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文化的共源性和同核性使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坚实的认知基础，而东南亚各国本土文化的形成与建设是与“客商”的卓越奋斗分不开的。同时，由于“客商”在南洋开发中的杰出历史贡献，当地政府和人民对“客商”领袖充满尊重和怀念，至今，仍以各种形式纪念他们。这就使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有了历史的亲缘基础。目前，大量的“客商”后裔在东南亚各国或担任要职，或是实业巨子，这更加增加了我国同东南亚各国合作的亲缘基础。亚洲金融风暴，印度尼西亚政府公开呼吁希望世界各地“客商”帮助印尼渡过难关，副总统哈姆扎·哈兹说，“印尼拥有丰富的资源、非常美丽的风景和非常友善的人民，我希望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增进与印尼民众的友好交往，帮助印尼渡过难关”。[19]
据新加坡《客总会讯》1986年第一期统计：旅海外客家籍人总数约500万人。1996年12月编纂的《广东省志·华侨志》粗略统计：广东省旅居海外客家华人、华侨总人数约300万。据1987年统计，梅州地区华侨华人160万，占全市总人口40%；惠阳地区华侨、华人中，半数是香港新界和祖籍宝安、东莞的客家人。客家人旅居海外的国家和地区极广，有句谚语：海水流到处有华人，有华人处有客家人。据1994年“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公布的较为准确的数据：客家人分布国内14个省（市、区）以上，共230多个县市，总人口共5512.8万人；海外五大洲81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共454.629万人；台湾省460万人，香港125万人，澳门约10万人。全世界客家总人口为6562万人。“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慨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中国大陆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20]正如李光耀所言，“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21]
东南亚各国是目前我国经济贸易与合作的重要伙伴，也是关系我国国家安全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和敏感区域。进行“客商”与南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对于加深友谊，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抑制错误的“排华”意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增强东盟“10+3”合作中中国的参与力度有积极的作用。[22](www.xing528.com)
东南亚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重要区域，海外华侨华商更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借助海外华人网络，跨国公司通过适应东道国制度环境、商业实践以及文化认同，获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形成外部合法性，从而建立起其在东道国的竞争优势”。“第一，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海外华人网络通过促进信息分享帮助跨国公司寻找东道国供应商，定位东道国消费者需求偏好。这将直接减少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进入成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无论哪种投资动机，不论进入强效还是弱势制度国家，进入东道国都需要收集相关信息，移民网络作为跨国信息传导的管道，能减少信息获得成本，有效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第二，政治不稳定、政府效率低、缺乏监管、法制规则弱、腐败控制差等正式制度距离被认为是获得外部合法性的主要障碍。在存在‘制度黑洞’情况下，海外华人机构或组织有助于防止机会主义行为，为跨国公司OFDI提供契约保障。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时，潜在的投资者希望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东道国的供应商和买家不会违反合同或协定，投资者的法律权利能得到保护。当东道国为法律制度环境相对弱的国家时，通过政府渠道进行的信息交换反应迟滞，将带来较高的投资障碍。海外华人机构或组织通过团体强制制裁等防止违反合同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通过司法纠纷解决协调等降低正式制度差异形成的风险，有效地发挥协调作用。这对于商贸服务型OFDI和当地生产型OFDI特别重要”；“第三，东道国严格的法律制度、严密的监管措施，以及对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等的审查制度，也会给我国跨国公司带来额外的制度成本。如北美洲、欧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针对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进行的多起干预，增加了并购成本甚至直接导致并购失败。借助东道国华人网络，我国跨国公司可以在进入前事先了解东道国法律法规制度，避免不必要的投资损失；进入后也可以尽快适应强效制度安排，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规则，接受政府监管，减少违法成本和交易成本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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