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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电影的新主流破局之道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本已进入寒冬期的电影行业受到空前的打击,全球总票房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滑约70%。在后疫情时代,新主流电影生产不仅聚焦“影片的事实”,更多关注“电影的事实”,实现电影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集体共振。后疫情时代的电影工业化生产制作模式之一是符合电影工业美学规范的系列电影生产及品牌拓展。

后疫情时代:电影的新主流破局之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本已进入寒冬期的电影行业受到空前的打击,全球总票房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滑约70%。进入后疫情时代,国际电影产业的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前好莱坞电影强势占领各国电影市场的情况在这个特殊时期得到缓解,在中国、法国、韩国等本土电影制作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国产电影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新冠肺炎疫情还推动电影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革,电影在线发行方式成了院线发行的有力补充,推动了流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电影产业格局的变动,将影响各个国家未来电影工业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然取得了后疫情时代的阶段性胜利,这为中国电影业的复工复产甚至回归繁荣景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VOD视频点播模式也带来了电影行业发行、消费的新模式、新业态。但在投资者信心不足的情况下,电影的供给侧发生了结构性变革,集体创作成了2020—2021年新主流电影生产的一个新特征。多位导演联合执导一部影片,在电影史上早已有之。比如2007年,为了纪念戛纳国际电影节创办60周年,陈凯歌张艺谋侯孝贤、王家卫等35位知名导演联合执导了影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分别讲述了个人和电影的故事。同年,徐克、林岭东、杜琪峰联合执导《铁三角》,成为影坛佳话。此前,中国电影生产的联合导演模式,往往是特定活动的应景之作,或是兴之所至的突发实验,偶尔为之,而在中国电影的后疫情时代,这种电影“联动”已经发展成一种常见模式。例如《我和我的家乡》的导演分别为宁浩、徐峥陈思诚、邓超和俞白眉、闫非和彭大魔五组,各自拍摄一部短片,加上国内一线喜剧演员的群体加盟,“喜剧天团”创作阵容保障了影片的品质,也获得了市场的极大认可。《金刚川》再次采用了集体创作模式,影片由管虎、郭帆、路阳联合导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部重工业序列战争大片的创作,凸显了中国电影的“工业速度”。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巨制《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黄建新总监制,吴京、易烊千玺、段奕宏、朱亚文等国内一线明星加盟,70000多人参演,摄制人员超过7000人,总投资累计高达13亿元。中国电影产业当下仍处在存量时代,有限的制作经费条件下,集中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合力打造更具吸引力、竞争力的头部精品,逐渐取代了对量产的追求,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生产的一种新常态。例如陈思诚在“电影行业应对疫情影响”专题网络会议上所说,“集中优势资源,包括宣传资源、档期资源甚至实打实的票补资源,用于支持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片,把观众的热情拉回到电影院。这不是一部影片或者两部影片的事,而是整个行业要面临的问题”。电影创作的“联动”模式,带来票房丰收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如难以形成统一的美学风格,明星人数“过载”分散观众对故事文本的注意力,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是“联动”电影的艺术品质提升的关键

以头部作品纾解中国电影产业困境的同时,中小成本影片的阵地也被逐渐转移到VOD视频点播网络流媒体平台,分众电影的受众群体定位更为精准,并形成更为合理、健康的多元消费格局。

在后疫情时代,新主流电影生产不仅聚焦“影片的事实”,更多关注“电影的事实”,实现电影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集体共振。比如《1921》在服膺现代电影工业体制的创作思路下,从市场、受众出发,充分利用电影数码时代的网络新媒体优势,整合融汇多方资本、优质资源和国家扶持力量,实现电影文本的主流话语、商业属性、思想价值的平衡统一以及创作手法、制作模式和营销策略的互动共赢,最终在电影市场中成功突围。

后疫情时代的电影工业化生产制作模式之一是符合电影工业美学规范的系列电影生产及品牌拓展。电影系列每一次创作都意味着艺术创新与审美价值的融合与提升,如《1921》在上映初期就获得良好的市场回报,首先得益于电影文本对建党题材的创新以及“黄建新电影”的品牌效应。同时,《1921》在市场营销阶段开展了全媒体深度整合营销,也是影片实现市场突围的重要推力。

作为献礼电影,在国家力量注入和各方社会力量投入的合力下,《1921》在生产制作和营销宣发阶段都呈现出集体“联动”发力的积极表征。影片由黄建新、郑大圣联合执导,集齐了100位明星阵容,成功打造了革命历史人物群像奇观。同时,《1921》由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有限公司、上海三次元影业有限公司等多方联合出品,国家的扶持和优质影视公司的集结为影片的高水准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921》影片的宣发还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效力,制作、营销策略渐趋多元化。影片创作团队开展了大量路演等线下活动,如剧组组织创作团队参观修缮后刚正式开放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实地学习并前往全国多所高校开展路演。充分利用电影全媒体平台的覆盖式话题营销为电影助力,在微博、自媒体等网络平台以及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创造与影片相关的议题,高频次、有步骤地上传影片相关物料展开宣传,提升作品话题度和关注度。进一步加强影片上映过程中的口碑宣传以逐步扩大受众范围,如在五四青年节,《1921》剧组发布了由演员录制的领读视频并启动“百年百校·青春诵读”视频征集活动,号召全国高校大学生以史为鉴、诵读名篇语录。这些具体的衍生活动是电影宣发的重要环节,为影片开拓市场、提升竞争力推波助澜。

2021年作为《1921》讲述的年代,它的年代特征对新主流电影《1921》的生产模式、市场模式、观看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电影工业、商业、技术、艺术、受众以及创作者等这些对未来中国电影发展产生影响的变量当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始终是“人”。在意识形态叙事方面,处理好个体和时代的冲突设置,在电影工业升级的生产制作环境中,找到商业、受众和创作者的平衡点,并努力顺应电影发行的线上、线下融合趋势,调适好产品供给和受众需求的对应关系,进一步探索头部电影和中小成本影片共存的产业格局和分众模式,这是新主流电影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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