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凤彬
较高的经济收入影响着上海中医的生活水平，也影响着他们的业余生活和交际圈。加之中医开业的时间相对而言较自由（医院的中医师除外），大多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使得中医的日常生活很丰富。
一、衣食住行
（一）衣
服装是人类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外，还代表着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文化。民国时期上海中医的着装是一般上身穿长衫、马褂，足上穿一双缎鞋或皮鞋。陈存仁对自己的着装描述道：“我这时渐渐重视仪表，以四块几角做了一件白色的熟罗长衫，两块几角做了一件黑色的铁线纱马褂，二元四角做了一身方格纺绸短衫裤，头上戴一顶小结子瓜皮帽，足上穿了一双白底缎鞋，在当时是很时髦的。”[1]
丁甘仁（1865—1926），是清末民初期间上海妇孺皆知的大名医。他曾经在家乡出了一次医疗事故，才逃到沪上，住在一位秀才家。秀才以馆塾课徒为生，但十分贫穷，极力在所认识的绅商中为丁甘仁颂扬。“延之诊，然而丁氏孑然仅有青竹布长衣（‘竹布’亦洋布之类，色淡青，很挺括，盖在‘阴丹士林布’之前所盛行者，士类及贫者皆服之，可经洗而不褪色），沪俗重衣衫，医者服此恐受轻视，总是借衣于秀才，而后能赴诊”。[2]
丁济万，是丁甘仁的长孙，甘仁先生偏爱之，令其随侍在侧，诊所在今凤阳路人和里，倾心授学。次子仲英则别居福州路中和里，与济万各立门户。丁仲英是戴帽的，丁济万体貌颀长，两鬓留发，常戴瓜皮小帽。瓜皮缎子帽，是当时普通冠式，夏天有藤里的纱质，春夏则为布里的缎质，冬日则缎质絮棉，偶尔也有乌绒的，比较少见。
丁济万在丁甘仁先生谢世后，继为中医专门学校副校长，以后改组为上海中医学院（1931年），他就任为院长，仅二十六岁。丁济万的门诊桌旁是“一色清”头戴瓜皮小帽的门弟子，长短肥瘦，煞是好看。[3]丁济万穿的是高等衣料，外着马褂，足穿白底黑缎鞋。章次公衣料平常，足穿皮鞋，但烟迹满身。[4]
很多名医仍然保持着平民本色，他们布衣粗食，自奉甚俭，不摆架子，没有所谓名医派头。张骧云（1855—1925），沪上十大名医之一，其户外不挂行医招牌，也不登广告，但是上海市民尽识其门，求医者终日门庭若市。如此名医却绝无奢侈作风，在十里洋场旧上海，穿土布，不穿洋布。他头戴瓜皮帽，身着灰色长衫，一边为病人诊脉，一边吸着长杆烟筒，口中不时念念有词。
（二）食
大米价格是最重要的上海生活消费指数。从20世纪最初10年到20年代中期，米价一直稳定上升。从20年代中期到1937年，米价基本上持平，尽管偶尔也有波动。在1918年，上等米（江苏米或中国白米）的价格是每担8—8.20元；中等质量米为7—7.50元；下等米为6元甚至更低。[5]当时人们估计，一担米足够一个五口之家或四个成年男子生活一个月。[6]
而中医的收入是在每月300—3000元不等，吃饭基本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还可以享受多种多样的聚餐方式。如张骧云善于交友至乐，其与友共八人签约，每月上酒馆吃一次，两人一档按期轮流待客，并有约定书。[7]陈存仁参加了“吉社聚餐会”，是由郑耀南发起的。每一会员都属于不同的职业，有律师、会计师、中西医师等，中医师是陈存仁，每周聚餐一次。因为社员是十一个人，就将“十一”和“口”字相接，称作“吉”社。聚餐时例必邀一位特客，这位特客，多数是文教界或专业名流。当时上海最时髦的菜馆，全是徽馆，因此他们的聚会，十次中有七次是在四马路望平街相近的一家有名徽菜馆“民乐园”。[8]
上海的菜馆，无论本地菜馆、川菜馆、徽馆，茶都是免费供应的，只有粤菜馆，每人要收茶资大洋五分或一角，大家就认为奢侈。有一次章次公与陈存仁在南京路新开的一家新雅酒楼聚会。先点了三碟菜，一碟是蚝油牛肉，代价二角半；一碟是古老肉，代价三角；一碟咖喱鸡，代价四角。广东青梅酒，代价是大洋三角。[9]上海的北方菜馆“会宾楼”、“大雅楼”，一席酒是银元十元。广东菜馆在虹口有“会元楼”，每席是十一元，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有一家“鸿运楼”，全席是八元，但是要用鱼翅的话，就要加四元，因为他们的白汁排翅是驰誉全上海的。陈存仁记述到：“这一次鸿运楼的宴客，我所费的不过十二元几角。”[10]
陈存仁婚后，回到望平街诊所中特辟的新房，每天的家常菜肴都很讲究，伙食费每天不过小洋六角，足见当时的物价是很稳定的。难得上一次菜馆，到北四川路吃广东菜，虹口新雅酒楼的和菜最精美。两人吃是两菜一汤，叫做“一元桃菜”，收费一元。[11]陈存仁素来讲究饮馔，本来每天菜肴只限定小洋六角，后来雇了一个女佣，对做菜颇有功夫，伙食费用逐步增加到小洋八角。每月请两三次客，所费不过六七元之谱，但是菜肴已很丰富了。[12]一次胡适光临家中，特地为他做了几道好菜。这时徽菜中的名肴，早已悉数成为上海菜式，所以胡对陈家的家庭菜赞不绝口。[13]
从上述可知，由于中医师的收入颇为丰裕，这不仅为中医师提供了优越的生活，也提高了中医师的社会地位。中医师们通过聚餐等活动，加强同道间的联系，扩大了对社会的影响力。
（三）住
1843年上海开埠，传统民居逐渐被洋房、公寓、弄堂房子、简房等四类住宅取代。石窟门弄堂房子以其独特的民居建筑风格，构成了近代大多数普通上海市民的居住文化，客堂间、前楼、后楼、正房、厢房，无不反映中国传统家庭中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特征。一排排联体而立的房屋群体建筑间形成的弄堂，则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场所，也是各种小摊贩叫卖生意的去处；而弄堂房子沿街设立的一片片门面店家，则又是构成种种充满市井风情、最富生活韵味的社会窗口。住里弄房子的人，经济和职业情况比较复杂，但从社会整体来说，可以归纳为社会的中层。住里弄房子的人，多为小业主、小资产者、公司职员、医生、教师及其他自由职业者。[14]
张骧云住宅二楼
张蔚孙住宅二楼
1929年医生大部分居住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上海市医师公会会员354人中的288人是如此，占81.4％；上海中医协会会员637人中的392人是如此，占61.5％。[15]住在租界内还是华界内仅仅说明一部分情况，就是大部分中医有比较好的住房条件。陈存仁在南京路望平街（今山东路）转角柏林花纸行楼上设诊所，自己开业，同时又办了一份《康健报》。诊所的月租是五十银元，除了挂号处，其余就是诊疗室。[16]后来他赚了足够的钱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西段，买了一块地皮，占地共有三亩七分，索价六千元，最后以五千二百元谈定。隔了三年，愚园路地价飞涨，陈存仁以三万元卖掉了这块地皮。[17]抗战时期，陈存仁在威海卫路二号，造了一座四开间三层高的洋房，正门对着跑马厅的大门。洋房的三楼，战前租给现在香港的一位巨商王宽诚。初时收租金四百元。[18]叶熙春起初在宁波路诚美里的一处房子开设诊所，这里是他的浙江同乡们为他租下的。半年后，叶在上海名气大了，钱也多了，他自己在南京路大庆里买了房子。全套红木家具，好不气派，还有了私人包车，用了车夫阿三、保姆张妈。[19]丁甘仁是一代名医，丁公谢世后，检点家财，有珊家园一所住宅，是朱斗文卖给他的，当时价钱是六万四千元，还有一所在登贤里的房屋，是自己建筑的，花了二万六千元，在银行现款仅一万余元，继室欧阳夫人有现金十余万，此外在他家乡常州有田五千亩。[20]
张骧云住宅建于1910年。清末民居风格，正房为三开间三进深，两层砖木结构。该处所是张骧云与子孙居住和开业行医最久之地，现在本市北京西路（原平桥路）146号。张骧云住宅外墙角砌筑的“张承裕堂墙界”。张蔚孙（1895—1948），张氏医学第11代传人，住宅建于1932年。上海典型的三上三下两层楼砖木结构石窟门住房，现在温州路30号。淞沪抗战时期，张蔚孙举家从虹口迁居至此，楼下为其及儿子诊所，兼作书房、客厅、餐厅等用途；楼上为全家的寝室和卫生间。张蔚孙住宅两楼中间是客堂，前排落地长窗，两侧是东西厢房，屋前空间是天井。
张伯讷家居摆设——梳妆台
张伯讷（1929—1994），张氏医学第12代传人，17岁独立开业。张伯讷家的家居摆设，都是民国时期乔源泰木器号生产的红、瘿木镶嵌的成套家具。有六尺双人床、大橱、五斗橱、梳妆台和方桌、靠背座椅。
由此可见，大部分中医都有较好的住房条件，石窟门住宅是较为普遍的，也有一些中医自己建造洋房，如中医陈存仁造了四开间三层高的洋房。可以窥见中医的住房是较为舒适的。然而，并不是每个中医都能像陈存仁、丁甘仁、张氏医家这样赚钱，住上好的房子，中医的收入也是因人而异的。还有不少医家每日枯坐诊所也等不到几个病人，其收入也就极其有限了。如果不幸“治死”了病人，则一年半载都难有人上门，维持家中温饱就岌岌可危了。温饱成了问题，住房就可以想见了。
（四）行
民国初年，医生出诊骑驴、骑马，或由病家备船、轿，有些名医自备轿子，病家支付轿夫力资。40年代骑自行车出诊，或雇黄包车、坐船，力资也概由病家承担。[21]杨永璇（1901—1981），当时出诊频繁，为了争取时间，快速出诊，先用小毛驴代步，后来改骑自行车，在20年代的农村里，已算是高速度了。[22]杨永璇于1932年迁居周浦镇，并营造三上三下两层楼新房，名曰“香士医室”，同时担任周浦大中华火柴厂、懋新纱厂、周浦辅化慈善会特约医师，声誉远播南汇、川沙、奉贤、上海等地。上午门诊要看到午后结束，以致吃中饭要延迟到下午2时。有时出诊深夜才归。为了安全和保持体力起见，不得不放弃自行车而坐轿子，由3人轮流抬轿子和背药箱；过分路远的则雇小网船夜航出诊，往往到次日拂晓方归。[23]
清末的轿子
张骧云自备出诊轿子，不坐人力车、汽车。其诊务繁忙，下午出诊，半夜方归。当年沪城闹市车水马龙，各种机动车辆疾驶而过，然张骧云照旧坐轿出诊。陈存仁初时开业，买了一辆钢丝包车，很华贵，是用人拉的两轮车。后来陈存仁买了一辆FART的二手车，而且还用了一个司机。但是觉得很炫耀，就转售给别人了。后又买了一辆小型汽车，叫做“佩佩奥斯汀”，即是小型柯士甸房车。[24]那时节上海中医坐汽车的很少，丁甘仁坐的是一辆福特敞篷车。“汽车鸣笛全是用皮球形的喇叭。用手按皮球，发出一种叭叭之声，所以当时的小孩子，都叫汽车为‘叭叭车’”。[25]
黄包车
20世纪30年代，张蔚孙出诊自备小汽车
1901年，匈牙利李思特将两辆“奥而治摩别而”牌汽车运入上海。1908年，环球供应公司经营载客出租汽车。1947年底，上海各类机动车辆共计26800辆，其中各种汽车23000辆。[26]在上海市档案馆《中医师申请汽车用油》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一些中医是坐汽车出诊的。
上海市汽车车主（中医师）调整配油量申请表（1948年）
（续表）
资料来源：《中医师申请汽车用油》，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Q5—2—3142、Q5—2—3143。
从表中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中医师坐汽车出诊的情况，小型的汽车占绝大多数。中医师34人中，原来有汽车是20人，有小型汽车的是19人。汽车的品牌颇多，有奥斯丁（Austin）、福特、顺风、马立斯、别而卡（Buick）等。医生坐汽车出诊，不仅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富裕程度，也是他们社会地位的体现。
综上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师出诊多为坐轿或雇黄包车等。到了40年代，中医师出诊中有自备车的逐渐多了起来。一方面反映了被称为自由职业群体的医师，由于其相对丰厚的经济收入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出行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彰显出医师群体作为都市中间阶层的特征。
二、业余生活
中医的薪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影响着他们的业余生活。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在闲暇时间，中医生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个人爱好。
（一）书法
旧时老中医带徒有四句话：“一手好字，二会双簧，三指按脉，四季衣裳。”[27]概括了一个有学养的中医应该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其中“一手好字”被列为第一条，这确实是中医的一个优良传统。大凡名医都很重视处方书写的工整，追求书法上的功夫。
民国时期上海许多名中医都是享有盛誉的书法家，如丁甘仁、谢利恒、恽铁樵、顾筱岩、徐小圃、程门雪、秦伯未、严苍山、陈道隆等等，书法皆臻上乘，他们留下的方笺，都被人们当作书法墨宝收集珍藏。沪上十大名医之一的顾筱岩曾说：“字是一张方子的门面，是一个医生文化底蕴、学识才华的外露。很多病家延医之先，常常先借你的方子一看，以度学问深浅，医道高低。字写得不好，业务少还是小事，字写得不规范，药师错配，贻误人命，危害极大。”[28]凡其入门弟子，先须习字，每晨先练字，临写字帖经顾先生批阅合格后，才能去读医书，已成定例。大约一年左右，顾先生认为大概根底差不多了，才可以学行书。顾先生则喜欢颜真卿的《争坐位》，书法颇有颜氏韵味。他与张大千、吴湖帆、黄宾虹等书法大家过从甚密，时有墨迹相赠，吴湖帆誉顾有颜氏大将风度。
徐小圃的书法造诣颇高，宗苏东坡、黄庭坚，笔力劲遒，气势雄伟，令人赞赏。常与国画家符铁年、金石家钱瘦铁等研讨。徐小圃又喜蓄砚，因觅得五云双星砚一方，便将自己的书斋名为“五云双星砚斋”，博雅之士竞相往求观赏，均以一睹为快。[29]程门雪多才多艺，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他自言：“我诗为上，书次之，医又次之。”[30]秦伯未书学赵之谦，蝇头小楷，浑匀流利，隶书颇有功底，今上海城隍庙大殿上还留有他早年书写的一副对联。
严苍山（1898—1968），曾师从晚清翰林、书法巨擘章一山学习草书，与中国画坛泰斗潘天寿情同手足，终生酬为知己。此外又和当代著名书画家王个簃、唐云、应野平等俱以兄弟相称，情深谊笃。严先生幼承庭训，每日临池为必修早课。他最喜欢《孙过庭书谱》，深得精髓，其书法飘逸中见沉着，婀娜中显刚健，皆能隽永洒脱，别具韵致。[31]
上海名医陈存仁仿“朱子家训”，撰写了“医家座右铭”，文精辞妙，脍炙人口，沪上医家颇为赞许，争相嘱陈存仁书写。陈氏不善楷书，其业师谢利恒书法极佳，名望亦重，于是陈氏在《中医药月刊》刊登广告，由谢氏书写“座右铭”，每幅笔润若干。各地医生闻风求字者共有670件，谢氏足足书写了五个月，方偿清文债。[32]
陈道隆自幼苦练书法，至老未曾辍笔。早年书学赵孟頫，后摹米芾、王羲之，晚年又临文徵明，博采众长，自成一体，雄浑中见飘逸，刚毅中不失柔和。人谓其脉案本身就是一张可供临摹的字帖。书法大师沈尹默先生初次见到他的字，脱口而出说：“想不到老表弟在医界做事能有这么一手好字。”[33]他与著名书画家刘海粟、吴湖帆、谢稚柳、程十发等均有较深友谊，闲时常与他们切磋技艺。
（二）绘画
黄文东绘花卉，以牡丹为胜。[34]蔡小香平素爱好文学，因珍藏名砚逾百，名其书斋为“集砚斋”，经常与文坛名士往还，并创办书画社于沪上。他结交的文人有平湖李叔同、江阴张小楼、宝山袁希濂、华亭许幻园。他们相交莫逆，义结金兰，人称“天涯五友”。[35]李叔同是近代著名教育家、画家，后出家于杭州虎跑寺；张小楼是李公仆的岳丈，国民党中央委员；袁希濂是国民党财政总长袁希洛胞兄，是书法家、法学家；许幼园是名士，其妻宋梦仙（一名宋梦贞）颇有才名，曾作《题天涯五友图》五首，状写五人不同性格，极有情致。
蔡香荪与梅兰芳相交甚契。梅兰芳常给蔡氏馈赠亲笔书画，如梅所画的麻雀图立轴，姜妙香作画、梅兰芳题字的扇面，梅兰芳题字的半身像、黛玉葬花剧照等。蔡家原有一方镀银横匾“曾饮上池”（传说饮上池水能明目，透视脏腑），亦梅先生书赠。梅夫人福芝芳不仅是蔡氏的常年病友，也是蔡夫人的雀战牌友，友情不同一般。[36]
程门雪，字九如，为海上名医，工书善画，书学钟繇，甚古拙，画兰竹梅菊之属，亦雅健有风致。诗有《晚学轩吟稿》。程门雪诊务之余，辄喜吟诗作画，他善于篆刻，布局处理，功夫不让专家。从他自篆的“蒲石山房”及为何时希所篆的“医世家”亚字印等，即可蠡窥其功力。
（三）收藏
徐小圃好古玩书画，是闻名海内外的收藏家、鉴赏家。他藏有唐、宋、元、明、清各代名家书画，其中唐代杰出书法家怀素《小草千字文》真迹，尤为珍贵。[37]徐小圃藏有许多墨宝，有唐代女诗人薛涛所书《美女篇》真迹手卷，后有吴采鸾、朱淑贞、管仲姬、柳如是、叶小鸾等题跋，还有宋代姜白石书《报母志跋》真迹，以及文天祥书赠宋代某儿科医家“慈幼堂”三字的匾额真迹等等。[38]徐小圃还以昂贵的价格购得明代周茂兰为其父周顺昌死于厂狱而刺血上疏的原迹。该疏曾在苏州文献展览会陈列。著名画家吴湖帆曾向徐小圃商借此疏，并录成全帙。[39]
丁福保喜爱收藏古钱，由陈存仁收购大量的古钱，转手送到丁福保家，对其进行鉴别和摹铸，分类排比古钱，每套装成二十四个锦盒，定名为“泉品宝鉴”。[40]陈存仁喜欢搜购医学古籍，分门别类地阅读和珍藏。20世纪30年代即有“医界才子”之称。早年便立定志向广藏医书，每天下午诊务完毕，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到三马路一带旧书铺去搜购旧书，兴趣浓厚。一年之后，医书目录已增到一千余种。[41]1930年陈存仁初到北平，专程找到琉璃厂最大的一家书铺富晋书社，与掌柜交涉，递上自己的藏书目录：“凡是目录中没有的，我一律都要买。”三天后，富晋书社将陈先生目录中没有的医书都收集起来，总共一千多种，其中八十种书是北平大名医萧龙友所藏的。[42]1936年陈存仁还去日本购书，买了大批的汉医书。[43]
此外，中医界中也有喜爱京剧、养鸟、打麻将、抽大烟的。丁济万唱京剧老生，在沪时曾演《黄鹤楼》之刘备，常以《坐宫》吊嗓。[44]凡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言菊朋等演出，丁都爱观赏，常托何时希为他长期订票，遇到佳剧，则少接出诊。殷震一唱昆曲小生，其笑有名，称为“殷笑”。顾筱岩先生清雅澹泊，不嗜烟酒，不近女色，不理钱财，不求名利，闲来种兰花、饲鸟雀、养鸽子、逗蟋蟀以怡心养性。遇有名种兰花，常不惜重金购买，精心调养。[45]夏应堂爱打卫生麻将，他的诊所与住宅，同在上海南市九亩地，与梨园公会及梨园界所办的义务小学榛苓小学为对邻。他诊务十分繁忙，出诊回家，总有几位老友候着，同进宵夜，再叉四圈麻将，放松神经，自称是“卫生麻将”，迨散当已深夜了。[46]
至于抽大烟、饮绍酒，是普遍性的嗜好，有石筱山、程门雪、章次公等。他们给吸烟题了许多雅号，有“啸傲烟霞”、“嘘吸清和”、“吞云吐雾”、“置身烟云间，不知天地日月，晨昏晦明”、“着我白云堆里，此身即是神仙”、“一灯相对，其乐融融”、“宁做猪八戒，不做薄情郎”（许多人有戒烟八次而复犯者，他们说：若能戒绝鸦片烟，此人定是无情汉）。[47]程门雪喜好烟，他的烟癖，包括大烟（鸦片）、小烟（卷烟），当其烟瘾来时，大烟不及则以小烟济急。[48]丁甘仁也有烟霞之好，陈存仁记述到：丁公对我亦青睐有加。他原有烟霞之好，那时我因兼从常州举人姚师公鹤习国文，姚师与丁公有同好，我就学到一套装鸦片烟的技术，而且会装“雌斗”。丁公每晨起身之前，我往往先替他装好三支烟枪的烟泡，又黄、又长、又松（按：有此癖者，对装好的烟泡有三字好评即黄、长、松），唯有这种烟泡，吸的时候才可以一气呵成，大过其瘾。[49]
除了闲暇时的个人爱好之外，有些中医则利用空闲时间来研究医学、发表著述等。传统的中医药著述通常是中医根据多年的经验编写而成，如陈存仁编纂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程门雪编纂的《金匮篇解》、包识生编纂的《伤寒论》、黄文东编纂的《儿科学》等。陈存仁一生除行医外，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写作，从不中辍。他的著作除《中国药学大辞典》外，尚编有《皇汉医学丛书》、《中国药学大典》、《中国医学史》等。
总体来说，中医的业余生活是丰富的。中医爱好广泛，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收藏古玩等方面，都能反映中医师的兴趣所在。他们在志趣相投中，结交朋友。一些中医则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医学、发表著述、阐明医理。中医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期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三、交际圈
交际术是开业医生不可缺少的，若不善于交际，医务就不容易发达。胡安邦指出：“各种之俱乐部及各种之宴会，莫不涉足其间，于社会上广求知己，藉友朋之情谊，以招致患者，是亦一至妙之广告术也。故花酒麻雀以及种种之应酬，均为其媒介物。平素派遣妻子眷属，自各方面进行罗致之策，以期医业之发达，乃今日盛行之法也。”[50]民国时期上海中医的交际圈，根据其交往的对象不同，可以分为医药界、政界、社会名流等。
（一）医药界
中医界同业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尤其是同门之间、同乡之间往来更密，往来应酬不断。这既是因为志趣相近，也因为同行之间相互照应之处也颇多，如疑难病症会诊。当时沪上名医谢利恒（武进谢观，当年《中国医学大辞典》之主编）与张蔚孙为忘年交。他们相互切磋，学术讨论，尤多裨益。张存泓回忆“谢公钦佩先君之医术，因此每逢同行中有疑难病症，常邀先君会诊，每见奇效。当时沪上名医丁济万每遇棘手病例，亦多邀先父会诊，丁君尊呼先父为蔚孙叔”。[51]张存灏追忆：“张庆钊字蔚孙。当时广益中医院遇有伤寒重症病人，屡蒙丁甘仁老先生召之会诊。常与青浦名医陈莲舫老先生会诊虞姓病人。……已故同道沈芝九先生，患高热达体温表顶点，以大青生地一剂而解。黄宝忠同道患热病，投竹叶石羔汤而愈。”[52]
沪上名医陈存仁（1908—1990），先后拜师17人。他曾拜丁甘仁、丁仲英、谢利恒等名医学医，又拜丁福保、章太炎、姚公鹤等鸿儒习文，他们之间的交情很深。姚公鹤曾经帮助陈存仁领护照。陈存仁出游日本，需要向南京外交部领护照。因为那时还没有旅游的名目，因此出游领护照是非常困难的。陈的老师姚公鹤有一位朋友，姓焦名易堂，他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按：焦易堂后来任最高法院院长，兼中央国医馆馆长）。陈存仁回忆道，“经姚公鹤介绍陈认识，焦氏马上掏出三张卡片来，各写上几句话，并且说外交部在上海有一个驻沪办事处，他有几个陕西同乡在里面当秘书，这件事没问题。陈拿到焦氏的三张卡片，先到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去见一位秘书，填了表格。意料不到，七天之后，已有通知书来了。领到了护照”。[53]陈存仁则帮助同道顾筱岩领回开业执照。祝味菊治愈了名医徐小圃的儿子徐伯远。徐小圃在其子完全恢复健康后，百感丛生，谓其家属曰：“速将我‘儿科专家’的招牌拿下来，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好，哪里够得上这个‘儿科专家’的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学成后再开业行医不迟。”[54]中医何时希记述到：“徐伯远小儿吃茶撒尿病得祝老救全，是徐老亲自同坐左厢房中告我，虽未提及卸招牌拜祝为师之事，但从两人相偕访符铁年，又每周与我们歌酒噱谈的情况，确是非同一般交情，真老而弥笃也。”[55]
由此可见，良好的中医同业关系不仅可以帮助治愈疑难病症，也能有助于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棘手问题。
中西医之间的交往也是相当频繁的。陈存仁与西医丁惠康之间的友谊很深。丁惠康是丁福保之子，丁惠康开办了一个“格罗疗养院”，这是一所西医医院。丁惠康每星期举行一次聚餐会。据陈存仁描述：“起初我不为他人所重视，总是默不作声。但是这些大医生在聚餐时，各带一个女伴，多数是舞女。……我能请到的有杨耐梅、张织云、谈瑛和有‘骚在骨子里’之称的韩云珍。……从此我在聚餐会中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特别是一位庄德医生，向来对谈瑛十分倾倒，所以他就担任了谈瑛的护花使者。聚会因此也就格外热闹起来，由一桌变成两桌，惠康也为之大乐。”[56]
民国之后，“业界”观念兴起，医师的职业认同感也更加深厚，中医界也开始有意识地促进同行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秦伯未及陈存仁发起成立“经社”，共作茗酒谈笑之会。一月一度，名为经社。全体会友，皆属谢利恒老师的弟子，而在医界亦有极负盛名者，如严苍山、程门雪、章次公、虞舜臣、余鸿孙、张赞臣诸君。又有盛心如、丁济万、丁济民、钱今阳君，亦属世交后辈。“耳热酒酣，妙趣环生。每当筵残茗香，继以诗画。与会诸友，即席挥毫。每次又邀医林名流吴子深、徐小圃、方慎盦诸先生与会，书画更多佳构”。[57]当时上海中医界有三个聚餐会，叫做杏林社、春在社和医林社。杏林社有三桌人，春在社不过二桌人，医林社则有八桌人，每月聚餐一次，餐费皆为一元二角，这并没有什么派别，完全是年龄关系，年老的多数参加杏林社、春在社，年轻的多数参加医林社。[58]通过这些聚会就餐，可以加深彼此的了解，联络中医界同业间的感情，互通医界信息，扩大中医的交际范围。
随着中医界各种专业团体的建立，中医界内部关系变得密切起来，推动了中医界同业间的交流。上海中医界的专业团体有上海市医士公会、上海市中医师公会等职业公会，也有神州医药总会、上海中医学会、上海医界春秋社等学会。无论是职业公会还是学会都有维护同业利益的义务，有的学会还常常举办演讲会、创办报刊等，在相互交流中加深了中医界内部的凝聚力。
医与药之间联系向来密切，医生制作药品是常见的事，招牌名药的创始人往往是名医或精通医理者。如黄楚九（1872—1931），浙江余姚人，1872年出生在一个行医家庭，幼年随父学文和学医，他聪明好学，很早就懂得中医、中药医理和药理，特别是对家传中医眼科颇有心得。1887年，黄15岁时，父亲病逝，便随母亲来沪，入清心书院读书，因家庭没有收入，生活维艰，不久，便辍学在城隍庙“得意楼”茶楼前，摆摊子叫卖眼药，顺便给人诊治眼病，引得贫病者信任，每天治病求药者不断。稍有积蓄，就设立了“颐寿堂”药店，药店门前张贴的告示“本药店免费诊病，由祖传中医师候诊”。[59]1890年，放弃中医，研究西药，不久，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创设“中法大药房”。1905年，黄楚九以自产品牌药“艾罗补脑汁”而一鸣惊人。[60]为了抵制日货，黄楚九将目标锁定在日本的“翘胡子”仁丹。黄楚九参考了中国现有的古方“诸葛行军散”，自拟了一个配方，并创设了制药公司“龙虎公司”，专事龙虎人丹的生产。[61]
有些医生跟大药铺的关系非常好，他开的药方总是要病家到他指定的那家药铺去。为防止病家另挑他店，他特地开上一些很奇怪的药引，只有他指定的药铺才有这种药引，逼病家去该店抓药。[62]
达仁堂药店店主乐笃周[63]谦虚地求教陈存仁。后来陈把达仁堂的丸散仿单修改补充，又经医界名宿余继鸿老先生润饰之后，工工整整地誊写成册，送给乐笃周。“后乐笃周又请陈安排一场酒宴，请了丁甘仁、谢利恒、恽铁樵、徐小圃等名医。到了宴客那天，乐笃周盛装而来，见到当时上海的名医，一个个应邀而来，他更高兴，每人送吉林人参一两”。[64]这种宴会主要是为了加强医界与药界的联系，不仅为药界做了宣传，也为医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交平台，扩大了中医界的交际圈。
（二）政界
由于医病关系，医生要接触各种病家，因此交游甚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都有接触。有名望的中医结交政界人物的机会较多。丁济万（1903—1963），为丁甘仁的长孙。为了能在旧社会立足，丁济万与其他名人一样，与三教九流广交朋友。在他的交游中，有党政界的吴铁城、吴绍澍、吴开先、潘公展等。
陈存仁治愈了于右任的伤寒，渐渐两人相熟悉。于右任谈到：“徐小圃是我唯一通财之友，我打从1921年起，经济上有任何困难，只要一张便条，二十三十、五十一百，总归是拿了就走。这里还有一个渊源的。有一年我到陕西去，为人家写了一个墓志铭，人家送我一个手卷，是文天祥的亲笔‘慈幼堂’三字，原是文氏送给一个儿科医生的匾额，……觉得还是转送给老友儿科医生徐小圃的好。徐小圃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收藏古今文物很多，他见了这幅字卷喜出望外，要送一千两银子作为代价，我坚决不受，徐小圃无可奈何，所以我后来有什么需要，他总是一口应允的。”[65]
于右任送给徐小圃的这幅长卷，徐小圃放在老宅虹口北四川路附近武昌路，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占去。抗战胜利，旧宅又被军人所接收，坚决不肯发还。徐小圃别无办法。于是陈存仁与徐小圃一同拜访于右任。“次晨，徐小圃单独去见右老，右老拉了他就到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见到某公，某公大为震怒，立刻下了手谕，限定霸占的军人两天内迁出”。[66]很快事情就顺利解决了。
（三）社会名流
有名望的中医在医病关系中，常常结交社会名流，这样既可以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又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结交一些社会名流，扩大了自己的交际圈，也是医生社会地位一个反映。张骧云为社会名流沈曼云治病，友人赞其为“真神农之功臣，申江之生佛矣”。[67]丁济万与青红帮徐朗西、季云卿、杜月笙等交往，还有国民党特务戴笠、毛人凤、毛森，汪伪头目陈群、李士群、梅思平等。他运用医方原理，指挥温凉反佐，周旋应付，得心应手。当时戴笠到上海，即常至他家访问，庖厨度土（印度鸦片烟，为鸦片烟中之上乘珍品），所费不赀。[68]
何时希记述到：“济万自加入红帮，辈分大约是‘通’字辈，[69]其老师不甚有名，且韬晦不出，如姚吉光、季云卿亦颇有能量，皆丁之同辈也，故丁门弟子皆呼吉光为小爷叔，吉光为申报记者，消息灵通之流，其人儒徇无虎冠之气。青帮如徐朗西，与丁亦多往还。青天白日旗下人物，宜与76号或南京（伪汪政府所在地）方面不相容，然因皆为病员，这些红眉绿眼，有时竟使其妻妾伪作‘拨号’病人，在内室暗通机密，以丁济万为中转站。即使特工头子戴笠到上海，亦常先到丁府，由丁向四面邀客，是夜即由丁师设席，作为他们讨论机密、发施号令之会，丁氏长袖善舞，能或侧听一二，或避而云他，应付裕如，或者得些消息，为股票行情之灵通者，而先得其利。”[70]
陈存仁是上海名医，交游甚广。治愈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经韦介绍到杜月笙家，初时为他家人看病，渐渐熟悉。抗战胜利后，戴笠化名，请陈应诊。有一次聚餐，汪孟周邀了一位特客，是来自北方的教授，一经介绍，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胡适。陈存仁陪着胡适到南市各地访旧，陈又约谢利恒老师与胡适一起吃饭。[71]
此外，中医与军警界、戏曲界、画界、影视界等均有交往。民国时期，交通部警务处郑公明登报鸣谢张存灏医师，称其为国医圣手。[72]丁济万与军警界的宣铁吾、俞叔平、张师、卢英等交游。丁济万还与戏曲界的周信芳、言菊朋、谭富英等交游。杨永璇[73]曾治愈周信芳的嗓音，“永璇公在其咽喉两侧和手上针刺后，留针15分钟，在留针期间捻针2至3次，立见效果，再煎服宣肺化痰、清利咽喉的汤剂一剂，便能登台演唱，发音如常，屡治屡验。周信芳对永璇公的医术十分敬佩，即使偶患微恙，亦来求治，两人交往甚密，堪称莫逆”。[74]
陈道隆[75]与著名书画家刘海粟、沈迈士、冯超然、吴湖帆、谢稚柳、程十发等有较深友情，闲时常与他们切磋技艺。[76]严苍山（1898—1968），浙江省宁海人，出身于羊裘世家，从小秉承家庭教育，爱好诗文。他还擅长画花卉，与著名艺术家潘天寿、王个簃、唐云、应野平等过从甚密。潘天寿先生每来上海，必到严家下榻，常常长夜叙话，情同手足，酒后睡前，每每挥毫共成一画。[77]
在商业和娱乐业及其发达的上海，跳舞厅、影视业极其繁荣。一些年青的医师们在参加聚会时，以请到舞女、女明星为乐事。丁惠康是丁福保之子，留德学习西医。回国后在格罗希路（今延庆路）办了一个“格罗疗养院”。在丁惠康每星期举行一次聚餐会上，陈存仁请到的早期电影明星有杨耐梅、张织云、谈瑛和有“骚在骨子里”之称的韩云珍。[78]
从中医界的交际圈来看，中医生的交际范围相当广泛。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都有接触。一些有名望的中医，其交际圈中，多数是医药界、政界、社会名流等社会的中上层人士，这也体现了中医生的社会地位。而其各种层面的交往活动，不仅有利于扩大自己的业务，也能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www.xing528.com)
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上海中医群体研究》（2009年）
【注释】
[1]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7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24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张存悌、田振国、张勇：《品读名医》第249页，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版。
[5]《北华捷报》1928年5月18日。
[6]《北华捷报》1926年6月26日。
[7]张文勇：《海上名医——张氏中医世家》第22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8]陈存仁：《阅世品人录》第10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236—23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25—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87—8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88—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陈存仁：《阅世品人录》第10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上海百年文化史》第1166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版。
[15]参见1936年《上海市医师公会会员录》、1932年《国医名录》。
[16]陈存仁：《我的医务生涯》第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196、20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陈存仁：《阅世品人录》第10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俞燕敏：《叶熙春上海行医二十年》，《上海滩》2008年第7期。
[20]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上海市上海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县志》第8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杨依方、杨容：《杨永璇金针起沉疴》，参见《海上医林》第1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杨依方、杨容：《杨永璇金针起沉疴》，参见《海上医林》第1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4]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8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张文勇：《海上名医——张氏中医世家》第252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27]张存悌、田振国、张勇：《品读名医》第19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版。
[28]张存悌、田振国、张勇：《品读名医》第193—194页，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版。
[29]陆鸿元、邓嘉成：《造福幼儿徐小圃》，参见《海上医林》第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0]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254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1]上海中医药杂志社《医古文知识》编辑部：《中医文化撷英》第286—287页，上海中医药杂志社1998版。
[32]张存悌、田振国、张勇：《品读名医》第194页，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版。
[33]张存悌、田振国、张勇：《品读名医》第19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版。
[34]黄文东（1902—1981），字蔚春，江苏吴江人。14岁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受业于丁甘仁门下，1921年毕业后回归故里行医。1931年，应母校校长丁济万之邀，返校任教务长。参见张明岛、邵浩奇主编：《上海卫生志》第63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35]楼绍来：《记蔡氏妇科名医》，参见《海上医林》第1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6]楼绍来：《记蔡氏妇科名医》，参见《海上医林》第110—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211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8]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212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9]陆鸿元、邓嘉成：《造福幼儿徐小圃》，参见《海上医林》第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0]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205、20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1]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88—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2]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10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3]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2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4]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36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5]顾乃强、潘群：《疡科名家顾筱岩》，参见《海上医林》第155—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6]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192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7]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118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8]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249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9]陈存仁：《我的医务生涯》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0]胡安邦：《国医开业术》第57页，上海胡氏医室1933年发行。
[51]张存泓执笔、张存桢补充：《往事回溯》，参见《海上名医——张氏中医世家》第37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52]张存灏：《追忆先人》，参见《海上名医——张氏中医世家》第12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53]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28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4]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210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5]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211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6]陈存仁：《我的医务生涯》第77—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7]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3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8]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2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9]曾宏燕：《上海巨商黄楚九》第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60]曾宏燕：《上海巨商黄楚九》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61]曾宏燕：《上海巨商黄楚九》第1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62]王震廷：《三教九流及传说》第27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63]乐笃周（1894—1979），北京人，早年留学法国，1919年回国后长期从事药材业。1931年在北京创办宏仁堂国药号，后又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开设分号，参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4]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24—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5]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180—18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6]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18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7]张文勇：《海上名医——张氏中医世家》第7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68]何时希：《孟河丁氏三代名医》，参见《海上医林》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9]因洪帮无辈分排列，青帮有辈分排列，因此济万加入的帮会很可能是青帮。
[70]何时希：《近代医林轶事》第41—42页，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1]陈存仁：《阅世品人录》第100、104页，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版。
[72]张文勇：《海上名医——张氏中医世家》第11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73]杨永璇（1901—1981），出生于南汇县周浦镇西杨家宅，1937年迁上海行医。
[74]杨依方、杨容：《杨永璇金针起沉疴》，参见《海上医林》第1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5]陈道隆（1903—1973），浙江杭州人，早年曾就读于杭州师范学校。祖母有意让最疼爱的子孙前去报考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使祖上留下的药铺日后可有自家医生坐堂。毕业考试得第一名，成了学校附属中医院的院长，这一年他才19岁。后因抗战爆发，陈道隆辗转到了上海行医，也不再挂牌，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陈道隆诊余后空闲时，常喜吟诗作词，藉以调节身心。
[76]卢士梅：《仁术济世，其道必隆》，参见《海上医林》第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7]严世芸、潘华信：《酌古准今严苍山》，参见《海上医林》第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8]陈存仁：《我的医务生涯》第77—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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