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文化特殊性及社会经济落后问题

如何认识武陵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本研究的前提。只有对武陵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约束等问题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厘清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一）武陵山区集特困地区的形成——综合因素下的客观形成

纵观武陵山区地理演变过程和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历程，武陵山区的贫困多发生在地理位置偏僻的行政区划的边缘连接处。根据地理环境论研究发现，贫困的集聚与地理的区位有很高的相关性。武陵山区地理环境复杂，很多农村处于偏远深山和高寒地带，粮食产量不高；山地林地多，耕地分散，且生产能力低，土地承载力较弱。少数民族聚居特点使得该地区在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这些影响了武陵山区的经济开发，使其发展迟缓。这些因素使得该地区的贫困发生呈现出“区域致贫”的特殊性。其主要特征是，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禀赋不足等结构性因素与可行能力缺失的个体因素相叠加，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相伴生，生态脆弱性与贫困脆弱性相藕合，使得武陵山区的贫困呈现高度复杂性。

因此，贫困之所以“集中连片”，并非都是扶贫工作需要而人为划定。该区域贫困的形成既有历史与现实的作用，也有生态条件和社会发展的约束。因此，解决武陵山区的发展与贫困的问题既要有历史发展的视角，又要有区域整体性的发展观。

（二）“生态致贫”的现状——贫穷跨界、风险共生、脆弱连片

环境科学领域研究贫困的视角，往往集中在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农户经济行为。武陵山区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其典型特征。该地区属于渝、鄂、湘、黔四省（市）交界的一个自然区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交汇处，是我国跨省交界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集老、少、边、穷山为一体的贫困片区之一^[1]。整体上看，武陵山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且脱贫后极易返贫，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脆弱的生态环境及资源禀赋所引发的。

武陵山区的贫困发生在行政区划的边缘连接处，在行政管理上有被边缘化的可能。武陵山区在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同一性，但由于行政区划分割，使该地区处于四大行政中心的环形空洞区，交通不便，产业同构，重复建设严重，有限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2]。近年来，武陵山区经济增长缓慢，且内部各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越靠腹地越贫穷。

同时，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禀赋较差。武陵山区属于云贵高原边缘地带，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山石林立，山脉多褶皱和断裂，具有原发性的脆弱山地生态系统。脆弱的生态环境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

第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制约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该地区地下暗河、岩溶漏斗发育，导致地表降水漏失严重，干旱多发；植被破坏、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严重，造成大面积石漠化现象；水土流失和石漠化使得耕地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造成土地资源稀缺；很多农村处于偏远深山和高寒地带，粮食产量不高；山地林地多，耕地分散，且生产能力低，土地承载力较弱^[3]。脆弱的地理生态环境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干旱、霜冻、山洪、泥石流、地陷、塌方等自然灾害，使得原本脆弱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第二，地理位置、生存环境等限制因素也对当地的人力资本和内在发展能力等造成了影响，而这些后天性要素又反过来使得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特点，使得当地交通通讯建设成本高，严重制约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与外界的信息交流，进而导致信息闭塞和教育不足，居民文化素质偏低、思想观念落后、小农意识严重。山地地理环境限制使得农业结构单一，效益低下，导致居民收入低且来源失衡，表现为年轻人外出打工收入较多，内生性经济收入缺乏，而与此相伴的劳动力流失、耕地荒废，以及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等异质人口能力缺失成为当地突出的问题。同时，结构性因素导致武陵山区现实的贫困表现为长期持续性和很强的代际传递性。另外，当地社会交往狭窄、社区参与不足，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居民参与发展的热情。因此，可行能力的缺失使得武陵山区的贫困具有“个体致贫”的普遍性。(www.xing528.com)

第三，地理位置和环境也使该地区面临着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少数民族聚居特点使得该地区在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历史上武陵山区的开发较晚，发展迟缓，偏远闭塞，受当地传统文化习俗影响较大，社会经济落后。这些因素使得该地区的贫困发生呈现出“区域致贫”的特殊性。

简言之，武陵山区的贫困具有个体致贫的普遍性与区域致贫的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禀赋不足等结构性因素与可行能力缺失的个体因素相叠加，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相伴生，生态脆弱性与贫困脆弱性相藕合，使得武陵山区的贫困呈现高度复杂性，也使得该地区的扶贫规划编制需要有其特殊意义，而“贫穷跨界、风险共生、脆弱连片”是武陵山区扶贫规划编制面临的基本现状之一。

（三）“生态扶贫”的优势——山地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价值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对农户生计的决策选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武陵山区的村民能在这样脆弱的环境条件下繁衍生息的原因。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系统的价值符合生态学的理论，也满足现实农业生产的需要。武陵山区合理开发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价值，也就存在由“生态致贫变为生态扶贫”的机遇，即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扶贫方式。该地区生态环境复杂，自然地理差异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明显，具有丰富的森林、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虽然武陵山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但其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较小，形成了该地区的“后发优势”，同时山地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利用的价值。

武陵山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独特的气候资源为发展禽畜养殖、反季节蔬菜栽培、山区有机云雾茶生产，烟草、薯、芋、野菜等高山作物培育以及地道中药材的驯化栽培创造了适宜的气候条件。由于武陵山区地形复杂，气候特殊，因而生物种类繁多，堪称生物宝库，是亚热带、温带生物栖息繁殖的胜地。武陵山区水能蕴藏量大，矿产资源种类丰富、储藏量大。而且，该地区还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神奇的自然风光。特色资源，尤其是茶叶、药材、烟草、竹木和旅游等优势十分明显^[4]。

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的目标应当是发掘该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使得贫困居民加快脱贫步伐，并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持和巩固扶贫成果。因此，可以围绕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打造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模式，将该地区潜在的比较优势发展为现实的经济优势。要充分发挥武陵山区内部不同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发掘特色资源，使得本地区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避免产业同构，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充分发掘当地生态环境的非物质形态价值，例如服务、美学和精神价值等；因地制宜地打造高效生态农业模式，例如旅游观光、多样化养殖、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深加工、绿色产品生产和加工等，延伸当地的农业产业链；以村落为尺度，根据其生态环境特点，量身打造其稳定增收的主导生计模式等。

同时，开发武陵山地生态系统的经济，要与其丰厚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相结合。武陵山民族文化是楚文化、蜀文化、陕晋文化和黔贵文化的“文化沉积带”，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的聚合体。^[5]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文化习俗成为制约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然而，这同时也能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因为优秀的民族文化也是增强谋生能力的要素。因此，要寻求具有武陵山区区域特色的“生态扶贫”模式。

（四）“生态扶贫”的基础——武陵山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的扶贫规划

规划是区域性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生态规划是脆弱性地区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武陵山区作为生态脆弱和社会脆弱性共生的区域，解决贫困问题既需要合理配置和利用当地的资源条件，也需要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必须开展“生态扶贫”的规划，规划的主要内容应该针对山地生态系统的特征和扶贫生计的开发制定功能区划。将武陵山区的土地空间划分为不同功能区，施以不同的产业政策和政绩考核体系，对武陵山区脱贫和扶贫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将有效缩减贫穷跨界的差距，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实现可持续性扶贫生计的发展。然而，这样一个规划在现实中将面临非常复杂的挑战。首先，谁是武陵集特困区域功能区规划的主体？在这个跨越三省一市行政区划的特困区域，需要协调好行政区划与功能区划的关系。地方的发展冲动或脱贫的欲望必将使各级政府在功能区规划上有各自的考虑。在此情况下，尊重地方发展意愿的“民主性”，同时必须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如何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在武陵山区进行功能区规划，势必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其科学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证，是规划生命力的根基所在。通常，科学的功能区划分主要依据现有经济开发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未来发展潜力。功能区划的基本单元应该是村庄，村庄的分类是功能区划的重要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