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古老文明最早的一些伟大建筑都是出于宗教信仰目的而建造的？如5300年前世界最早的城邦即苏美尔城邦围绕着神庙和祭台而形成；5000年前古埃及文明的标志性建筑为法老王陵与大金字塔。文明起源的观念原因可以依据早期文明发生时留下的宗教礼制建筑和圣物，得到可以辨识和释读的符号线索。换言之，若要追问是什么动机导致这些宗教建筑的修造，其答案一定关系到拉动文明起源的观念因素。
早期文明所崇拜的对象是什么？所信奉的神圣物质又是什么？其所想象的人死后去向是怎样的？这一系列问题背后，都指向一个现成的信息库，那就是讲述神灵崇拜和英雄王者受命于天的传奇故事——神话。根据现代以来的研究经验，每一个文明都伴随着自己信奉的神话体系而走来。神话最充分地保留着上古时代的信仰观念，有些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文明以前很久远的年代。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对玉石的神圣化和神话化便是如此。[1]华夏文明中也有一些“高大上”的宗教建筑，如遍布南北方的佛教石窟和佛像，但是从佛教发生时间和地点看，它既不属于本土宗教信仰，也不诞生在文明孕育的初始期。这样看，要把握华夏文明与生俱来的信仰，就不能诉诸“高大上”的佛教遗物，只能诉诸深埋于地下的小而精的玉礼器系统。
探讨华夏文明的宗教信仰历史，值得从学术上阐明的原理有两个方面。
其一，玉石神话信仰（玉教）如何催生出玉礼器这样特殊的圣物体系，并使之持续传承和变化，构成华夏文明特有的文化景观，并且至今仍以世俗化的玉器生产构成中国经济生活（包括整个港澳台地区和华人世界）中独有的一道风景？
其二，玉石神话信仰及其物质化的体系如何作为圣像原型，有效接引着外来的佛教及其圣像系统，并最终被佛像体系所置换和取代？玉教信仰自身的偶像崇拜传统又是怎样开辟出一道西玉东输的玉石资源运输大通道，并由此发挥出文化接引作用，奠定后来的丝绸之路和佛教石窟寺进入中原国家的传播路线？
在探究以上两大问题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深思：如何在世界体系的宏观视野上有效评估以上举世罕见的文化传播现象及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再造作用？
通过上溯中国的宗教与神话源头到比汉字更早的年代，我们追随着研究对象的前移——从神话叙事到神话文物，研究视野自然而然地进入史前世界，进而提出一种重新界定的文化大、小传统理论，希望借助于考古学提供的新材料重建新的知识观和文化观。新知识观的最大特点是超长时段的历史认识深度——至少要比过去依赖书写文献而建立的旧知识观深远一倍以上，即从两三千年拓展到五六千年。风物常宜放眼量，从史前大传统到文字书写的小传统，这种发生学的超长时段透视，有助于我们认识文明由来的奥秘，并进而认识本土信仰逐渐被外来信仰置换的奥秘。简言之，就是从玉教大传统视角反观佛教小传统的由来和所以然。
以上所说的大传统的神话文物，指的是承载着某种信仰观念的特殊人工制品，一般为社会中的少数成员所拥有和使用。就中国史前考古已经揭示出的实物而言，在商代文明以前的约2000年中，可梳理出的玉神话文物谱大致如下。
红山文化留下的高等级器物：玉筒形器（又称“玉马蹄形器”）（图14—1）；C形玉龙；玦形玉龙；玉匕形器；“勾云形玉器”，疑似玉凤鸟（一说为天鹅）（图14—2）；龙凤合体玉佩；玉立人像等。
图14—1 辽宁建平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筒形器
图14—2 辽宁建平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凤
（2012年摄于北京艺术博物馆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
大汶口文化留下的高等级器物：玉璇玑、鸟形陶盉、骨牙雕筒器、獐牙勾形器；龟甲器等。
凌家滩文化留下的高等级器物：八角星纹双兽首羽翼鹰身玉雕像、内置玉签的玉筒形器、上下龟形玉板夹持八角星纹玉版、玉璜和兽首形玉璜、玉立人像等。
良渚文化留下的高等级器物：以玉璧、玉琮和三尖冠饰为主的礼器体系，特别是精雕细刻着神人兽面纹等的玉礼器。
山东龙山文化留下的高等级器物：白陶器、蛋壳陶器、玉璋、玉璇玑、带神人兽面纹饰的玉圭等。
石家河文化留下的高等级器物：玉虎头像、玉人头像、玉喇叭形器、兽面纹玉柄形器、怀抱大鱼的陶人坐像等。
图14—3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采集的玉人头像，距今约4000年(www.xing528.com)
（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齐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留下的高等级典型器物：玉璇玑、玉琮、玉璋、三联璜形制的可分合的玉璧、不规则的四联璜或五联璜形制的玉璧、成对的玉手握、多孔大玉刀、玉人头像（图14—3）、铜齿轮形器等。
二里头文化留下的高等级器物：玉璧戚、大玉璋、玉柄形器、白陶斗笠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绿松石龙蛇形器、青铜铃等。
凡此种种，五花八门。此类神话文物的文化含义和实际功用如何，迄今大都还是哑谜，尚未得到权威的公认解读。就连它们的一些命名也都是今人在不明所以然的情况下姑且冠之的称呼。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它们没有一件属于日常生活用品，它们都是承载着史前宗教信念的特殊器物，是法器或神器，其神话价值一点也不会逊色于后世的佛像、天王像和观音像之类。只是其信仰的细节内容到文明时期后就逐渐湮没乃至失传殆尽了。这样的现状，不正预示着对华夏文明信仰之根的探索和突破方向吗？
如今研究文字记录的小传统中的外来信仰——佛教，早已形成国际性的显学，而研究大传统的本土信仰即玉教及其神话，才刚刚正式揭开序幕。就此而言，本土信仰之根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将给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带来重要变化。简言之，可以通过重新确认信仰的原型，去考察其置换变形的过程，把佛教信仰的输入看成华夏信仰自身变化的产物。
中国史前神话文物谱的重现天日，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在于，除了各地有少量精致陶器、铜器和骨器类型以外，较为普遍出现的圣物唯有玉礼器。因此，特别需要探究的问题也就随之凸显而出：是什么因素催生玉器的生产和使用？
针对这个核心问题的探讨，目前已经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每一种玉礼器的背后都有一种神话观念在发挥支配作用。[2]现在有较成熟的解读成果的玉礼器为：玉琮、玉璜、玉璧、玉玦、玉柄形器、玉龙、玉鸮、玉蚕、玉兔、勾云形玉佩等。而上述神话文物谱中的另外数十项，还基本上处在无解状态。眼下亟须协作攻坚的新学科是：认知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和神话学、宗教学。基于这些学科交叉的新知识观及其方法论，则按照文学人类学一派的称谓，叫作“四重证据法”。
值得引以为参照的是，国际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考察西亚地区文明发生的渊源，也聚焦到一种特殊的玉石崇拜现象——黑曜石崇拜。黑曜石被神化的过程大大早于世界上所有其他种类的玉石和宝石，而且早在10000年前起就开始拉动史前人类的远程贸易交换行为。在那个时期，东亚的玉文化尚处在孕育的前夜，或者可以说尚未正式登场。从黑曜石的圣化扩展到青金石和金属矿石的圣化，仅用了数千年时间，就把人类带入最早的两大文明古国阶段——苏美尔和埃及。这就意味着，研究西亚和北非古文明起源的视野，因为抛开文献束缚而进入承载宗教信仰和神话观念的文物与矿物，所以聚焦点放在从距今10000年到距今5000年这一时期。没有对特殊石头的关注就没有金属矿石的开采活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认识文明的空前深远的研究视野。
在土耳其发掘出土的人工开采的黑曜石原料与加工制成的黑曜石工具、饰物等，都属于实物。而拉动黑曜石开发和使用的人类动机，则与宗教和信仰相关。所以目前聚焦在土耳其的万年城镇古遗址卡托·胡玉克的研究者们，从原来的考古学一科，发展到如今的宗教学、神话学与考古学、艺术史的多学科对话交流。
2003年在保加利亚出版的《人性化的矿物世界：从社会与象征的观点看东南欧洲的史前技术》一书，[3]仅从书名就不难看出一种新的跨学科研究倾向的形成，即：物质文化史和精神史、宗教与神话史的视界融合现象。书中由博班·特里科维克（Boban Tripkovivc）撰写的论文《新石器时代欧洲的品质观与价值观：有关黑曜石制品的另类观点》，[4]提出黑曜石生产的宗教化神话化层面问题，富有启示性。黑曜石是先于一切金属物而最早被人类神话化的物质，其对人类走出石器时代的精神先导作用不容低估。中国吉林省近年也发现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黑曜石开采和工具制造中心的遗迹，从黑曜石到绿松石、玉石的持续性神话建构过程的研究指日可期。
亚洲西端地区迄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镇遗址叫卡托·胡玉克（Catalhὄyűk，又译“加泰土丘”），该市镇始建于距今9000多年前的土耳其中部。这个年代，距离世界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出现还有4000多年。那样早的时期会有宗教吗？发掘资料表明，史前时代所有人都是神鬼世界的虔诚信仰者，所不同的是信仰程度和信仰内容。那时候无神论思想还没有产生，神话思维决定性地支配着当时人的文化创造和行为。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伊安·霍德尔（Ian Hodder）编写的《文明萌生期的宗教：以卡托胡玉克为研究个案》一书，针对9000年前聚落遗址卡托·胡玉克的文物分析，尤其是对宗教象征物的分析，重建了当时社会群体的仪式行为和神话信仰，并认为这是作为“通向文明起源的关键第一步”。[5]此种具有国际前沿性的研究表明，探索地球上最早的文明发生，不能只关注文明国家，还需要深度考察文明出现之前的数千年文化演进过程。这正是我们重新定义的大传统的新知识范围。伊安·霍德尔强调指出，卡托·胡玉克聚落遗址提供的史前社会案例之所以受到国际上考古学以外的学者，如人类学、宗教学及神学研究者的关注和讨论，就是因为能够通过交叉科学的视野，在多种因素中寻找驱动文明发生的主导力量。这部书汇集了多学科研究者的智慧，旨在从个案分析中透视文明起源期的三个观念要素：精神与物质是如何整合的；信念在宗教中起什么作用；宗教的认知基础及其社会作用如何。[6]这部文集中第6篇论文是毛瑞斯·布洛克写的《卡托·胡玉克存在宗教吗，或者那里只有些房子？》。[7]从这个题目就可看出问题潜在的争议性。关键看如何界定宗教，又如何从史前遗迹和遗物中发现宗教的准宗教行为迹象。
该文集中第4篇论文是范·胡斯廷写的《编码不可见之存在：认知的界限与理解卡托·胡玉克的象征行为》，[8]作者倡导一种超越现有学科划分的融合视界，即神学的观点与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观点的交叉融合。在文章开篇，范·胡斯廷就指出一种新近出现的奇特现象，即某些神学的和宗教学的专业人士开始关注中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在我最近的著作中曾讨论神学与石器时代人类、考古学之间可能发生的跨学科联系，我提出，如果我们能够从不同的学科话语中找出线索，并将其编织成一种形成中的超学科的研究范式，那就会产生出“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对话效果。我还提出由于以往的“神学与科学”对话大大忽略了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的重要性，因而难以理解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的普遍本性。虽然不免有重复之嫌，我还是要在此从哲学意义上强调，在后本质主义的神学研究方法与当今的史前人类学、考古学的某些重要观点之间，实际存在着显著的方法论上的联系。正是出于此种考虑，这些学科，特别是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通过聚焦于人类起源与现代人类行为，可以用令人兴奋的方式转向与神学研究的交叉，并借此为神学理解带来重新定向：这将意味着回到人类的史前文化语境，尝试去把握我们的人类本性的关键要素。[9]
针对这样的学术变化，范·胡斯廷指出：
我确信对于任何认识中东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尝试，西部欧洲的旧石器时代后期文化都能够提供一个起码的和有价值的开端，这将有助于理解中东的新石器文化中的象征行为，尤其是卡托·胡玉克文化。在此，如同在法国西部的黑暗洞穴之中，我们不得不发问：如果对史前的意象提出“意义”的问题，是否恰当？还有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何种因素导致卡托·胡玉克的人工制品、壁画、雕像、牛头形装饰和居室葬对当时居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在卡托·胡玉克的大量绘画、雕塑和用公牛、猛禽及猎豹形象所点缀的墓葬中，有证据表明：由狩猎采集到农耕的经济生活变化与宗教的意识密切联系。[10]
既然西亚9000年前的文物与图像可以考辨出宗教意识、信仰观念，那么东亚5000年前或4000年前的文物和图像，难道只能看作美术史或工艺技术史研究的材料吗？
引入符号编码的意义阐释这一视角，将有助于把问题引向深入。范·胡斯廷认为，试图从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观点去理解人类特性，将不可避免地揭示出象征能力的主宰性影响，人类就是通过符号来创造出意义的世界。显而易见的是，人类的文化行为不仅与非遗传行为的传送相关，而且还与对思想、感觉、非经验的和不可见的事物、时间及地点的编码密切相关。[11]从大传统视野看去，文字是人类较晚的编码形式，全球范围内的文字记载率先出现在约5000年前，我国的甲骨文则出现在3000多年前，因此，必须诉诸比文字符号更早出现的编码形式：图像符号和某些特别的物质。而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开始的图像符号激增现象，一定有着史前宗教观念繁荣为其动力要素。而新石器时代以来某些特殊石头被神话化，因而被赋予非同寻常的价值。人类社会从原始平等状态到阶级分化状态的转变原因，便与此类被特别筛选出来的石头有关。伦弗瑞（Colin Renfrew）指出：
当一些物质以及随后以这些物质制成的人造器物被视为有内在本质的价值时，有些非常特别的现象也会跟着出现。这似乎同时发生在欧洲与西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初期。然而，不久之后，即导致不平等的现象。[12]
范·胡斯廷特别提到伴随着整个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而来的那种人类的道德自觉和对神圣的感知，必然加深人类对不可见的事物的符号编码能力。人类史前时期普遍存在的萨满教实践，使得如今的考古学家常常借用萨满教的观点来解说被发掘出的文物和图像。“这种通过抽象或象征对不可见的事物进行编码的活动，也使得我们的早期人类先祖们用抽象的方式建构信仰，并维持其信仰。实际上，上帝的观念本身就必然出自于对‘人’的一种抽象式构想。这就充分表明，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包含着在生理上无法预知的那种对世界的经验方式和理解方式，从审美的经验到灵性的冥想经验。”[13]冥想经验属于宗教体验，审美经验则是非宗教体验，9000年前二者能否直接区分开来，似乎还是个问题。以卡托·胡玉克遗址发现的最早玉石黑曜石生产为例，究竟是审美因素还是信仰因素拉动黑曜石生产呢？在当地市镇房屋下面，黑曜石作为隐藏物或藏匿的财宝埋于地面之下。细心的考古学家注意到，遗址的地层关系表明，黑曜石财宝被周期性地埋藏于地下，又周期性地被发掘。考古学家卡特还发现一点：可以区分被周期性埋藏和发掘的黑曜石财宝，与随葬于死者墓中的一次性使用的黑曜石冥器。[14]在该遗址的后期，这种埋藏黑曜石财宝的行为停止了，黑曜石更多地和新的专业性技术联系在一起。[15]这种情况与玉器在华夏文化中的应用场合十分相似，有生前使用的仪仗礼器和人体佩饰器，也有专门加工出来一次性使用的礼器或冥器，如春秋时代的“侯马盟书”所用玉板，都是一次性制作打磨并刻字后，仪式性地埋入地下。而大量的玉殓葬用玉器，从史前的玉筒形器（一般单个使用）、大玉琮（一般多个成套使用）和玉柄形器（有单个使用的，也有成套使用的），到西周的玉覆面，再到西汉的金缕玉衣等等，都是生前并不使用，而专用于死后的葬礼上和墓穴中。
相比之下，探索中华文明的本土宗教信仰之根，不仅有史前持续不断的几千年积淀的玉文化大量实物，还有文字小传统初始期留下的有关宗教信仰和仪礼生活的记录，即有书面线索的记录，可以同史前无文字时代的宗教符号物对接。如《国语·楚语》中有关“玉帛为二精”的言论记录，《越绝书》中有关“玉亦神物”的判断，老子《道德经》有关圣人“怀玉”的说法，都提示着中国宗教史、神话史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初始线索，使得复原玉教神圣信仰的关键内容成为可能。从大小传统的接榫情况看，以上文献记录的所有言论都不是个人性的思想发明，而是因袭玉文化的数千年传承和传教过程的结果。这样，文献记录的时间虽然仅有2000多年，其信仰和观念的溯源却可以不依赖文献而依赖玉礼器实物，上溯到三四千年以上的无文字时代。
由于玉教观念发生得很早，所以它不可能在类似神庙的地方，按照书本知识的方式（圣经）传播，它是在东亚地区无数的史前祭坛和墓葬仪式上世代相传下来的，仪式传承和口耳传承是其主要传承方式。后人说出玉为“精”或玉为“神”之类的话，就是其最普遍流传的教义在文字时代的遗留。这就是大、小传统贯通性研究所带来的认知优势。比起9000年前土耳其遗址缺乏相应的文献知识加以对照和对接的状态，中国的当代玉文化研究群体肯定是更加幸运的，文明与史前的打通式研究，给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探讨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1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