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崛起后，受其辐射和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习俗的演变更趋明显。宝山县月浦，“地处海滨，民情素称醇朴。光绪季年，时势虽经转移，然婚丧喜庆祭祀犹有古人遗意。民国以来，因接近淞沪，开通较早，俗尚乃为之一变，而社会举动亦随潮流而踵事增华矣”[57]；浦东高行，原先“大抵俗尚勤朴”，“近年以来，更以接近沪渎，身濡目染，婚嫁丧祭之用途、亲朋宴集之供应渐趋奢侈”[58]。1927年的实地调查载，松江县叶榭乡“农民一年辛勤所得，仅足以温饱，所以他们的消费情形也可想见了，但是比之十年前或二十年前，可以说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以前只穿自纺自织的布衣，现在因洋布的充斥，他们也奢华起来了；以前只吸水菸或旱烟的，现在香烟盛行了”[59]。1931年在该县的实地调查记述：“自清末沪杭铁路造成后，交通便利，受新潮流之灌输，风气丕变。”[60]毗邻的金山县，“乡村妇女日渐摩登，以交通之便，艳羡上海之繁华、工价之昂贵，不惜弃其田园，佣工于富商大贾家者”；家境富裕者，“憧憬都市繁华，亦均呢帽围巾，竞效富贵人装。入夜出门，皆携电筒；遇雨，革履阳伞。青年者又无不抽吸卷烟，以为洋气（乡人称时髦为洋气）”。[61]
在川沙县，有在上海投资实业致富者返乡建造西式住宅。1935年，沪上川沙籍建筑业界名人陶桂松在川沙镇自己设计建造自家住宅。砖木结构，外形是沪上常见的石库门式，二层五间两厢房，平面呈“门”形。南侧厢房延伸部分，各建一对六角形塔楼，窗的立柱是古典柱式，别具风格。女儿墙一侧开漏窗，天井庭院设玻璃棚，石库门门楣上有西洋小装饰，外墙立面为青砖砌筑清水墙，宅前大青石地坪。宅内窗柱、门廊均用罗马柱式装置。室内装饰中式风格，正厅两侧立面仍采用立贴式抬梁木构架。梁、枋、柱间有精美木雕。侧房一边的卫生间，瓷浴缸、抽水马桶、白面瓷盆等现代卫生设备一应俱全，几同上海城区的花园洋房，直观地向乡民展示了中西合璧的新颖建筑样式，颇为引人瞩目。[62]
浦东“三林乡为黄浦所隔，俗尚耕织，风犹俭勤。近自四达建埠、上南通车，渐变奢侈，酒席则由八簋而炒点矣，衣服则由本布而丝织矣，良由耳濡目染，与上海接近故也”。其背景之一，“昔时风气未开，耕织得以温饱。今则纱布利薄，男之勤者习贩卖，日以鱼虾菜蔬等物肩挑往沪，名‘贩鲜担’，此于生计不无小补也”。[63]民国初年，当地富商汤学钊在三林镇建造了一幢四合院式的庭院，属于中西合璧混合式建筑风格。其坐北朝南，人字屋面，两层砖木结构，前有门楼，正立面为西式红砖清水硬山墙，中间是四合院式的两层楼房，后面是六角凉亭。外观为明清传统建筑风格，中式走马楼雕梁画栋，但阳台是西式风格的券形，水泥栏杆，西式建筑的影响显而易见。[64]
应该指出，远郊且交通相对闭塞的乡村这类变化相对迟缓，民国年间青浦县的练塘和蒸淀乡，“居民衣服大都尚朴素，而农民尤为俭约，至妇女装束亦多朴实，乡村仍以荆布相尚，惟住市镇者间有短发蓬松、旗袍革履有之”[65]。奉贤县，“农民之服装及居住方面，大都朴实无华，离南桥、庄行、青村诸大市镇较远乡区尚盛行土布。吾奉庄行土布与上海颛桥土布齐名。中产之家除少数女子学习欧化以外，余皆在过极原朴之生活”[66]。即使在近郊的真如区农村，内部亦因交通等因素而呈现出经济状况的差异。1929年的实地调查载：“今本区已成之马路均在东南境，其余村道多属泥路，崎岖窄狭，行者苦之。一遇天雨，路泞难行，运输不便，固无论矣。职是之故，东南之户农产品向以棉、豆、麦、稻为大宗者，今应沪地之需要而改艺园蔬矣。此次调查真如全区，有住户5410户，而艺蔬者有1315户之多，盖园蔬之出息，因优于棉、稻、麦、豆数倍也。而西北之民，因交通之不便，运输艰难，墨守成规，不事变通，此因交通关系，西北之户不及东南民众生活裕如之原因一也。又如农民副业，东南之户虽十二三龄之童子往纱厂或丝厂做工，故每人每月可得十元左右之工资。此次调查，业此者有710户，而西北之民几无与也，此因交通上关系，西北之户不及东南民众生活裕如之原因又一也。”[67]
“重农务本”之类的观念退居一旁，商品经济的意识则越来越浓。前述宝山月浦，“南塘村、陆家湾、东寺头以及镇南河港等处，菜圃尤多，所种蔬菜四时不断，红、白罗卜尤为著名，恒至吴淞、城市、盛桥销售，获利颇不薄”[68]。浦东高行，“出产品秋熟以棉花、稻、大豆为大宗，春熟以蚕豆、小麦、圆麦为大宗，蔬菜之属仅供本区市民之需要，间有少数运沪销售”[69]。浦东五团乡，“傍海民多捕鱼，春夏张网，鱼随潮上，得鱼载贩上海，谓之‘鲜船’。”“农隙时，担簏沿村收买鸡蛋，或以鸭蛋兑换，积至千数，贩至上海，亦可获利。现各镇均有收买鸡蛋行，转运洋商。”[70]据1937年的记载：“宝山四五两区，常有农民利用冬季农闲，做一时小贩，如收鸡收蛋，卖到上海去。”[71]
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惯淡化，众多村民离开乡村流入上海，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们所在的市郊农村，更多地接受都市文化的辐射，其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也因此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浦东三林塘，起初“附近有几家纱厂开设，但当时工厂管理混乱，姑娘们深怕玷污名声，故除家庭困难别无出路的进厂工作外，一般是不愿进厂的”[72]；至1933年，当地的5家轧花厂共有150名做工的农民，其中男性约30人，女工约120人[73]。1934年对上海杨树浦附近4个村庄50户农家的实地调查，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这种辐射及引发的相应变化。
其一，家庭形式的分化。调查显示，“那些首先与城市经济接触的村落，因为工厂及其他工业林立，提供他们新的雇佣机会，其变动的情形极为显著。妇女们从工业方面获得新的生产能力，因之增高了她们独立的地位与生活情状。许多已婚及未婚的男工，离乡背井，群趋于邻近都市的区域，他们使住宅与工作场所接近。因都市具有吸引男女职工的势力，农民离村的运动日益增剧，家庭中因袭的团结力脆弱了，大家庭制崩溃，小家庭制起而代之”。家庭内部长幼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发生变化。以往，“儿子结婚及居住，皆靠近父母，有时竟住在一间屋内，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现在就不然了，许多儿辈皆是单身或者和妻小搬进城，许久才回家一次，固然有些人送钱回来给村中的父母，但多半则因城市中开销大、家庭负担重，只能留少许钱给父母。于是家庭关系，日见淡薄”[74]。
其二，离土进厂者日多。“在上海市的东端，越出公共租界数里，沿直趋吴淞的引翔港路两侧，散处着许多小村落。数十年前这些村落中的农民，与中国其他各地无数农家一般，完全处于耕种及村镇交易的状态中。但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上海市的工厂范围已扩展至杨树浦区域。于是这些村落，距离工厂很近了，现在每日朝夕，成群的工人——其中以女工占多数，每个人的手中携着一只盛饭的竹篮，终岁不断地到工厂内工作。”在杨树浦，“大多数邻近乡村的工厂，似乎多为极需要女工的纺织厂。有些女工，不论在什么天时，都要花费两小时或更多的时间跑路穿陌”。工厂的劳作也并不轻松，“眼病殆为多数工人之通患，在一星期夜班之后，尤其如此。这是由于厂中光线设备不良，或由于工作时间太长，或者两种原因皆有。有一个女工说，虽则她去年因为眼痛患病10天，但她仍觉厂工比农事有趣”。吸引他（她）们的是，“工业方面之规则的工作，与夫固定而且可靠的收入，较之于农业方面，天时难料，谷价及棉价皆不固定，当然更能引人入胜”。因为害怕失去工作，“怀胎的女工常在分娩的前两三天还做工；并且在婴孩产下以后，不久又去上工。虽然有些妇人应用村中的产婆，但多半则生产时候并不要人帮助，不待他人进房，就很快的洗浴并包好了婴儿。无疑的，多得收入的想头，常使孕妇在应当停工之时还久留在厂中，且使她们在没有十分恢复健康之前，早就回进厂去。经济的压迫，以及失业的恐怖，实足使工人不健康”。[75]
其三，那些女工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在调查一户农家时，“发现主妇正预备晚餐，她烹饪着肉类。主妇向我们说：‘肉价太贵，我自己是不吃的，我的女儿在工厂做工，她能够赚钱回家，所以我特别地优待她”。一位农妇直言：“现在女儿纵然不比男儿更有用，也和男儿一样有用，我两个女儿在厂里很能做工。”另一位农妇对调查员说：“现在男女是同样的，女子也有能力供养父母。”调查显示：“在未受工厂影响以前，妇女对于家庭的收入，很少作为。假如她们是粗壮的，就在田里工作；不然，便纺纱织布，为家中人缝衣做鞋子，并做普通家庭工作。工作既慢，产物亦少。平常妇女们不得费时谈天，男子们在家时更是如此。”而“现在父母令女儿结婚，女儿显然能加拒绝，这是数年前的农村社会中未之前闻的现象。一个女子曾说：‘假如我们能够自营生计，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我们不是能享受完全的自由呀。’另一女子说：‘现在男子们不能骄傲了，因为我们能够谋生，不再似从前的妇女般依赖男子了。’”她们未婚时，“仍留居家内，每日至工厂工作，直到结婚时为止。事实上女子较易觅得固定工资的工作，她们为父母觅取家庭经济的财源，所以父母不愿女儿在这时期内出嫁的。女儿自身却可在这时期内自由选择意中人”。有一位老年村民反映：“女人做工和经济独立的机会增多了，女儿们也自由得多了，可是少年人具有自立的力量以后，凡事都跟外面学，自有主张。他们常对我们说：‘你不懂这个，你不懂那个。’”[76]
其四，有着独立经济收入的女工，较主动地适应和融入都市文化的氛围。“工厂女工经济既能独立，她们便有钱可以修饰，从前妇女自身没有生产的能力，所以赶不及。丝手巾、手表、金耳环、擦面膏粉、漂亮衣服等项成为她们新的购置品。”调查载：“工厂内的女工常好装饰，尤以日本纱厂的女工特别地重视梳妆。数日前作者在殷翔港小店内费洋1角购了一个雪花膏。某日，在同处走过一群女工，某教授将我说：‘这些农村内人们的容貌已有显著的变化，尤以工厂工人的容貌特别地改革了。从前我从这些农村走过时，农民的面貌很脏的，现在他们常好修饰了。他们的生活程度似已提高。’有些青年女子仿效城市中的时髦女子，也学着烫发了。这使得理发店的营业发达，同时她们增加了梳妆的费用。”其中一位女工，“爱好装饰，常暗以一部分收入花在自己身上，其余才拿回家”。[77]
其五，远郊的农民也有追慕城市生活，离乡迁居者。在被调查的村庄里，“近年有一部分，就有崇明人搬来居住。他们以为居近上海，便于寻找较好的生活。其中有一家，寄居一位来自崇明的少女，目的在向工厂里找工做。但学习以后，仍然没有工做，只得跑回来为村民缝衣，以维持生活。工厂对于少年人，尤其是对于女子，给与种种赚钱机会，为返回农村中所不能得的，所以各家都被引到城里来。在城市里，他们的孩子或可变为经济材”。其中，“也有人因为营业失败或失业，跑回乡下去”。[78]
其六，受都市文化的习染，农户的生活习俗渐趋城市化。“进工厂中工作，比较单靠土地，家庭可以增加收入。但是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了。因为他们遇到从他村而来之同类的工人与夫享乐欲望。因为在工业区域见到店铺中许多物品，产生新的需要，要求较美的服装，并且稍习于奢侈了。”具体而言，“衣布从前系由家自制，且以自种之棉，自家纺纱；今则向布贩或向杨树浦商店中，购用机器制造之布。土产棉花，大部分变卖现金，仅有一小部分保存，以供制造棉衣及被褥之用。从前使用土产油纸伞，今则通行使用外国式之布伞。昔日雨天使用之皮鞋，系套在布鞋外面，今则每每使用外国式之皮鞋，直接穿在袜外，比较进步的人民，亦多在店铺中购买机器制造的橡皮雨鞋。工人现已多用弹性吊袜带，不似从前一样，使用细绳或布条。当你问女工人是否购买洋货时，她便答道：‘价廉物美，我们就买，不管是国货还是洋货”。另外，“因为工厂方面不需要缠足的女子，所以女子缠足的陋习也渐次革除了”。[79]
其七，稍有文化的农家子弟，多不愿继续务农。“他们以为农业是下等的职业，而认有学问的职业为高尚职业。凡是受教育的农民，普通不从事任何农业工作。有机会能进学校的农民，毕业之后，是不希望仍回农村的。他们愿意在都市中寻些工作，例如书记等是。假如无人介绍此类工作，则宁愿在家住闲，亦不肯帮忙农事。有时即令承应做些家庭农事，但亦非常勉强，不甚愿意。”有些父母也认为：“既然我们的孩子受过教育，我们不想他还做农夫。”与此相联系，“有土地的家庭，喜将土地出租，或者租出一部分于他人，以便省出余时，自由从事于都市职业”。实地调查者还注意到，“似乎有种倾向，即较聪明能干的人，多离开村庄寻城市工作”。[80]
其八，进厂女工的独立意识空前增强。她们“对于家务好发议论，她们与村中的男子很自由地谈话，她们着时髦衣服，她们的黑发与其他村姑不同。女工从同伴方面学会了编花边，许多有用的手工艺品如围巾、汗衫、手套等物均这样地学会了。她们每日与其他工人及城市中工业生活接触，自会发生精神的刺激，结果有些女子不服从家长的命令”。农村的精神生活也较前活跃，“社会新闻与笑谈，均由工厂女工带回家中，否则各种消息实无法传至农村社会的”。[81]
其九，随着村民谋生途径有多种选择，留在村庄继续务农的大多为年长者。“据说较富的户口，多半离开乡村，搬进城市。一位老居民这样说：工厂中的男工，很少住在乡村中，因为他们要搬出去，找邻近做事的地方居住，他们皆留着父母在家看门种田。”“即令父母愿意儿子留在家中作自耕农，但城市工作之吸引力却非常之大，易使其脱离农村。”实地调查者有这样的感受：“城市工作之各种机会，易使许多家庭出租其土地，而不自己耕种。如果不与都市临近，缺乏广大有收益的职业之机会，他们势必自己耕田。”对务农和务工者的年龄调查显示：“在这些村庄中，17个农夫平均年龄为37岁（实际上是36.9），由17至54岁不等；而13个工厂及产业工人，则平均年龄为27.6，由20至40。再看女性方面，8个农妇平均年龄51.5岁，由32至69；而70个女工之平均年龄则为22.7岁，由12岁达40岁。由这些数字，我们可知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产业工人平均年龄较低于农人。在15家自耕农的家庭中，除去一家以外，其余每家至少皆有一个厂工；在没有土地，但是租地耕种的家庭中，也是各家至少皆有一个厂工。老年人种田，少年人则进工厂帮佣。”[82]
可见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对市郊农村的辐射强烈，并促使后者人们的思想观念、职业选择、社会习俗乃至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这种辐射亦波及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养蚕业在吴江农村经济中举足轻重，“妇女是主要劳动力，因而蚕桑产区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相对比纯耕作区要高，有些蚕户往往是妇女当家。栽桑、养蚕、缫丝技术出众的妇女，尤其受到家族和村坊邻里的称道”[83]。江苏昆山、新阳县，“邑人素尚俭约，食不厌疏粝，衣不尚文绣，城居之民有老死未尝越境者。自苏沪铁路成，邑境实为孔道，商贾贸易繁盛于旧，而居民亦习于奢华，轻于出游”[84]。无锡农村新兴的集镇，几乎都和茧行有关，是与生丝出口和近代缫丝工业及上海相关联的。有人忆述：“我在十六岁时，即1914年冬的腊月里，离乡背井到无锡城里一家米行去当学徒时，梅村南街朝南场上的居民大门前还是一片空地，各家种着菜蔬瓜果与少数桑树，没有一间房舍，只有几个稻草堆积。但是六七年后，我失业回家时，这个朝南场的空地上，就盖起了新房子，并且都是楼房，计有十二间，新开设了茶楼、酱园糟坊、南北货铺，还有一家中医和一家西医。新砌了宽有五米左右的砖路，路面平整干净。这里俨然从一个农业村子，一变而成商业小社会了。”附近居民不少人到上海做工或经商。[85]1932年的资料载：
沪宁铁路通车以前，（无锡）礼社之经济组织尚逗留于自足经济之中，开明地主每年亦仅入城一次，农民更墨守乡土，终生未尝一睹都市文明者十之八九，其赴沪、宁、平、津各处者，更如凤毛麟角，全镇仅二三人而已。一切主要消费品均属土制，食土产，衣土布，非惟洋货不易多见，即京货、广货亦视为珍奇。当铁道初通时，乡校购置小风琴一架，乡民争先参观，门为之塞，今则即留声机亦已不复能引起乡民注意。因交通发达而使自足经济迅速破坏，都市工业品长驱直入，首当其冲者为纺织家庭手工业，近年来农业之机器化亦逐渐发达，电力亦已开始引用。[86]
浙江嘉善县，“乾嘉时，风尚敦朴。咸同而后，渐染苏沪风气，城镇尤甚，男女服饰厌故喜新”[87]。浙江定海县，“敦尚质朴，虽殷富之家，男女皆衣布素。非作客、喜事，罕被文绣者。海通以后，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舶运输而来，乡风为之丕变……往往时式服装甫流行于沪上，不数日乡里之人即仿效之，较鄞镇等邑有过之无不及”[88]。成书于1936年的《澉志补录》载，浙江海盐县澉浦镇“近以经商沪上者多，一切喜效沪俗，……妇女向多从事绩麻，近已极少；至城外居民仍多务农，间亦有往上海习商者”[89]。江苏吴江人柳亚子忆述：“我叔父和金爷他们都去过上海，见过大场面，觉得要做一点事业，还得到都会中去，至少是在市镇上住，生活也可以舒服一些，热闹一些，乡村醇朴的空气，再也不能够吸引少年子弟的灵魂了。”[90]江苏金坛县，1921年县城里的“道安”理发店主从上海大兴车行购回自行车两辆，在店内兼营出租业务，每辆每小时租金2角，损坏照价赔偿。如要手把手教会骑车，每人收费5元。因是稀罕事，颇为轰动和赢利，之后效仿者有三四家商号，其中有一次从上海购回6辆者，金坛县城里也“学骑车者日益增多”。[91]1927年在江苏海门的调查所见：“洋货布匹盛销内地以来，乡农关于衣着方面的消费就不觉增加起来，这笔衣着上增加的消费，属于老农自身的还少，属于他们子女的实占多数。”[92]
同时，也不能无视受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与上海作为鸦片贸易主要集散地相伴的鸦片流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也波及长江三角洲城镇乡村[93]。民国以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1929年刻印的《南汇县续志》载：“鸦片流毒，其害已深。近更有吗啡针毒，以吗啡注射于皮肤内，一针可抵鸦片一钱，效力甚大，时间亦省。其始止见于一团镇，沿及城厢。良家子弟下至乞丐、小窃弗趋之若鹜，然药力毒烈，吸烟不能过瘾，卒至体无完肤，病瘠而死。”[94]
鸦片泛滥，加重了社会风气的败坏。清末至民国，虽屡有禁烟令，但多流于空文。青浦练塘、蒸淀一带，“鸦片烟虽于厉禁，而嗜之者亦颇不少”[95]。宝山县杨行乡，“鸦片极盛时，普及于吏胥、下逮于苦力，亲朋宴集几视为必须之供应……烟馆之禁绝，在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民国以来，亦经政府三令五申，而地处交通，贩私者尚未绝迹。吾乡由此次兵燹（指1924年8月江浙军阀之战——引者注）以来，更多一种嗜白面海落英者，为害尤烈”[96]。浦东三林乡，“鸦片未禁以前，镇上烟间多于米店，禁后稍杀，虽破获灯吃私贩年有所闻，总不能绝”；并有“玛啡流毒”，“人呼为打药水针”。[97]浦东五团乡，“鸦片价值，倍贵于米。又有花烟馆，名为夫妻店，勾引良家子弟，尤为藏奸之所。民国来，颁布禁烟条例，实则较盛于前，且有海洛因、玛啡……等名称”[98]。1931年在松江县的实地调查：“烟赌娼妓之风，犹未尽绝。”[99]1935年的《金山县鉴》载：“赌风之盛，于今为烈，以乡村小镇为更甚，抽头营生者比比皆是，繁盛市镇规模益大。赌博场所，大都美其名曰俱乐部，每年头钱可赢数千元。一般富商大贾、农夫贩卒各以类聚，破产丧身在所不顾。”[100]
民国年间，也有一些富庶人家为防子弟沾染嫖赌或离家远游，竟有放任其吸食鸦片者。有当代学者沈氏忆述，他是宁波人，“祖父一辈子家产丰足，曾有话留给儿子，只要你不嫖不赌，只靠守业，便可一生衣食无忧，于是祖母有意让沈父染上烟瘾，因此便疏懒了筋骨，无力风流了，然而却也因此早早断送了性命——二十九岁上便遗下四个儿女，撒手人寰”[101]。无独有偶，有学者近年在南浔探访，得知1949年前当地有钱人家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吸一点鸦片，着实令他意外，询以究竟，答曰：“这里有钱人家的父母都不希望孩子到外面去闯荡，吸一点鸦片，可使他们留在家里，不离开父母。”[102]当时鸦片的泛滥和人们对烟毒的麻木，于此可见一斑。1937年2月11日江苏常熟的徐兆纬记述，当地曾有不分青红皂白强行禁绝烟毒之举：“检举烟民，城中一日逮捕三百余，医院无容身之地。警察视行人面目黧黑者辄以索拘挛。医生谓有毒则百口不能辨矣。医生未验，虽大力者亦不能保出。邑人鸣之省厅，岁底始电示，如实系无瘾，得由乡、镇长暂保候传，然已骚扰不堪矣。树儿言，有人自苏城来，述苏城烟民之被拘者以数千计，盖数倍于我邑云。”[103]常熟市档案馆藏有一份1937年4月的判决书，事由为“未领凭证，吸食鸦片”[104]。可见吸食者之多，竟成为当地政府敛财途径之一。
【注释】
[1]孙中山：《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53页。
[2]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21页。
[3]钱淦：《通告各市乡公所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6页。
[4]《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19—20页；第4期，《章程》，第4—7页。
[5]钱淦：《照会各市乡公所文》，《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24—25页。
[6]《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6页；朱保和主编：《宝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页。
[7]钱淦：《照会县议会文》，《宝山共和杂志》第4期，《文牍》，第30—31页。
[8]钱淦：《布告各市乡父老文》，《宝山共和杂志》第1期，《文牍》，第47—48页。
[9]《宝山共和杂志》第10期，《表册》，第1—10、33—38页；第4期，《表册》，第7—10页；第6册，《表册》，第7—11页；第6期，《文牍》，第59—60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7，《教育》；朱保和主编：《宝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1页。
[10]黄汉民等：《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11]忻平主编：《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2页。
[12]高红霞、贾玲：《近代上海营造业中的“川沙帮”》，《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八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7页。
[13]潘君祥等主编：《近代中国国情透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7—88页。
[1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311页；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帮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15]佚名：《无锡最早的职业学校》，无锡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8辑，1986年12月；方玉书等：《解放前的无锡职业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14辑，1986年7月。
[16]徐兵：《上海钱庄资本家家族之无锡杨墅匡氏》，《银行博物》2015春季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5年版。
[17]江苏档案精品选编纂委员会：《江苏省明清以来档案精品选·苏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
[18]佚名：《无锡最早的职业学校》，无锡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8辑，1986年12月；方玉书等：《解放前的无锡职业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14辑，1986年7月。
[19]宁波市档案馆编：《〈申报〉宁波史料集》，宁波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6页。
[20]宁波市档案馆编：《〈申报〉宁波史料集》，宁波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2页。
[21]柴志光等编著：《浦东名人书简百通》，第103、173、285页。
[22]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23]柴志光等编著：《浦东名人书简百通》，第173页。
[24]施扣柱：《论近代上海教育发展中的民间参与》，《史林》2014年第3期，第11页。
[25]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26]《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27]陈鹤书：《上海杨思乡施行义务教育之实况》，《小学教育月刊》第1卷第4期（1925年10月）。
[28]《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29]孙恩麟等：《调查杨思乡报告》，《中华农学会报》第2卷第5号（1921年2月）
[30]何学尼译：《农户调查》，原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4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259页。
[31]《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页。
[32]民国《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表册》，《农务》。
[3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存稿》，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页。
[34]赵利栋：《从黄炎培的调查看清末江苏兴办学堂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8年卷）》，第151—174页。
[35]《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496页。
[36]（民国）朱醒华、胡家骥编，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标点：《奉贤县乡土志·学校》，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编：《奉贤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页。
[37]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原载南京《金陵大学农林丛刊》第23号（1934年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105页。
[38]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该所1939年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71、772页。
[39]吴觉农：《回忆中国农学会》，《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9卷第115辑，第15、16页。
[40]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375页。
[41]王仲：《民国时期苏州商会对地区农业的扶持（1927—1937）》，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编：《情缘江南：唐力行教授七十华诞庆寿论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456—457页。
[42]黄炎培：《江阴、南通、苏州农业教育调查报告（1917年）》，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2、463页。(www.xing528.com)
[43]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781页。
[44]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第125页。
[45]徐雪筠等译编：《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06页。
[46]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554、575页。
[47]陈桥驿：《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1页。
[48]《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5—11号（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431页。
[49]民国《上海特别市高行区概况》，《六、农工商业状况》。
[50]《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11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页。
[51]陈梅龙等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52]民国《章蒸风俗述略》，《制造物》。
[53]光绪《章练小志》，《卷3·风俗》。
[5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683页。
[55]叶皓主编：《金陵全书》（丙编·档案类），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27册，第40页。
[56]章有义编：《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
[57]民国《月浦里志》卷4，《礼俗志·风俗》。
[58]民国《上海特别市高行区概况》，《五、风俗习惯》。
[59]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56页。
[60]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83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61]《金山县鉴1935》，《民国上海县鉴汇编·金山县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158页。
[62]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第209、210页。
[63]民国《三林乡志残稿》，《卷2·风俗》。
[64]申克满：《汤氏民宅》，《上海城建档案》2013年第2期。
[65]民国《章蒸风俗述略》，《服饰习尚》。
[66]《民国奉贤县志稿·农民生活之演进》，《奉贤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
[67]民国《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表册》，《讨论》。
[68]民国《月浦里志》卷5，《实业志·物产》。
[69]民国《上海特别市高行区概况》，《六、农工商业状况》。
[70]民国《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
[71]唐希贤：《江苏省太嘉宝农事改良研究会辅导三县合作事业概况》，《农报》第4卷第9期（1937年4月30日）。
[72]徐新吾等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73]《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8编第7章，第1165—1166页。
[74]何学尼译：《农户调查》，原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5期（1934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54页。
[75]何学尼译：《农户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38、255、256、258、259页。
[76]何学尼译：《农户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61、260、261、254、261、241、254页。
[77]何学尼译：《农户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61、251、258页。
[78]何学尼译：《农户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55页。
[79]何学尼译：《农户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55、256、261页。
[80]何学尼译：《农户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60、256、257、259页。
[81]何学尼译：《农户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62页。
[82]何学尼译：《农户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55、256、257页。
[83]［法］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84]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1，《风俗》。
[85]贺云翱主编：《无锡人与中国近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352页。
[86]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56页。
[87]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8，《风俗》。
[88]民国《定海县志》第五册，《方俗志第十六·风俗》。
[89]民国《澉志补录》，《风俗》。
[90]柳亚子：《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91]沈新甫：《略谈自行车在金坛的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金坛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金坛文史资料》第7辑，1989年编印。
[92]黄孝先：《海门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
[93]近代上海的鸦片贸易和鸦片烟馆猖獗，详可见黄苇、戴鞍钢：《鸦片贸易与鸦片流毒在上海》，上海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
[94]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志一·风俗》。
[95]民国《章蒸风俗述略》，《饮食嗜好》。
[96]民国《杨行乡志》卷5，《礼俗志·风俗》。
[97]民国《三林乡志残稿》，《卷2·风俗》；《卷1·地名》。
[98]民国《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
[99]南京图书馆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第83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100]《金山县鉴1935》，《民国上海县鉴汇编·金山县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
[101]扬之水：《〈读书〉十年（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页。
[102]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103]（清）徐兆纬著、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纬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4035页。
[104]肖芃主编：《档案里的老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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