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经济中心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宁波人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上海崛起经历的是以贸易为先导、商业为起点的“由商而兴”之路，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工业、金融各业的兴起。在这个发展历程中，宁波人在上海经济领域的积极作为，为近代上海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进程中，宁波人的作用和地位是令人瞩目的。宁波自古商贸繁盛，商业资金积淀雄厚，旅沪宁波人始终居沪上钱业之重心地位。
1.宁波人与上海的钱庄业
上海开埠之前，已有宁波人在此设立钱庄。1830年前后，经营糖行和丝号致富的镇海人方介堂的族侄方润斋在南市设立履龢钱庄，称为南履稣（后改组为安康钱庄）。上海开埠后，方家又在北市设立北履稣（后改组为寿康钱庄）。可见“镇海方家”不仅是上海钱业的开创者，“钱业为南北市巨擘，而起点则七老板也”（时上海人称方润斋七弟方性斋为方七老板），[1]亦是沪上钱庄家族集团中卓有势力和声誉的一家。
在19世纪末上海钱庄业的发展中，宁波人积极参与了钱庄的投资、创办，此际著名的九家钱业家族中，宁波人就占了五家，即镇海方家（方介堂）、镇海李家（李也亭）、慈溪董家（董棣林）、镇海叶家（叶澄衷）、宁波秦家（秦君安）。还有一家湖州许家，与镇海叶家是姻亲，其祖籍亦为宁波。
除上述宁波籍钱业巨擘在沪上所设的钱庄外，慈溪人严信厚因在天津经营盐业而积累了不少财富，其子严义彬于1882年在上海设立号称票号实则钱庄的源丰润票号，并在江南各省及京津两地设立源丰润分支机构17处，[2]由此建立起当时比较新式的金融网络。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南北市钱庄共82家，其中宇波籍22家，占26.8%。[3]
甬人掌控的上海钱庄业的长期持续发展，为新式银行业的兴起，在人才、业务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资金方面，华资银行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钱业资本。由于宁波商业和钱庄业的长期发达，因而在近代银行兴起时，蓄有巨资的宁波籍钱庄主在资金投入上占了一定比重。如四明银行50万两开办资本中，与钱业有关的资本计55000两，占11%。
宁波人不仅投资、创办新式银行，许多深孚众望的钱业领袖也在银行中担任重要职务，如慈溪人秦润卿担任福源钱庄经理，钱业公会会长，鸿祥钱庄合伙人，福康钱庄总经理，福源、福康、顺康、鸿祥四钱庄董事，同时又担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经理，中和、辛泰银行董事，上海市银行理事，中央银行监事，上海兴业信托社经理等职；慈溪人林莲荪既担任余丰、立余钱庄经理，钱业董事，又担任大中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华银行第一任经理，此外宁波钱庄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很多有用的经验，也为新式银行所殷鉴。如新式银行创办伊始，一度采取通过对钱庄拆借生息以立足的办法，而且银行钞票的发行还要借助钱庄来推广，银行未设分支机构之地区的汇兑业务也要委托钱庄代理。最重要的是宁波钱业的过账制度对上海金融业的影响，宁波过账制度究竟始于何时，众说不一。据记载，过账制度在清朝中叶的宁波已普遍通行，宁波因之被人们称为“过账码头”。所谓过账，就是划账，它实际上是与后来银行业所实行的“票据交换”相类似的一种制度，只是它不用票据，而是以“过账簿”代替。“过账簿”是往来存折的变形，它虽然与现代票据交换制度不同，但由于手续极其简便，又相当严密，在当时确已发挥了票据交换制度的作用，因而长期成为宁波钱业通行之法。宁波人的发展重心移至上海后，“过账制度”也随之行于沪上而衍变为汇划制度，在上海钱业的运营清算方式由分头轧账-汇划清算-票据交换的发展历程中，宁波人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钱庄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宁波人也趁此有利时机，纷纷设立、投资钱庄，除原有几个家族集团外，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投资人，如徐庆云、徐承勳、严信厚、徐霭堂、薛文泰、孙衡甫、王伯元、周宗良、刘鸿生等。据统计，1921年上海的69家钱庄中，宁波人所开16家；1933年共有钱庄72家，宁波人所开16家。[4]其中仅宁波秦家先后与人合伙及有投资关系的联号就有8家。此时，钱庄的存放款业务也开始与近代工商业发生联系，如在1919—1927年间，宁波秦家创办的恒隆钱庄总计对义昌慎丝厂等23家企业的抵押放款达163 779两；对恒丰纱厂、大生纱厂等企业的信用放款达3 133 175两。[5]钱业注资于近代民族工业，为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亟须的资本，这一点对于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的中国早期工业尤为重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华资银行的发展，加之钱庄的经营方式与组织制度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又由于1933年的废两改元使钱庄一向维护的银两本位被银元本位所代替，钱庄业务遭到极大影响，钱庄的优势地位逐渐由本国银行所代替，宁波人在钱业中的优势也逐渐转移至银行业中。
2.宁波人与上海银行业
宁波人对新兴事物素极敏感，当创建银行的实践初显端倪时，其利用掌控钱庄业之便，积极投身其中，为之践履笃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宁波人在该银行的兴办、资金的筹措、具体的管理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国通商银行为国人自办银行之嚼矢，它打破了外国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从人员构成看，通商银行初创时的九个总董中，三位是宁波人，即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同时第一任华大班也由余姚人、上海北市钱业会馆的首创人、咸康钱庄经理陈笙郊担任；其继任者（第二任华大班）亦为余姚人承裕钱庄经理谢纶辉。行中最重要的上位职员，一度全部都是宁波人：董事长傅筱庵（镇海人），常务董事徐圣禅（镇海人）、孙衡甫（慈溪人）、谢光甫（余姚人）和朱子奎（定海人），事务局理事厉树雄（定海人），业务局理事俞佐庭（镇海人）。其中傅筱庵于1919年担任华大班（后改为总经理），在他任职期间，在虹口、南市设立分行，分别由王心贯（镇海人）、方椒伯（镇海人）负责。1920年4月董事会议决，嗣后关于存款、借贷、抵押各款及进出利息均须经傅筱庵的许可方能照行，至此傅完全掌握了通商银行的实权，直至1935年杜月笙取而代之任董事长止。宁波人在中国通商银行中的势力和影响如此之大，该行因而被人们归属于“宁波帮”的金融势力范围。[6]
创建于1797年的上海四明公所（今上海人民路852号）
创办于1909年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旧会所（原址在今上海福州珞22号）
在新式银行发展的第一阶段，宁波人值得一书的作为还有四明银行及中华银行的创办。四明银行是上海创办较早的商办银行之一，完全由旅沪宁波籍工商业者投资，以后发展成为上海十四家重要的银行之一。
中华银行是武昌起义后不久，沪军都督府为筹措军需而设立的，总董其事者为孙中山，定海人朱葆三、慈溪人林莲荪在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中华银行奉令经理的军用钞票，信誉良好，很受民众欢迎，当时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收入全赖于此。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辞去了中华银行总董之职，由朱葆三改任董事长，林莲荪任第一任总经理。该行于1915年改名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完全商办，董事长仍由朱葆三之子朱子奎担任。
20世纪初年至30年代，华资银行业进入了最活跃的发展阶段。截止到1927年底，上海有华资银行31家（不包括外埠银行在沪的分支行及中外合资银行），而宁波人在1921年一内年就创设或投资了近十家银行。在这一时期内，秦润卿、王伯元（慈溪）等人接盘、创办的中国垦业银行（1927年）、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1931年）是其中两家重要的商办银行。
1921年5月建成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新会所（原址在今上海西藏中路480号）
上海北京路由近代宁波商人创办的四明保险公司、上海女子银行、四明储蓄会
这时，一些分业银行及特殊银行开始出现，如“煤炭大王”刘鸿生发起组织的上海煤业银行、[7]秦润卿等创办的上海棉业银行、[8]邬挺生（奉化人）等兴建的上海百货商业银行[9]等属于分业银行类型；王正廷（奉化人）等组织的中华劝工银行，[10]王伯元等接办的中国垦业银行，[11]项松茂（鄞县人）等创设的宁波实业银行[12]等属于农工银行类型；而黄楚九（余姚人）设立的日夜银行在时间上有特色（自上午9时至晚11时营业）；[13]严叔和（余姚人）、张寿镛（鄞县人）等参与创办、管理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14]在组织上颇具特色，属于特殊银行类型。专业银行的相继出现，说明上海华资银行业内部已形成初步分工，体系日趋完备。
宁波人在上海金融中心的奠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金融中心的确立首先是一个量的概念。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著名华资银行在上海设立总行的有58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81%，其中有28家在各地开设了629个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的金融网络，[15]而宁波人可谓掌握着这个网格的“网结”，他们参与投资、创办、管理的几乎涉及上海所有的重要银行，钱庄的宁波人之所以在上海有此“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匹敌者”的超然地位，首先是由他们在近代金融资本中所占的优势决定的。以“宁绍帮”为主的浙帮钱庄不仅在户数方面历来占上海钱庄的大多数，而且其历年资本额在上海整个钱庄资本额中也占了多数，并有逐渐上升之势，此亦足以显示宁波籍钱庄主（浙博钱庄）在上海钱业中资本之雄厚。[16]
另外，沪上宁波籍金融家参与钱庄、银行投资和管理活动的可观数量是其跻身于金融界先锋地位的经济基础，他们“由共存共荣之见地，以横的结合，而努力确保其独占的支配势力。”[17]如俞佐庭曾担任“大中、大来、统原、四明、国泰、两浙商业、浙江建业”董事，“惠中”董事长，“至中、上海绸业”常务董事，“中国通商”监察、业务局理事。叶琢堂担任“中央”常务理事，“中国、四明”常务董事，“浙江地方”董事，“上海市”理事，“中国农民”总经理、常务理事，“中国国货、至中、中汇”监事。胡孟嘉担任“交通、中国实业”常务董事，“中国企业、中国国货”董事，“上海市”理事，“国华”监察，中央银行国库局总经理。
再次，宁波人还掌握着上海金融界的领导权。朱葆三早在1907年就创办并担任中国第一家保险团体——华商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的前身）的首任会长，慈溪人秦润卿是公认的上海钱业领袖。秦氏从事钱业60多年，1920—1935年执掌上海钱业公会达15年之久，曾任该会会长、总董、主席等职，历经上海钱业的兴衰。而宋汉章则被视为中国银行业的元老，另有连任上海银行公会第二、三、五届会长的盛竹书。更何况上海总商会的实权也皆操之于宁波人或江浙系之手。[18]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国通商银行5钱钞票
清光绪三十年（1904）中国通商银行5元钞票
1920年四明银行2元钞票
1920年四明银行5元钞票
九四六年上海市银行支票
金融中心也表现为功能的齐全。当时凡是中国已有的金融机构类别，如交易所、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储蓄会等，在上海一应俱全。机构的相对齐全也就是功能的相对完善。在这些机构的创设过程中，宁波人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上海第一家华人自办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至于信托公司，朱葆三担任了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的董事长，俞佐庭等人也在中一信托公司担任显职，慈溪人孔颂馨亦于1936年创立东南信托公司；保险业中，除前述宋汉章可谓中国保险业的鼻祖外，由宁波人创办或经营的华兴保险公司（1905年）、宁绍人寿保险公司（1931年）、四明保险公司（1933年）、中国天一保险公司（1934年）皆为保险史上不可不提之业绩。
一九四八年中华劝工银行支票
宁波人在上海金融界的活动不仅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推助了金融市场的规范化。金融市场的规范化，是指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创新和与国际接轨过程。秦涧卿在长期担任上海钱业领袖时，为维持、稳定钱庄的信用以补资金薄弱之短，曾倡议创建钱业市场、现金公库和银钱业联合准备库；此外他还倡导成立上海钱业业务研究会，以“提倡改革与钱庄业务之扩张”为宗旨。宋汉章在执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时期，首创发行准备全部公开制度，规范了金融市场，增进了中行的信用。
明清以来，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之称的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东南沿海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于是与上海邻近的宁波人趁地利之便趋之若鹜。因宁波盛产鱼盐，故而上海所需的海产，有很多是宁波货；此外，甬商还将宁波及钱塘江流域所产的茶、棉花、纸、酒等贩运于南北各地。因这些货物最重要的中转市场也是上海，所以沪上有许多宁波商人经营上述各货。如19世纪初年，董棣林的儿子耿梅和友梅两人就曾开设大生沙船号，往来南北，装运土产；李也亭亦于此际得到钱庄的贷款，把福建、浙江的木材，上海的棉布和糖运往北方，带回北方的大豆、豆油、豆饼等。宁波人在沪经商的另一个特点是同乡同业，如沪上经营钟表业的多为鄞县樟村人，从事药材业的大多是慈溪人，钱业、海味业、呢绒西服业等也多为如此。
上海开埠以后，素负“无宁不成市”美名的宁波人除继续在传统商业领域内施展才能外，他们又在对外贸易中左右逢源，在新式商业中长袖善舞，在本地商业中大展身手。
1.在对外贸易中左右逢源
由于各种有利条件的交合，上海在开埠后不久，很快替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而宁波人则凭借他们既有的贸易经验，在传统丝茶出口贸易中独占鳌头。如杨坊就曾在19世纪50年代向怡和洋行提供一种称为“苏州制度”的生丝采购模式。又如镇海方家开设的“方振记”，自己派人到湖州收买土丝，到绍兴竦县收买绿茶，将丝茶卖与李百里洋行，交换进口花色洋布，再自用夹板船运到汉口出售。[19]在另一出口数量较大的食糖贸易中，宁波人也占一席之地。镇海方家是上海经营砂糖的甬籍商家中少数可与最具规模的“厦门帮”相抗衡者，其经营的元益、元裕、元惠和、方本和、元泰恒、裕大恒等十余家店号，与爪哇、日本等地广事交易。[20]
宁波人还在上海外贸业中占较大优势。上海开埠初期，逐渐设立一些专门经销洋货的行号，其中专营日货进口的称为东洋庄，经营西洋贸易的称为西洋庄。就海味业来说，较早的海味业东洋庄为乍浦人徐某与宁波人周鼎生（一说周梅生）开设的“鼎记”号，在同业中具有一定声望。及后，其他东洋庄陆续开设。其中鄞县人张尊三于1878年开设的元记东洋庄，是函馆字号（业内人称“函馆帮”）[21]的创始企业，朱安山任经理。1878年张又在日本函馆设裕源成东洋办庄，并亲自到日本寻觅货源，在北海道西海岸找到一种被丢弃的沙鱼翅，经加工整理制作后运到上海，成为畅销货。张由此获利颇丰，从“元记”一家发展到九家联号，“元记”字号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同行。
由于经营海味业者多随出资人籍贯而定，因而沪上此业以宁波籍人最多，占全行业从业人员的85%左右，其余则多属嘉兴、湖州、苏州、无锡籍，其他省籍者至多仅1~2%。[22]
上海百货业东洋庄的情况也不例外。百货业东洋庄的组织形式概系旧式商号，既有独资经营，亦有合伙组织，且以合伙组织形式居多数，伙友以宁波人为最多。[23]
以经营西洋商品为主的华商西洋庄出现于20世纪初，上海最早的一家正规西洋庄当属鄞县人何宝林父子于1906年创办的“列丰行”。前此是何宝林于1880年开设的洋广杂货铺“何家铺子”，初创时资本仅数百两银子，1896年以后陆续开设何瑞丰（南京路341号）、何保丰（南京路313号）、何兆丰（南京路143号）、何怡丰（南京路519号）、何衡丰等店铺。[24]1906年创设“列丰行”，由何宝林之子何积藩掌管具体业务。随之又在1910年开设“何祥丰”专营批发业务。1919年何积藩又派人在伦敦开设一家分行，1922年，加设五金部，此时为其发展的鼎盛时期。[25]
20世纪初年，随着上海外贸中心地位的日益显著和巩固，上海出口商品的结构发生变化，新的出口货源被大量拓展，如蛋制品、花边、草帽的出口量日渐扩大。以蛋制品出口而言，业中规模最大、最为有名的当属奉化人郑源兴经营的茂昌蛋厂。茂昌是以蛋制品出口为专业的华商西洋庄，其前身是郑源兴创办的承余蛋公司。1928年成立茂昌公司，将承余顺汜公司完全划并。1929年又在青岛设立分公司，建造最新式冰蛋厂。1930年上海总公司第三次改组，改为“茂昌蛋业冷藏股份有限公司”，郑源兴为总经理“沪青两厂每年可制冰蛋2万吨，出口约1万吨。[26]其每年营业额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5，[27]可谓执业中之牛耳。
草帽也是20世纪初新兴的一项出口商品。最早在上海经营席草帽的是宁波西门外的何天生（上海英商泰隆洋行买办），前述“列丰行”主何积藩的父亲何宝林即是通过何天生的关系在上海开设永丰帽行，从产地收购草帽.再售与上海的洋庄行栈。随着此业的迅速发展，1917年由永丰、恒泰等草帽行联合组织了“公兴草帽公司”，目的是统一收售价格，避免同业竞争，公推何宝林为董事长（公兴公司于1919年底结束）。另外，傅其霖开设的坤和出口行是上海第一家以草帽出口为专业的华商西洋庄。此庄设于1914年，最初业务并不景气，1917年傅开始与英国F·G·Elliott&Co.建立关系，直接对英出口。1920年行庄由傅其霖独资经营，1925年在宁波、海门、余姚设有帽行，并相继与上海法商中西公司、美商泡力克（HenryPollak）建立业务往来，使行庄业务发展迅速。[28]
宁波农村妇女在编织草帽
2.宁波人与上海新式商业
上海开埠后，一些在上海经商的宁波人或改变原有的经营方向，或创设新的商业机构。如在新兴的颜料商业中，就有许多宁波籍的“颜料巨头”，其中鄞县人秦君安以恒丰昌颜料号起家，后与人合伙开设瑞康盛颜料号。宁波人周宗良则是德国颜料在华的总经销人。他先于1910年进德商谦信洋行任买办，后任德孚洋行总买办；1920年前后组建谦和靛油号，包销谦信洋行的靛青，并在各大城市遍设分号；1930年独资设立周宗记颜料号，成为颜料业首屈一指的巨商。本文着重介绍宁波商人在上海洋布业、五金业、西药业等新式商业中的作为。
（1）宁波人与上海洋布商业
上海的棉布商业是随着推销进口洋布而出现的。据资料记载，1858年前后较为有名的15家洋布店中，宁波人开设的就达5家，占1/3。其中大丰洋布店为业中著名的一家专营英、美进口洋布的原件批发字号，是宁波石塘世家翁家独资开办，英商泰和洋行进口的洋布基本上为其经销。后因业务繁忙，遂将门市收歇，改为原件批发字号。1880年左右大丰翁姓老板将牌号让与许春荣，改称许大丰。1905年许因年老告休，又将大丰牌号让与邵琴涛，改称邵大丰。1917年邵故去，其妻弟继任经理，改称大丰。后因洋布进口减少，乃于1930年收歇总计大丰洋布店经营进口洋布达70余年，中间四易其主，实为历史悠久的老字号。
何宝林父子开设的“列丰行”也是上海经营呢绒为主的、最早的华商西洋庄。其父原在宁波做裁缝，后迁居上海，在百老汇路（现大名路）开设何锦丰西服店。随后何宝林将何锦丰西服店改为经营呢绒洋杂货的商号。1906年开设的列丰行也经营呢绒、花色布及洋杂货。至20年代何家企业（包括联号）已积资数卜万两，成为业内分店设立最多、资本积累最快的大型零售商店，后因不敌新型环球百货公司的竞争而先后于20世纪30年代收歇。
另外，上海号称“三大祥”的三家大型绸布专业商店都与宁波人有关。协大祥绸布店由柴宝怀（宁波人）、丁丕山（宁波人）等人于1912年创建而成，是上海绸布业中开设最早的一家大型商店，后几经周折，终于发展成为实力雄厚、规模甚大的经营棉布、呢绒、绸缎的纺织品全能名店。宝大祥绸布店由原协大祥股东柴宝怀、丁丕山开设于1924年，当年上海曾流传一句俗语：“嫁囱要到宝大祥.备嫁妆，送新娘，床上身上都像样。”足见宝大祥的花色繁多，品种齐备。信大祥绸布店则由原协大祥学徒丁大富（宁波人）于1929年开设，经营商品包括呢绒、绸缎、棉布、化纤各类纺织品。
（2）宁波人与上海五金商业
19世纪60年代，上海五金商业开始产生，以后渐趋专业经营，至20世纪初年五金商业行业已颇具规模。
上海五金店号中以叶澄衷在1862年于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开设的顺记五金洋杂货号最为著名。叶澄衷1862年开设顺记号，此后相继在沪上各处开设南顺记、义昌成号、新顺记。至1890年，仅南顺记在江浙、华中、华北一带的分支联号即达十余户，叶澄衷因而被人们称誉为“五金大王”。不仅如此，由老顺记派生与连续派生的店号也蔚为可观。统计资料表明，至抗战前，由老顺记及所属店号直接投资或由股东拆伙、职员分设的店号就达37户。
协大祥绸布庄广告
1883-1893年间，顺记还获得了美国美孚火油的在华经销权，专门包销美孚公司从印尼运来的石油、矿烛。[29]此外，世界另一大火油公司亚细亚公司的壳牌火油也是通过在沪甬商经销的。壳牌火油于1890年进入中国市场，后在上海设总公司，总公司的买办是宁波人陶秉钧。陶的两个儿子也在此供职，还有不少办事员都是他的亲戚。陶氏家族为推销亚细亚壳牌火油出力颇多，他们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销售网点遍布城乡各地“正如《定海县志》所称：“经理煤油亦邑人特擅之业也.美孚、亚细亚二大公司其各埠分销处几十之六七由邑人承办。”
除叶澄衷创建了上海五金商业的老字号——顺记号外，还有朱葆三于1878年在新开河设立慎裕五金号，洪益三（慈溪人）于1888年在百老汇路设立慎记五金号，徐伟仁（宁波人）于1895年在百老汇路天潼路口设立顺利五金号。
就钢铁商业来说，在早期钢铁商业中，就有宁波人开设的洋广杂货店兼营钢铁，但为时短暂。上海第一家经营进口煤铁的华商钢铁商号，即叶澄衷于1870年盘进的德商可炽煤铁号，地址北苏州路。可炽号开上海钢铁商业之先声，专门经营进口煤铁。以后其他煤铁号陆续开设，其中宁波人开办的有：1890年戴运来（宁波人）在北苏州路开办的利昌钢铁号，1890年周可文（宁波人）在北苏州路开办的茂顺钢铁号，1900年洪仰岗在民国路创办的万椿钢铁号等。
宝大祥绸布庄广告
五金零件商业店号的出现，是五金商业分工趋细的体现。1886年，经营五金零件的欧源记号开设，以后此类店号渐有创设，但绝大多数由广东人经办，宁波人投资的只有一家，即1913年由郭存忠（宁波人）在兴圣街开设的华丰店号。[30]至于五金商业中的铜锡店，由镇海人乐嗣基于1884年在南京路设立的乐源昌铜锡号，制造营销酒壶、铜吊、烛台、脚炉等家用铜锡器皿，是上海惟一一家经营此类商品的专业商店。
上海最初的玻璃与玻璃器皿都由洋杂货店兼销。1879年镇海人蔡振茂在虹口天潼路设立蔡仁茂玻璃洋铁铺，自制自销白铁座方形玻璃灯并划配玻璃。1924年，蔡仁茂号扩大业务范围，同时经营钢铁，店名也改为蔡仁茂玻璃钢条号，发展为同业中首屈一指的大户。
由上述可见，宁波人在沪上五金商业中的优势是不可比拟的。早在1878年宁波《海关贸易报告》中，就有外商提及：“上海铁商差不多全是宁波籍人，货物装到宁波后，再发送到内地，以长期贷款办法出售得到高价，一般要二到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到货款，铅和其他金属商品，宁波商人也是以同样办法处理的。15年来这项贸易几乎完全是宁波人和上海宁波籍铁商之间的交易，事实上洋商很难分享一份。”[31]1914年前后，上海共有五金商业店号25户，其中宁波人开设的达16户；经营钢铁商业者20户，宁波人开设的有7户，可见其在五金商业中的地位。
（3）宁波人与上海西药商业
宁波人在上海西药业的作为对打破外商垄断局面，推进民族制药工业的兴起有重要作用。自1850年英国药剂师洛克开设了第一家外商药房 Shanghai Dispensary，及至30多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华人西药店——1888年顾松泉设立的中西药房，以后又有华英、中英、中法、华美、济华堂、五洲、万国等华商西药店陆续创设，逐步形成了西药商业行业。由于这些西药店铺都附设有制药工场，所以这批早期的西药房又成为孕育民族制药工业的胚胎。除1889年严信厚、朱葆三参与创办上海第二家华人西药房华英药房，1894年严信厚参与创办中英药房，1923年黄楚九接盘中西药房外，宁波人独立开设的较为著名的药店还有：光绪卜六年（1890）由余姚人黄楚九开设的中法药房，1907年黄楚九等人在上海创设、鄞县人项松茂经营的五洲药房，1927年慈溪人陈升海开办的天华药房，1933年鄞县人史致富创办的万国药房。
1947年中法药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
3.宁波人与上海本地商业
宁波人在上海本地商业中的作为实是不尽笔墨。现仅从宁波人在南京路上的经营活动，领略其蕴义丰厚的人牛风采。
在南京路上，宁波人开设的著名店号就有培罗蒙西服店、亨生西服公司、邵万生南货店、三阳南货店、乐源昌铜锡五金店、亨得利和亨达利钟表店、中华皮鞋店、老正兴菜馆、蔡同德堂国药号、泰康食品商店、协大祥绸布店、老凤祥银楼等。
邵万生南货店原名邵万兴南货店。咸丰二年（1852）宁波人邵六仃头开设于吴淞路，以精制具有宁、绍乡土风味的糟醉食品而闻名。南京东路的三阳南货店也是与邵万生南货店齐名的“中华老字号”。沪上以经错宁波式茶食著称的特色商店还有塘沽路的叶大昌食品店、顺昌路的大同南货商店。
亨达利钟表店原为洋商企业，中文招牌为“亨达利洋行”，销售进口商品。1914年，亨达利转让给当时的礼和买办虞芗山、跑街孙梅堂。孙当时是美华利钟表店的负责人。一战后，孙梅堂独立主持亨达利的经营，此时亨达利已成为美华利集团内的一个最主要的钟表专业商店，并更名为亨达利钟表总公司。1926年集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脱离美华利集团。抗战期间业务趋向衰落。[32]
亨得利钟表店是与亨达利齐名的、宁波人创办的又一家百年钟表老店，前身为宁波二妙春钟表行，1874年由应启霖、王纪生、庄九泉集资开设于宁波东门街，1915年在上海广东路河南中路西首正式开设亨得利钟表行，到抗战前已发展成为拥有60多家联营企业的大型商业集团。
时有“钟表大王”之誉的孙梅堂及其父孙廷源与上海钟表业都颇有渊源。孙廷源于光绪二年（1876）开设于河南路429号的美华利钟表店是上海创办较早的一家钟表店，1905年又罗致一批能工巧匠，设工场于宁波鄞县，制造各式钟表，开中国自制钟表之先，其产品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优等奖和金质奖章。以后美华利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钟表企业。
蔡同德堂国药号是上海四大著名中药店之一，创建于光绪八年（1882）。商店最早由汉口迁来上海，开设在英租界抛球场后（今河南中路南京路北首），产销精制饮片和各类药酒，制作丸散膏丹，渐而名扬海内外。
药材业是宁波商人一贯经营的传统行业，由慈溪商人占主体的甬籍药材商往来南北，贩运药材。《慈溪县志》载：“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除了上述蔡同德堂国药号外，童涵春堂、冯存仁堂、徐重道国药号、京都达仁堂等国药名店的创办者也是清一色的宁波人。(www.xing528.com)
“新世界”是余姚人黄楚九于1915年在西藏路南京路口创建的综合游艺场。黄楚九可谓上海滩上的“娱乐业大王”，早在1912年黄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今华侨商店地址）合资开设“新新舞台”（后迁福州路改名天蟾舞台），当时在屋顶上开设“屋顶花园”，取名“楼外楼”，成为上海第一家屋顶花园。1917年，黄楚九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和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转角处建造“大世界”。他后来还办有“齐天舞台”、“绣云阁”、“天外天”、“小世界”等游乐场所。
培罗蒙西服公司前身是许达昌于1928年在四川路开设的“许达昌西服店”，1932年迁至南京路，1935年改店名为“培罗蒙”。该店以精巧的手艺、上乘的质量、热诚的服务，成为同业中第一流的名牌特色商店。
言及宁波人在上海服装业的成就，必然会提到“红帮裁缝”。“红帮裁缝”与“本帮裁缝”相对而言，是人们对专为洋人缝制衣服的手工业者的称呼，其中鄞县、奉化人在上海经营此业者人数众多，技艺高超，是“红帮裁缝”的中坚。继1896年奉化江口前江人江良通在南京路开办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和昌号后，以后荣昌祥、王兴昌、裕昌祥、王顺泰、王荣康、汇利等号称“南京路上六大家”的呢绒西服店也都被奉化人所垄断，二三十年代陆续在南京路和沪上其他各处开设的西服店及雇川的裁缝，也大都来自奉化，且多是荣昌祥呢绒西服店创办者王才运的亲族和门生。
1917年黄楚九创办的大世界游乐场
三友实业社的徽章
银楼业也是宁波人在上海的“传统生意”，特别是鄞县、慈溪、镇海等地布许多商人在上海开设银楼，这些银楼都有一批经验卜富、技艺精湛的把作师傅，饰品以成色足、款式新、精镶细嵌而远近驰名，其中老凤祥、裘天宝、方九霞等银楼，都是当时沪上最有名气的大同行银楼。
宁波人在上海工业化进程中令人瞩目，为上海乃至中国近代民族匚业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就。
自上海开埠到1894年，是中国也是上海近代民族工业逐渐发生的阶段。宁波人在这一阶段就贡献不凡。19世纪七八十年代卜一海出现的由私人独立投资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大多是以船舶零配件修理为主要业务的小型船舶与机器修理厂。濒海的宁波由于造船业一直较为发达，因而船舶与机器修造业是宁波人在上海近代工业方面的最初尝试，上海在1894年前创办的14家工厂中，宁波人开设的就有4家：1882年董秋根在虹口外虹桥开办的永昌机器厂，1885年何德顺在南市陆家滨开办的广德昌机器厂，1885年郑良裕在新闸桥开办的公茂机器船厂，1888年周梦相在新闸桥开办的大昌机器厂。[33]
19世纪末期，上海又涌现出缫丝、棉纺织、造纸、食品、火柴、玻璃等新兴工业部门，宁波人在这些领域中亦捷足先登。在纺织业中，严信厚于1888年参与了恒丰纱厂的设立，严与周金箴（慈溪人）等人又同时参与创建了华新纺织新局。此外，黄楚九于1887年接盘中西大药房，1889年创办中法药房；叶澄衷于1890年创办燮昌火柴厂，1892年创办纶华缫丝厂；傅采芹（宁波人）于1894年创办东信机器行；严信厚1894年投资中英药房，此俱为开风气之先之举，其中中西药房为新药业的鼻祖，燮昌火柴厂和纶华缫丝厂也是业中先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民族工业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此时，宁波人更是施展出其善于经营、勇于开拓的特才。如在上海最为发达的纺织业中，如前所述，宁波人不仅参与了上海最早一批近代纺织企业的创办，而且在纺织业所包括的棉织、印染、丝织、缫丝、毛纺等各个行业中大展身手，先后创办了华阳纺织染厂、大丰纺织厂、振丰棉织厂、三友实业社、萃众织造厂、华成机织帆布厂、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光华染织厂、勤丰染织厂、纶华缥丝厂等一大批著名企业。
除纺织业外，宁波人投资、创办的企业几乎遍涉上海所有行业。特别是鲍咸昌兄弟创建的商务印书馆（1897年）、项松茂经营的五洲固本皂药厂（1907年）、方液仙手创的中国化学工业社（1911年）、胡西园接盘的亚浦耳灯泡厂（1927年）、余芝卿设立的大中华橡胶厂（1928年）、刘鸿生创办的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1930年）都可谓业中巨擘。
1929年创办的上海章华毛纺织厂
此时宁波人经办的企业与重工业相关的有：鄞县人乐振葆参与创办的和兴化铁厂（新中国成立后扩建为上海第三钢铁厂），该厂由陆伯鸿于1917年开办，是我国第一家规模较大的新式钢铁厂，投资人中宁波籍者还有朱葆三等。虞洽卿所办的三北机器厂，系1922年盘进肇成机器厂改组而成，初名为“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后经发展，改为“三北机器造船厂”，专门修理三北、宁兴、鸿安三公司的船只。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民族工业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大批匚矿企业历经千辛万苦，将机器设备辗转运至西南内地坚持生产。宁波人开办的许多工厂也参加了史称“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内迁活动。一些与军需相关的企业，如大中华橡胶厂将一部分设备迁往长沙，生产轮胎、胶鞋及防毒面具的材料，襄助兵工制造。其他如中国化学工业社、亚浦耳电器厂、中法药房迁往重庆。[34]还有一些企亚家在内地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
1948年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刘鸿生不仅在香港投产大中国火柴厂（1940年），且在四川等地创立华兴和记火柴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厂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毛纺织公司，对于开发西南、支援战时经济、恢复故后生产都起了重大作用。
航运业是宁波人主要的也是最擅长的经营行业之一。道光年间，宁波船商开始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沙船业。[35]镇海小港李氏家族即以经营沙船业起家，李也亭1822年来到上海，先在一家糟坊当学徒，后从事沙船业，积资渐多，于是独资开办久大沙船号，拥有卜余只沙船，往来南北洋；以后又开设久大码头，成为上海滩有名的沙船主；其孙李云书创办了天余沙船号，自备大小沙船号数十只，后又投资大达轮船公司。慈溪商人董耿轩、董友梅在上海开设了大生沙船号，拥有沙船近百号。叶澄衷也自备沙船百余只.经营长江及沿海航运业务。
上海开埠后，西方轮运业楔入沿海、长江航运，宁波商人及时更新转化，捷足先登发展航运业，领华商经营此业之先声1882年叶澄衷“禀请置造轮船，另立广运局”，但被李鸿章以“不准别树一帜”为由予以驳回，以致1889年叶澄衷参与创办的鸿安轮船公司只得附托于外商名下。鸿安轮船公司是甲午战前航行于江海的仅有的近代民营华资轮船公司。[36]另外，1897年朱葆三同李云书等发起创设东方轮船公司，但因与法商立兴洋行合办，华股不足，故而操纵权均在法人之手。
20世纪初的上海黄浦江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特别是20世纪初年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普遍高涨，清政府对华商自办航运业逐渐解禁，近代航运业进入了自由兴办经营阶段。此间略具规模的华商近代航运企业大达轮船公司的创建过程中，即有朱葆三、李厚祐等宁波人参与其中。[37]1906年末，又有朱葆三、陶祝华等人设立越东轮船公司，以55000元购置一艘“永利”轮（555吨），航行上海和定海、石浦、海门等处，规模不大。
1908年宁绍轮船公司的创办，是宁波人在近代航运业头角显露，也是华商打破中外航运垄断势力而取胜的结果。宁绍商轮股份右限公司设总公司于上海，在宁波设立分部，虞洽卿、严义彬、方舜年担任总、协理，陈薰为总董.其余董监事亦多宁波、绍兴著名商人1914年，宁绍商轮公司又在上海地区开展内港航运事业，获得独航杭湖一线的权利，此后又成立宁绍内河小轮公司，到1921年，该公司已有小轮十余艘，吨位约一百吨，成为称雄苏、杭、嘉、湖地区的一大势力。[38]
1911年后，民族航运业开始呈现新的发展势头，其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能与外资和官僚资本抗衡的，首推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航业集团。
三北航业集团包括三北轮埠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和鸿升码头堆栈公司。三北轮埠公司创立于1915年，它最初是虞洽卿为了发展家乡龙山地方经济，同宁绍公司航线联络设立的。经过多年的艰苦经营，三北航运公司发展成为拥有宁兴、明兴、瑞康等轮船30余艘，总吨位达9.1万多吨，占全国民族航运业总吨位（67.5万吨）1/7的中国最大的商办航业集团，其业务还扩展到西贡、仰光等东南亚地区，堪称我国民族航运业中的巨擘。
此际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5000吨以上的较大的航业集团还有：郑良裕（宁波人）创办并经营的通裕航业集团，朱葆三的航运企业等。
交通近代化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前导。宁波人在这一方面最卓著的作为还有定海人周祥生创办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于1932年元旦，由周祥生任总经理，总行设在北京路西藏路（现为上海出租汽车公司）。出身贫素的周祥生在1923年创办“祥生汽车行”，经其苦心经营，车行发展迅猛，至1937年，拥有汽车23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39]，成为与美商云飞、英商泰来相抗衡，独占上海出租汽车业之首的华商车行。
此外，宁波人董杏生创建的公利汽车公司于1922年8月13日开辟了上海第一条公共汽车路线，始发站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止于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全长4000米。[40]
由上述可见，宁波人在工商业各个领域的积极作为，极大地推助了上海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为近代上海的迅速崛起、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以认为，“是宁波人促成了上海的兴起”[41]的论断并不为过。
纵观宁波人创业上海滩的历程，他们秉承“非诚信不得食于贾”的古训，珍视信誉，艰苦创业，在上海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归功于他们的顽强和不屈，更应归功于故乡再山明水的钟灵毓秀，和“第二故乡”上海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本文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注释
[1]张美翊《宁波人开风气之先》，《宁波文史资料》第15辑，第127页。
[2]《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7页。
[3]《宁波金融志》第1卷概述，中华书局1996年，第6页。
[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70页。
[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2-845页。
[6]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310页。
[7]成立于1921年8月，刘鸿生等创办，资本总额原定80万元，实收40万元，行址北京路40号。
[8]成立于1921年9月，秦涧卿、薛文泰等创办，秦任董事长资本总额100万元，收足50万元，行址汉口路河南路转角。1927年3月解散。
[9]成立于1921年10月，邬挺生等人创办，邬挺生任董事长，邬志豪任经理，系百货交易所改组而成，行址广东路，1922年清理歇业。
[10]成立于1919年，王正廷、楼恂如等创办，李泳裳为董事长，刘聘三为总经理。1921年10月正式开业，资本总额100万元，实收51万元。
[11]王伯元、秦涧卿等于1929年接办，秦任总经理，资本总额250万元。
[12]成立于1932年，项松茂、邬志豪等创办，项为董事长，邬为首席董事。股本50万元.行址河南路500号。
[13]成立于1921年8月，黄楚九创办并任总经理，行址爱多亚路，集资50万元”1931年1月歇业。
[14]成立于1924年5月，严叔和等人创办并任总经理，行址南京路南直隶路转角，资本20万元。
[15]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7、311页。
[16]见拙著《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17]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313页。
[18]见拙著《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1页。
[1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30页。
[2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44页。
[21]原称箱馆，于1869年改称“函馆”。从箱馆来货的东洋庄，称厢馆字号或厢庄。
[2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庞出版社1989年，第542页。
[2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563页。
[24]上海百货公司等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25]何家企业多在20世纪30年代初歇业清理。
[2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01页。
[27]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487页。
[2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15页。
[29]上海五金机械公司等编《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01页。
[30]上海五金机械公司等编《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31]《海关贸易报告》1878年，宇波，第136页，见上海五金机械公司等编《上海近代五全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32]1946年亨达利股东莫高明由重庆挟资东归，增资黄金500两并出任经理，但因时局动荡，仍难有建树。
[33]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111页。
[34]张晓晖《抗战初期迁港的上海工商企业》，《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
[35]沙船是古代一种大型航海木帆船，最早得名于崇明地方的崇明沙。据乾隆《崇明县志》记载：“沙船以出崇明涉而得名。”其特点是平底、多桅、方头、方艄，航运性能良好，有吃水浅、航行轻捷、能坐滩（即平搁在沙滩上）的优点，特别适宜航行于上海至营口的北洋航线。
[36]鸿安的营业在外商轮船公司的竞争压力下逐步收缩，1904年以前已仅剩在长江航行的“长安”、“德兴”、“益利”、“宝华”四轮，这年冬天虽经改组，仍然不能挽救败局，终于在1908年5月停业。后经虞洽卿联合有关人士，将其承买，才得继续开业。但只剩下二艘轮船，远难比昔。
[37]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7页。
[38]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9]《周祥生和祥生出租汽车公司》，《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11页。
[40]叶亚廉等主编《上海的发端》，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第92页。后因财力不足，设备有限，该公交线路于1924年停驶。
[41]Susan Mann Jones：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