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身份认同与ICT消费

“大学生”是称呼在高等学校中接受教育的一个群体，在中国科举考试的传统被打破后，这一群体是中国近代政治精英群体的主要来源和重要部分，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学”这个词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有的意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大学”一词除了指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外，还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根据文献记载，大学作为一种具有高等教育职能的机构，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的成均和上庠。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痒近是也。”虞舜时成立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

在近代，“大学”的意义则更偏向于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1895年清光绪皇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命名为“大学堂”的高等学校。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03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订颁布了《癸卯学制》，说明高等学校的目的是培养行政官吏，学校奖励毕业生“出身”与科举无异，并规定相应的授官品级，如高等学堂毕业生为举人，可授内阁中书、各部司务、知州、知县等官职。这意味着大学在我国近代出现时具有培养官员的功能，而大学生则具有官员准入资格，是具有老爷式身份的学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全面接管大学事务，1950年7月，政务院发出《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高等学校以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为原则”，高教部制订的高等教育建设计划、财务计划、人事制度、教学计划等，全国高校都必须遵照执行。在大学生管理方面，也建立了一套全国统一的管理模式，包括招生、分配、学籍管理等制度。1953年院校调整结束后，中国大学全部成为公办大学，大学成为培养国家干部的机关，而大学生自一踏进大学校门，就成为“准国家干部”，成为“公家的人”，不仅不需要交学费，而且还享有生活补助。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生充满了身为新中国成员的自豪感和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奉献的革命激情。^[1]

“文革”十年，整个教育系统包括大学系统陷入瘫痪状态。招生、教学、科研工作全面停止，大学生努力向党中央提出的“接班人”标准看齐，“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大学校园中的学生们充满了革命的使命感和激情，他们成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大学生。

1977年末，中国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中断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高等教育重新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4%，进入大学学习的都是精英。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内，学生“一进学校门，就是国家人”，大学生没有学费、生活费的负担，也没有就业的压力，他们可以“诗意”地生活在宁静的大学校园。②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被视为社会的宠儿。1978年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大学意味着较高的职业地位和较好的职业轨道，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巨大的权力真空需要将大量的大学生补充进入政权体系，这使得当时的大学生显得尤为珍贵和稀缺，其主要标志是大学生毕业后统包统分，包当干部，从而形成了中国大学生特有的身份定位——天之骄子，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生在过去通常被视为准精英，因为他们具有“干部身份”，比别人更易获得行政级别，同时也就意味着更容易获取更多资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通过积极运用自身的文化资本等优势，可以实现向上流动，与其他未入大学学习的群体相比，大学生获得社会职位明显具有优越性，不会为找工作发愁，大学生被赋予了具有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回报。这一阶段的大学生，在经过了大学教育后，因掌握了一定知识，而具有了“知识权力”，或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来看，承袭了“道统”，这赋予了他们成为“准精英”的资格。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学生自己，都把大学生看成是祖国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社会环境仍然赋予大学生准官员的身份和角色。(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成长在逐渐进行的改革开放中，处于更为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下。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父辈们不同，从阶级斗争、政治身份中解放出来的新一代大学生们，对成为“精英”有着更加强烈的心理预期。社会对大学生地位、作用的无限推崇也为大学生提前设定了标准很高的行为规范，并赋予了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希望大学生具有整体意识，能够肩负起人民的重托，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对大学生的期望也非常高，期盼他们给家庭带来良好声誉，带来更为丰厚的物质回报。大学生由于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预期，所以在地位、职位、待遇、声誉、发展机会等方面，有着极高的预期，大学生成为被羡慕和崇拜的群体，这一时期的大学生不需要自己主动彰显大学生的社会身份。

1995年开始执行的取消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意味着大学生与国家干部身份相分离。至2000年，毕业分配制度基本上已被取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学生毕业时发放的派遣证，此时被改为就业报到证，这宣告了计划、分配、派遣的毕业分配就业制度的终结，意味着社会正从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到一种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大学生必须在市场中进行双向自主择业了。

1999年，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2]。新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到:“扩大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的道路，减缓升学压力。”实行大学生扩招政策，使得大学生入学率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自主择业的竞争激烈程度。当市场经济体制对高素质人才提出更多要求时，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和就业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大学生逐渐失去了准精英的身份。

而当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之后，其培养目标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高等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同时，需要兼顾满足社会成员获得生存技能的要求。谋生手段在这一阶段被独立出来，成为培养目标。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大学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稀缺，接受高等教育与仕途看似顺理成章的连接已断裂，越来越多的人把接受高等教育看成是谋生的手段和途径。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大学生恢复了他们普通平民的身份，所谓的“国家干部”身份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