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能力的分析与差异

2.2.1　作为文化资本的文化能力

特纳（Tuner）将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P.Bourdieu）的“文化资本”概念总结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9］，认为其具有文化能力（cultural capacity）、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和文化制度（cultural system）三种存在形式。

（1）文化能力指文化资本的具体状态，即展现精神和身体持久“性情”的形式，外在表现为文化、教育、修养等，与金钱、产权以及贵族头衔等不同，它不可以通过购买、馈赠或交换等方式进行传承。［8］不同的人掌握不同文化资本，不仅表现为学历的高低，更重要的是会转化为文化与人性的综合素质以及由此展示出的独特气质。［10］

（2）文化产品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文化能力的外在表达，常以商品形式（如书籍、图片、工具、机器、词典等）出现。它们既可以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者理论的实现方式，也可以是对理论问题进行批判的载体。

（3）文化制度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这一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笔原始性的财产（制度），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才得以存在。(www.xing528.com)

一般而言，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从具体状态到客观化的反映，再到体制化的固化，形成了渐进式的完整系统，使文化资本的效用得到递增。一方面，文化能力是强化这种递增效应的基石——文化能力可以物化为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可映射出文化能力的差异，同时，通过合法化途径，文化能力可固化为文化制度，而特定的文化制度则可以视为对文化能力传承的示范［9，11］；而另一方面，文化能力是文化资本发生分化的内在驱动力，布尔迪厄［12］就曾指出，在教育场所（field of education）中，文化能力可被用于固化权力结构，继而使社会分化过程持续下去。

2.2.2　文化能力的分异

文化能力是针对自身（自我进步）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预先假设了它必须要有个体投入——首先是时间的投资，其次还要有社会性建构的劳动力形式的投资。［9］

本文认为，文化能力发生社会分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教育是文化能力形成的基础——教育水平，特别是早期教育水平易使文化能力在特定社会空间中发生分化；同时，时间投资和劳动力形式的投资等个体差异以及生活历史背景等家庭层面的差异，也造成了文化能力的分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