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考古学最新进展：玛雅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玛雅考古的新进展

〔美〕乔伊斯·马库斯　著

　刘守柔　译　陈　淳　校

前　　言

近十年中，玛雅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向。有些人对诸如政治经济的特性、社会政治等级的产生、如何识别原生和次生国家的形态、平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战争发展的影响等传统人类学课题兴趣倍增。有些人选择了研究诸如湿地管理、热带森林开发、气候变化、玛雅先人的DNA情况以及运用同位素分析的方法来重建古人的食谱和起源地等科学难题。当然还有些人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人类学的时兴的课题具有极大诱惑力，他们试图在机构、实践理论、执行情况、反抗、性别、权力等论题方面做出研究贡献。

幸运的是，这些不同的研究途径并未将玛雅考古学分割为各自独立的体系。事实上，许多学者一直都把科学和人文资料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在中美洲研究中有着深厚的根基。我们能够指出许多将考古学、文化地理学、铭刻学、人种学、民俗学、民族史、地质科学、肖像学和语言学等多方面材料整合起来的尝试。

就一些最新的玛雅考古学方法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考古报告是否能够真正提供足够的材料来运用这些方法。反抗、权力和性别关系等例证自然可以从历史文献中收集，但是如果不运用大量想象，我们不清楚是否能从一般的考古遗址中演绎出这些例证。

当运用包括骨质磷灰石、牙齿珐琅质、胶原质和同位素分析等科学方法时，情形就会有些不同了。专家们会为人们提供印象深刻的物理和化学数据。问题在于考古学家通常都没有受过这些学科训练，他们能否全面评估测试结果范围的意义，或能否真正收集到每一时段的、有代表性的案例样品。然而，尽管有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仍获得了一系列崭新的、令人兴奋的证据。生物化学的许多方法补充了动植物遗存的研究方法，向我们显示男性和女性、贵族和平民之间在食谱上的差别。人体骨骼微量元素的取样分析则揭示了意想不到的外伤和暴力的证据，使得玛雅社会中的战争性质和发生频率情况变得清晰起来。

在一系列新证据和可供选择的理论方法的帮助下，许多玛雅学者在更多的传统课题研究方面增加了与其他学科的综合性。如农业起源、国家的形成与瓦解、社会等级的出现和性质等。由此取得的范例上的进展，保证了玛雅可以显著地跻身于社会演变研究案例之林。如今，玛雅学者看来对“原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包括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他们不仅关注玛雅文明中的特殊演化，也研究玛雅与其他文明的异同之处（一般性演化）（general evolution）。这种对于“原因”的兴趣，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提倡，其中包括了确定这样一些要素的努力:谁是参与者和决定者，他们的决定产生了怎样的制度，他们贯彻策略的步骤又是怎样等等。

下面是玛雅研究近来所取得的成果。

古印第安时期和古代时期:公元前10000年到陶器出现

玛雅地区的古印第安时期（前10000年—前8000年）一直仅以少数遗址为人所知。而古代时期资料的积累则以伯利兹地区最为显著，据报告，那里有7处新发现的前陶器时期的遗址。

这七处遗址中有3处位于高地；2处在岛屿上；还有2处在泻湖边。其中5处遗址的年代被确认为前陶器时期的后期，依据是存在“窄形单面器”。另外2处遗址则推断属于前陶器时期，因为在一条特殊的橙色土层中发现了带有石锈的石制品。而在先前所知道的拉迪维尔（Ladyville）1处遗址，在同样的橙色地层中，发现了前陶期的洛维（Lowe）尖状器。

尽管有了这些新发现，中美洲低地仍然不如墨西哥河谷高地的特化坎和瓦哈卡的考古研究那么广泛和持续。最近的低地考古项目有:麦克尼什在伯利兹和沃里斯在恰帕斯太平洋沿岸的研究。对恰帕斯海岸遗址的发掘表明，古代时期中期（前5500年—前3500年）的觅食者食用大量的蛤蜊，他们全年造访这处遗址，尤其是在旱季。在旱季，内陆地区食物资源匮乏，而在邻近的泻湖里却有丰富的虾和蛤蜊。在贝丘中发现的人工制品包括有“火裂石”（先将石头加热，然后将烫的石头投入葫芦状的容器中，由此来烧水和煮食物）。

在伯利兹的人类看来有些不同，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考古学家选择的发掘地点所致。许多伯利兹古代时期的遗址都在内陆，靠近河流或燧石的产地，而不是在海边。北部危地马拉一些湖中厚厚的黏土沉淀物也是在这一时间段形成的，它们被认为是开辟土地和清除森林的结果。

对工具使用痕迹的研究表明，在伯利兹北部的古代时期后期的一类典型工具——“窄形单面器”或单面精细加工的扁斧，很可能用于挖掘沟渠、加工木器和砍伐森林。在洪都拉斯北部也找到了前古典期早期村庄的遗迹，人们在此的定居早于公元前1600年，已有制作精良的陶器。即使是在经过充分调查的地方，如科潘河谷，我们都知道那里有前古典期早期遗迹存在，但要找到这一时期的村落仍然十分困难。

在危地马拉的发掘表明，高地是联系恰帕斯沿海前古典期早期村庄和之后低地城市之间时空上的“桥梁”。最近在安提瓜河谷（Anti gua Val l ey）的发掘表明，最早的陶器已制作得相当好，并不是沿海或山地类型的复制。然而，对于陶土的分析显示，这些器物所用的陶土来自其他地区，也就是说，制陶者是从太平洋沿岸迁居到了安提瓜河谷。

农业起源与前古典期的生存策略

任何关于早期农村生活的讨论都不可避免涉及农业起源的问题。植物遗传学者最新的研究支持1939年提出的假设，即墨西哥类蜀黍是玉米的野生祖先。最早栽培的玉米的AMS数据便来自瓦哈卡河谷，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350年。玉米于前3500年出现于特化坎河谷，到前3000年已传播到恰帕斯沿海、伯利兹和洪都拉斯。如同墨西哥的高地居民一样，热带低地居民砍伐森林，在他们制作陶器之前很久就尝试种植玉米，并居住在固定的村落中。

尽管早期的学者将社会政治复杂化的起源与玉米种植相联系在一起，但明显的是，玛雅地区在社会政治复杂化出现的数千年前，玉米棒子的长度和玉米颗粒的大小已经有了可观的增长。由于玉米在现代玛雅人的食谱中占大约75%的比例，早期学者推测玉米可能在古代玛雅人的食谱中也占75%。然而，新的证据表明，古代玛雅人的食谱中玉米所占的比例较少，尤其是在前古典期，那时候人口密度较低而野生动物丰富。研究还表明，即使是在同一处村落，玉米在食物中所占比例也会不同。比如说，在伯利兹的卡海佩（Cahal Pech）遗址，人类骨骼胶原质中的稳定同位素和氮同位素比例显示，前古典期中期时居住在村落外围、身份较低的人比居住在村落中心的、身份较高的人消费较少的玉米而食用较多的鱼类。在伯利兹的奎略（Cuello），相似的分析表明玉米可能在前古典期先民食谱中所占比例少于30%。

对玉米消费量进行研究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关注于动物蛋白质和肉类摄入量。在奎略，研究表明有三种动物在前古典期人们的肉食中占优势。白尾鹿是肉类的首要来源，至少占个体数量的50%以上，潜在的肉类摄入量占到好几千克，与家犬一起在肉类食物中分别占到第二和第三。根据从狗的骨骼和牙齿得出的年龄数据，大部分的家犬在一岁的时候就被宰杀了。由于当地的一只狗重约20—35磅，这类动物便能提供丰富的肉量。

然而在玛雅，资料显示不同的遗址之间对家犬的消耗量有很大不同。在前古典期的卡海佩，狗骨数量在各类动物遗骸中所占比例不到1%，而在奎略要占7%，在兹比尔查尔吞（Dzibilchaltun）更是达到了34%。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将一个遗址中每个家庭所消耗的动物情况进行比较。

无需惊讶，新的研究资料表明前古典期中期的玛雅村落已有了混合型经济。他们种植农作物（如玉米、豆类和南瓜），也利用野生植物（包括植物的块茎和根部）；他们食用野生动物（如龟、犰狳、白尾鹿和短角鹿、野猪、刺豚鼠，以及海鱼和淡水鱼），饲养至少一种动物（如狗）。尽管我们还不能排除取样上的偏差，但研究显示，前古典期伯里兹的人们比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玛雅人有着更为多样的食谱。

玛雅酋邦最新研究

研究者们发现在玛雅国家产生之前，存在过很长一段时间以等级为基础的社会。在玛雅不同地区，酋邦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亦不相同。酋邦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领导者兼并相邻村落、建立更大社会的能力。这种集权于一个最高领导者，有着多重聚落结构的社会，即为奥博格于1955年最初提出的“酋邦”。

卡内罗认为，酋邦表现了人类历史从自给自足的村落形态发展到超聚落政体的初级阶段。考古记录中能发现这种自治状态失落的不同途径。通常，那些村落都不会自愿放弃自治的管理状态，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来建立酋邦。这也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系列复原当时情况的证据。其中之一是多村落的布局（卫星村和有重要地位的村落分布）。另外就是找到军事行动的遗迹或结果，如被焚毁的建筑、防御壕沟或护城河、城墙、栅栏、骨骼上的伤痕和大型墓地。即使是对于最著名的玛雅酋邦——如卡米纳留尤、纳克贝、米拉多、蒂卡尔和卡拉克姆，我们仍然需要确定它们的领土范围，了解一处中心是如何吞并那些次要村落的，并且确认导致这些中心酋长出现的机制及其领导策略。

战争在玛雅酋邦演化和合并中的作用

在前古典期的中晚期，玛雅地区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酋邦，我们发现了袭击、暴力、创伤以及栅栏、道路和控制大量劳动力的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玛雅社会一度被视为和平而充满神权，如今却被发现在其国家建立之前曾频繁使用暴力。那些过去仅仅满足于确定玛雅是否存在战争的学者，现在也致力于探讨战争对政治演化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家的形成方面。

前古典期时对建筑物的破坏和烧毁可作为一组证据。例如，在布莱克曼·埃迪（Blackman Eddy）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一具从前古典期中期祭坛前部拆下的雕刻头像，而这座高台在当时是被故意焚毁的。相似的情况在前古典期晚期的奎略遗址也有发现。

在公元前600年至前400年期间，米拉多盆地主要建筑的台基已达3—8米高，有些面积还达40000平方米。在纳克贝的东群落（East Group），有些建筑高达18米。在前古典期中期的末期，纳克贝建造了最早的球场；而到前古典期的晚期，在伯利兹的许多遗址都建有球场。前古典期中期和晚期，一个广场的西侧建起了包括有巨大金字塔的综合性建筑；在广场的东侧，扩大了的台基上则建有三座建筑物。1924年，布罗姆（F.Blom）推测这种广场具有天文学意义，这种观点不断得到了支持。

湿地管理

之前，大多数玛雅学者都认为古代玛雅的农业不会比刀耕火种的情形好多少。哈蒙德于1978年将这种“刀耕火种”的消失称为“栽培地神话”。考古表明不仅在河边有台地，在湿地也有，且面积有好几百平方千米。后来，台地范围并没有像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想的那么大，但它们明显是前古典期后期将所谓“荒地”变为高产湿地的重要措施。然而，问题依旧存在，譬如台地上种植什么、为谁种植、是由社会上层人士还是由普通村民管理耕种?

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南部低地的湿地研究得到了很多关注，但近来的研究工作也包括了北部低地。最近在北部的调查表明，湿地可能早在前古典期后期就被利用了。这些北部湿地的数据有助于了解南部同时代湿地的管理情况。

经过近年来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古代玛雅实践过不同的方法来适应当地的特殊情况，如梯田、土地排灌、台地、运河、树木培植以及清除植被后开垦农田等等。但我们仍不知道每一种生存技术所使用的时间和地理范围。我们也不知道在史前不同时间段内，气候条件对一地所采取的措施会有怎样的影响。

从酋邦到国家

从酋邦到国家的转变可能发生在前古典期晚期，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前古典期晚期充满了不断强化的袭击、竞争和炫耀地位、多种生存技巧、不断增加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对劳动力更强有力的控制以及对大型公共建筑的投入（尤其是那些宽阔的台基上建着三个一组的神殿，并有与城镇相连的道路）。位于科潘河谷前古典期后期的村落，坐落在小山顶上，这要么是出于防御的原因，要么是为了避免被季节性的洪水冲毁。

大规模的经过杀戮或有骨折痊愈迹象的男性墓葬表明不同的遗址都曾积极参与过袭击，也抓获过俘虏。奎略、萨拉玛河谷和查尔丘阿帕（Chalchuapa）的前古典期后期遗址都有这样大规模的墓葬。在奎略的103座前古典期后期墓葬中，有近一半是属于两座大型墓葬。其中这样一座大型墓葬中有至少26名男子的骨架，大多数都留有曾遭杀戮的痕迹。他们被埋在一栋附近建筑物的后院里，这栋建筑物的正面已被毁坏，易朽的上层建筑结构也已被焚毁。治愈了的骨折伤只在男性身上发现，其中一人在左侧桡骨和尺骨上有似因“混乱中躲避”造成的骨折；一人左侧桡骨下端有骨折（科勒斯氏骨折），并在左手手腕有两处恢复得很好的骨折；还有一人脚趾上骨折。正如索尔所指出的:“将骨折仅仅在男性身上出现的情况与这种大型墓葬中骨折的高发生率（至少三人有五处骨折）相联系，表明男性，尤其是被埋在这种大型墓葬中的男性，更多见到受这种外伤的情形，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竞赛’。”

前古典期后期的遗址在危地马拉北部和坎佩切南部的分布密度尤其大，如此的规模不仅仅是体现在遗址的范围，还表现在土墩的体积或建筑的庞大，特别是那些巨大台基上有神殿的建筑。这种对劳动力的使用表明，这些遗址已拥有能够吸引大量追随者的领导者，并能建造巨大的公共建筑。

许多前古典期的中心地区还修筑遗址内部和遗址之间的道路。到前古典期晚期，Nakbe的堤道两边已有栏杆，高出地面4米，道宽达24米，并铺有可至1米的厚厚一层白灰泥。遗址之间的道路将卡拉克姆到米拉多、米拉多到纳克贝，以及纳克贝到廷塔尔联系了起来。它们同样有着展示政治联盟的可能性。

前古典期后期的祭祀建筑

相对于玛雅地区的其他遗址来说，米拉多盆地最重要的中心区域显得尤为华丽和高大。我们对这些遗址了解得还不够全面，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事实是，所有位于这一盆地的遗址，彼此之间都曾存在竞争，尤其是在劳力方面。滥用劳力来建造巨型建筑是这些处于竞争中酋邦的特性，他们以此来胜过对手，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不过，这种典型的形成中国家也需要展示他们对劳力的控制。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巨大的建筑来衡量一个酋邦的“力量”，因为考古记录中那些在建筑上投入巨资的社会恰恰是因为它们缺乏后来政体在制度和军事上的权力。事实上，玛雅后期一些最壮观的墓葬和巨型建筑往往是由非正统继承人或篡位者建立的，他们想要通过公共工程来寻求特别的合法性和神圣化。看到米拉多、拉马奈、卡拉克姆和纳克贝的那些巨大的前古典期后期公共建筑，我们推断他们是强大酋邦的重要中心或新兴国家的首都。然而，其中一些“中心”，如米拉多，可能在国家形成之前就已崩溃；而其他一些，如卡拉克姆，则发展成为主要国家的首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米拉多会被卡拉克姆击败?目前，有证据表明类似卡拉克姆和蒂卡尔这样的中心通过征服和合并其他原先独立的酋邦建立了国家。

政治背景

我们在理解玛雅社会政治、经济和农业体系是如何结合的一项障碍，在于考虑玛雅问题时顽固不化的过时方法。最新的尝试是了解玛雅社会中的“建构积木”（building blocks），这是吉莱斯皮所从事的研究。他吸收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家户社会”（house societies）观点，建议我们用“家户”（house）的术语来替代“血缘”（lineage）。“家户”可被视为是一个有着经济、政治和土地所有功能的共同团体，而且通常出现于社会上层，而平民则可能缺乏必要的资金来维持不动产和吸引新的成员延续下去。“明白玛雅贵族的家户运作可有助于进一步将玛雅文明中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综合起来。”

贵族家户是否有权使用湿地或台地的特殊土地?他们是否控制生长在这些土地上的作物，并命令劳力来种植?我们尚不得知。不过，了解土地、劳力和贡纳之间的关系对于将来的研究来说会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玛雅前古典期的低地社会看来用了1000多年才发展得足够复杂，得以成为国家形态的雏形。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农业村落出现于从盆地到墨西哥、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和洪都拉斯的加勒比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公元前150年左右，墨西哥高地上的一些酋邦已被认为进入国家状态。此时，玛雅低地上已有了一些非常大的酋邦，并可能已见证了第一个国家的诞生。

原生和次生国家形成的问题

从公元100年到500年的数百年间，在玛雅区域的好几处地方都出现了国家。然而，不是所有的这些转变都形成原生国家。原生国家是指那些直接从酋邦社会演化而来的国家，它们没有先前存在的国家作为范本。一旦一个区域内第一个国家形成，次生国家就能以前者为范本，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步骤转变为国家。在一些情况下，相邻的酋邦中心可能会联合力量并进行重组来防止被并入一个扩大版图中的原生国家。另一些情况下，一个想要增强权势的酋邦可能会请求一个已建成的国家从皇室成员中选送一位王子给他们。

玛雅地区原生国家的形成

由于在米拉多至今还没发现什么明确的国家迹象，对于它是否曾位居重要酋邦之首或是一个突然崩溃的新兴国家，学者们的意见还不一致。事实是米拉多瓦解的时候正是蒂卡尔升为政治显要之时，这表明了米拉多为巩固疆域所做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时间会告诉我们米拉多是否是注定短命的早期国家形态的一个例子。也许其他政体从米拉多的消亡中吸取了教训，因为在古典期前期（公元250—500年）蒂卡尔和卡拉克姆成功地建立了稳固的国家。

关于玛雅地区原生国家形成最初的令人信服的线索来自蒂卡尔和卡拉克姆的巨型建筑。如果在将来，有确证显示米拉多曾是较早形成的国家，那么也就意味着蒂卡尔和卡拉克姆是第二代国家。虽然仅有大型建筑物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证据，但在米拉多和卡拉克姆的大金字塔至少向我们展示了这两处遗址的早期首领拥有大量的劳力并能支配他们建造巨大的公共建筑。

玛雅地区原生国家形成的两个案例

蒂卡尔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危地马拉人类与历史研究所对蒂卡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工作。结果显示，蒂卡尔是玛雅低地中研究原生国家形成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之一。对象形文字碑刻的复原和公共建筑物的详细层位分析，以及从一系列蒂卡尔卫星城镇得到的新资料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蒂卡尔国家的信息。

最近的资料表明蒂卡尔的开国君主是亚克斯·埃伯·艾克索克（Yax Eb Xok）王，他可能在公元50—150年之间在位。尽管我们对亚克斯·埃伯·艾克索克所知甚少，但我们对其后150年内的9位统治者的了解就更少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蒂卡尔“王朝历史”中最初200年内的碑刻，只有后代对前代君主偶尔的回顾提及。

即使亚克斯·埃伯·艾克索克被确认建立了最早的蒂卡尔国家，这个国家可能曾很快地暂时倒退回酋邦状态。同样地，又有一系列新的统治者产生，每一个都要完成必需的合并和扩张。这种“轮回”是新兴国家所特有的，并且可能有一天会证明在米拉多也曾经发生过。

目前，我们最早的一份关于玛雅地区的资料出现在公元292年蒂卡尔的29号石柱上。通过蒂卡尔第11—13世统治者树立的蒂卡尔卫星城镇的石柱上的碑文记载，我们开始了解较小的村镇网络被合并入蒂卡尔政体的情况。在首都之下出现了三级附属的行政管理层，表现出一种国家形态的社会。

也有一些其他的证据表明国家形态的存在，但都不完整。由于早期宫殿的序列在古代就已被破坏，我们对最早的皇宫建于何时几乎一无所知。保存完好的、年代最早的一座宫殿是第14世统治者“伟大美洲豹爪”（Great Paw）的宫殿，大约建于公元360年左右。这位统治者的王朝在“外来者”到来的那一天骤然终止了。

普罗斯科里亚科夫（Proskouriakoff）第一个提出“伟大美洲豹爪”之死与公元378年1月16日的外来者入侵相吻合。她指出，附近的瓦夏吞镇“或是与外族联手，或是征外族人为雇佣兵，导致了‘伟大美洲豹爪’去世的变故”。蒂卡尔和瓦夏吞之间的战争不仅得到了象形文字的证实，也可从将蒂卡尔和瓦夏吞隔离的工事和壕沟反映出来。蒂卡尔的防御工事为一块约120平方千米面积的区域划定了边界，止于蒂卡尔西面和东面的沼泽地。

蒂卡尔象形文字铭文提到的外族入侵之事已成为多年来大量讨论的主题，且仍处于争议之中。那些异乡人是谁?他们是否与蒂卡尔的竞争对手结盟?曾有人推测他们来自卡米纳留尤，或甚至是从墨西哥高地某处而来，比如特奥蒂化坎。这些外族人的到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是否赶走了蒂卡尔的统治者，取而代之以一个外族人坐上蒂卡尔的王位，中断了蒂卡尔原来的皇室承继。有些人认为，实际上是一位特奥蒂化坎王子登上了宝座；而另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墨西哥盟军帮助了一位来自蒂卡尔竞争对手城市的玛雅篡位者。象形文字记录表明，经过一年半多的时间后，才有新的蒂卡尔统治者登基。

外族人的问题必将在近些年内持续引发争论，所以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所有的现象证据。很少有学者怀疑玛雅低地与墨西哥高地的联系，因为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黑曜石、三足圆筒形器和其他货物的贸易往来。此外，在蒂卡尔的蒙多佩尔迪多（Mundo Perdido）区域的发掘发现了受“墨西哥影响的”talud-tablero风格的建筑。而这种建筑最早的实例在公元378年外族到达前的100—200年内已出现。而且，尽管这种建筑风格一度被视为是特奥蒂化坎的特征，但近来更多的考古发掘显示在普韦布拉（Puebla）和底拉斯卡拉（Tlaxcala），这种建筑风格的出现更早于特奥蒂化坎。在相当靠近蒂卡尔的遗址，如坎佩切和危地马拉，也发现了这样的建筑。拉波特认为，这种建筑风格是如此多样化，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无法将其上溯至一个单一的起源。

这些新的资料需要我们重新考虑特奥蒂化坎在玛雅国家形成中的“影响”。25年前，桑德斯认为特奥蒂化坎在卡米纳留尤从酋邦到国家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看法是特奥蒂化坎有志于在危地马拉高地赢得一块立足点，由此来建立其对中美洲地区黑曜石的垄断。卡米纳留尤的A和B土墩中的主要墓葬内有数百件器皿、黑曜石和骨制品，这些被推断是从特奥蒂化坎进口的。这些墓葬中身份高者被认为是特奥蒂化坎人，与卡米纳留尤通婚而来到当地。然而，布雷纳德注意到，这些墓中器物的器型反映出其与多处地区的联系，不仅仅是特奥蒂化坎，还有韦拉克鲁斯和玛雅低地。布雷纳德指出，这种“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思想交流”正是中美洲上层社会的特征。

事实上，从卡米纳留尤墓葬中发掘出的器物仅很少是被证实从墨西哥高地进口的；这些器物中有16件薄壳橙色器皿可能产于普韦布拉。将来的研究分析甚至有可能证明墓中器物中从低地区域（如韦拉克鲁斯、塔巴斯科和危地马拉北部）进口的要比从墨西哥高地进口的来得多。毕竟，即使一度被视为特奥蒂化坎特点的“三足圆筒形器”，如今也被认为是源于韦拉克鲁斯低地。至于特奥蒂化坎墓葬中的那些贵族，最新同位素分析显示，土墩A墓葬中主要的骨骼都并非来自特奥蒂化坎。同时，一些主要墓主的陪葬者则看来不是当地人。(www.xing528.com)

对以前说法的另一项转折性研究结果是:新证据表明玛雅对特奥蒂化坎也有其影响。的确，玛雅输入了墨西哥的货物，受到了墨西哥的影响，但他们反过来对特奥蒂化坎的艺术、陶器和经济也产生了影响；玛雅人甚至可能拜访过特奥蒂化坎。这种“拜访”使得玛雅人得以将国外的货物、时尚和政策带回他们的祖国。

多年来，学者们拿不定主意的是，到底该确定特奥蒂化坎在玛雅国家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还是完全否定其作用。目前的迹象表明，两种极端的观点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玛雅确实同墨西哥高地有联系，但仅仅这种联系不足以解释蒂卡尔和卡拉克姆的国家起源。此外，与墨西哥高地的联系产生的影响几乎在各遗址和不同年代间都有变化。

我们也必须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来自相敌对的、玛雅其他地方的篡位者和侵略者会模仿墨西哥高地的某些成分和肖像（elements and icons），通过炫耀这些强有力的外来特征巩固其政权。复原这些在蒂卡尔的“异国人”的骨骼，应该会对了解他们真正的来源地有帮助。

卡拉克姆　卡拉克姆和米拉多通过一条建于前古典期后期的道路相连接。当米拉多在前古典期末衰败的时候，卡拉克姆已建立了一个与一系列等距分布的卫星城镇相联系的道路网。对这些道路建设时间的准确推算，将有利于对卡拉克姆地区国家形式的了解。如今，在实际的卡拉克姆的卫星城镇分布情况和中心位置理论之间看来有着巧妙的对应。这一理论所推导出的模式中，管理下属城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它们等距分布，不仅是下属城镇之间等距，它们各自到卡拉克姆首府的距离亦是如此。而其中的最佳模式又是下属城镇中心与首府的距离为一天的路程（约30千米），这样的情形已经在卡拉克姆周围有所显示。

当时，卡拉克姆亦开始拉拢到一些蒂卡尔的盟友。一份卡拉科尔的文本表明，蒂卡尔曾在公元562年遭到一次军事失败。在其后的130年内，蒂卡尔没有再建造任何的象形文字纪念碑。

卡拉克姆最著名的统治者——“美洲豹爪”（Jaguar Paw）或伊克·阿克·卡克（Yick’aak K’ak），出生于公元649年10月6日；36岁（公元686年4月3日）就职。作为对此统治者重要性的一种衡量方式，多斯皮拉斯（Dos Pilas）和秘鲁（El perú）的文本中记载了他的即位，道斯皮拉斯甚至还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美洲豹爪”最终在与蒂卡尔的战役中败北，但他最后的命运仍是个谜，因为关于他的统治生涯是如何结束的解释至少有两个版本。

“美洲豹爪”的统治面积相当大。不过因为他并未要求获得与其联盟城市相间的土地，由此国土看来是犬牙交错的。尽管有着“犬牙交错”的特性，“美洲豹爪”是如此之大，以至其“蛇头”（Snake Head）徽记（我在30年前鉴别为卡拉克姆的标志）比蒂卡尔的徽记更广泛地运用于其他城市。这种分布的广泛性和从属性使我认为:卡拉克姆曾是玛雅最重要的首都之一，管理着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有着多层等级结构的从属领地。

玛雅地区次生国家形成的两个案例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科潘和道斯皮拉斯这两个玛雅次生国家形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利用它们来了解次生国家的崩溃。

科潘　最近的这项科潘研究项目已成为学科综合的典范。科潘看来在前古典期后期还未形成国家。不过，其后在科潘发现的象形文字铭刻回顾提及了在公元前321年、公元159年和160年发生过重大事件。我们尚不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此表明了领导者的出现。这些行动者所做的事情是如此重要，使得后世的统治者们还会提到他们。一些材料可能反映了那些在循环式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其间前古典期后期和第一古典期的首领们试图统一科潘谷河谷。

科潘第一王朝的建立者是库克莫（K’uk’Mo’），他出现于公元426年。我们是从一座建于公元776年的祭坛Q了解到这一情况的，祭坛描述了一位名叫亚克斯·帕塞（Yax Pasaj）的统治者和之前的15位统治者。

其后一段重要文字叙述到库克莫是经过长达5个月的旅行后才到达科潘的。他来自何处?考古学家们已找到了一个被认为是库克莫的墓，其骨骼化学分析表明他来自另一处玛雅低地遗址。他的骨架还显示他曾多次受伤，这与前哥伦布时期的军事活动相符。他在战争中受的伤至少有三处肋骨折断（已治愈），右前臂中央的一处骨折（部分治愈），一处肩胛骨骨折，还有五处掌骨损伤。结合现有证据与文字记载他死于公元437年的内容，推断他活到了55—70岁。布伊克斯特拉等学者认为，库克莫至少在40多岁的时候登上了王位。他的头盖骨是变形的，好几颗牙也被锉过，并镶嵌上了玉石，这些迹象显示了他的贵族出身。

尽管我们无从知晓库克莫王一生的具体情形，但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可推断出与其他王室篡位者相类似的情况。这些出身高贵的篡位者（通常是因为在其本国的王位继承顺序上，别人比他排在前面）通过武力来掌管一个遥远的政权。为了支持“库克莫王是一名通过战争获得科潘的贵族篡位者”这一想法，我们能够找出证据证明他花了很长时间来使统治合法化。其他中美洲篡位者所用的、使政权合法化的策略中主要有这么几项:（1）积极建造公共建筑；（2）下令书写新的象形文字铭文；（3）娶有名望的当地妇女（可能甚至会是他们所打败的当地贵族的寡妇、姐妹和女儿）；（4）通过征服或外交来获得新的领土。

库克莫也娶了一名重要的当地女子来使自己合法化。在科潘建筑物中发现一位女子的墓，墓主被认为是库克莫妻子。考古学家们已将其命名为玛格丽特（Margarita）。所有在科潘发现的墓葬中，她的墓是最富有且建造最精致的。锶同位素分析表明她是科潘山谷当地人。此外，库克莫的儿子，也就是二世，为供奉更多的祭品而将她的墓一直开放着。若这位女子的身份集科潘贵族家庭的女儿、库克莫的妻子和二世的母亲于一身，则其蔚为壮观的祭品就相当有意义了。

库克莫也符合篡位者为求合法化而热衷于建造公共建筑的典型特征。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公元426—437年），他所建造的祭坛和公共建筑成为王朝后继者的样版。

库克莫及其后继者曾管理着一个面积达10000平方千米的国家。他们保持着这样广阔的领土直到公元738年。这一年，基里瓜的统治者声称他在战斗中俘获了科潘之王。从那时起，基里瓜开始了其自己的建筑和雕刻纪念碑热潮。科潘后来的统治者仍然将自己与库克莫——他们最初的王朝建立者联系起来。

由于科潘并不产生于前国家的酋邦群体之中，它是个次生国家。在原生国家如蒂卡尔出现后350年，科潘才出现国家形态，很明显是一个已了解治理国家方略的篡位者造成的结果。篡位者库克莫使用军事手腕登上王位，然后又安排一场有利可图的政治婚姻，再进行大量的工程建筑和军事扩张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尽管库克莫的统治仅十来年，但他在科潘的影响是如此持久，以致在350年后，在他所建立的王朝的末代君主下令建的纪念碑上，仍然特地记载了他的事迹。

如今，科潘经过了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已真正成为一个超越其自身领域的研究范例。它确实成为关于史前任何一个地方次生国家形成研究中最详尽的考古学典范之一。

多斯皮拉斯　公元647年，多斯皮拉斯的佩特克斯巴吞（Petexbatun）人口少，又没有巨型建筑。然而，其重要性在公元648年，随着巴拉·昌·卡韦尔（B’alaj Chan K’awiil）的到来而改变。卡韦尔大概是蒂卡尔统治者的第23或第24个儿子，他在卡拉克姆统治者尤克努姆（Yuknoom）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尽管有高贵的出身，可能并不在蒂卡尔的王位继承者之列，但卡韦尔明白掌管多斯皮拉斯是他的最佳发展机会。卡拉克姆这样一个盟友给予了卡韦尔从蒂卡尔到多斯皮拉斯及时的保护；反过来，这样的结盟也使让卡拉克姆在公元648年，在曾是蒂卡尔地盘的区域内有了自己的影响力立足点。在卡韦尔统治中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在自己的纪念碑上选用了蒂卡尔的徽记，而没有为多斯皮拉斯设计一个新的。虽然管辖地变了，但他可能仍视自己为蒂卡尔王室家族的一份子。

同许多篡位者一样，卡韦尔也大兴土木，实施了许多建筑工程；也通过婚姻与其他城市建立政治联系。在他两个儿子的统治期间，取得了更多的军事胜利，建立了新的公共建筑，并入许多从属地区中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个国家的多层等级特性。总之，卡韦尔与其子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包括整个佩特克斯巴吞地区在内的区域性国家。

因为有了象形文字记录，我们才得以知晓所涉及的这些人物的名字、他们的来历、战役的时间和他们的政治盟友，由此我们能够部分地再现一个次生国家形成的例子。必须承认的是，就领土面积而言，多斯皮拉斯并不是一大国；而且，尽管其首都人口在鼎盛时期达到5000人，但没什么真正的巨型建筑。

佩特克斯巴吞研究项目阐明了这样一点:战争既是国家产生的动力又是国家的毁灭力量。至于战争的潜因可排除以下因素:（1）外族入侵；（2）发展失衡；（3）生态灾难；（4）经济恶化。看来王族内部及彼此之间不断的竞争更像是其根本原因，尽管不一定是唯一原因。

古典期玛雅人食谱和身高的重建

过去考古学家们写到“玛雅食谱”，似乎所有人的食谱是一样的。如今有迹象表明贵族和平民的食谱是不同的，不同时间、不同遗址、不同个人之间也是有区别的。

推进古代玛雅人食谱新研究的“催化剂”之一，是人和动物骨骼分析的化学技术的发展。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分析已克服了原先研究中的缺陷。优势之一是不仅能提供可能的“菜单”，也能得出被消费掉的“食谱”资料，而且分析还能达到个体研究的程度。另一优势是哪怕极碎的骨片都能进行分析。最终目的是能够整合多重考古迹象，将传统的动植物分析（“菜单”）与骨骼分析（“食谱”）相结合。

尽管玉米肯定是主要的卡路里来源，近来的研究工作却强调了古代玛雅人的食谱范围的广泛性。在前古典期和后古典期，许多区域内的人口比古典期要来得少和分散，猎物和鱼类也更为充足，并且更易于利用多样化的环境，此时的食谱就特别显著地丰富。

营养研究的主题很自然就会发展到对身高问题的研究。在蒂卡尔的人口方面，哈维兰经过统计发现从古典期早期到晚期，男子身高有将近10厘米的明显下降。索尔观察到前古典期之后玛雅人身高上一次较大的下降，且大多更容易在男性数据上表现出来。马奎斯·莫芬检验了15具来自北部低地的玛雅人骨骼后，同样报告说从前古典期到古典期，玛雅人平均身高有所下降，尤其是男性。

要理解这些身高数据，我们需要确定:（1）早期研究者所指出的身高上的明显变矮是否主要发生在从古典期早期到晚期这段时间；（2）是否每个遗址都有这种下降现象，或在首都比周边地区更为明显；（3）贵族通常要比平民来得高，这是否是因为他们更易获得蛋白质，如鹿；（4）是否社会各等级间的内部通婚有助于贵族保持比平民高的身材。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学者们可能会对在身高方面产生影响的因素范围重视不够，尤其是一些社会和经济变量；很多时候，玛雅人的身高仅仅是从营养与营养不良相对比的角度来研究。

如果公元9世纪玛雅国家崩溃的解释是依赖身高降低作为营养不良和疾病证据的话，那么其中所包含变量的多样性需要重新考虑。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墓葬样本来估算身高；因为丹福思收集了前古典期至后古典期所有合适的骨骼样本，总共不过才包括了293名男性和77名女性。

一种新的有希望解决问题的证据寻找方法是对骨胶原质中的碳和氮稳定同位素比值进行研究，这种同位素比值看来能够反映出食谱。贵族的骨骼有着宽范围的碳同位素值，这一事实已用来表明科潘贵族的食谱比平民更为丰富。这些结果补充了伦茨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他认为科潘贵族能够食用到更多样化的植物。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对玛雅考古所可能做到的另一贡献是通过牙齿珐琅质磷酸盐的测定来识别不同个体的来源地。其根本前提是牙齿珐琅质的形成从童年开始，其磷酸盐的氧同位素就能够与该个体青少年时期居住区域的地下水相联系。

通过这种方式分析的一个例子是怀特等人试图想要确定在卡米纳留尤土墩A和B墓葬中的个体是真正的特奥蒂化坎人，还是仿效特奥蒂化坎风俗的玛雅当地人。研究者们分析了第一臼齿（在3岁前长成）和第三臼齿（在12岁前长成）珐琅质磷酸盐中的氧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揭示土墩A墓葬中的主要墓主中没有一个是出生于卡米纳留尤以外的地方的。有一个人（墓A V的骨骼1）虽然被视为出生于卡米纳留尤的，但由于其第一和第三臼齿分析数据的差异，可能十几岁的时候在特奥蒂化坎生活，然后又回到卡米纳留尤。锶的同位素比值数据表明另有三人可能从外地来到卡米纳留尤，但他们生于其他的玛雅城市。

古典期玛雅国家结构

诸如国家、帝国这样的复杂体系是以多层等级结构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为特征的。多层的社会等级通常会被一种名为“集团”的机构所分开，“集团”既吸收贵族也接纳平民。比如说，宗教集团可能包括来自贵族家庭的高等祭司，也由受过训练的平民担当助手。军事集团里有贵族将军，最主要的又是平民步兵。

在这样的等级结构中，每一个位置都会有其头衔。位置的数量和头衔在首都和次一级中心之间、在省与省之间都是不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政府官僚机构不断要解决新产生的问题时，他们经常会设立一些新职位。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国家，考古学家就很难确定这些新增的职位。

头衔和官职的扩增

玛雅国家的头衔随时空不同而改变，随国家的发展而扩增。即使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内相似的头衔，有迹象表明其工作范围是不同的，被授予头衔的个人的等级亦在变化。事实上，有证据说明某些职位是限制在某些区域内的；而某些职位则要到古典期后期才出现。

位于古典期玛雅等级体系顶端的是统治者，通常被称为“王”（lord），他们居住在首都。位于首都和主要城市周围的是卫星城镇，由“副王”（sublord）管理。在“副王”内部也分等级，有些人被任命为“副王之首”（head sublord）。

古典期的玛雅还有一些称呼是指不同职业的，如工匠、石匠、石匠头儿、雕刻师、书记员。随着古典期文献释读工作的不断进展，我们也许有一天就能精确说明玛雅不同国家的专职人员的数量和种类。虽然，在近十年的工作中已显示出头衔的使用随时空差异而缺乏一致性，但这种不一致性对于证明玛雅已有高度发展的行政等级体系起到了补充作用。书写，这项为贵族阶层的特权，既可作为工具，又是等级制度的“副产品”。

玛雅国家:集权还是分治?

20世纪90年代出现过一场众所周知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玛雅学者们有不同的立场:（1）玛雅的国家是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对人员和事务活动有集中的组织管理；（2）玛雅国家是几个分治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内，仪式习惯与有相当自治性的血缘群体相结合。

我很早就认为，玛雅国家先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然后又瓦解成他们原先的地区自治状态，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长期的轮回过程。古典时期有许多大型的集权国家，但它们到古典期末期就瓦解了。

当我们想要描述整个玛雅地区古典期与后古典期的特征时，无论是用“集权”还是用“分治”，都会陷入麻烦。因为，有些时候，集权与分权国家是并存的，而有些时候，集权国家会垮掉。

若我们要用“分为几部分自治的国家”和“由血缘关系统治的国家”概念来概括整个玛雅的特征，也同样遇到麻烦。从定义上说，古代国家并不会采用这样的治理方式。他们由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统治，其中包括王室家族和大小贵族，他们的权力与生俱来。只有在村镇一级，这是等级制度中的第四层也是最低的一层，才能见到这种从国家前的社会形态中延续下的血缘关系结构。这种血缘关系（kinship）会在家族内、居住区域，抑或一个村镇中产生作用。仅仅处于这样一种管理层次的社会是不能被视为国家的。古典期的玛雅存在着大型的、集权的、有各自特性的综合性国家。而形成这些国家的基础，远不仅是血缘关系和国王的意识形态角色。

换句话说，不同时地的玛雅政治组织形式并不一致。在整个古典期中，我们看到的是集权强有力的国家与集权较弱的国家共处的局面，可能甚至还有一些重要的酋邦分布在其间。在适当的条件下，集权或强化或减弱。这些动态的社会政治摆动状况可在今天得到多处明证，并推翻我们曾有过的静态观点，我们原以为只有9世纪的国家崩溃才是唯一的主要转折。

这一动态系统中的推动力大多源自首都下级的次级中心，他们的管理者经常会想独立，赢得自治权并通过征服和联盟最终建立起自己的领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些次生国家也许就是由那些从原生国家来的王子建立的。这些次生国家的缔造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在自己的祖国继承王位。

公元9世纪的崩溃:天灾还是人祸?

公元9世纪，低地上的许多主要城市被废弃了。研究者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也出现了两种观点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在低地从北到南的区域内广泛存在着崩溃现象；另一种观点认为，并没有发生整个低地范围的崩溃。最近对崩溃现象提出综合性意见的是韦伯斯特。他的看法包含了这样三个主要因素:（1）玛雅人口与农业及其他自然资源之间关系的恶化；（2）战争和社会上层争斗造成的动荡；（3）对王权意识形态及王权机构的抗拒。韦伯斯特认为这三个因素被干旱、农民反叛和疾病等次要因素所加剧。

一些学者认为诸如长期的干旱等自然灾害是公元6—7世纪时居址废弃和大型建筑物停建的重要原因。但持此观点的一些学者也强调，在低地的北部和南部存在的干旱现象是相当不同的。对于玛雅的社会剧变，另一些考古学家则更倾向于社会政治方面的解释。他们指出，自然环境是如此多样，不同地区的生存方式也是多样化的，而且崩溃前人体骨骼研究表明没有营养不良的证据，自然灾害的解释看来不太可信。

至于战争造成的动荡，有证据表明这可能的确是玛雅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崩溃原因之一。佩特克斯巴吞地区有三个遗址都发现建有防御工事，其中的彭塔·德·齐米诺（Punta de Chimino）有三道城壕和坚固的城墙体系，使其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尽管每处遗址都曾设防，并尽其所能坚持了尽可能长的时间，到公元900年左右，这一区域内大多地方已废弃。颇有意味的一个现象是，佩特克斯巴吞地区的崩溃持续了约140年，而该地的玛雅人坚持与所有的压力进行抗争。自然，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的干旱都会被夸大其影响。

最终，即便如蒂卡尔和卡拉克姆这样“强大的城市”也倒下了。中美洲一个国家的存在时间，可能与其当初是被征服还是通过合并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有关，经由征服建立的国家会更脆弱些。大规模不对称且不平等的国家结构显然不甚稳固。

尽管公元9世纪的崩溃问题得到了大量关注，仍有许多被废弃的遗址个案需要解释。譬如，米拉多在前古典期后期看来达到了顶峰状态，为什么此后那么快就会被废弃?或许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崩溃本身，而是为什么玛雅那么多国家都失去了重建的能力，一些废弃的巨大城市再也无人居住。

通常，一处居址消亡意味着另一处居址的兴起。当米拉多衰落的时候，卡拉克姆兴盛起来了；而卡拉科尔和卡拉克姆一般都被视为从蒂卡尔的战败中获益。从蒂卡尔纪念碑上公元557—692年的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76千米外的卡拉科尔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古典期晚期，许多玛雅首都城市均被呈六角形网格状分布的二级中心城镇包围着，如此有规律的布局显示了社会政治系统可能已达到了“高度一体化”。在这一体系中，某一地方发生了混乱，则很快会波及其他地方。如果某一地的混乱是由战争造成的，那么最终就会加剧在这一体系内其他地方干旱的影响。我们所缺乏的是区分不同混乱内容的能力，以此来确定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或许我们以后的工作就会显示出某几次这样的混乱在高度一体化的体系中迅速传播开来，彼此之间充分加强，直至足以倾覆首都和人口减少的区域。

展望:2002—2022年

玛雅考古在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通过同位素、微量元素和“生活史”的分析，生物考古学大致描述了贵族与平民、男性与女性在食谱和健康方面的差异。生物考古学也开始记录下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个人活动，对遗址之间的联姻及政治篡位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证据。对于骨骼伤痕和防御工事的研究记录了战争在玛雅国家建立和崩溃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改变了将玛雅视为“和平的神权政体”的观念。对象形文字铭文愈来愈多的详细释读将使我们了解到统治者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并向我们展示其敌对城市对待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

然而，这些进展中的大部分都集中于从公元300—900年这一段数据资料丰富的时期；我们至今缺乏对前古典期和后古典期，以及米拉多、蒂卡尔和卡拉克姆等国家建立之前长期而重要的历史循环过程的了解。古典期国家的崩溃和后古典期王国的建立同样没有留给我们大量有用的证据。只有当我们接触到与西班牙人有直接联系的那个阶段，我们才了解到必需的历史详情。

很明显，我们将不得不改进传统的考古学技术来使前古典期晚期、后古典期等这些阶段都有明确的研究重点。回顾性铭文中提到的早期的、多少有些如同传说般的贵族人物是魅力无穷的，但了解这些并不够。我们必须解决如何才能对缺乏日期标注纪念物的历史阶段和遗址获得精确年表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更多前陶器时代和前古典期的骨骼，以此来比较他们的食谱，并重构他们作为贵族或平民的角色。我们必须获得更多的房屋、墓葬等样本资料，不仅是用来记录早期的上升阶段，也记录伴随着重要历史轮回的挫折。我们必须了解玛雅高地、北部低地和南部低地的准确年表，由此来确定在这些区域内发生的事件是否比我们以前想象得更为错综复杂。

我们的调查研究不仅要了解如行政管理等级中地区层次的升降等宏观演化问题，也要了解微观演化问题，譬如当一个村落被一个国家吞并时，会对一个家庭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知道征服或自治对各等级家庭的规模、劳动力、食谱和职业专门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对公元300—900年这一阶段获知不少，但我们只有知晓了其前和其后阶段，才能真正了解它。

（原文J.Marcus:“Recent Advance in Maya Archaeology”，载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