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经济发展的资源分层次地在一定规模范围内进行流动，通过要素的“可控”流动，促进港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让香港、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内地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紧密相连。这并不是一件新鲜事。20世纪80年代，港澳完成了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的转型，正是因为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港澳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港澳作为大陆连接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在大陆工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的珠海，一个香港的货柜车司机投资20万港元，就可以在斗门开一个小型玩具组装厂，所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工程技术人才都来自香港。通过香港的设备供应商，我们甚至可以获得全球最新的工艺参数，而这些专业技术即使在当时内地最好的工科大学都很难学得到，更别提当时的内地产业界了。
珠三角现在以电子业为主导的制造业兴起并傲视全球，直接得益于香港上一轮产业升级中将制造业转移到大陆，这一过程是“带土移植”，不仅把产业转移过来，而且把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甚至市场运作的方法也转移过来，这些要素与内陆腹地源源不断的优质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相结合，一方面推动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香港和澳门是中国产业对接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的“二传手”，香港的受益者不仅包括资本拥有者、专业服务人士，还包括像货柜车司机这样的香港地区的普通劳动者。
斗转星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大陆产业界开始直接与全球的技术、原料和需求市场对接，香港和澳门之前扮演的二传手角色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港澳只有发展新的优势，才能在全球化的中国与世界之间找到新的定位。可资借鉴的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在将低成本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面向东南亚市场完成了制造业的升级，再加上原有的物流、金融等优势产业，新加坡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反观香港，21世纪初向高科技产业转型的尝试，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再加上转口贸易开始转向离岸贸易，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受到削弱。与此同时，香港地产和楼市的租金大幅飙升，进一步推高了香港整体的经营成本，严重削弱了香港经济的竞争力，香港因此出现了结构性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会对港澳，特别是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助益吗？从表面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很多优势，比如广东有较大规模的制造业；深圳有大量的年轻人，以及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拥有以海洋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有大量高端服务业人才资源；澳门拥有大量的资本。但问题在于，这些优势如何相互融合和协调，才能把粤港澳大湾区真正建设成一个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创新极呢？
这样的融合可能并不容易。与全球其他自然形成的湾区，比如纽约或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湾区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第一，粤港澳不在同一个制度空间里。粤港澳虽然在地理上同属一个“湾区”，但有三个法治区、三个关税区、三个货币区、三个合约区。所以，在粤港澳地理大湾区上，经济发展的要素不可能完全无摩擦地流动。
第二，粤港澳各地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增长速度。港澳已经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大陆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深圳稍高，但和港澳还不在一个水平上。反过来，正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大陆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强劲，广东尤其是深圳的发展速度更加突出，而港澳发展的速度则相对缓慢。这就像两个发展的海平面，一个位势低，但是烈火烹油；另一个位势高，却是深水缓流。
随着深广地区的经济日益面向全球发展，再加上有内地的产业纵深为依托，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将明显加速。港澳特别是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局限于原有的产业基础，不与内地的发展相结合，就会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把三地的壁垒撤离，产业聚集的虹吸效应可能导致发展资源在粤港澳之间反向流动，港澳地区的产业进一步空心化，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这对港澳地区的发展绝非好事。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在地理上的融合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互联互通，相对容易。但是，期望发展水平、制度基础完全不同的三个地区在短时间内融合在一起，不仅不现实，还有些危险；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三者之间发展趋同、恶性竞争，甚至导致三地民众之间的摩擦升级，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www.xing528.com)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在保持各地区现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在不同制度平面间搭建一个涵洞，让经济发展的资源分层次地在一定规模范围内进行流动，以提高内地的经济增长效率和水平，同时促进港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转型发展必须是包容性的，不仅要有利于大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升级，更要有利于港澳地区的社会和谐。先联通，再融汇，最终形成粤港澳融合协调发展的新形态。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涵洞位置的选择、流量设计都可以逐步尝试、动态调整，逐一成熟、融合、推广，不可一蹴而就。
如何选择合适的位置来开凿制度的“涵洞”？可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一要有助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比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珠三角地区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港澳地区原有的资源基础可在这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在消费升级方面，珠三角地区对医疗、健康、教育等高端服务的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急剧增长，香港在这方面非常有优势。在产业升级方面，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会朝着创新驱动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深圳有商业化的优势，东莞、广州、佛山等地区有制造网络，但高端的研究活动在短期内还不能形成全球影响；香港的高等教育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大疆就是香港的科技研究项目在深圳商业化的成果。如果这样的“研究-开发-商业化链条”案例能在粤港澳地区进行规模复制，把一些在深圳无法完成的基础研究，都拿到香港、澳门去做，港澳的优势就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要有助于港澳经济某种意义上的实体化。过去为了支持香港，大批内地人去香港旅行。但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型旅游目的地，高端休闲旅游资源并不丰富，而大规模吸引内地旅客去购物，使得香港的旅游价值大多被商业、地产等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捕获，这事实上加剧了香港产业的空心化。相反，像会展、教育、医疗等新兴服务领域则更值得开拓，内地有这样的需求而香港也有这样的优势。如果香港能够改善供给的方向或内容，并和广东的相关产业相衔接，就能吸引并留住珠三角的消费者，从而进一步促进香港实体经济的发展。
而且，珠三角的产业升级肯定也要从全球引进高端研发人才，但内地（包括广东）对外国人的工作签证暂时还不能放开。未来，我们可以考虑增加深圳公司的便利性，使它们更方便地到香港的平台上去吸引全球人才，并让这些人能方便地在珠三角工作。可以先从一些特定行业的人才着手，再视进展情况逐步扩大范围，直至实现广东人才市场的全面开放。
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珠三角地区现在的发展毫无疑问得益于当年在深圳和珠海建立了两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这就是改革年代的制度涵洞。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面对的则是新的全球化形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历史性举措，同样需要各方有开拓的勇气，有创新的智慧，以及日拱一卒的耐心和韧劲。要成就关乎粤港澳6000万居民福祉的新战略，绝非一日之功。
朱恒源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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