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建国史：美国犹太人的贡献

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后，大批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犹太人与当地阿拉伯居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英国政府遂逐步调整了阿犹政策，并于1939年发表了限制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5·17白皮书》。宣称“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其政策的一部分”，并将5年内犹太移民的人数限制为7.5万，5年后将禁止犹太移民进入，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愿意其进入。英国采取的“扶阿抑犹”政策导致英犹矛盾日趋尖锐，锡安主义运动也因此发生了分裂，以魏兹曼为首的亲英派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

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对英国《白皮书》政策的运动，拥有世界上最大犹太社团的美国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二战爆发前不久，在日内瓦召开的锡安主义代表大会上，为了反对英国《白皮书》，成立了以美国犹太领袖斯蒂芬·怀斯和阿巴·希尔弗两位拉比为首的锡安主义非常委员会。所有美国犹太人都决心帮助其犹太同胞。美国犹太人把资金和军需品送给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地下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希伯来语音译，意为防卫）。美国拉比中央会议对没有地方向犹太人敞开大门深感愤慨，迅速而公开地投入锡安主义阵营，1940年，它将一个特殊的锡安主义宗教仪式纳入其祈祷书中。二战中，英国与犹太人间保持着一种奇特的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号召犹太人“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与大英帝国并肩打击希特勒；就像没有战争一样，与《白皮书》斗争到底！”1942年，美国拉比中央会议决定资助一支犹太军队去帮助英国赢得二战胜利。

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同情犹太人、支持锡安主义的情绪空前高涨，而欧洲的锡安主义组织在犹太社团被摧毁后陷入瘫痪，大批锡安主义领导人和积极分子流亡到了美国。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在全球锡安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与地位也迅速上升。

1942年5月6日～11日，美国锡安主义者特别代表大会在纽约比尔特摩旅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以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代表为主的600名锡安主义运动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以及来自其他17个国家的代表，讨论反对英国《白皮书》政策及修改锡安主义运动目标、纲领等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以本-古里安及美国锡安主义领导人为首的一派占了主导地位。会议通过的《比尔特摩纲领》反映了美国锡安主义富于战斗性的新思想。纲领重申了对《白皮书》的坚决反对，号召实现《贝尔福宣言》的“原始目标”，要求承认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战争中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包括建立战斗部队的权利。纲领最重要的内容是这样一段话：“会议断言，如果犹太人无家可归的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胜利后新的世界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在和平、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上。会议强烈要求打开巴勒斯坦大门，赋予犹太代办处向巴勒斯坦移民和建立国家的必要权利，包括开发无人占用和未耕种的土地的权利；要求将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共和国并加入民主的世界。”^[15]

《比尔特摩纲领》在锡安主义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具有美国背景的锡安主义领袖们已经成为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主流派，并在反对英国《白皮书》的斗争中逐渐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针，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犹太国家这一目标，给自战争开始以来陷于混乱状态中的锡安主义者指出了一条出路。

1942年11月，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执委会经表决接受了《比尔特摩纲领》，进一步表明“美国派”已控制了锡安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和决策权。锡安主义组织在美国发动了广泛的宣传攻势和公关行动，游说美国政府、国会、两党及各界名流要人支持锡安主义运动，反对英国的《白皮书》，怀斯和希尔弗等不断向罗斯福政府施加压力。这些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美国119个城市举行了亲锡安主义的游行集会，6万多人签名抗议英国的《白皮书》，40位州长和诸多议员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允许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罗斯福最初对锡安主义的活动并未做出公开的反应，尽管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的消息不断传来，但当时政府中主流的观点是；赢得战争是拯救犹太人最好的方法。犹太营救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徒劳无功，使美国犹太人陷入了深深的沮丧。魏兹曼1943年3月1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演说，他说：“200万犹太人已经被残杀，世界再也不能对这一可怕的事实以一无所知或尚未被证实作为借口了。”^[16]

美国锡安主义当时也曾面临各团体之间缺乏团结一致的困境。1943年在纽约召开了美国犹太人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502名代表多数是锡安主义者，希尔弗拉比在会上将建国与拯救犹太人称为一个链条中不可分离的环节，结果，会议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重建犹太共和国”的提案。这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中的犹太人高唱着锡安主义的颂歌——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的“希望之歌”。改革派、保守派和正统派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以及众多的世俗犹太人都站到了一起，在锡安主义中找到了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信仰。

欧洲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毁灭性打击之后，美国锡安主义运动就成了这一世界性运动的中心，华盛顿也成为了犹太政治的中心。1944年，随着总统选举日期的临近，美国政府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出现了转机，3月9日，罗斯福授权怀斯和希尔弗宣布美国政府不赞同英国的《白皮书》，表示美国政府和人民对锡安主义的目标一直寄予深切同情。1944年，锡安主义者还成功地使有利于锡安主义的政策要点被列入民主和共和两党竞选纲领之中。^[17]

不过，罗斯福对锡安主义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他不愿因其对锡安主义的支持而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仇视，影响美国的石油利益及对战争进程的控制。尽管美国犹太人的呼声和要求极为恳切，但罗斯福还是采取了超脱和折中的谨慎策略，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在会晤沙特国王伊本·沙特时保证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会与阿拉伯国家协商。

罗斯福去世后继任总统的杜鲁门一改其前任对巴勒斯坦和锡安主义的低调做法，大力介入巴勒斯坦事务，力排众议，在关键时刻对锡安主义事业给予了坚定的支持，直到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正式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犹太人以及亲犹势力坚持不懈的努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怀斯和希尔弗两位精明的锡安主义领导人1943年起担任美国锡安主义紧急理事会（American Zionist Emergency Council，简称AZEC）的共同主席，该理事会是由所有美国锡安主义团体组成的一个代表机构。理事会发动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集中式政治攻势，并协调在美国进行的所有正式锡安主义公关活动。理事会由14人组成，400多家地方性的美国锡安主义紧急委员会针对几乎美国所有社群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展开了公关运动，平均每年超过50万美元的预算使其工作极富效率。

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发动的针对白宫的邮件运动体现了其组织能力，支持锡安主义的信笺、明信片、电报如雪片般地寄往白宫，锡安主义者在向杜鲁门总统游说的高峰时期，白宫被来自全国的信笺、电报和电话所淹没，在1947到1948年期间，总统总共收到48600个电报，790575张明信片和其他81200封邮件。^[18]这种铺天盖地的信件攻势有时令杜鲁门不堪承受，深感厌恶与疲惫，甚至表示要用火柴把这些邮件点燃，并表示：“就连耶稣基督在世时也不能令犹太人满意，又如何能期待我有这样的运气呢？”^[19]

尽管如此，锡安主义者的努力和压力还是取得了效果，此外，杜鲁门本人对于锡安主义有一种植根于文化与宗教信仰的认同。在美国锡安主义势力的推动下，杜鲁门一步步地采取了偏向于犹太人的政策。1945年，杜鲁门给新当选的英国首相艾德礼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允许10万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1945年11月，英美组成联合调查团，调查巴勒斯坦的实际情况与犹太难民的处境。怀斯和希尔弗警告杜鲁门不要“落入英国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20]，称英国想让美国按其思路介入巴勒斯坦事务，以免锡安主义者依赖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1946年4月，英美联合调查团提交了报告，要求废除1939年《白皮书》，立即给10万集中营幸存者发放去巴勒斯坦的签证，但报告认为应继续维持英国的委任统治，而不是建立犹太人或阿拉伯人的主权国家。杜鲁门不顾国务院的反对发表声明，支持发放签证和废除《白皮书》的建议，这份声明的起草者是为希尔弗拉比工作的锡安主义者伊曼纽尔·纽曼（Emmanuel Neumann）。不过，锡安主义者对杜鲁门未能坚决支持犹太建国仍表示不满，希尔弗拉比有一次在白宫与杜鲁门的会面中由于没有得到令其满意的承诺而对杜鲁门大嚷大叫，并敲打总统的办公桌。^[21](www.xing528.com)

犹太紧急理事会从其成立起就要求其地方附属机构与其议员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培养国会对于犹太建国事业的同情是锡安主义者的一项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确见成效，1945年底，美国国会两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议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开放巴勒斯坦让犹太人自由进入，并协助在那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

1946年，英美又共同出台了“莫里森-格雷迪计划（The Morrison-Grady Scheme）”，主张在巴勒斯坦实行阿犹分治，分别建立一个犹太省和一个阿拉伯省以及两个由英国直属的耶路撒冷省和内盖夫省，其中犹太省的面积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17%。美国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得到的土地太少，担心该计划并不能给犹太人带来独立，相反却在巴勒斯坦形成一个非自治的犹太隔离区，希尔弗称该计划是“丧尽天良的背叛之举”^[22]，“犹太人不会遵从这个邪恶的裁决，欧洲的犹太人现在面临回到巴勒斯坦还是死亡的问题，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面临的则是自由还是死亡的问题。”^[23]杜鲁门当然知道赞同这一计划的政治后果——犹太人的选票将对当年秋天的选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在犹太势力的大力鼓噪下，杜鲁门否定了该方案。为了寻求杜鲁门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犹太领袖采取了多种策略：每一位有机会见到总统的犹太领袖都被要求向总统提出锡安主义的目标和要求；犹太人在报纸上买下大幅广告版面，制造出一种不断膨胀的民意支持，希望其呼声能传递到白宫；各锡安主义组织不断地通过各种决议，呼吁总统支持其建国计划，锡安主义者还组织了多次大型群众集会，扩大公众影响和民意基础，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人数达到了15万人。^[24]

1946年秋天，犹太势力通过总统行政事务助理奈尔斯（David K.Niles）在白宫的影响力争取杜鲁门对锡安主义的公开支持。出身于波士顿一个犹太家庭的奈尔斯与锡安主义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被锡安主义者称为“我们在白宫的朋友”。锡安主义领导人将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向奈尔斯通报，所以奈尔斯对锡安主义者的动向十分了解，能够迅速地将锡安主义者的诉求传递给白宫，并能够确保总统听到同情锡安主义的观点。奈尔斯曾建议杜鲁门不要因为担心失去沙特国王的友谊而不敢对犹太人建国表示支持。1946年国会选举前夕，杜鲁门受到更多的压力，要其对锡安主义表示明确支持。在各方亲犹势力的说服下，10月4日，杜鲁门终于在犹太教最神圣的日子赎罪日发表声明，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旗帜鲜明地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锡安主义的进程。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采取了走为上计、主动交权的策略，于1947年4月提出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联合国议事日程。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到了美国手中。4月28日至5月15日，联合国在纽约举行巴勒斯坦问题特别会议，希尔弗等美国锡安主义领导人也加入了以本-古里安为首的犹太代办处代表团中，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争取多方支持。

同时，美国犹太人仍然继续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确保杜鲁门的“赎罪日声明”能够兑现，而不会变成为赢得选举而开的空头支票。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告诉杜鲁门，如果其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是光说不做，他将付出在1948年的大选中失去犹太人支持的代价。杜鲁门不愿被赎罪日声明束缚住手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试图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参加联合国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受国务院的影响，对阿犹双方采取较为平衡的立场，招致锡安主义组织的抨击，他们通过写信等方式对杜鲁门施加压力。在奈尔斯的影响下，杜鲁门任命一位多年来一直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前军官，负责占领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德林（John H.Hilldring）为美国代表团巴勒斯坦问题特别顾问，从而牵制了被认为对锡安主义事业不持同情立场的其他代表团成员。^[25]希尔德林后来在联合国为分治决议获得2/3多数通过做了大量工作。

联合国特别会议成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经过数月的实地调查，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委员会向联合国递交了报告，分别提出了主张实行分治的“多数派方案”和主张建立阿犹两个实体共同组成联邦国家的“少数派方案”。特别委员会决定将多数派分治方案提交联合国讨论表决，巴勒斯坦锡安主义者派出了以摩西·夏里特为首的外交团队，进行了大量的游说与斡旋，魏兹曼等老一代领导人也出面活动，争取分治决议能够得到2/3以上的多数票。为了使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分治决议的信心，魏兹曼向杜鲁门保证，不必担心未来的犹太国被利用为共产主义思想侵入中东的工具。美国犹太社团的代表分别到白宫、国会和各大社会团体进行活动，以支持大选、院外活动、财团影响等各种手段，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终于得到了面临总统选举年的杜鲁门的大力支持。总统本人亲自责成美国国务院为分治方案作外交努力，尤其是争取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纽约联合国总部成为了锡安主义外交活动的神经中枢，其触角伸向世界各地。

美国代表团为了争取使决议更易被通过，提出将巴勒斯坦南部内盖夫地区及亚喀巴湾划归阿方，引起犹太人的不满，锡安主义者展开了迅速的游说活动，魏兹曼被派往华盛顿拜会杜鲁门，向其陈述了犹太国家不能放弃内盖夫及亚喀巴湾的理由，说服杜鲁门接受了犹太人的观点。在投票前两天，美国犹太理事会的主席普罗斯考尔（Joseph M.Proskauer）发电报给杜鲁门要求美国代表团采取更积极主动的说服行动，以获得更多国家对分治方案的支持。在锡安主义者的压力下，美国对那些本准备投反对票或举棋不定的国家采取了外交说服工作，如威胁希腊如若投反对票将会失去美国的援助，威胁对利比里亚的橡胶实行禁运等，最终，巴拉圭、海地、菲律宾等国家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对分治决议投了赞成票。^[26]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181号决议。^[27]

分治决议通过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争夺与冲突更为激烈，由于担心阿方对分治的反对而导致的更大冲突，美国在支持实施分治的问题上一度有所动摇甚至反复，并曾试图以一项延长托管的计划来代替分治，但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积极行动，以保证分治计划得到执行。

由于对锡安主义者持续不断的压力感到恼怒，1948年初，杜鲁门与锡安主义领导人发生争执，并一度表示不愿再见到锡安主义者，也不愿再听到巴勒斯坦一词。锡安主义领导人担心杜鲁门在支持犹太建国的立场上倒退，便求助于杜鲁门过去的战友及在堪萨斯城的生意合伙人犹太人雅各布森（Eddy Jacobson），雅各布森打电话要求杜鲁门会见魏兹曼，遭到拒绝后他并不放弃，立即飞往华盛顿要求面见杜鲁门，雅各布森动情的陈述最终说服了杜鲁门。3月18日，杜鲁门会见了魏兹曼，重申其对犹太国家的支持，并承诺将承认这个国家。第二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Warren Austin）在联合国安理会宣布美国建议推迟甚至最终放弃巴勒斯坦的分治。杜鲁门大发雷霆，称自己会被犹太人当成一个“十足的骗子”。雅各布森得知这一被犹太人称为外交史上的“黑色星期五”的消息后，极度沮丧。几天后，魏兹曼在给雅各布森的电话中称其私下得到保证，杜鲁门事先并不知道奥斯汀的发言，他对分治计划的承诺依然有效。魏兹曼称雅各布森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并鼓励他做好自己的工作，“让白宫的大门保持敞开”。^[28]由于犹太人、阿拉伯世界、英国、苏联等方面都不同意美国的托管提案，杜鲁门政府最终放弃了这一继续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的提案。4月，雅各布森避开记者进入白宫，并向杜鲁门转达了魏兹曼的信息，一旦英国撤离，犹太国就将宣布建立，美国的承认对这一新国家将是至关重要的。杜鲁门表示同意承认犹太国，并保证国务院的反对也不能阻止他。

5月12日，距离英国撤离前两天，杜鲁门在白宫召集会议，讨论英国撤离后美国承认犹太国的问题，白宫助理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主张立即承认犹太国家，国务院官员则建议不应急于承认。杜鲁门接受了克利福德的建议，决定迅速承认犹太国家。5月14日，杜鲁门要求克利福德做好承认前的必要准备。克利福德随即致电犹太代办处驻华盛顿的代表爱泼斯坦（Eliahu Epstein），向其通报了杜鲁门的决定。克利福德要求爱泼斯坦澄清独立宣言生效的确切时间，以及是否会建立临时政府，并要求爱泼斯坦不要将消息泄露给新闻界。当天下午，爱泼斯坦在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官员协商后，致信白宫与国务院，正式告知，以色列国将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独立将在华盛顿时间5月14日下午6点01分生效。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庄严仪式上，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华盛顿时间下午6点11分，杜鲁门的新闻秘书发表声明，宣布承认10分钟前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国。^[29]

以色列国的建立既是犹太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奋斗的成果，也凝聚着美国犹太社团的努力和贡献，美国犹太人以及锡安主义团体除了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支持犹太人的建国事业外，更重要的是将美国作为锡安主义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主战场。美国犹太社团及其领导人为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和联合国分治决议的通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没有美国犹太人这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群体的支持与努力，很难想象犹太人的建国梦想能够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