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介入维持地方秩序，扩张商人利益

绍兴商界作为绍兴地方社会的一部分，商人利益与地方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利益上的共生关系，促使绍兴商界可能超越狭隘的群体利益，在保护、拓展自己利益的同时，一并维护、优化地方秩序。绍兴商人会为了保护、拓展自身利益而去参与地方公共事业。

（一）利益因素

史学界在解释近代商人的行为模式时，曾提出过“产权—秩序”模式。该模式认为，近代的革命、战争、运动会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商人财产的安全。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保护自己的产权，商人、商会会出面维护社会秩序，投身公共事务。这便是如下逻辑：

逻辑Ⅰ：地方秩序崩溃→损害商人利益→商人要维护私人利益→促使商会维持地方秩序。

前文提及的绍兴商会阻止张伯岐驻绍一事以及商会介入昇记舞台停演一事，都是属于此类逻辑，即地方秩序出现问题，影响商业运行，商会出面维持秩序。

逻辑Ⅰ把注意力集中在秩序的失范上，对秩序稳定时期商会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缺乏足够的关注，忽视了商会提供的公共服务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繁荣地方商贸的作用，忽视了商会出于增进商人利益而投身公益事务的动机。也就是说，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商会还有一个逻辑。

逻辑Ⅱ：商人要扩张私人利益→落后的交通等事业妨碍商贸的繁荣→商会要求改善经商环境→商会对地方秩序进行优化。

支持逻辑Ⅱ，即商会为了商人利益的扩张而参与地方事务，这样的史料也是很多的。比如1920年绍兴教育会成立商业补习所，向各商店伙友讲授商业知识。绍兴商会积极配合教育会，先是通知各业伙友、学徒积极报名，“此举纯为培植商界人材，增长商人学识起见。凡贵界、业各学生有志向学者，请一并传知，开具姓名，前赴□县教育会报名可也”。^[75]后来绍兴商会又发布通告，劝导各商家放长眼光，不要阻碍店中伙友参加商业补习所。

近一商业智识日益进步，为商人者不可不及时求学。教育会茹会长有鉴于此，爰附设商业补习学校，现距学业不过一学期，惟听讲各生间有因职务关系或作辍者，亦有未得店中经理之同意致中途辍学者。当此商业竞争时代，苟及时求得健全之学识，非特个人直接受其利益，即于商店上亦有许多便利之处。兹本会为促进商学起见，用特谆劝各听讲生，于每晚前往听讲，借以增长智识，并劝各经理人略采开放主义，伙友之利，亦即店中之利。^[76]

商会通告中的“伙友之利，亦即店中之利”，虽然是鼓励商店让伙友参加商业补习所的说辞，但是从中亦可知道商会之举有为商人利益着想的一面。也就是说，绍兴商会之所以介入商业补习所事务，是有着眼于扩张绍兴商人利益的因素。

改善交通状况是优化地方秩序的重要内容。1924年绍兴商会与杭州、宁波两商会一起请求增加义渡经费，“钱江义渡原有轮帆不敷周转，行旅之苦，拟添购汽轮四艘、拖船二十只以相济”^[77]，这个举动无疑也是有方便地方商贸，扩充商人利益方面的考虑。

总而言之，利益取向，无论是保护商人利益不受损害，抑或是方便商人贸易，实现商人利益的扩张，确实是促使商会介入地方事务，维护地方公共秩序的因素。

（二）道德取向

绍兴商会之所以参与地方秩序的维护，商会领袖的道德素养也是重要因素。商会参与地方公共事业的逻辑前提是，商会领袖具有一颗“公心”，他们本着一心为公的思想，投身地方事务，维护地方公共利益。道德取向虽然很难通过史料来证实，但是在逻辑上有必然性。

假设绍兴商会的领袖不具备“公心”，凡事皆以私利为目的，那么我们便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商会领袖很难有动机去投身地方秩序的改良与建设。第一，绍兴商会作为法定商人社团，其领袖是纯粹的义务职务，并不支取薪水，更不要说奖金了，所以商会领袖并无经济动机去参与建桥、铺路这样的公共事业。第二，商会领袖参与公共事业，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耽搁自己的经营。也就是说，商人投身公益事业要承担不菲的机会成本，这显然会使商人对兴办公益望而却步。第三，兴办公共事业，需要不少的经费。这些经费又常被分摊到商人们头上，因此兴办公益事业容易引起商人们的不满。这样，如果商会领袖参与地方秩序的维护与改良，那么他们容易受到商人们的侧目之视。可见，商会领袖实际上没有什么利益激励去投身公共事业。

作为一个要吃、要穿、要赚钱润屋的人，商会领袖要想突破个体限制，去投身无利可图的地方公益事业，只能尽量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天良，摒除私心，以一种大公之心去超越对利益的追逐，以一种出世的态度投身到地方秩序的改良与维护中。(www.xing528.com)

由于商会作为法定团体，几乎是天然地要参与到地方商务、地方公益事业之中，因此商会领袖必须具备能够超越私利的道德素养。当时绍兴地方人士也的确是这么要求商会领袖的。

1924年9月30日，绍兴地方报纸《越铎日报》刊发了一篇名为《商会会长的人选》的文章。文章认为，县镇级商会的会长，于地方商务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文章的最后列出了商会会长须具备的三点素质：

第一、须富于进取精神，远大眼光，能曾经到过国外，目睹商战情况的更佳。

第二、须能热心任事。

第三、须要有肝胆，能担当责任。^[78]

这里的二、三两点，实际上便是要求商会领袖拥有一颗能够超越私利的公心。可见，道德素养是商会领袖的必备条件，是商会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私人因素。

如果私德是商会领袖带领商会参与地方事业的因素，那么一定会有如下的推论，即私德薄弱，不肯自我牺牲的人担任商会领袖，商会及其从事的各项公共事业会走向低谷；而品德高尚、操守正直的人担任商会领袖，商会及其事业会得到发展。

事实也的确如此。商会及其参与的各项公共事业能否顺利发展，商会领袖的私德确实是重要因素。以绍兴商会的斗门分所为例，当其领袖私德败坏时，斗门商会的发展就不会太顺利，甚至可能陷入困境；当其领袖私德优秀时，斗门商会的发展就会非常的顺利。

在民国前期，绍兴商会斗门分所曾有两个领袖（董事），一个叫郭森美，一个叫陈曰沅。郭森美的私德不佳，沉溺赌色，不仅对分所的商务不闻不问，甚至连自己商号的经营也不上心。“绍属斗门镇商务分会董郭森美（系福号南货店经理），自任事以来，置商务于不顾，一味务外沉溺赌色，以致该店亏负甚巨，已于去年终倒闭。”由于郭森美对分所事务漠不关心，当时绍兴商会斗门分所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按照时人的说法，那是“该镇分会虽有若无，形同虚设”。^[79]

后来斗门商会改选，选举陈曰沅为董事。陈曰沅出身绅富，是绍兴巨绅陈达卿之子，在其学生时代就热心参与社团活动，“曾毕业五中，游学沪上，历任全绍各界联合会干事、绍兴学生联合会会计暨副评议长等”。^[80]毕业之后，陈曰沅一方面潜心商务，经理钱盐诸业，另一方面积极投身公益，创办斗门保卫团。“斗门绅士陈曰沅，热心公益，九月初一日成立保卫团，认真办理，带领潘排长暨团丁全夜梭巡，遇的笃珉戏，劝阻解散，以绝匪长，殊堪嘉尚。”^[81]时人称其“少年英俊，果敢有为”。^[82]热心公益，果敢有为的陈曰沅一经上任，即开始大力整顿斗门分所的会务。当时报刊报道：

绍属陡门镇商会新选会董陈曰沅，自经该会一再开会，要求承认等情，迭志本报。兹悉该会董已允暂予维持，至今为时月余，对于该镇商务及地方公益，热心整顿，不遗余力。以该立警察最为当今急务，该会董尤为赞同，特于日昨召集全体会员，当众宣布，当经一致承认，并由文牍桑晴初起草，函商薛所长将斗门临时警察改为永久设置云。^[83]

经过陈曰沅的整顿，斗门分所的会务大有起色，“绍兴斗门镇商会，自改选陈曰沅氏为董事长以来，积极进行，办事井井有条，毫不紊乱”。^[84]

从斗门商会的事例可以知道，商会领袖私德的好坏，极大地影响着会务的进行。这也意味着，商会领袖的私德极大地影响着商会参与地方公益活动，私德好的领袖比私德差的领袖更热衷于参与各项地方公共事业。

综上所述，对于哪些因素促使商会主动地介入地方秩序，笔者以为这个问题需要从利益与道德两个因素进行考察，而利益和道德两个因素都发生着作用。从利益的角度来看，保护商人利益、扩张商人利益两方面都可以推动商会参与地方公共事业。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商会领袖的私德是商会参与公益事业的关键，私德优秀的商会领袖更热衷于参与各项公共事业。总之，利益与道德共同构成商会介入地方秩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