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不同模式的动机、内容与效果

虽然长江三角州地区的各个实验区在乡村建设内容上大同小异,注重用现代文明发展传统农村,改造传统农民,振兴农业经济,但是在具体路径上又有所不同,各有偏重。

第一,从倡导者的身份和实验区依托看,徐公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设立,属于教育团体促动型,其主要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样一个社会团体,而这个社会团体成员多来自工商、教育界;陶行知的晓庄学校颇有相似性,不过更倚重于陶行知的个人魅力;江宁则是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具有明显的政府背景,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为学术依托,县政委员会组成人员都是“党国要人”;乌江是由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和金陵大学合作创办的一个实验区,或可算作介于江宁与徐公桥之间的一个特殊模式,实验区主要指导工作由金陵大学农学院总负其责。

第二,从建设中面临的问题看,由于各自情况大不相同,各个实验区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乡村建设意在乡村发展,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建设举措都清晰可见“控制”的思想。因为要将乡村的建设限制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所有的农村经济复兴举措均为政府一手包办,民众的主动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不可能充分地发挥效果。实际上,如合作社和耕牛会的运行、农产品新品种的推广及蚕桑业的改良等,都必须在农民的积极配合下才能更充分展现效果。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一社团之力参与乡村建设实验,信心倍足却常叹“以社会立场,办乡村改进,根基甚稳,而收效则甚微”(1) ,怀有资金缺乏、权力有限的无奈。乌江实验区作为高等院校和中央机构协同合作的产物,本应得政府与社会组织之利,但可惜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口惠而不实”,空挂“中央”的名字,便也落得个经费极度缺乏,组织机构遭到当地劣绅破坏,乃至乡村建设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下场。(2)

第三,从指导思想看,实业家提倡“实业救国”思想,强调实业在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中华职业教育社一开始从事城市职业教育,提出:“当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沟通教育与职业。”他们“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就此揭橥该社的三大目标:“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问题不仅仅在城市里面,因此,“到了民国九年,已感觉当时农业教育的失败,而没有认清失败到什么程度和怎样挽救,乃设‘农业教育研究会’”,开始将工作“及农”。(3) 1925年底,黄炎培写成《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借“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职教社又提出一份《试验农村改进计划》。该计划在谈到农村实验的意义时指出:“鉴于近年教育事业大都偏向大城市,又其设施限于学校,不获使社会成为教育化,拟从农村入手,划定区域,从事实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4) 职教社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还在于沟通教育与职业,为职业教育寻找出路。与此相似,贯彻陶行知的教育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理念的始终是他的“教育救国”论。他一开始倡导实用主义教育,碰壁以后奋起为中国教育另找生路,举家搬迁北京,以极大的热情协助晏阳初投身于平民教育运动。在实践中,陶行知意识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5) ,实现了平民教育思想向乡村教育思想的转型。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在农村改造中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但终不过是为走到“万丈悬崖”前的中国教育“找生路”。(6) 金陵大学从事农业推广,既是教会大学走上中国化和世俗化,为中国社会服务的需要,(7) 又是农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农业高等教育刚刚起步的20世纪上半叶,农业教育往往局限于讲堂,忽视农业推广和农业实践,以至于使得理论与实践脱节,农业教育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脱节。金陵大学农学院倡导“三一制”,提倡将教学、研究和推广工作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风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金陵大学对农业推广工作极其重视。推广工作不仅是为了实现农业教育改进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目的,而且被认为是对农业教育和科研工作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重要手段。在农业推广中,他们发现了农民生活贫穷、农村经济凋敝,推广事业随之逐渐扩大,最终走上乡村建设的道路。至于江宁,则是国民政府稳定统治秩序、构建乡村统治合法性的必然结果。孙中山早就提出过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的构想。他认为,“建设之事,当始于一县,县与县联,以成一国,如此,则建设之基础,在于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窃,非军阀所得而夺”(8) 。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后继者自居,“深觉民族国家的复兴大业,应从‘庶政’改革入手,而改革庶政的基础,是在于为‘政治骨干’的县政建设。所以,二十一年十二月间,内政部举行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时,就认定县政改善为当今之急务”(9) 。(www.xing528.com)

第四,从入手点和侧重点来看,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晓庄学校从乡村教育入手,致力于乡村教育、技术改良、卫生改善和风俗改良等方面,希望通过改造文化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以为乡村建设是“最广义的乡村教育”。农村改进事业如何促动、如何启迪、如何指导、如何推行都脱不了教育的方法。可是,“这一种方法,已经是笼罩了农民全部生活,居然包扫一切了。但是因为他仍本着教育方法,以达种种改进目的,所以特称他做‘最广义的乡村教育’”(10) 。这种叫法“不是故意替教育提高身价,扩充区域,而实际情况却是如此”。因为乡村建设事业“大概皆是分成文化教育、经济农事、村政组织三大类。这三类要推行尽善,可以说没有一样不是拿教育工夫来枢纽的”。因此,“倘使把农村改进工作,离开教育范围,轻视教育作用,抹煞教育精神”,农村改进将“无一事能成功”。(11) 乌江实验区不同时期的工作内容略有差异,但是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贯穿始终,终究没有离开教育研究的手段。“‘财为庶政之母’,一切建设,舍财政上有办法外,自无实现之道”(12) 。但是要整理财政,必须改革田赋,而改革田赋的一个重要举措即是举办土地陈报。另外,想要完善治安,户口调查亦为必备工作,因此,政府主导的江宁则从户口调查和土地陈报两大基础要政入手,侧重于改良税收体制、整顿警政与社会治安等政治建设。具体操作起来,江宁“主要的是利用行政力量、行政组织和技术来促进农村建设”(13) 。这些不同缘于倡导者身份的不同。实业家务实,教育团体重视教育,官员强调秩序,他们实践的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入手点和侧重点自然存在差异。

第五,从实施效果看,各个实验区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五个实验县里,江宁和兰溪最受诟病,时人怒称“中央所设的两个实验县,根本没有什么理想,老实不客气地说,是实验政制与政策”(14) 。乌江和徐公桥虽然没有遭受如此批评,但是也随着整个乡村建设运动式微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乌江实验一直维持到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