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空间物质形态的改变，什么人来使用田子坊空间，即业态构成，是空间结构变化的一大关键。如果说陈逸飞时期田子坊尚有艺术、文化生长的自由气息的话，随后老W的空间经营，尤其是区政府进入后的空间治理措施则使原本多样化的、创意阶级的空间日趋消费主义化、绅士化，加上日月光商场等外部商业环境变化的冲击，田子坊的商业空间渐渐“变味了”。
（1）平民店消失：日常生活空间的消失
自2009年迎世博600天的田子坊综合整治开始，泰康路沿街的馒头店、五金店、杂货铺就陆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精品服饰设计店和工艺品店。据说是“政府出面进行强制搬迁，如原来的芭比馒头、五金店、麻辣烫都拿了5—8万不等的补偿费”。这些店在田子坊开发之前就存在，这种老居住街坊中的沿街商店素来以“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的方式经营着，既是满足街坊内居民日常需求的商业空间，也是社区中社交网络的节点空间，更是许多外来打工者融入城市与社区的社会空间。即使在2001年田子坊开始开发以后，这些店也继续经营着，并与新的商家邻居相处和睦，许多青年艺术家和店员们都是包子店、麻辣烫的常客，就连外国游客也很喜欢边啃包子边游览。显然在政府调整业态的目标中，泰康路作为田子坊的“门脸”需要与其内部的时尚高端氛围相一致，这些低端的社区商店并不符合这个要求，就连1998年老Z主持入室的“泰康路菜场”也在搬迁计划中。这样的“积极”作为在许多居民、商家和专家看来却是过分之举，原来的多元和生动没有了，结果只是政府一贯的“面子工程”。
规划调整并可申请营业执照后，前期装修成本较大的餐饮业开始放心入驻，并从2007年的第一家，发展到2010年的六十多家。“餐饮一般都赚钱，发财的都是开饭店的”（访谈记录5），使得餐饮成了少数能使商家平衡田子坊高昂租金并盈利的行业，爆发式发展在市场自发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然而，餐饮店不仅成为上文提及的商居空间争夺战的焦点空间，其违规装修、随意搭建、油污直排、用电超标等问题都是居住空间变为商业空间的改造之难。其次，另一个极端问题是原住民自营，居民随意在自家门口摆售一些在城隍庙贩来的小商品，由于产权或使用权自属，因此多未办理“居改非”手续和申请营业执照，即这些非正式的商业行为不在管委会的管辖范围内。
图8-11 泰康路沿街商铺改造前后对比
（2）管委会“不作为”：社会空间结构趋于不稳定
对于业态引导、装修规范和经营管理等职能，管委会并不是无力承担，而是由于内外因素的作用而选择了“不作为”。其一，组织架构设置时几大条线职能部门并置，使得工作时互相推诿扯皮，组织效率极低；其二，管委会的日常工作人员不像开发团队的成员这样因为对空间的喜爱或明确的个人动机而积极投身空间生产过程的协调，他们多半是由原物业工作岗位抽调委派至田子坊，对参与田子坊的空间实践没有积极性，因此对前期开发遗留下的问题增加了其工作难度耿耿于怀，更有甚者利用职位之变寻租，将收取备案的房屋租赁合约的信息出售给想进入田子坊的商家，引发了商家对管委会工作的诸多不满。
另一方面，飙升的租金与营业收入不成正比，小店家的生存环境并不理想，店铺易手非常频繁。租金不断飙高，艺术家纷纷撤退，特别是2013年，尔东强的离开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现在居民区内最高租金为13平方米每月65 000元，经纬集团的7号四合院，租金从2005年的3万元／年飞涨到2014年的630万元／年。一位老住民对一位抱怨生意不佳的店主的话很能解释这一点：“你们也都是被骗进来的哦！这里的租金哄抬得那么高，你们也只好把东西卖得那么贵。外国人也不是‘憨大’（意为傻子），哪里那么好骗的？小姑娘，你们真是在烧钱啊，我们住在这里，烧光了钱关门走掉的，见得不要太多哦！你们赚不到钱不得安生，我们被你们这些店闹得不得安生！真是大家倒霉哦！”（居民访谈，2009年10月）
田子坊的绅士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由中产阶级替代中低收入居民的城市更新过程，而在营造形象工程的行政干预和炒房集团的房价操作后，发生的一系列“非常规”的使用者更替，这种外力速成的使用者替换，使得原本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遭到破坏，房屋的租约越来越短，转租率越来越高，使用者流动越来越频繁，根本无法形成稳固的社会关系结构。
（3）商业及旅游开发对田子坊的冲击(www.xing528.com)
早前区政府与台商签订开发项目虽然在田子坊地块无疾而终，但隔街的南部地块却在2003年签订土地出让协议后迅速进入拆迁、建设环节。2009年，集轨道交通站点、大型商场和高档商务楼为一体的新空间初具规模，对既有的田子坊空间造成影响不可避免。其一是人流量的增加。据2010年6月管委会的测算，田子坊的日人流量在1.5万人次左右，已然使石库门里弄拥堵不堪，有七八十年房龄的砖木结构老房更是不堪重负，用电、防火、下水都是问题。交通枢纽和大商场的建成，保守估计使田子坊的游客量增长了1.3倍，空间现状显然无法满足消费活动和日常生活活动的需求。尤其是2014年年末外滩踩踏事件[7]发生后，大人流压力与脆弱的承接能力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田子坊发展绕不开的瓶颈。其二是业态的冲击。大型商场的消费空间虽不比田子坊空间有特色，但符合大多数人群的消费习惯，商业的聚集效应突出。田子坊在市场导向下业态已偏离文化创意定位，以餐饮、零售为主，无法与大商场错位发展，而在价格和消费环境上又不占优势，必然会形成高人气、低效益的局面。
一方面，田子坊内部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矛盾频生；另一方面，周边新建成的商业环境对田子坊的街区发展形成了冲击，内忧外患下区政府曾重新考虑与日月光集团合作将田子坊做“类新天地”式的统一开发，但由于开发成本高昂和难度巨大而未能达成协议。但新的体制内管理者无疑开始重新思考第一阶段老Z遇到的“政府在空间的市场开发中的角色”这一难题：是继续政府统管还是交还给市场？是继续发挥社会小资本的自发性，还是做一次性的大资本开发？田子坊空间是否要继续扩张？如何在周边地区商业中心形成的同时保持空间特色和吸引力？这些都是参与空间生产的行动者们下一步需要思考的课题。
世博过后，区里又着手制订田子坊发展“十二五”规划，对管委会的组织方式及空间生产的掌控力进行反思。有管委会的官员提出“要把三条弄堂的事当成三条马路的事”，做田子坊的事就“不能考虑荣辱进退”。这种“豁出去”、不按规则出牌的行事作风曾是老Z个人的，现在却成了一个政府组织也不得不具备的，这正是田子坊案例的体制反思作用之体现。街坊虽小，却因其混合使用和开创性的多项城市建设与管理试点而被纳入几乎所有职能部门的管辖范围，消防、市政等部门都是头一次深入社区内部，管委会进入之后的经历促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一次次创新。
图8-12 原卢湾区管委会对田子坊发展的分区规划（2011年）
（4）两区合并后的政府角色定位变化
2012年，卢湾区与黄浦区合并，对于田子坊的发展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卢湾区在2008年成立管委会并建立现场办公会制度，一个分管副区长做主任，街道主任及区发改委主任做常务副主任，行政级别很高，可谓举全区之力投入田子坊管理。2012年并区后，黄浦区政府重新盘点区内资源，将田子坊、南京路、豫园、新天地作为区内的重点旅游资源，由区旅游局牵头成立了四个旅游点管理办公室，行政级别与关注程度都下降了。
合并之前，卢湾区政府、区委历任领导都特别关注田子坊；合并之后，黄浦区分管的领导几乎没来过田子坊，黄浦区资源太多，田子坊受重视度下跌，而且他们对这里国有企业考核的要求就是收入，所以国企厂房拼命涨价。（访谈记录31）
田子坊才10岁，南京路100岁，你用100岁的管理模式来管10岁，能对话吗？10岁的孩子要玩玻璃球，100岁的老人只会打太极拳，你能把价值观统一起来吗？不能！因为不能，他们不管，所以田子坊不会好的……因为田子坊不是黄浦区的政绩，所以黄浦区不会重视田子坊的。（访谈记录32）
2015年“一号课题”[8]成果实施，田子坊又因属地化管理改革而重回打浦桥街道辖下，虽然行政级别又降了半级，但因为原来主持田子坊世博改造的卢湾区领导从他区调任黄浦区，区里对田子坊的重视程度不降反升。截稿之前，笔者了解到，一系列针对田子坊安全管理及业态控制的调研及政策制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小政府、大社会”“由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说了这么多年，却被田子坊实践“无意”促成了。田子坊的空间生产仍在继续，仍不断有行动者加入和退出，空间也或多或少地变化着。“大事件”过去后，面对着新的空间生产格局、新的城市发展时期，是否会有新一轮的大开发浪潮或保护利用潮向社会空间并不稳固的田子坊袭来，是否还会有新的关键行动者加入或退出，其空间实践如何都还不得而知，田子坊何去何从此时并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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