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武陵山区地理环境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武陵山区贫困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贫困村的存在与武陵山区的地理环境、山地生态系统的条件以及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现状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因此，破解武陵山区扶贫与保护生态的难题，必然要求在地理环境、生态条件与贫困的相互关系、生计发展等方面开展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性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于指导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的实践。

（一）地理环境因素对武陵山区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影响

武陵山区的贫困多发生在地理位置偏僻的行政区划的边缘连接处，地理环境复杂，很多农村处于偏远深山和高寒地带。地理环境因素对武陵山区区域性贫困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对当地农户生产生活的直接作用，还体现在对该地区居民长期的发展能力，乃至该地区历史文化形成的制约上。尽管地理环境决定论自产生以来就受到各种质疑和批判，但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地理环境在概念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地理环境主要是指自然地理环境，是由岩石、地貌、土壤、水、气候等自然要素构成的综合体。人类活动依赖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同时又对自然环境施以影响，人类活动方式、规模和强度的不同，对自然环境改变的趋势和程度不同。广义的地理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以外，还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经人类开发利用后形成的生产经济综合体，包括工农业、交通、居民点等。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人口、民族、语言、文化、民俗等的地域分布特征和组织结构关系。^[6]武陵山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体现在地理位置的偏远闭塞、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尤其是贫困多发、少数民族聚居等方面。

对于地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就提出了当时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与地理因素或许是地区富裕和贫穷差距的原因。他指出了以海洋为基础的贸易对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而对当时非洲内陆、俄罗斯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在《国富论》发表200多年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等在其论文《气候、临海性和发展》中，继承了亚当·斯密有关地理位置与地区经济发展表现的思想脉络，并关注了气候条件对疾病、农业、人类生理、人类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等的不利后果，以及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广泛影响。^[7]

系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于18、19世纪，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巴克尔和德国的拉采尔。其中德国地理学者拉采尔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论述，即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在其著作《人类地理学》（1891）中将环境对人的影响归纳为四方面：直接的生理影响、心理影响、人类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人类迁移和分别的影响。他认为人类同其他生物，都是环境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都由地理环境决定。地理环境决定论过于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和影响，具有极强的片面性。

随着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描述人地关系的或然论、适应论和协调论等逐渐产生和发展。或然论学者主张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利用什么和如何利用完全取决于人的选择能力，他们承认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但强调人在利用自然方面具有能动性，能够改变和调节自然环境，且人类改变自然的程度越深则两者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代表人物是19世纪初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适应论学者认为人类需要主动、不断地适应环境对人类的限制，而这种适应与生物遗传意义上的适应不同，是通过文明发展对环境及其变化的适应，人对自然的调整和适应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一定自然环境约束下，适应能力强的人群能够较好地从环境的利用中满足生存的物质资源需求，代表人物是20世纪英国地理学家罗士培。协调论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必须遵循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人类必须通过约束自身的行为取得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协调。

20世纪后期，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物质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包括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以可持续方式使用资源，在发展中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和改善环境质量等。它是一个关于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三者相互影响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包含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发展首先是满足生存需要，是消减贫困，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使贫困者的生存状态恶化，也不能因为某些人的生存需求而损坏了其他人和后代人的发展能力；第二，发展不能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资源的消耗水平，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环境保护、消减贫困和适度经济发展的合称。落实到贫困问题，可持续发展就是将满足贫困者的最低生存／生活需要和保护环境作为控制变量的社会经济发展。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贫困的空间分布问题开展了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理环境与贫困的关系。例如，Nicholas等人对越南贫困的空间类型研究发现，越南的贫困发生率在偏远的东北和中部高山地区最高，在东南和大都市中心最低。^[8]Amarasinghe等对斯里兰卡农村贫困空间集聚的研究表明，以营养为基础划定的贫困在空间上具有两个统计层面上的集聚：一是低贫困农村地区集聚在一些低贫困都市地区周围，以低农业就业率为重要特征；另一个是高贫困农村地区集聚，在这些集聚区，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与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相联系。^[9]而Kam等对孟加拉国农村贫困的空间类型及其与影响福利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高贫困发生率的社区与生态恶化区相一致。^[10]

而我国当前的农村贫困在空间分布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自然条件恶劣及生态环境脆弱的中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高，并长期难以脱贫。武陵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必然要求加强论证地理位置对贫困和发展的影响，并在发展规划中将地理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维度来考虑。如何认识、适应并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条件，是提高自身发展能力的重要一环。

（二）武陵山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的相互关系及其干预机制

武陵山区属于云贵高原边缘地带，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山石林立，山脉多褶皱和断裂，具有原发性的脆弱山地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禀赋较差。在此生态环境条件下，武陵山区贫困发生率高，且贫困人群具有脱贫波动性，脱贫—返贫具有时间短、脆弱性强、返贫率高的特点，发展能力缺失成为该地区贫困的重要特征。

同时武陵山区又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长期存在的局面。一方面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条件差。地下暗河、岩溶漏斗发育，导致地表降水漏失严重，干旱多发，山地林地多，耕地分散，且生产能力低，土地承载力较弱，粮食产量不高，诸多生态和资源条件严重制约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导致贫困的发生和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贫困人群为了摆脱贫穷的困境，对生态环境资源过度和不当开发利用，导致植被破坏、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更加严重；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加剧了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下降，造成土地资源更加稀缺；同时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密集的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使得原本脆弱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武陵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与贫困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影响和制约的程度如何？具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及作用方式？如何对二者的相互作用进行干预，使其均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些问题有利于认识武陵山区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寻求生态环境保护和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有效途径。生态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其理论认识是指导生态环境保护和扶贫实践的基础。

关于环境与贫困的早期认识是将贫困看作是环境退化的原因。这种观点认为，贫困农民缺乏资本和财产，有的只是劳动，穷人要生存与维持生计不得不依赖自然资源。此外，穷人的人口增长缺乏必要的控制，为维持新增人口的生计需要，必然新垦土地、饲养家畜、砍割柴薪以及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等，于是对环境造成压力，导致环境恶化。^[11]

也有学者认为环境退化同样导致了贫穷，贫困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由贫困程度和面临的环境问题决定的^[12]，贫困者几乎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产行为或消费方式，而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贫乏、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13]。其中，长期贫困（又称慢性贫困）问题研究将环境风险或环境脆弱性作为贫困动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看待。同时认为，环境因素不是孤立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共同运行的结果。在“环境风险—灾害—长期贫困”的分析框架下，贫困研究强调自然风险和自然冲击是长期贫困的主要驱动和关键性因素，包括与气候条件相关的风险和冲击，如洪水、干旱等，与地理环境因素相关的，如滑坡、泥石流等，与生物因素相关的，如农作物病虫害等。由环境引发的健康问题是长期贫困的关键维持性因素。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人力资本损失。环境退化如土地退化、森林砍伐和环境污染等，不但会影响当代人的生活，而且对未来那些以自然资源维持生计的人产生影响，并使他们遭到更大程度上的环境冲击，进一步的影响还包括群体边缘化、深陷脆弱生存环境及由环境带来的信息、知识、投入、技术方面的障碍等。^[14]而低劣的自然资源，包括干旱地、沼泽地、盐碱地、山地以及陡坡地等，是长期贫困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穷人主要依赖实物财产而不是收入，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可得性便成为衡量这类特定地域的贫困发生风险的重要因素。不利的生态条件和缺乏有选择的自然资源限制了穷人获取生计的机会并导致贫困多元化。因为从贫瘠的土地中难以获得较大产出，穷人们不得不将其生产活动延伸至非农产业，然而，对极端贫困的农民来讲，由于十分缺乏金融资产和人力资本，非农产业获取的劳动报酬并不高。^[15]偏远性与难获取性是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很多农村地区贫困的特征体现为地域隔绝、道路缺失、基础设施薄弱、制度供给不足等。^[16]

而环境与贫困的相互作用往往表现为互为因果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进行描述的一个典型模式是“PPE怪圈”，即“贫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环境（Environment）”怪圈。“PPE怪圈”充分体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方式：贫困导致人口增长和生态环境趋向恶化；反过来人口快速增长又使贫困加剧，致使生态环境更加脆弱；脆弱的生态环境使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由于“PPE怪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地区存在的普遍性，PPE怪圈己经作为解释贫困地区贫困机制的最重要的理论模式。^[17]国际社会对环境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关系十分关注，例如，199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当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就是“贫困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

也有学者认为贫困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环境退化。例如，挪威学者斯泰恩·汉森分析了与世隔绝的乡村社会的所有权制度，认为那些传统低收入乡村社会的所有权与支配权一直建立在强有力的共有基础上，其规定和习俗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机制，始终有效地限制着当地的人口增长，很少有外部世界的人口进入“资源基地”。而随着交通的发展，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对地方社会的压力增大，许多农村边沿地区环境发生了改变，原本处于有效控制的公共土地变成了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的区域，控制与管理能力的下降导致资源被大规模地开掘、侵蚀乃至耗尽。因此，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不是贫困，而是当局调节性干预产生的商业化和垄断，使得一个持续的、有节制的、有规律的依靠当地自然产品的地方社会的需求，变成疯狂的、自由的满足外来的、几乎毫无限制的需求，而外来者对保护当地社会、环境及资源却不负有任何责任。^[18]

贫困是否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还取决于贫困人口拥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以及他们对外界压力和刺激的反应方式。然而，当身处贫困的人们被问及什么是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时，他们很少会把环境问题或可持续发展放在前面，他们主要关心住房、吃饭、穿衣、子女教育、养老等问题。他们的就业方式（或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都由这些基本需求来决定，很少有长远打算。^[19]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加上不恰当和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贫困迫使人们以非持续的方式，掠夺性地利用土地和森林资源，从而造成土地退化、森林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破坏和环境退化。^[20](www.xing528.com)

穷人对外界压力和变化的反应时间有限，加之贫困又剥夺了穷人作出反应并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两方面决定了贫困与环境之间总是呈现为恶性循环。恶劣的环境尤其是贫瘠的土地使农民因农作物产出水平低下，收入微薄而陷入贫困；收入低下使他们在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水平下降；低下的人力资本使其通过人力流动获得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偏少；于是，他们对当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依赖增加，不得已而依赖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维生，从而使环境变得更加脆弱。但是，也正基于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依赖，穷人也会倍加珍惜和保护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有可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并保护生态环境。

因此，如何逆转环境与贫困恶性循环，使得经济的发展过程成为一个贫困逐步缓解、环境逐步优化的过程，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例如，Sara和Scherr打破了以前贫困和环境“螺旋下降”的模式，认为地方捐赠、影响资源保存的技术和地方机关对贫困的扶持是调节贫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21]Chokor，B.A.指出，社会公正公平的关键是确保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必须利用这些资源直接贡献社区建设，来提高社会经济活动并保护环境。^[22]

而武陵山区山地生态系统长期承担着多样性资源输出与环境屏障的作用，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当地剧烈的人类活动相叠加造成的自然与社会共生风险，使得山地生态系统具有高度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禀赋不足等结构性因素与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缺失的个体因素相叠加，高度的共生风险导致高度的共生脆弱性，使得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扶贫开发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因此武陵山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的相互关系及其干预机制研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是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创新的基础。

（三）武陵山地生态系统多样性与可持续生计发展

武陵山区的山地生态系统具有原生脆弱性，但同时也具有原生的生态系统多样性，后者是武陵山区开发值得利用的最好资源。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武陵山区发展可持续生计的基础和优势。同时，武陵山区可持续生计发展应实现贫困村外部资源整合管理和内部活力激发的内生式发展相结合，尤其要探索具有主体参与和文化自立特征的内生式发展路径。

所谓生计（livelihood）就是谋生的手段或方式，或者说是一个家庭为获得维持家庭人口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而进行的活动。生计理念的提出把单纯以收入或消费来衡量净产出的方式转向了对生活需要的描绘，更有利于展现穷人生存状态的复杂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伯特·钱伯斯和戈登·康威（Chambers，R.and Conway，G.）为代表的众多国外研究学者发展了生计研究的理论空间，提出了“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的概念。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对生计的界定是：生计是谋生的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的基础之上。如果人们能应对胁迫和冲击，并从中恢复、维持和增加资产，保持和提高能力，并且为下一代生存提供机会，在长期和短期内以及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为他人的生计带来净收益，同时又不损坏自然基础，那么该生计具有持续性。^[23]英国著名环境学者伊思·斯库恩斯（Scoones，I.）认为，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有形和无形资产（包括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社会行动组成。如果能够应付压力和冲击并恢复，并且在不过度消耗其自然资源基础的同时维持或改善其能力和资产，那么这种生计是可持续的。在分析可持续生计时，关键的问题是：考虑特定的背景（政策制定，政治学，历史学，农业生态学，和社会经济条件），生计资源的组合（不同类型资本）引起的能力产生不同结果的生计策略组合（农业集约化，生计多样化，移民）。^[24]

近年来，可持续生计理论思想在实践领域得到重视，产生了多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例如，斯库恩斯1998年提出的可持续农户生计分析框架，安东尼·贝宾顿1999年提出的以资本和能力为核心，综合分析农户生计、脆弱性和贫困的框架；埃利斯2000年提出的生计多样性分析框架；美国非政府组织CARE提出的以基本需要和权利为基础的生计途径，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等，可持续生计综合了对贫困、脆弱性、风险处理、农村个体和农户对变化的环境和打击的适应等方面的内容，目前在国际发展研究和实践中，特别是扶贫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25]其中DFID的SLA框架最具影响力，该框架体现了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几个重要原则，包括：可持续生计是建立在农户或者社区层次上的微观研究；可持续生计分析是在一定时间序列之上的，结构的、历史的、制度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应该以人为中心，是整体性的、是动态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是从能力分析出发，而不是从需求分析出发；可持续生计的维度是多维的，包括环境、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方方面面。^[26]

著名农村扶贫与发展研究学者弗兰克·埃利斯（Ellis，F.）认为，资产（自然的、物质的、人力的、金融的和社会的资产）、行动和获得这些的权利受到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调节，这一切决定了个人和农户获得收入的活动。他特别强调了农村生计多样化的广泛策略，即为了生存和改善生活水平，农户建立生计的过程是一个活动和资产日益多元化的组合。^[27]贫困农村地区农户生计的多样化有利于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发展，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生计多样化能够促进农户收入的多样化和生计的可持续性，包括耕作多样化（农作物、牲畜和其他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活动作为测量依据），也包括在家庭投资组合中耕作外和非农活动的多样化。^[28]

可持续生计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发展模式的选择。农村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29]：（1）外生式发展。指当地农村通过加强与外界市场的联系，交换人力资源与技术，分工协作，发展经济。外生式发展模式又称为农村地区理论，即当地农村的发展不只依靠其地理位置，还要依靠整个社会网络。（2）内生式发展。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可以由充分认识和利用地区自身资源实现。劳什科认为，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地区自身创造力量”的解放。根据雷易的观点，内生式（或参与式）发展主要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把生产活动建立在地发的基础上而不是作为国家部门的基础上；第二，经济和其他发展活动的新定位在于通过稳定物价和开发地区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实现地区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发展应着力于地区人民的需求、能力和前途，即地区应该具备承担实现自身社会经济发展责任的能力。基恩指出了内生发展模式区别于外生发展模式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它不仅是一种经济观点，也是处理人们整个生存状况的过程；第二，它接受各种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观，并且在地方的高度上选择合适的发展目标和途径。它象征了一个重要转变，即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将转化为对当地人民的教育、培训等的培养上。（3）农村综合发展模式，即涉及到外部干涉和地区热情的发展。它以实现农村地区居民的良好生活状态和维持并改进农村价值为目的；以对中心资源的再分配，减少竞争的相对劣势以及寻找新方法来使用和补充农村资源为手段。它强调发展应由地方控制和管理，但除了地区资源，也依靠中央的专业化指导和财政支持。地方发展以及农村资源再配置，如何能够借助中央的帮助，为农村争取利益，同时又保持未来农村价值的实现潜力。

武陵山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生计多样化尤其是引入非农活动是当地贫困农民生计策略的发展趋势。土地作为农户长远的生活保障，土地利用的不稳定可能直接造成农户生计的不稳定。具体而言，一方面，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方式、落后的土地利用技术制约农户进行多样化生计的选择，农业基础设施的缺乏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农户生计资本的不均衡分布和生计方式的单一会对土地利用的类型和可持续性造成影响。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计多样化保障，武陵山区规划过程中应该根据功能和结构的特点提出分类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此类规划，应该综合考虑该地区不同类型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情况（包括生物多样件、景观质量、美学和传统价值、到达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距离、是否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

武陵山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缺乏，要求在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同时，重点探索能够激发当地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激情内源动力的内生式可持续生计发展模式，发挥村民的主体性，依靠贫困村自身力量，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目标以及实现途径，使得村民的精神价值得以实现，村民意愿得到充分反映。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要求可持续生计发展应该从贫困村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出发，适应固有文化和传统，尊重和保护其固有生态形式和文化形式，立足于贫困村自身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寻求自立式发展模式。

（四）武陵山区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相结合的机制

“生态补偿”是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我国生态补偿的实践而逐步丰富和发展。王兴杰等（2010）通过分析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作用的类型，解析出了生态补偿的基本属性和概念。其研究认为，生态补偿是按照受益者付费、受损者得到补偿的原则，调节相关方的利益关系，使保护、恢复、维持、改善和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为外部效应内部化，以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促进代内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代际公平的一种手段或制度安排。^[30]

国际上与国内生态补偿概念相近的是“环境服务支付”（Payments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和“生态效益支付”（Payment for Ecological Benefit，PEB），其概念丰富多样，基本框架包含四个条件：交易是自愿的；具有明确定义的生态环境服务或可能保障这种服务的土地利用；具有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和购买者；服务提供者能够保证有条件的服务供给。^[31]生态补偿政策面临的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是，区域边界如何划定；特别是强调受益区与供给区的直接补偿，如果边界对应的不清楚，补偿资金落实的难度非常大。国家的税源中没有明确包括有生态补偿的成分，因此发达地区的税源无法流向生态脆弱的不发达地区；生态价值如何计算，目前主要实施的机会成本方法、研究结果不够用且缺乏基础性的支撑制度。

生态补偿特别是政府付费的生态补偿项目，常常在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下，包含缓解贫困的副目标，因为能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往往偏远闭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生态补偿一方面能够促进提供环境服务的贫困者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还能促进非收入方面的改善，例如稳固土地使用权，增加参与发展的机会，提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同时，生态补偿也会对贫困人口尤其是没有土地的绝对贫困人口的生计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不容忽视。同时，副目标过度或过多会对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造成负面影响。^[32]

很多学者认为，生态补偿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更多是积极的和正面的。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对于生态服务富集的贫困地区非常重要。西部山区是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而西部今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生态环境退化和贫困化的双重挑战。武陵山区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资源富集区。该区域不仅是我国内陆难得的生态良好地区，而且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建立适合武陵贫困山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刻不容缓。

武陵山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应该是体现山地生态系统和水土涵养生态功能区特征的创新型机制。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一种以主体功能区为主体，以主体功能塑造为方向，以生态保护为目标，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标尺的生态补偿方式。作为一种新型生态补偿方式，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旨在通过经济、政策和市场等手段，促进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修复并调动其生态保护积极性；旨在通过激励性和协调性制度安排，实现生态补偿的社会化、市场化和法制化。武陵山生态功能区补偿的主体、补偿标准、绩效和补偿形式，以及生态补偿对贫困参与者的生计资本影响核算，对非贫困参与者的衍生影响等，都将成为山地生态系统补偿机制研究的重要部分。武陵山区集特困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对我国中西部其他类似贫困地区也具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