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重点，反映特色的有效方法

上一届修志初期,由于某些人的错误导向,过分强调加大志书中的经济部类的比重,因此,当时所修的志书中,有不少是经济内容过于膨胀,几乎占全志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因而在《方志学通论》(初版)中已经指出:“若是部部方志的重点都是经济,而经济中的重点又都是工业,这就造成了千志一面,无所谓重点与特点了。”不仅如此,这种做法势必挤掉了其他的内容比重。而《绍兴市志》的编纂者们,他们敢于冲破这个局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以绍兴的经济而言,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优势,列举几个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还在1966年,绍兴已成为全国第一个粮食亩产超千斤的地区;1984年实现全市粮食亩产超“双纲”(1600斤);至80年代末,全市又有25%的农田亩产达到1吨。而在工业方面,1987年已跻身于全国工业产值超百亿的25个城市之列。而所属绍兴县,则被列为全国十大“财神县”之一;绍兴、诸暨、上虞三县都进入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单就以上所列而言,完全有理由将其作为特色重点而大书特书。可是该志的编纂者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采用了“详特略同”的编写原则。什么叫特,用该志主编任桂仝的话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那么绍兴的特色应当是什么呢?他们经过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历史文化名城”乃是“绍兴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地情特征”,有必要加以突出,这是绍兴所特有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全书共设45卷,属于文化类的就有15卷,占卷目总数的三分之一;正文字数为472万字,而文化类为220万字,占全志的45%,这个比例在全国新修方志中是不多见的。在整个篇目设置上,他们从绍兴地情出发,也颇多独创。一般志书大多设文化篇或文化卷,他们取消了这个篇卷,而分别设置了《科学技术》卷、《名家学术思想》卷、《文学艺术图书》卷、《文物古迹》卷、《戏曲曲艺》卷、《艺文》卷、《报刊广播电视》卷。他们认为,这样做,使有关文化内容能够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和较为深入的层次上进行详细记述。这正是他们在实施“详特略同”的编纂原则,在这些篇卷中,许多内容确实都是绍兴所特有的,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这部志书的文化气息和乡土气味是很浓的。正因如此,我为其所写的《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标题就是《浓浓乡情绍兴人》。这部志书为了突出反映绍兴人,从人口总体、人才群体、人物个体三个方面加以记述,特别是“人才群体”,又是这部书的特色,自然也反映了编纂者们的创新之举。反映人才群体的有4个方面:一是《名家学术思想》卷,二是《戏曲曲艺》卷,三是《艺文》卷,四是《绍兴师爷》章,都集中突出反映绍兴的人才,使人阅读后会深深感到绍兴确实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之邦。这部志书在全国评奖时,曾得到全体评委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部文化品位相当高的新修志书。《绍兴市志》能够取得这样成功,正是编纂者们有胆有识的具体体现。

我们再看苏州、杭州两部志书。苏州和杭州同是历史文化名城,又都是风景名胜城市,但这两个城市,虽然都有“天堂”美称,而在历史文化、风景名胜的内涵上则又各不相同。单以风景而言,杭州多为天然景色,并以西湖而著称于世;苏州则多出自人工,而以园林享誉海内外,并成为江南园林的典型代表。可见同为“人间天堂”,各自特色大不一样。在编修这两部城市志书上,由于指导思想并不一样,所采取的方法、措施各不相同,其成书的效果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苏州市志》的编纂者们为了充分反映出苏州这一城市性质的地方特色,不仅自己深入研究讨论,而且鼓励评审人员献计献策,还广泛征求和采纳意见,最后确定了重点篇卷。他们采纳了多方面的意见后,从3个方面作了处理:一是发挥地方优势,从文化中分出《文物》卷、《刻书藏书著述》卷;从城市建设中分出《城巷河桥》卷,保留了有地方特色的《饮食服务》卷;二是注意全方位反映各自的特色,或加大章节处理,《工艺》卷中生产与特色并重,……《商业》卷中着力记述苏州的传统商业街区;三是将《经济综述》、《城巷河桥》、《丝绸工业》、《工艺美术》、《园林名胜》、《文化艺术》、《文物》、《商业》等8卷列为重点志稿,求深求特。应当说《苏州市志》的编纂者们对自己所写的对象认识是比较准确的,并不是随意地拼凑。因此,他们所确定的重点确确实实反映了苏州城市的性质和特点,甚至连苏州人的性格也反映了出来。特别要指出的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园林建筑这一精美的内涵,他们除了单独设置《园林名胜》卷外,又在《建筑》卷中设置《园林建筑》章,以起到相呼应的作用。志书告诉了读者,什么是园林?其实就是古代富豪人家的私家花园,因此,它的建筑大都具有实用和观赏双重功能,它们都是“移山水之胜于咫尺,融诗、画、景于一体”的杰出建筑。他们还引用著名古典建筑学家陈从周发表的评述苏州园林艺术风格的论述:“着重境界,就是要有诗情画意,无形之诗,无声之画,而以立体的园林来代替,达到叠石流泉,虽由人作,宛自天工。因此,是综合的科学,也是综合的艺术,包含了高深的哲理,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这就更进一步将苏州园林艺术的价值向世人作了展示。《杭州市志》的重点与特点是什么?我虽然住在杭州,也并不知道,因为直到全部志书出版,我还是不大清楚。因为他们是出一本送一本给我,直到最后一卷的《后记》中,我才看到,在“分卷时把‘文物’、‘风景名胜’、‘旅游’、‘民情风俗’列为第二卷,突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与旅游城市的地位”。我认为单靠这个篇目所写的内容来突出杭州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城市的地位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几个内容即使那些非历史文化名城也照样都可以列出,如果不看内容,只看篇章名称,无论如何也反映不出杭州的特色。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不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方,在志书的篇目中也照样都是列了这几个篇章名称,我不用查阅,就可以列出10多种。说实在的,还在他们当初讨论篇目设置时,我曾听到过一些风声,觉得他们还没有抓住杭州地情的重点和特点,因此我在《方志学通论》(初版)中就曾引用1983年5月27日《杭州日报》头版报道:“国务院在关于杭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指出:杭州是省会所在地、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我征引此报道的目的,在于说明杭州城市的性质和特点是“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因此,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杭州市志》编修的重点之所在。而我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在提醒杭州的修志同志们注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举从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更谈不上重视了。按理讲,人家苏州把“园林”作为重点而独立成篇,而且在其他篇中还有章节讲述,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篇章都在讲述苏州特点,那么西湖总该单独成篇吧,如今大家都口口声声说西湖是杭州的品牌,如何做好这个品牌文章呢?众所周知,杭州之所以出名,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西湖,人家到杭州来,多半是慕西湖而来,早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讲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事实上许多名胜古迹,也大多围绕在西湖周边,明末张煌言的就义诗《入武林》不是也在讲吗,“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这就是说,于谦墓、岳飞墓都在西湖周边,苏堤、白堤、保俶塔、雷峰塔等等,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只要有了西湖篇,许多风景名胜就都在其中了。为什么就想不到呢?这自然也就有个“识”字在其中了。更不该的是,国务院实际上已经将杭州的城市性质与特点都明明白白地指出了,我们杭州市当时修志同人照样不闻不问,这就更加令人费解了。为了作比较,我们还可以列举杭州市所属的淳安县情况作说明。现在声誉很大的千岛湖,原来只是一座大水库,它是因修建新安江水电站而形成的一座人工湖,人家淳安县志办的同志在编修《淳安县志》时,还特地为千岛湖立了专篇,为了让大家了解千岛湖的形成,还在此篇之前设了《移民》篇。这部志书的篇目编排也比较合理,编者从本县是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建置》、《自然环境》、《人口》之后,接着就安排了《移民》和《千岛湖》篇,然后紧接着是与此相关的《水利》、《水产》、《电力》、《林业》、《土特产》诸篇。从而将该县因建造水电站后引起的山乡巨变而形成的特色如实地显示了出来。这样安排是顺乎自然,篇章之间存在着一定相关联系。按常规安排,作为湖泊的千岛湖,本当隶属于《自然环境》篇中,但是为了体现其在该县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因而独立成篇,使之与《自然环境》并列。因为千岛湖的旅游业与水产品已经成为该县两大经济支柱。她不仅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而且已经成为浙江省四大淡水鱼基地之一,有83种鱼,产品远销欧、美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又由于先有30万人大移民,才有可能建造这样一座大水库,最后形成这样风光旖旎的“千岛湖”。人家是如此重视千岛湖,而杭州竟会如此冷落西湖,不能不令人感到费解和惋惜!对此,《杭州市志》编纂者们想过吗?

我们讲创新必须要有胆有识,这也是我从许多新修志书在篇目设置中概括出来的。前面谈的是“识”,我们再看看“胆”的作用。1987年,我参加安徽《萧县志》稿评议会,会上发生了两大争论问题:一个是该县志办同志欲将“书画艺术”从《文化》篇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篇。在我看来,这本是正常的做法,但在评稿会上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反对派又占优势,认为这样做不仅内容少,太单薄,这一分又削弱了《文化》篇的分量。更有人提出,“书画艺术”根本就不能成篇,因为萧县的国画艺术乃是无源之水,找不到源头,并且也无派可言,它与“新安画派”是无法可比的。虽然当代国画大师李苦禅曾题写过“书画之乡”,那只是当代的,仅代表他个人看法,不能说明它有什么渊源,并且也未说明它已成为派。此意见一出,影响更大,给志办同志压力很大。这时如果顶不住这个意见,“书画艺术”单独成篇的设想就可能流产。当时作为顾问的我,听了主编的汇报,又看了志稿,深深受到志稿内容的感染和影响,觉得如此丰富的内容应当可以单独成篇。人家有全国一流的画家5位作为支柱,有全县1800名可施丹青之技的群众基础,有散布在全国各地数十名颇有成就的中青年画家,还有全国赫赫有名的雕塑家刘开渠也是萧县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由他亲手所设计。加之书画艺术已成为萧县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这一突出的社会现象,地方志中为什么不能单独成篇呢?这里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一是志书中凡是单独成篇者是否皆得有渊源可溯才可以?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否则好多新生事物、新发生的重大事件或新的社会现象就无法成篇入志了,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总是不断出现;二是应当看到历史上许多学派,形成于当时,但其名称大多为后人所加,如“金华学派”、“浙东学派”、“扬州学派”、“乾嘉学派”等无不如此,因此,萧县的“龙城画派”形成虽然很晚,但它毕竟是一个艺术流派,存在也已有200年的历史,为什么不能成派?“常州学派”至今不过百年的历史,不是照样成派吗?可见我们考虑问题必须胸怀5000年文明史,面向全国学术界,不能仅守一个“新安画派”。最后当然还是单独成篇。志书出版后,得到一致好评,认为反映地方特色很好。

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我阅读志稿后发现,萧县在抗日战争时期,三方面政权同时存在非常典型,既有抗日民主政府,又有国民党县政府,还有日伪建立的县政府,他们各行其政,各有数千人的武装,政治上各有建制,各派官员,甚至还各有政党,文化上各有学校,各有报刊。全县10个区,竟有30个区公所。这个现象在全国也是少见的。为此,我在会上建议“三方面政权”集中来写,单独成篇,不仅要写出三方面政权同时存在,更要写出三方面政权的对立与斗争。因为这个内容很重要,对今后编写当代历史都有重要价值。可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左”倾思想还有市场,因而反对这样做的人很多,有人甚至提出这样做是在为国民党、日伪政权树碑立传。为了坚持这个看法,我回杭后还特地给主编写了一封信,提出他们应当将军事、三方面政权、书画艺术三篇作为重点。可是志办同志迫于压力,虽然采纳了我的建议,但“三方面政权”仅仅放在一个节的地位,连章都不敢放,这自然就是胆量问题。即使只有一节,出版后还是受到了好评,这时就感到当初若是作为一篇来编写,容纳的内容自然就会更多,其价值自然也就更大。这里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通渭县志》的编纂者们的胆与识,他们的志书在1982年就已经开始起动,1984年已经编写初稿,1988年初稿完成,这段时期许多内容都尚属“禁区”,就连新华社记者还“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我们这些修志工作者却也敢于“实话实说”,这当然既需要胆,又需要识,因为所记内容,到出版时也都“解禁”了。保密是有时间性的,到了规定时间,也就不保密了。当然,军队的情况要有些特殊性,我就不能随意乱讲了。(www.xing528.com)

当然,我上面讲的那些既是反映特色,同时又是重点,重点抓得准,特色也就反映出来;既然是这里的特色,同样也就应当作为重点。我们再举《徐州市志》为例,这部志书内容、篇目都很齐全,内容也很丰富,就是重点、特色没有反映,所有篇目都是平分秋色。徐州也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又是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这两个都应当作为重点加以考虑,可是这部志书没有这样做。楚王墓、兵马俑、汉画像石都是享誉全国、蜚声世界的内容,作为《徐州市志》本应大书而特书,可是志书仅在《文化艺术》卷的《文博事业》章中列入三节“古墓葬”、“西汉兵马俑”、“汉画像石”,这显然是很不够的,这些内容无论如何也要单独成篇,因为这些都是“人无我有”,反映地方特色的,当然应当重点突出。而《军事》卷也是按常规四平八稳在写,显示不出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军事重镇地位。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非常关键的一次战役,其规模之大、双方投入兵力之多都是空前的,对于这样一次战役,自然有必要作为重点加以记述,遗憾的是,篇目中就没有反映。按照我的看法,起码要设一章来记载,为了突出其在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对《徐州市志》来说,即使单独立卷也未尝不可。

在上一届修志中,大家评价好的有一部志书即《东阳市志》,这部志书在当时曾被认为是新方志编写上台阶的一部代表作。这部志书看了以后,确实会感到颇多创新之举,主要表现在篇目设置和编排都比较合理,特别是排列顺序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在政区、自然环境、自然灾异之后,便是居民,居民之后就是方言、民俗,这种排列是顺乎自然规律,富有逻辑性,正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因为政区、自然环境、自然灾异三篇,首先展示了这里居民长期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而居民长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之中,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共同语言和生活习惯,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说穿了似乎并无多大奥妙,难能可贵的是人家想到了,做到了,这显然就是创新的精神体现。不仅如此,在民俗之后,紧接着就是人物,这就打破了新方志编修以来人物总是垫底的固定模式,从而也就突出了志书以人为主体的这一指导思想。因为有了人才有了一切,工业、农业、文化技术等等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人类一切文明史都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要汇载这些文明史,理所当然应以人为主体,突出人的作用。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许多新修志书总是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而《东阳市志》的编纂者们确立了以人为主体的指导思想,全部志书的编写,都以人和人的创造为主线开展,从而体现了在东阳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由东阳人所创造。

最后我还想介绍一种,即《宁波市志外编》,这是在《宁波市志》之外另编的文献辑存性的资料汇编。这些资料都很重要,但《宁波市志》中又无法放进去,故单独编为《外编》,这在新方志编修来说,自然又属创新之举。可以告诉大家,此举是受方志学大师章学诚的方志理论所启发,章学诚当年就曾建议方志编修分立三书,并写了《方志分立三书议》一文,其意图就在于正式方志必须写得精练,另搞资料汇编以保存重要文献。《宁波市志外编》正是按照这一精神在做。众所周知,上一届新方志中,许多志书将重要的艺文志都丢了,为此我曾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大家千万要重视艺文志的编修。但是也有不少志书虽然设立了艺文志,但所载内容多为诗文选,而不是真正的艺文志。这种做法,历史上也曾有过,故章学诚等人曾提出过批判。我希望在新一轮修志中不要再出现这一现象。《宁波市志外编》实际上也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其选辑内容共分“古志选集”、“碑记选”、“文选”、“诗竹枝词校歌选”、“姓氏现存宗谱目录”五大部类,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就以“碑记选”而言,又分“学校碑类”、“水利碑类”、“军事碑类”等10类。而“军事碑类”所选大多为记载我军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英勇事迹,如“平倭碑记”、“武显朱将军(贵)庙碑记”、“镇江防夷图记”等。这些碑文大都具有存史和教育价值,它对《宁波市志》来说,实际上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值得推广的。因为从《外编》所选内容来看,对于保存地方文献、提供学术研究都有重要价值,而作为正式志书来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容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