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学习共同体：重拾共同体生活的力量

人类和睦相处的天真状态,曾经是人们普遍的状态。“但在今天,越来越只在梦中才有可能。”^[25]的确,经历了数千年社会的发展,彼此认可的契约关系在东西方社会不断蚕食彼此认同的共同体关系,人们开始怀念共同体的温暖,而又觉得无力重建共同体,因为共同的地缘消失,共同血缘散落了,人与人持续相互作用的时间轴变得越来越短了。然而,我们发现,并不为人们所看重的分散在城乡角落的社区学习共同体,能让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也能重拾起共同体的生活。滕尼斯用“自然地出现”作为共同体区别于激烈争吵、你死我活的竞争和讨价还价、相互吹捧的“社会”的特征。社区学习共同体正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气韵生动的宏大叙事。

1.心性相契共同体,具有社会学意义共同体的特质。

社区学习共同体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由本质意志主导的因共同学习而自然结成的能实现人的生命成长和建立守望相助关系的群体。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在宽松、民主的氛围中互为师生,共同学习、交流,分享学习资源,并形成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他们对共同体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学习共同体是心性相契的共同体,它从本质上区别于契约共同体——理性结盟共同体,它与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有着本质上的相通性。它具有社会学意义上共同体的特质,因此我们称之为“微共同体”。

第一,心性相契而非理性结盟。

心性,是陆九渊的“本原知识”,是王阳明的“良知”,是康德的“道德律令”,也与滕尼斯所说的人的本质意志密切相关。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是康德在《纯理性批判》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有两样事物使我心中不断充满惊奇和畏惧:在我头上繁星密布的苍穹和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在这里,道德法则或道德律令是一种“直接命令我们去做某事,不要把它当作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条件”的绝对命令。“它不问行动的实质,也不问行动的后果,只问行动所遵循的形式和原则;行动之所以本质上是好的,就在于用心好。”更直接地说,道德法则或道德律令命令我们采取行动做某事,并非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这时候,行动只是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只有外在价值),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好的(这时候,行动不是或不仅仅是达到其他更高目的的手段,行动本身就是最高目的,即有内在价值)。当一个行为出自自己对道德律令的尊重、服从和敬畏,才具有道德性。一个人伸手扶起一个摔倒的孩子,是心性,是德性,但如果他只是为了取悦孩子的父母,则此行为虽然有合理性,并无德性。取悦孩子的父母,是理性。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这里的心,在孟子是指“本心”。孟子哲学的基本观点是道德原理根源于人的本心,人性或人的本心是先验地至善的,内在的至善是一切道德原理的根源和基础。

王阳明说:“至善者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万物一体之仁”是人心的本来状态,人的本心如果不受各种私欲的污蔽与外诱的侵扰,是自然地“视人犹己”的。视人犹己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一个完整的人既对人类的物质生活境遇的苦难痛切忧患,也对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堕落痛心疾首。就心的本来面目而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这种一体主要表现为相互之间的诚爱无私。

滕尼斯把人们的关系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基于感情、恋念和内心倾向的关系,第二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在占有物的合理交易和交换基础上的关系。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的关系是第一类,即富有人情味的、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构成的共同体是心性相契的共同体。

心性相契共同体,有一种自然的生长过程。心性相似的人,会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共同学习。能在一起坚持共同体内学习的人,也一定是心性相似、相契相融的人。正所谓:性相契则学相同,学相同则思相近,思相近则言相和,言相和则行相辅。

理性结盟也能形成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里还会更多更普遍。形成共同体的目的是共同物质利益,形成的机制是“契约”,基于选择意志的深思熟虑。这样的共同体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工具性价值的实现是有所裨益的,因为其目的与手段常常是不一致的,所以,对人本身的成长、对“过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没有直接联系,有时起负面作用。

第二,目的和手段都是包容一致的。

滕尼斯确认共同体与社会的根本差别之一是,目的和手段是否是包容的。共同体,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物服务的,是个人出于自愿而不是在异己力量的支配下结成的群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自愿联合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实现全面发展。现代社会由于隐藏于社会关系背后的物对人的超强控制,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导致人的本质发生异化,即目的和手段的分离,人的工作与工作的意义相分离、相脱节。在共同体里,意义和工作是包容一致的。“对他们来说,不存在所谓生活的意义这样的问题,很自然的,意义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的作坊里、在田里。每个职业都创造出它特有的精神面貌、它特有的生存方式。一个医生思考的和农夫思考的不同,一位军人的举止也和老师的举止不同。今天,大家都变得很相像,同样都有对工作冷漠的通病。”^[26]杭州江干区的百姓乐坊的李女士、蔡女士和来女士都说:“每一次唱歌活动,都要打扮一下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节日’啊!”在这里,学习过程就是生活过程,过程就是目的,意义就在其中,目的与手段完全是包容一致的。

第三,本质上都是同属一体和相互肯定的。

滕尼斯确认共同体与社会的根本差别之二,是本质上是否同属一体和相互肯定;或者它们相互间是否本质上是敌人,相互排斥与否定。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间是直接的相互肯定。

从共同的价值取向看本质的相互肯定。共同体从不单单意味着“共同的生活”,而且意味着在共同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一种特定的伦理关系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指出,即便人们居住在很近的地方,受到临时侵害而结成同盟,以防止侵害行为或保证贸易往来,这种同盟仍然不能被称为一个统一的城邦。在他看来,城邦意味着公民间的接触不是流于表层,而是“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婚姻结合、宗族关系、公共祭祀和各种消遣活动”是促进友谊、使生活更加美好的方式。可见,城邦公民有共同的目的,追求城邦的共同幸福,人们共同分享某种有关善或正义的生活方式。滕尼斯在对共同体的阐述中进一步强调,共同体的形成不仅需要有共同的生活地域,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生产、生活、交往等方面高度同质性的基础之上体现共同体意志的“默认一致”。体现出共同体有“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利益”。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的探讨自始至终带有明显的价值评判,共同体始终体现着一种向善共生的伦理指向和团结互助的道德逻辑。桑德尔认为,共同体由具有共同的自我认识的参与者组成,拥有共同的认同。他提出三种意义上的共同体观念,即工具型、感情型和构成型的共同体,认为较之前两种类型的共同体观念,构成型的共同体“不只描述一种感情,还描述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这种方式成为主体身份的组成部分”^[27]。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的自我目的不可能独自实现,而必须在与他人追求共同的理想中实现。丹尼尔·贝尔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构成性共同体,即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地区性共同体,共有一种有道德意义的历史的不相识的人的记忆性共同体,和由信任、合作和利他主义意识支配的,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的心理性共同体。社区学习共同体正好与第三种形式相吻合。

从归属感看本质的相互肯定。罗洛·梅说:“我们应该说动物拥有一个环境,而人类拥有一个世界。因为世界包括意义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是由在其中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建构的。因此在我看来,群体的意义部分取决于我在多大程度上让自己投入其中。而且我们也因此而不能在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水平上理解爱,而应该依赖于诸如个人决定、对他人的承诺等因素。”^[28]社区学习共同体作为一种学习群体,其每一个成员都是全身心投入,每个人都在为群体负责,每个人的付出都是自觉自愿的,他们的关系是基于感情、恋念和内心倾向的关系,也是富有人情味的亲密关系。正因为这样,这个群体对其成员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能使其成员产生强烈的群体归属感。

从平等观念看本质的相互肯定。社区学习共同体如同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成员是平等的。其核心精神是人格的平等而非经济的平等。企图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平均,可能是永远的乌托邦。

大观园里的海棠诗社^[29],是一个典型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一群诗化生命由身份、地位完全不同的人自愿组成。他们打破了经济社会的地位的不平等观念,建立起的是人格尊严的平等观念,其本质是直接的相互肯定。宝玉是贾府里的“主子”,但他无贵族相、主子相、少爷相、公子相,把自己定位为“侍者”,在诗社中,他自愿充当丫鬟、奴婢、戏子的“侍者”。他所作的《芙蓉女儿诔》把晴雯这个奴婢当作天使来歌颂——“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主子和奴仆的区别,是等级社会里最根本的分别,而在共同体中,虽然人的经济地位不同,但人格尊严是完全一样的。社区学习共同体里,没有他们在社会里的角色(或领导或群众,或文化人或文盲),进入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者,都是人格、尊严完全平等的成员,他们平等对话,自主学习,自由发展。

2.社区学习共同体让平民找到幸福的本原。

幸福的本原,是人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有“爱”的生活。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让平民过真正人的生活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判明了三种友爱,因有用性而产生的爱、因快乐而产生的爱以及因善而产生的爱,而只有第三种爱存在于善人之间,是长久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切事物的最深处都有渴求神性的冲动,处于低下的灵魂会一直向更高处奋力攀登直达神性的顶点。因此,这里的爱就是无限,也就是人的本质。

人在不同类型的关系中得到滋养,就必定具有相遇的性质。约翰·鲍尔比从他早年对母子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对生存而言,依恋行为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重要的、本质的、与生俱来的。成年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是一个人生命得以滋养的源泉之一,它需要相知相遇相伴相依,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社区学习共同体,能为其成员提供相遇的条件与形成共生共长的状态。

个体生存的紧张感与生俱来。哈贝马斯提出回到生活世界、凸显交往价值的存在理念。在他看来,既然不能回到上帝那里得到精神的安顿,就回到人与人的交往,在交往中安顿心灵。交往只是一种可能的形式,只是缓解当代人生存危机的一个方面。缺少了厚重的基础,这种交往就成了一种空中楼阁,现实中的交往很难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境界。回到生活世界,一般意义上的交往本身不足以给人以安顿,还必须走向他者的共存共在。我们今天很难说再把自己简单融化在社会的宏大之中,但我们确实需要真正敞开自我,走向他人,把个人的紧张消解在社区学习共同体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中的交往,因为有了鲜明且厚重的生命性价值取向,为实现心灵的安顿提供了可能。

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平民之乐是建设性的,是生命成长性的,是与自然宇宙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一致同向的。不是破坏性的,不是基于暴力的占有。当一种人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种的人痛苦与不幸的基础上时,这种快乐是非人道的,基于暴力占有的“翻身乐”是有缺陷的,在人性和人道原则面前是苍白的,所以也是不可永续的。与斗争胜利之乐不同的是,社区学习共同体之乐,是使自己快乐,它不仅不是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的快乐,而且能使更多的人快乐;学习者的快乐,带来的是家庭的快乐;社区的形成,带来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幸福指数的提高。

3.社区学习共同体让城市乡村更美好。

度量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幸福感觉是最终的指标,而这个指标的高低并不一定与人均GDP绝对相关。在温饱线下,二者当然是正相关关系,一旦过了温饱线就不一定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们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多地与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价值观、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相关联。

今天,全球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世界很不太平,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任重道远。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还在加快,显性和隐性的城市病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而人们追求幸福的诉求又在与日俱增,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怎么办?

今天的城市发展使得具有时间原则的血缘共同体不复存在,也回不去了。今天的城市和农村,具有空间原则的地缘共同体也正在消失。但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人植根于友爱和团体的联结而不是血缘和土地的束缚之中”^[30]。人性还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还在,人需要也可以植根于有爱的联结。12年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养护和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这一路径,让城乡更美好,让人们更幸福。

社区学习共同体,就是在“社会”和“共同体”之间的一种平衡器。通过社区学习共同体,这种与“理性结盟共同体”^[31]不一样的共同体,让我们有可能走向“共同体生活”。没有这个平衡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32]的理想会因为城市居民缺少精神家园而成为空谈。

社区学习共同体“让城乡更美好”,看起来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梦想,也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然而又是可以马上着手去做的实事。它不是由一个庞大的计划来推动,而是一个一个社区学习共同体自主自在地一步一步成长。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关注它,它已经存在于城乡的各个角落,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再多一点关注,多一点呵护,多一点养护。这不是一个城市在行动,不是一个部门在行动,而是所有城市和所有部门的联动,特别是民间力量的推动。

社区学习共同体,一个“微共同体”,小到几个人,多到几十个人。瑞典已存在着一百多年的、有近三分之一国民参加的“学习圈”,其性质是社区学习共同体,但与名目繁多的“理性结盟共同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共同体,它是“心性相契共同体”,与社会学意义的共同体,有本质上的相似性。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广泛兴起,是共同体幽灵的重光,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学习创造了人,共同学习是人的天性,共同体生活是人的美好生活的底色。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是在自由中,为了自由和通向自由所进行的共同学习。城市化乃大势所趋,我们无法回到原始共同体时代,但我们从社区学习共同体这一原始共同体的活性存在中,看到了现代社会的重拾共同体生活的曙光,找到了通过共同学习而生活出一个共同体(社区)的现实载体。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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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秀山等编:《西方哲学史》第5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1页。

[2]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4页注2。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7]高小良:《搪炉子安烟筒装风斗老北京咋过冬》,中国网,2008年11月17日。

[8]杭州市成人教育研究室孙艳雷参与共同体式微缘由这一内容的研究并提出富有价值的观点。

[9]菲利普·J.阿德勒、兰德尔·L.波韦尔斯:《世界文明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10]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本书作者认为要大于这个数字,估计人口最多时可以达到80万左右。

[11]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12]乌韦·卡斯滕斯:《滕尼斯传——佛里斯兰人与世界公民》,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13]菲利普·J.阿德勒、兰德尔·L.波韦尔斯:《世界文明史》,林骧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16页。

[14]家元共同体是张康之在《共同体的进化》中为描述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表明农业社会是以家为基本社会单元,并通过家的一层层扩散而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治理形态。

[15]智人,生物学分类中人属中的一个“种”,为地球上现今全体人类的一个共有名称。关于智人最早出现在地球上的时期有各种不同的推测,通常认为是在大约20万年前。关于起源地点,科学界的观点也不一致。通过分析化石和DNA(脱氧核糖核酸),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认为人类起源于东非。

[16]《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17]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18]凯利:《卢梭的榜样人生》,黄群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9]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20]飞特族是指以正式职员以外(打工、兼职等)的身份,来维持生计的人。“飞特族”的英文名字叫Freeter,Freeter是一个混合词,来自英语的free(自由,或指自由契约)和德语的arbeiter(德语里意指劳动者,日语里意指非正式的arbeit),指的是那些连续从事兼职工作不满5年的年轻人,英文字尾er(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三者结合而成的和制英语freelance arbeiter(フリーランス·アルバイター),即是自由兼职(打工)者。日本官方对“飞特族”的定义就是:年龄在15至34岁之间,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飞特族”往往只在需要钱的时候去挣钱,从事的是一些弹性很大的短期工作。钱挣够了,就休息,或出门旅游,或在家赋闲。“飞特族”广泛流行于“朝九晚九”的“工作狂”国家日本。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国内的“飞特族”已经接近400万。频繁更换工作是“飞特族”的常态,工作之后的“飞特族”休息才是更精彩的生活内容。在他们看来,工作和上班并不是一码事儿,不同的短期“上班”仅仅是他们赚取生活成本的途径,而与事业无关。在“飞特族”的字典里,“工作”是为下一份好发展而努力,“上班”则是为下一个好假期而赚钱。

[21]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2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94页。

[23]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49页。

[24]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5]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26]米兰·昆德拉:《身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90页。

[27]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

[28]罗洛·梅:《存在之发现》,方红、郭本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6—137页。

[29]《红楼梦》中海棠诗社由林黛玉(潇湘妃子)、薛宝钗(蘅芜君)、贾宝玉(怡红公子)、贾探春(蕉下客)、史湘云(枕霞旧友)、李纨(稻香老农)、贾迎春(菱洲)、贾惜春(藕榭)等人组成。

[30]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372页。

[31]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

[32]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EXPO2010)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