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四小龙经济开放历程回顾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历程一直被称为“东亚奇迹”，被认为是经济自由化、经济开放的成功典范，其出口导向型战略也被有意无意轻率地认定为自由贸易战略。但是，只要稍微深入地思考，我们便能提出疑问，如果鼓励出口便是自由贸易政策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因为“奖出限入”政策中包含奖励出口便将重商主义政策认定为自由贸易政策呢？^[11]其实，通过对亚洲“四小龙”战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仔细考查可以很快发现：一方面，“四小龙”战后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其实各不相同，具体而言，韩国干预最多，新加坡、中国台湾次之，而中国香港则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确立主要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小国（经济体）”的客观特征。

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经济体，也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对其产业升级过程进行了大量指导、干预的经济体，这一点和日本非常相似。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开始实施的是进口替代战略，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一方面制约国内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出口创汇能力有限，从国外进口替代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导致外贸逆差不断扩大。结果，到1961年，韩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高达44%（韩利民、吴刚，1995：22）。因此，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但是其间，并没有完全放弃进口替代战略。1962—1971年，是韩国大力推进出口导向战略时期，但也采取了一些进口替代战略。这一时期，在贸易政策方面，政府通过在税收和金融上实行出口优惠制、进行相关机构和制度改革、进行外汇制度改革、建立出口工业基地、通过大型综合商社控制对外贸易等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出口；在放松进口限制的同时，依然通过进口列表制度实施有差别的进口政策，主要是用于出口的进口产品可以得到优惠，而不是全面开放进口。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中期，列于负面列表上的限制进口商品数目不断增加，而且纺织和服装两个行业完全受贸易政策保护。在产业政策方面，前期的重点放在鼓励企业向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进行投资，利用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工业制成品出口上，后期则开始同时加快电力和煤炭工业发展，扩充基础工业和社会公共设施，为重化工业发展打下基础。1972—1979年是韩国促进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可以说韩国是以进口替代为主战略时期。1973年，朴正熙启动了野心勃勃的重化工业化计划，其战略是促进中间材料与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并促进资金密集型工业，如汽车、造船、钢铁、有色金属与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其对进口的严格管理。张夏准（2008）讲到“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国家需要每一点从出口中赚得的外汇去进口机械和其他投入品以发展更好的产业……把外汇花费在任何对工业发展不必要的事上，要么会被禁止，要么通过进口禁令、高关税和消费税加以限制。奢侈品的类别甚至包括一些相当简单的东西，比如小汽车、威士忌或饼干。”经过这一时期的重工业促进政策，韩国产业结构实现了重型化。1971—1981年，韩国重化工业产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由29.5%上升到51.6%，在出口额中的比重由14.2%上升到43.9%（吴宗杰、孟令娟，2006：70—73）。但是，对重化工业的倾斜扶植导致韩国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直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并没有明显改进，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等；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危机导致西方国家加大了对韩国的经济限制，使其以出口为主的单向外向型经济模式外部发展空间日益缩小；当然，也必须考虑到韩国重化工业已经基本建立，并获得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1980年以后，韩国经济最终开始真正地走向自由化。

中国台湾地区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但也通过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对其产业升级过程进行了大量指导、干预。二战结束后，台湾地区首先经历了一段战后恢复时期。然后，从1953年到1960年，台湾地区进入了第一次进口替代时期。在这一时期，台湾主要采用复式汇率、严格的进口管制、对重点发展产业提供原料保证和优惠资金融通等政策来实现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目标。在这些进口替代保护与奖励措施下，台湾进口替代工业迅速成长。但是，由于台湾本身市场狭小，很快便出现了工业发展受到岛内市场制约的问题，而且，进口替代虽减少了消费品进口，资本及原材料进口却继续大量形成贸易逆差。在这种背景下，1960年，台湾转向了出口导向型政策，通过改革贸易与外汇制度、修订外资政策、颁布投资奖励条例、建立出口加工区等政策措施促进出口。在1960—1973年间，台湾地区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贸易收支由逆差转向顺差，这一时期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出口扩张时期”。但是，出口导向政策并不意味着对进口的管制放松，台湾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放弃进口替代政策。包俊（1995）指出，“6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一直实行出口扩张政策，制定了79种贸易法规，严格管制进口”。例如，对于在出口加工区投资设厂的外资，区内给予特殊政策，不受岛内关税和外汇管制法规的约束，但产品一律要求外销。经过60年代出口扩张型贸易政策的实施，台湾出口工业快速增长，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大幅成长。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台湾的工业发展再次遇到了瓶颈：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赶不上工业部门增长的要求；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失业率迅速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当局决定实施第二次进口替代政策。1974—1984年，台湾先是“推动十大建设”，主要是依靠当局的积极投资，建立一些“二高、二大和二低”的所谓战略性产业，如石化、钢铁、造船等；在1973年、1980年两次能源危机后，虽然台湾出口继续扩大，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逐渐耗竭，于是开始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机械、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经过战后这么多年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贸易政策的交互使用，并配合以相应的产业政策，台湾在80年代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工业化，第二产业占三产的比重从1960 年的22.4%上升到1980 年的42.5%，并进一步于1985 年上升到46.3%。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台湾地区持续贸易顺差，导致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日本等要求其贸易自由化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在岛内，30多年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也导致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失调现象，工资上涨、劳动力不足、投资环境恶化、产业外移等促使台湾当局于1984年提出经济自由化、国际化，以期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下，让岛内经济能够持续发展。

新加坡面积只有718.3平方公里，人口547万（2014年），是名副其实的“小国经济”，所以其1959年自治以后仅实施了七年的进口替代政策，便转向了比较彻底的出口导向型开放经济政策，积极地融入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像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那样进口替代政策与出口导向型政策纠缠在一起实施了几十年才最终放弃。玛格丽特·梁（2006）开篇就指出，“新加坡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及其狭小的国内市场和有限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它的贸易政策方向。因此，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政策选择就受制于它融入世界经济的迫切需要。它实行一项出口推动工业化的政策、大量削减贸易壁垒并积极寻求外国投资”。但是，尽管新加坡追求经济开放，但其政府依然实施了不间断的产业政策，以指导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因写《现代新加坡史（1819—2005）》（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1819—2005）而一举成名的作者C.M.Tumbull在《东南亚历史百科全书：从吴哥到东帝汶》（Southeast Asian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from Angkor Wat to East Timor）中对新加坡经济特征做了精辟总结，“新加坡经济是强政府干预和国际自由贸易的独特结合，并且，新加坡是全球化、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协定和自由一世界贸易体系忠实的支持者”。正是在政府产业政策指导和经济开放条件下，新加坡至今经历了出口导向工业化（1966—1973年）、以技术升级为导向的经济重组（1974—1984年）、经济多元化发展（1985—1997年）、知识密集型经济（1997—1998年）几个发展阶段。(www.xing528.com)

中国香港地区则实施了更加彻底的“积极不干预主义”政策。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不一样，中国香港地区战后没有经历进口替代阶段，也没有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来指导产业升级，而是实行完全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让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去自发调节贸易活动。不过，我们也不能将“积极不干预”理解为彻底不干预，实际上，这里的“积极”的含义主要是指干预是中性的、有限的，只是为对外贸易提供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服务，协助和促进对外贸易（尹翔硕，1997：37—41）。

综合对亚洲“四小龙”二战以后经济开放与经济发展历程的考查，我们可以发现，其经济开放政策的选择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大小密切相关。一方面，在经济发展阶段，一般采用贸易保护或积极的产业政策来指导、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而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开始或早或迟地转向较高程度的经济开放；另一方面，越是小的经济体，越是更早、更快地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亚洲“四小龙”能够获得快速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很多，积极的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必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世界银行与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经济基础好；第二，强调发展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使其成为经济主导增长部门；第三，政府（当局）对有增长潜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干预；第四，公共政策的积极作用（Albert Fishlow et al.，199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