家们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动机。

在时间之流的回溯中寻找并绘制身份图像，正是文化记忆理论的核心内容。文化记忆理论主张文学可以“构建对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各种想象，传播不同的历史观，寻求各种记忆之间的平衡以及反思集体记忆的过程和问题”^[62]。该理论确信人的“身份欲望”促使“记忆带有感情色彩”^[63]；对“过去”的记忆之所以重要，因为与前人“保持联系并替他们承担责任”是“文化的核心主题”^[64]。以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等作家的文学实践观之，文化记忆理论是十分适切的。

张爱玲对于时间、记忆和身份问题有较多阐述：时代“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必须“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于是“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自己的文章》）^[65]；人是坐在“时代的车”上寻找“自己的影子”，免不了“孤独”（《烬余录》）^[66]；乱世之人很难获得身份认同，他们觉得“没有钟”的“蛮荒的日夜”胜过“文明的日子”（《我看苏青》）^[67]。对时间流逝、记忆留存和身份幻变的关注与感伤，是张爱玲小说的典型意绪，《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封锁》《十八春》等作品无不流露出时光消逝、世事突变和人生无常的“苍凉”感。张爱玲的作品始终闪现“一个与摩登上海构成参照的、堪称古旧的上海，甚至是行在过去的记忆中的有历史性的上海”^[68]，她“借助空间倾情讲述的仍然是关于时间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又“牵涉着文化历史传统与民族国家理念”^[69]。李欧梵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中心从“空间”转向了“时间”，认为张爱玲看到了“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与“一路万家灯火的上海街道”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命运，她将“短暂和永恒”看做“一物的两面”^[70]，而离沪之后的张爱玲逐渐失去了她惯有的时间感，变得“没有‘过去’，也不知道‘将来’”^[71]。据笔者所见，张爱玲的文化记忆心理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已有隐现，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72]“近代高压生活”使上海人的时间意识变得异常紧张，而上海人又始终不能摆脱“传统的中国人”身份，他们“奇异的智慧”中潜藏着世代相传的文化记忆。有人断言张爱玲“自觉地用一个现代的上海人的眼光来观察现代中国社会”^[73]，有一定道理。陈思和判断“张爱玲与所有新文学家的区别，在于她在创作中提供了一种都市文化建构中的记忆因素”^[74]，精辟之语也。(www.xing528.com)

王安忆在《寻找上海》中说：“上海，所有的印象都是和杂芜的个人生活掺和在一起，就这样，它就几乎是带有隐私的意味。”^[75]上海的都市空间“洇染”了王安忆的“记忆”（《街景》）^[76]。王安忆的文学抒写是“在时间里进行”的，在她的笔端，“建筑不再是立体的、坚硬的、刻有各种时代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铭文、体现出科学进步和审美时尚的纪念碑，它变成另一种物质——柔软的、具有弹性、记忆着个别的具体的经验”^[77]；她的“记忆”方式与文化记忆理论极为契合，该理论界定的“纪念碑”式记忆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和约束力^[78]，与作家的自由想象和形象摹写不相宜。在王安忆之前，张爱玲已宣称“写不出来”那种“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自己的文章》）^[79]。王安忆关于“回忆”形态的精妙解析（《回忆》），关于感官印象记忆优于文字材料记忆的体悟（《寻找上海》），与文化记忆理论中“闪光灯回忆”之论惊人地暗合^[80]。无怪乎，王安忆的上海记忆最终转化为细致、准确而又传神的深度钩沉：《上海的女性》《海上的繁华》《上海和小说》《上海与北京》《儿童玩具》《主人的天空》等散文或回顾上海城市文明史，或陈述上海人的生活往事，或讴歌上海女性的自尊自强，或绘制上海的历史文化地图；《天香》《纪实与虚构》《长恨歌》《“文革”轶事》《启蒙时代》《桃之夭夭》《富萍》《遍地枭雄》等小说展现了上海的远古家族史、古代生活史、现代政治运动史、社会变革史、文化命运史，以及上海当代人物的奋斗史、成长史和心灵史。创制上海文学“浮世绘”之际，王安忆对时代格局变迁、人物身份认同和上海文化流变也作了审视与思考。陈思和发现《长恨歌》的人物身上“聚合了民间世界许许多多破碎的历史记忆”^[81]；王德威宣告“王安忆重启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认为《纪实与虚构》是“为上海寻根命名的结果”^[82]。追忆上海在急促的历史漩涡中留存的文化痕迹，据此勾勒上海人的文化身份，是王安忆自觉担当的文学使命。

陈丹燕被称为“上海记忆的追寻者”，她自称是“身份认同有危机”之后开始写上海的，她掀起的“上海怀旧热”屡遭诟病。而陈丹燕认为，“这种怀念过去的情绪是上海这个城市一直有的情绪”；在上海这个地方，“一直在失去，一直是新的东西以非常迅捷的方式进来，所以它一直有往回看、怀念过去的情绪”，这与上海“飞速发展”的历史“是有很大关系的”^[83]。显然，陈丹燕也是在上海的时间节律与文化身份之间找到了一种联动规则。陈丹燕“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84]，当她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萌生主体身份的疑惑之后，却又自觉地从上海历史文化中寻求身份重建的依据，她是“看上海过去的故事，有很多东西慢慢从回忆里回来”^[85]之后，才有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的金枝玉叶》等作品的陆续问世。陈丹燕与上海的关系是建立在“非常关心这个文化的开放性和混杂性”的基础之上；之所以“一直揪着身份认同不放”^[86]，是因为她对探索上海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解决“身份认同的焦虑”问题怀有浓厚兴趣。她与上海的关系“是一个外在的东西”^[87]。与张爱玲和王安忆相比，陈丹燕与上海的情感距离较大，她对上海采取了理性探知的态度，却又将上海视为文化寻根的对象，二者之间的裂痕不免影响她的上海书写效果，郜元宝评价她的小说“为读者提供一个精确的关于上海的公共想象，而不是个体对上海、对时代和世界的体验”^[88]。但无论如何，陈丹燕以上海文化记忆为描写对象、以上海文化身份为探勘目标的文学创作应受重视。

任何与上海文化记忆相关的文学实践，对上海文学的构建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像卫慧的《上海宝贝》这样的作品虽有欲望渲染泛滥之嫌，但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上海的文化身份问题毕竟也作了一些思考。旷新年“不认为《上海宝贝》是零价值”，他指出《上海宝贝》“将‘新世纪’的‘上海梦’推向了高潮”^[89]，叙述1990年代的“上海宝贝”为了“与国际接轨”而将“堕落”作为“身份标志”^[90]，“我是谁”之问反映了“上海宝贝”的“身份危机”^[91]。鉴于文学文本“为读者群传递了历史图像、集体同一性观念和价值观念”^[92]，从上海文学创作与上海文化记忆的关联视阈来看，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卫慧等作家的文本应当具有同一纬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