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冶铸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及优化分析

经过多年的发掘和研究，殷墟共发现铸铜、制陶、制骨、制玉等四类手工业作坊十几处，有学者认为可划为四处手工业作坊区，分别是小屯、花园庄手工业作坊片区，苗圃北地手工业作坊片区，大司空村手工业作坊片区，孝民屯、北辛庄手工业作坊片区。它们以小屯宗庙宫殿区为中心环形分布^[154]。小屯、花园庄手工业作坊片区就位于中心处。

这四处手工业作坊区中均有铸铜作坊或遗物，殷墟迄今发现的较大铸铜遗址共有三个，也分别位列其中三个手工业作坊区：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孝民屯铸铜遗址，它们可能都是在商王控制下的王室铸铜作坊。大司空南地只出土了陶范，未发现遗迹现象，但这个工作属于殷墟的早年发掘，所做的工作很可能不够充分^[155]。此外，小屯南地^[156]、小屯西北地和王裕口东南地^[157]等地均出土有少量陶范。

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位于该村东北约200余米，在重点保护的殷墟宫庙区，现殷墟博物苑内。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宫庙区大规模发掘时发现，在甲、乙、丙三组基址及周围的探沟内均出土有铸铜遗物，包括范、模、芯，铜锈块以及铜渣，其中，乙五基址下层出有较多陶范，压在基址下的窖穴H21内有大量青铜碎片和碎陶范以及未完工的陶模。基址的上、中、下层均出有铜锈块^[158]。其中，可辨认器形的有方鼎、圆鼎、簋、瓿、罍、卣、觚、爵、壶、觥、盘等容器范，有戈、矛、镞等兵器范，车軎、衡末三角饰、轭、泡等车马器范^[159]。

由于该遗址的遗迹现象较为复杂，兼之发掘年代久远，学者们对此铸铜遗址和基址的年代关系存在争议，郑振香认为在建筑乙五之前和建成之后，此处一直是铸铜生产的场地。乙七、乙八基址中层所出的陶范，则是早期遗留下来而夹杂在夯土中的废弃物^[160]。李永迪指出，如果承认石璋如的假设——即甲组建筑基址的时代早于乙组，而且小屯基址确为宗庙宫殿建筑，则铸铜作坊不能与其同时使用，那么铸铜作坊与建筑基址之间可能的顺序是：甲组基址建立→废弃→乙五基址下的铸铜作坊使用→铸铜作坊停止使用或搬迁→乙组基址建立→大连坑（位于甲、乙组基址之间）作坊使用^[161]。岳占伟等倾向于认为该铸铜作坊主体（大连坑除外）的始建年代和鼎盛时期可能要早于殷墟时期，随着宫庙基址的建设和扩大，铸铜作坊逐渐没落和消亡^[162]。最近洹北商城铸铜遗址的发现^[163]，使得这个铸铜遗址又多了可靠的对比材料，李永迪认为基本可以确定该遗址的年代不早于殷墟一期^[164]。

苗圃北地铸铜遗址位于殷墟南区一般保护区内，北距小屯村约1千米，南距铁路苗圃百余米。其面积至少在1万平方米以上，发掘面积仅1千多平方米，但内涵非常丰富，出土有陶范、模、芯近2万块，最大的陶范长达1.2米，系铸造方鼎所用，旁有柱洞，原先当盖有约3米见方的工棚。遗址中发现大量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和窖穴，并有烧土硬面、料礓石硬面等可能与铸造有关的遗迹，还有成堆的炉壁残片、熔炉遗迹以及刻刀、磨石等修饰工具等^[165]。1957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薛家庄南约100米的地方进行发掘，出土的铸铜遗物有范和芯、盔形器残片、磨石及铜渣等^[166]。由于发掘面积较小，遗址的范围不清。但它与后来发现的苗圃北地铸铜遗址仅相距400余米，很可能属同一铸铜场所。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以生产容器为主的殷代冶铸作坊，使用的时间甚长，始建于殷墟一期，使用至殷墟四期。

孝民屯铸铜遗址经历了三次发掘，分处孝民屯村西^[167]、东南^[168]和村址南部^[169]，现位于殷墟西区一般保护区内，东距小屯村约2.5千米。遗址可分为东、西两区，孝民屯村西和村址南部的铸铜遗址为西区，南北宽100余米，东西长400余米，面积在4万平方米以上；村东南铸铜遗址为东区，面积万余平方米。故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一处殷代铸铜遗址。遗址中出土了10余万件模、范、芯残块，绝大多数为容器范，少量为兵器、工具和车马器范，有大量熔炉残片，还有铜削、刻针、陶管、陶拍、磨石等辅助工具。遗址发现了范土备料坑、范泥陈腐坑、陶范或模制作场所、范块阴干坑、烘范窑、大型青铜器铸造场所、铜器打磨修整场地、铸铜遗物废弃坑及与铸铜活动有关的祭祀坑等遗迹现象，为了解殷墟铸铜工艺流程及作坊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170]。

初步研究认为，遗址内发现的铸铜遗存以殷墟三期和四期为主，二期较少，一期阙如。东区所浇铸的青铜器大部分属殷墟后期，部分范所反映的器形和纹饰的年代可晚至商末周初，如长垂珥簋、直棱乳钉纹簋、凤鸟卣、直棱夔龙纹方形器座等。说明孝民屯铸铜遗址的使用时间较长，出现于殷墟二期，发展和繁荣于殷墟三、四期，消亡于商周更替之际。

东区、西区的铸铜作坊很可能在功能上有所分工，两区虽然都以铸造铜容器为主，但西区还出土少量的兵器、工具、车马器范，而东区几乎不见。西区反映的制作工序相当完整，包括取土、练泥陈腐、制范、合范、熔铜、浇注、修整等全套工序。东区所反映的工序主要是熔铜、浇注和修整铜器，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制作铸型，也就是说在东区可能存在制范（以制陶为主）和铸造（以金属工艺为主）工序的分离。在殷墟末期，铸造重心由西区转移到东区^[171]。

李永迪对殷墟铸铜遗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发现陶范可分为两类，一类范较薄、无榫卯、背面光滑有水平或垂直设置的凸棱，称为Ⅰ式范；另一类较厚，边缘有榫卯，背面粗糙有指捏的痕迹，称为Ⅱ式范。前者使用的年代较早，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前的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中出现，而后者则是殷墟二期（包括二期）以后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主要使用的陶范形式。据此，他认为殷墟铸铜作坊存在技术上的变化。(www.xing528.com)

同时，他还借用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的理论，认为殷墟青铜器的生产过程可能存在从整体式（holistic）向规范式（perspective）转化的倾向。前者主要是指简单的、有步骤的制造过程；而后者则要求制造者在生产某一器物之前就有预先的设计，要求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对各生产环节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程度的劳动分工，并对原材料、知识、人工有较强的控制掌握^[172]。他认为这种转化主要发生在殷墟二、三期之间，并提出可能的解释：由于人口特别是贵族阶层的增加、统治疆域的扩大，导致内部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商王朝向外的扩张，对外输出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需求的增加导致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随着新技术（以Ⅱ式范为代表）的出现和应用，使得陶范制作废品率降低，生产效率提高。而制作工序的专门化加强，导致规范式生产程度提高，劳动力得以更好地分配，因此产量得以大幅度增加以满足这种需求的变化^[173]。

李永迪从生产管理角度的对殷墟冶铸遗址进行研究，许多方面颇具启发性，比如他对于Ⅰ式范和Ⅱ式范的划分，对铜器生产技术、社会需求、组织管理之间关系的阐述等。但是，他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房子结构、形状的变化引申出冶铸业组织管理变化的变化就显得有些牵强，猜测的意味较浓。关于殷墟铜器生产存在从整体式向规范式转化的论述，也值得商榷。首先，二里冈期的冶铸遗址可能已经存在某种分工；其次，富兰克林所谓的“整体式”和“规范式”在生产中往往是并存的，周代、汉代乃至更晚时期也都是如此。

在目前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仍旧有许多问题难以回答。比如，除了开始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差别而外，在共存时间内，这些铸铜遗址之间关系如何？是否存在等级与功能的差别？殷墟时期商王朝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然而兵器范的发现并不很多，这是否意味着还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铸铜遗址？因此，对铸铜遗址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也还远远不够。

近年来，在安阳陆续发现了其他的铸铜遗址，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从2015年6月到2016年8月，在洹北商城南部发现铸铜和制骨遗址。相关遗存主要分布于发掘区中北部，出土陶范多为红褐色，火候低，碎小。与殷墟苗圃北地、孝民屯铸铜作坊出土陶范相比有明显不同。但从少量的陶范形制、纹饰可知，这里应是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研究发现，洹北商城的铸铜、制骨作坊相对集中分布在一起，这与殷墟极为相似。殷墟南部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铁三路制骨作坊及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也集中分布在一起。殷墟西部的孝民屯铸铜作坊、北辛庄制骨作坊相互距离也不远。因此，这种布局方法有传承性，且与手工业生产的管理方式有关^[174]。

2016年5月至7月，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县辛店村西南发现了一处商代晚期聚落和商代晚期大型铸铜遗址^[175]。研究者认为，这个作坊的发现，意味着一批专门以青铜器铸造、销售与交换为职业的手工业生产族群的形成。最近安阳市考古研究所还在殷墟遗址的最南端发现了任家庄南地铸铜遗址，遗址面积近5000平方米，出土商代陶范近3000块，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但也兼铸车马器，这是在殷墟其他铸铜遗址中较为少见的。遗址内功能区划清晰，东部主要是陶模、陶范制作区以及铸铜工匠的居住区和管理区，西部主要是熔铜和浇注的区域^[176]。

以上的发现，还需要期待发掘者进一步完善公布资料，并且经过深入的研究，才能对中晚商时期安阳铸造业的概况，有比较完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