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话语研究理论简析

“话语”的概念最早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Firth，1951；Harris，1952），指的是“书面或口头表达中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Stubbs，1983）。作为一种语言分析的单位，它超越了描写语言学的句子界限（Brown & Yule，1983），开启了研究者对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关注与研究。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话语分析/话语研究在西方学界兴起，它跨越孤立、片面、抽象语言形式研究的界限，将（口头、书面）语篇和相关语境两者结合起来观察，以探索语篇的结构、功能、意义（施旭，2013a）。其中，突出的代表学者Hymes（1974）提出，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相关联的句法理论忽略了语境在语言使用中的关键作用，所以必须将语境纳入语言学理论的研究范围。此外，van Dijk（1977，2008）在其著作Text and Context和Discourse and Context中，对语境做了详细探讨。他直接指出语境反映的是社会环境的所有结构性特征，这些特征与话语生产过程、结构、解释和功能息息相关（van Dijk，1998）。在20世纪90年代初，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作为西方话语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在欧洲逐渐引领话语分析的新方向。该流派的研究者注重对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和批判，在继承功能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中的言语表达方式的功效、意义进行诠释和批评，逐渐引起相关学科的注意，引领了跨学科研究的思潮。作为该流派的主要代表学者Fairclough（1992）提出话语作为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活动，而对话语的分析正是对语篇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解读。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扩展，出于对西方独白式话语研究体系的学术反思和文化回应，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在国际学术界应运而生（Chen，2004，2006；Chen & Starosta，2003；Dissanayake，2003，2009；Gordon，2007；Ishii，2009；Miike，2002，2006，2009；Pardo，2010；Prah，2002，2010；Scollo，2011；Shi-xu，2005，2007，2009a，2009b，2011a，2011b，2012a，2012b，2012c，2013，2014a）。其主要代表学者之一，施旭（2008a，2010，2012，2017）指出，西方主流话语研究理论虽然在表述方式上以“普世/适”自居，但却根植西方哲学和学术传统，具有理论和文化特殊性。一方面，在理论认识与话语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以二元对立的眼光来切分话语研究的对象，将其一分为二，即语篇使用（语篇），加上其他。而在具体研究中又以语言使用为核心，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具体的语篇中，忽略了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话语元素。另一方面，在价值观上也同样搞“两级分化”，趋向于只看到事物性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两面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联系（施旭，2010：23）。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与东方人的辩证思维形成鲜明对比。东方人趋向于从整体的观念出发，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生相克（施旭，2017：73）。

因此，文化话语研究理论从文化反思和文化对话的角度，对“话语”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和界定，对话语研究的视野进行了拓展。该理论从整体观本体论出发，提出“话语”是特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人们运用语言及其他手段和渠道所进行的具有某种目的和效果的社会交往活动（施旭，2008a，2008b，2008c，2010，2012，2017）。其中涉及的说者/听者、形式/旨意、符号/媒介、目的/结果、历史关系和文化关系等不同元素以及各种形式的联系、组合，共同组成了话语（施旭，2017：5）。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传统语篇分析对“话语”概念的认识，“话语”不只是文本（内容与形式），也不只是文本背后的观念和规则，而是一个整体、多元、复杂、动态的现象（施旭，2013a）。同时，话语研究的视野也不仅仅旨在探究言语使用的内容、意义、结构和功能，而拓展成为认识、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特殊视角。它的特殊在于，与普通大众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同，（文化话语）研究者将更加敏锐地抓住社会生活实际活动的重要、普遍属性——话语性或言语交往性。由此，运用话语的视角，研究者几乎可以审视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且可以看到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关涉不到的地方（施旭，2017：5）。

从上述概念界定来看，似乎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看作为话语，然而，并非如此。首先，语言使用作为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属性，是话语活动的必要条件。脱离了语言使用的、抽象的、片面的活动（比如喝一口水，骑自行车，盖一栋房子，或将导弹送上太空）就其本身来说不属于话语。但是，与其他相关的言语活动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作话语现象，比如，遵医嘱喝水吃药，收到来电骑自行车去汇报，根据计划、文件、合同、设计等建设楼房，面对各种言语和非言语的威胁，在做出了相关的舆论准备后发射导弹并随之进行解释和宣传。反之，将言语现象从其社会实践中剥离出来，去孤立、静止地观察它，那么它便不再是（本文定义的）话语。脱离了其“生态环境”的片面的语言形式，如词、短语、句子、篇章，都不再是文化话语研究所关心的对象。其次，文化话语中的“话语”概念，是为了帮助探究社会生活奥妙、解决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符合话语定义的所有现实情况都应该成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应该努力发掘那些亟待认识、厘清、破解的社会文化事件或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进而更好地实现话语研究的学术目标和社会价值（施旭，2017：12）。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话语缺失”也是文化话语研究关心的话语现象。话语，作为言语交往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最普遍、最重要的方式。没有话语，便没有社会生活；如果话语的某些方面出现了缺失，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就出现了问题。据此，在一定的情形下，如果根本没有人说话、没有合适的人站出来说话、没有让其说话、没有在需要的时候说话，或干脆不说话、不借用（新）媒体说话等，当然也是一种社会交往状况或话语现象，只不过是话语本身在某些方面出现了缺席、缺失、缺口。而往往正是在这样的交际节点上存在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施旭，2017：11）。

文化话语理论从文化自觉和文化政治的高度，以言语交际的概念为方法，去探索社会言语交际事件的文化特点、文化困境、文化变革等（施旭，2010，2017）。该理论对“文化”的概念从话语实践的角度予以丰富，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区分不同群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异质关系和权势关系（Shi-xu，2005，2007，2014b，2015）。它具体表现为：（1）文化存在于特定人群或社区之中的精神体系，是文化心理现象；（2）文化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在实践中传承、运用、发展，是一种社会实践现象；（3）作为社会实践现象，文化又同时表现在这些社会群体（团体或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势关系中，是一种权力关系（施旭，2017：13）。

基于文化异质性和权势不平等性的观点，文化话语研究理论提出在研究中遵循以下原则：（1）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人类文化的和谐与繁荣；（2）关注话语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关系，尤其是关注弱势群体的话语（特征、困境、追求等）；（3）采取跨学科、跨文化、跨历史的视角和方法（施旭，2017：89）。

在分析方法上，该理论从话语作为社会交际事件/活动的理念出发，提出SIMPHC话语分析范畴（Shi-xu，2014a；施旭，2017），从以下六个维度对话语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评价：

言说主体（Subject）：谁（不）在说话？他们占据什么样的身份？(www.xing528.com)

内容/形式/社会关系（Intent/form/relation）：（不）（要）说什么？如何说的（包括用哪种语言）？为什么（不这样）那样说？对方如何回应的？相互由此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

媒介使用（Media）：（没）使用哪些媒介（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媒体）？它们如何联系、配合的？

目的/效果（Purpose/Effect）：有什么样的原因？有什么意图？获得什么效应？导致什么后果？

历史（关系）（History）：上述所有范畴有什么样的历时变化？

文化（关系）（Culture）：有怎样的规律？什么样的原则在起作用？有哪些文化权势行动？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关系和状态？

总体而言，文化话语研究理论从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视角出发，以更加全面、多元的维度对话语进行了界定，推动话语研究用于探索任何社会场景内发生的言语交际实践活动，在研究方法上促进了学科间的对话与结合，将话语研究领域推向了学以致用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