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美学》的作者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在“艺术与装备之善”中提出“易位法则”的使用：艺术只有在能够将技术易位置于另一些新局，才会对技术执行批判的职责。这一观念陈述了当代艺术目前暂处的技术矛盾。笔者认为，对技术工具的有限性批判既是对工具的生命可能性的探索，同时是将这一探索置于陌生化的角色中重新审慎。参与式行为影像是对当下事实、社会关系进行译码的创作活动，参与者既是对象也是受众，影像工具的介入首先作为转译功能的实现，警惕再次沦为另外形式与媒体之象的陷阱，这是工具理性化合理使用的前提。在实现其价值理性之前，对工具理性化的讨论甚多，由康德对理性的反思可见，理性的危机在于，以人为本的认识论取代了上帝创世的本体论的同时，将理性推至自己的反面。自康德开始，认识论走向了理性批判的道路，旨为更为从容地发挥理性的价值与功能，这是一种相对谨慎的方法论。在社会参与式行为影像的艺术活动中，将影像工具纳入现实批判之中，是一种易位的思考方式，对工具陌生化的处理，唤起一种怀疑的距离，是对参与式行为影像的技术性过滤，也是对参与式行为影像对现场实践的再创造提出更大的想象。
以徐冰的影像作品《蜻蜓之眼》为例，该作品以数万个监控录像中记录的事实作为线索，文本叙事的建构在不断被监视器所收录的真实现场中反复被介入，监视器以静态的方式收录真实现场，却又对创作文本形成不断介入的动态参与，在创作过程中呈现了影像工具的参与式特性，影像生产的虚构性与监视器工具的真实性构成了叙述语言的陌生化效应，以探讨在工具与人性共存的时代中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及更为广泛的文明悖论。《蜻蜓之眼》将监视器作为捕捉现实真实视觉的工具，是对工具本身进行凝视与悬置，似乎也不难让人联想到这正是文明对于自身的背离所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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