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
海东盛国时期，渤海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与渤海文王后历代君主皆能积极自强，时时自省有关。渤海国统治阶层自知本民族文化落后，因而总是积极地向唐王朝学习，向唐朝取经习义，回国的渤海国留学人员皆成为渤海教育的中坚力量。渤海国教育为渤海各项文化事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渤海国充分开展内政和外交提供了有力的智力保障。
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渤海的教育核心内容为儒学。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最晚到文王时全面唐化之际，渤海逐渐以唐朝教育为模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制，并由“胄子监”主管全国的教育事务。有专家认为，五京所属的发达地区之京、府、州、县，有可能普遍建立了各自的学校。据清代学者杨宾在其《柳边纪略》载：“宁古塔……往时有一紫石碑。康熙初，大兴刘侍御命人往观。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还。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日‘深契’，次曰‘儒生盛于东观’，次曰‘下瞰阙庭’。书类率更令，盖国学碑也。”[9]该紫石碑既发现于上京龙泉府遗址，则必为渤海时期遗存无疑，应是当日崇儒重学之明证。文中提到的“东观”，系东汉时宫廷藏书的场所，而既谓“盛”过“东观”，则反映了上京一带教育发达的盛况。《咸和十一年闰九月廿五日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抄件所罗列的聘日使团成员中，就有译语、史生、天文生、“医师”等人，不言而喻，这些专业人员应是渤海各类学校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它为我们推定渤海设有律学、书学、算学等专科学校提供了线索。此外，根据贞惠、贞孝二公主墓碑文中的“幼受女师之教”之记载，则可知渤海上层社会的一些女性也有受教育的机会。所谓“女师”者，顾名思义，不是女性教师，就是专门教授女子的老师，说明渤海国上层社会的女子一定能受到读书、诗文、女红一类的教育机会。
至于各级官学学生的来源虽未必像当时唐朝规定的那样严格，如唐“国子学”学生的来源只限于“文武官三品已上，国公子孙、二品已上曾孙”之类的贵家子弟，但类似的规定也一定存在于渤海国，因为从其送入唐朝的留学生身份来看，都是王公贵族子弟。但是，民间“扃堂”存在，也使平民百姓家的子弟有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扃堂”，在高句丽时便已在民间普遍存在。《旧唐书·高丽传》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爱，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珍爱之。”[10]发展至渤海时期，循高丽遗风，民间的扃想必已是十分成熟的“私塾”。从渤海文字瓦上的文字（包括刻印在陶器上或其它器物上的文字）来看，显然是渤海工匠的戳印。它意味着普通匠人中确有很多受到过基础教育的人，是为渤海扃堂教育普及之明证。
由于渤海不断派人去唐学习和抄写经史典籍，故可以推断，其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大体上和中原王朝一样，是以儒家的经史典籍作为必修的主要内容。至于各类专业学校虽因专业的不同而在课程设置上有所区别，如书学的专业课程完全可能和内地的同类学校一样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主，兼习其他字书；算学则至少有两个专业，一是学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之类，一是习学《缀术》、《缉古》等等；律学则“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医学的必修课有可能是《本草》、《脉经》、《甲乙》等经并分为体疗、疮肿、少小（小儿）、耳目口齿、角法等五个专业之类；但也少不了以前述的经史典籍作为公共必修课。而民间“扃堂”作为启蒙教育的教材，教学内容主要是《千字文》、《蒙求》、《太公家教》之类的初级读物。同内地诸学的教官皆有“博士”、“助教”、“直讲”大体上一样，渤海各类学校也必存在相类似的教职。同唐朝类似，渤海国的学生的入学年龄一定会有所限制。唐朝规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11]这样，渤海地方官学的学生的入学年龄应大体与唐制相仿。学期大约有4至5年，学生入学后与国学的管理应颇为相似。毕业后，一是升入官学继续深造，二是参加宾贡考试，或成为地方的一些小官吏。(www.xing528.com)
所谓宾贡，就是指唐朝于821年为本土以外学者所设立科举考试“宾贡进士科”的简称。渤海学子为了多学大唐文明，有不少学子参加了唐朝的“宾贡”考试。尽管宾贡“及第”者的名字一律附于本土“及第”者之后，但获得者们仍无不以此为殊荣，他们对排名先后亦极为看重。起初，似乎只有新罗学生参加宾贡考试。大约到847—859年以后，渤海生徒才开始参与。而渤海生徒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就是乌炤度。自乌炤度“及第”后，身价倍增，回国后即得到了重用，后来位至国相。因为乌炤度“及第”时的名次排到了新罗人李同之前，使一向看不起渤海人的新罗人感到羞辱，举国为之震惊。为此，新罗崔致远还在其《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中发出了“既致四邻之讥，永贻一国之耻”之叹。这种情绪直到崔致远本人于两年后宾贡及第而同年渤海又恰巧无人及第才得以改变。后来，这种争执演化到了下一代，乌炤度之子乌光赞后与新罗人崔撝宾贡名再起争执，乌炤度再次上书唐朝廷“臣昔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赞宜升彦撝之上，昭宗不许。”[12]据不完全统计“五代梁唐三十余年间，渤海贡士登科者十数人。”[13]这说明渤海国上层文人学士皆以能中得中原王朝的科举考试为最高荣誉，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渤海国的教育水平在某些方面可以赶上中原王朝。和中原王朝相抗衡。
为了保证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学生阅读视野的扩展，渤海国一直致力于广泛地收集中原出版的各种书籍，渤海人向慕中原文化，更喜欢记载中原文化的各类书籍。久而久之，藏书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渤海人藏书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接收中原王朝的赠书，另一种是购买。赠书主要是通过入唐的渤海留学生和入唐朝贡的使团与唐王朝的知识阶层的友谊实现的，购买中原书籍主要是渤海国的一种官方行为。主管购买和收藏中原书籍的职能部门叫文籍院。文籍院收藏了中原王朝同期出版的各类经史子籍，达数十万余册。渤海灭亡后，东丹国立。史称东丹王耶律倍“性好读书，不喜射猎。购书数万卷，置于巫闾山绝顶，筑堂曰望海。”[14]耶律倍藏书时已不再是东丹王了，且被其弟耶律德光限制了自由，不能亲自前往中原购书，由此可推测，唯一的可能就是契丹攻占忽汗城后，耶律倍从渤海王廷的“图书馆”掠走大量藏书，并以这些藏书为基础建立了望海堂。由此可间接推证当时渤海国藏书之丰富。
此外，渤海国除了文籍院外，还设有史馆及史官的建置，这从前述的出访日本使团中之有“史生”的编制即得到了印证。而据该渤海国中台省牒文抄件知，在由贺福延大使率领的第24批聘日使团成员中就有“史生”二人：一叫王禄升，一叫李朝清。这自然也就意味着渤海王廷对修吏一事高度重视。因之，在其王廷应有专职史官和“史馆”的设置，并有可能像唐朝那样为国君编写《起居注》、《时政记》和《实录》等等。而这样一来，渤海国可能也存在一支以写史为业的专门队伍，并完全可能撰写出自己的史书，故张建章的《渤海国记》应该也是以有关的渤海史书为蓝本撰写而成的。
望海堂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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