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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古国的历史变迁——渤海民族源流与民族性分析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渤海的主体民族是靺鞨族的这一观点。毫无疑问,渤海民族是在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既有靺鞨人,也有高句丽人、汉人以及部分契丹等东胡族系的人。高句丽自其英主长寿王故去之后,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国力不断下滑。

渤海古国的历史变迁——渤海民族源流与民族性分析

三、渤海民族源流与民族性分析

渤海民族主体与起源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本书理清渤海国内、国际关系以及其国力强盛原因的关键之所在。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渤海的主体民族是靺鞨族的这一观点。具体而言,古代中国的东北大地上活跃着多支少数民族。主要有肃慎系统和濊貊系统、东胡系统三大类。肃慎系统与今天的通古斯人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肃慎及其衍生出的族系主要有邑搂、勿吉、靺鞨、女真和明清之际的满族。濊貊是沃沮、夫余、高句丽朝鲜族的祖先;东胡系统及其衍生族系有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奚、蒙古以及后来的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突厥等少数民族。公元七世纪时期,位于东北营州附近的各族人民在起兵反抗武周政权失败后,撤往靺鞨故地,即长白山周边地区,在开疆扩土壮大实力之后建立了渤海国。此后各族人民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渤海人,即渤海民族。

毫无疑问,渤海民族是在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既有靺鞨人,也有高句丽人、汉人以及部分契丹等东胡族系的人。而其中占据渤海人口主体的应是靺鞨人。《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称“渤海靺鞨大祚荣原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13]此处将渤海与靺鞨连称,已指明了渤海的族属。而《新唐书·渤海传》更明确地讲:“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日本史籍《类聚国史》则称渤海“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14]这些史料都说明渤海民族的主体是靺鞨人。已故渤海史专家王承礼在其遗作《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一书中更明确指出,创建渤海国的主体是两部分靺鞨人,“第一部分是隋唐时期投奔过来的突地稽率领的粟末靺鞨中的八部和浮俞靺鞨的乌素固部落,他们已分布在营州一带和幽州附近,最少也有四五万之众”;“第二部分是公元655年高句丽被灭掉之后,被强迁到营州的靺鞨人,有栗末靺鞨、有白山靺鞨、也有其他靺鞨部人。”[15]目前,这一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成为主流观点。因此说,渤海民族的主体应当为靺鞨人当无疑议。我们就这个民族的起源来分析一下其性格特征:

a)靺鞨族源流

靺鞨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代的肃慎人。肃慎,亦称息慎。在古代的中国东北地区居住着三大族系之一。《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16]不咸山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长白山,这里明确提出长白山北麓生活着肃慎人。肃慎人的纪事在《尚书·序》、《逸周书》、《竹书纪年》、《左传》、《史记》、《山海经》中都有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肃慎人很早就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竹书纪年》载,在“帝舜二十五年,肃慎氏来朝贡,并贡弓矢。”[17]《史记·五帝本纪》亦有虞帝“南抚交阯……北山戎、发、息慎”的记载。由这些记载可见,早在五帝时代,肃慎族确生活在中国东北大地上,并与中原建立了往来。到了周代,中原与肃慎之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语》卷二曾载:“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侯氏之矢也。”[18]周武王时代肃慎已开始向中原王朝朝贡以示友好和臣服,而楛矢、石砮就是其著名的贡物。后来成王伐东夷而胜利,肃慎又来朝贺。由此可知,当时肃慎与周王朝之间必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周人才会这样说:“肃慎、燕、毫,吾北土也”。[19]

自后汉开始,中原又称肃慎为挹娄。当时挹娄与中原的往来更加密切,相互之间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据史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扶余东北千余里之地,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相邻,至于其北境则无从知晓。”[20]由此可知,挹娄大体应分布于今日之牡丹江、松花江流域,直迄乌苏里江一带和俄国的广大沿海地区,由于其人多居住深山大谷之地,故其社会发展缓慢。其社会形态可能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状态,其“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21],也就是说当时挹娄人尚未建立统一的国家,各部落独立活动,互不统属。魏晋以后,挹娄之称鲜见于史册,代之而现的是勿吉。《魏书·勿吉传》称:“勿吉国,在高丽北。旧肃慎国。”由此可知,勿吉可能就是肃慎和挹娄传人的新称谓。当然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并不认同。[22]肃慎族发展到勿吉时代,迎来发展的良机。自周秦以来,该族生生不息,渐趋于成熟。至晋初,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从部落酋长制度走向了国家阶段。与此同时,最初曾称雄于秽貊地区奴役过挹娄人的夫余人此时早已雄风不再而接近于灭亡,代之而起的是长期称霸东北地区的高句丽。高句丽自其英主长寿王故去之后,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国力不断下滑。当时其南面的新罗百济又乘机反扑,从而使其不得不全力对付百济、新罗的进攻,这就为勿吉的发展与扩张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外围空间,而勿吉人也确实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壮大实力,不断加强自身的发展。至南北朝后期,勿吉这一称谓又逐渐为靺鞨所取代。《北史·勿吉传》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23]根据王承礼先生的解读,勿吉与靺鞨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汉字标音,同音异书所致的误载或变异。

发展到隋代,靺鞨已形成七大部落联盟,分布在今黑龙江中下游,东至日本海,南到长白山两侧,西至松花江与嫩江汇流地带。据《隋书·靺鞨传》记载:“靺鞨,在高句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胜兵七千。其曰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部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24]控制着东北的三大河流中心地域。七大部落之中最先进、最强大的是粟末靺鞨。它在鼎盛时期甚至经常与高句丽发生争斗。但是后来,高句丽国力复振,靺鞨诸部又为高句丽所败。有些部落成为高句丽下属。七世纪初,隋炀帝伐高句丽时,归隋之靺鞨人随军东征,并立下了很多战功。当时,靺鞨遣使入隋朝贡,文帝对其使者讲:“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联如父。”[25]靺鞨人允诺“愿得长为奴仆也。”亦即在开皇初年,靺鞨已同隋朝建立起君臣服属关系。其后在开皇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年,均见其朝贡。大约在隋炀帝即位之初,靺鞨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态势开始发生逆转。当时最南部的白山靺鞨成为高句丽的附属,而最先进强悍的粟末靺鞨则遭到了巨大的失败。其首领突地稽率部属千余户投奔隋朝。隋拜其为右光禄大夫,将其安置于营州(柳城)一带。粟末靺鞨在整个靺鞨族中处于中坚地位,当它在高句丽人的攻击下溃败下来之后,靺鞨人便再也无法抵挡高句丽人的进攻了。于是靺鞨民族开始土崩瓦解,又重新分裂为数十部。就其流向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黑水靺鞨为代表的既未被高句丽征服,也未迁往他处的靺鞨人。这一部分在高句丽灭亡之前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直到高句丽灭亡后,才开始兴起。第二部分是以白山靺鞨为代表的靺鞨各部,这部分人既无力抵抗高句丽的进攻,又故土难离,故而成为高句丽的附属。直到高句丽灭亡前,他们一直都与高句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长达二十几年的唐丽战争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靺鞨武士的身影。如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率军亲征高句丽,永徽五年(1650)高句丽军队与契丹在新城之下一场大战,公元667年李绩东征之际,唐军大将契苾何力曾在新城附近与高句丽展开过一场主力会战,都有靺鞨人援助高句丽军。第三部分是以突地稽率领的粟末靺鞨为代表的靺鞨诸部。这部分人自炀帝即位初内附中原后便一直与中原隋唐两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入唐之后,营州一带的靺鞨人与唐朝关系更加密切。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靺鞨人也出兵随驾东征。但也有一部分靺鞨人曾帮助高句丽与唐军作战。高句丽灭亡后,靺鞨诸部多迁往内地,只有黑水靺鞨留居故地且未遭太多损伤。其后安东地区发生剑牟岑叛乱,唐朝还组织了一支主要由靺鞨人组成的军队前往安东地区征讨,并与新罗展开了战争。在唐王朝东征西讨的统一战争中,靺鞨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唐王朝安定边衅的生力军,因而整个靺鞨部族备受唐王朝的器重和赏识。公元696年,营州发生了李尽忠、孙万荣领导的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反周复唐起义,其中由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领导的两支靺鞨队伍也参加了这次斗争。虽然这时靺鞨人貌似与中原王朝为敌,实则是扶助匡复唐朝反抗武则天的统治。起义失败后,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率部击败前来追击的唐军回归到故地,建立了渤海国。此后,随大祚荣东归的军民与当地的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逐渐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渤海民族。

b)靺鞨族的生活习俗与特性

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方面,靺鞨人的祖先挹娄人已经有“有五谷、牛、马、麻布”[26]。这说明挹娄社会虽然发展缓慢,但已经跟随中原的步伐进入了农耕文明。挹娄人虽也能生产五谷、麻布,但畜猎生产似乎占更重要地位。其畜牧业以养猪为主,猪的多少被当作财富地位的象征。其大家往往能拥有数百头猪。猪在挹娄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喜吃猪肉,而以其皮为衣。此外他们也能饲养牛、马,但是没有羊。在渔猎方面,其工具也较落后,人们以当地特有的青石为箭矢,并在上面施以毒药。当地人多善射,“发能中人目”,由于箭上有毒,故而中者即死。因此,弓箭既是狩猎工具,也是在战争中的重要且有威胁力的武器。在生活方面,挹娄人仍实行穴居方式,所居之穴以深为佳,大家之穴深有九层之梯。由于冬季严寒逼人,他们还将猪油膏涂抹在身上御寒。至夏季,他们常常全身赤裸。(www.xing528.com)

到了晋代,挹娄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私有财产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贫富分化的现象初步呈现,故此《晋书》中提到了挹娄人“父子世为君长”以及“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等现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挹娄社会已开始有了惩戒偷盗者的习惯法。它规定,偷盗别人的财富无论多寡,都要处死。这说明私有财产已受到保护。此外,以财产多寡象征身份的习俗也已出现。挹娄人死后。多以猪殉葬。“伐木做小椁,杀猪积椁上,富者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者之粮”。[27]这说明挹娄社会已开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形成。此外,再从挹娄人“妇贞而女淫”的现象来看,表明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家庭其婚姻家庭生活是比较稳固的,子女的血缘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正统的,家庭观念业已普遍存在。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到了晋初,挹娄社会已接近国家阶段的门槛,文明社会的曙光初步显现。

经济方面来看,勿吉的社会生产力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就整体而言,农业已成为勿吉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在耕作方式上,勿吉人已广泛采用“耦耕”法。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当时勿吉人虽仍以石制工具为主,但已有大量的铁制工具应用于生产,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农作物有“粟及麦、稷,菜则有葵”。[28]同时也能耕作菽类作物。勿吉人还学会使用车辆,但仍用步推。当时勿吉人已懂得酿造酒,“嚼米酿酒,饮能至醉”。(见《魏书·勿吉传》)此外,房屋建造、生活习俗方面,勿吉人较之肃慎、挹娄时期有了很大进步。隋朝靺鞨人分成7大部。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在粟末部,铁制武器和工具已得到广泛应用。总体而言,靺鞨人与前人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如铁制武器和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无疑会提高靺鞨人的生产效率和战斗力。从靺鞨人“有车马”及人死后杀所乘之马以殉葬等情况来看,马已成为靺鞨人的重要的交通或运输工具,是生前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这与挹娄人以猪为财富的标志相比,显然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另外,以目前大量出土的靺鞨时期的金银首饰可知,靺鞨人对重金属有了很高的加工和鉴赏能力,对财富的认识和审美有了很大的提升。

c)靺鞨人的民族性格

1.好斗尚武。靺鞨民族从其先祖挹娄时期起就表现出了天性勇猛好斗,不甘于它族的奴役统治的性格。起初,挹娄与夫余等东北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挹娄在生活习惯方面显得特别落后。挹娄落后的生产生活状况使其沦为受了更多中原文化影响的扶余人的奴役,挹娄人每年定期都要向夫余缴纳沉重的赋税。至曹魏黄初年间,挹娄人逐渐觉醒,并开始起反抗这种不平等的贡赋制度,夫余人多次出兵镇压,均未如愿。挹娄人强摆脱了夫余人的奴役后进一步向外扩张,还经常乘船到周邻各族掠夺财富,周邻皆以为患。

到了勿吉时代,勿吉人随着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周边大环境的改善,勿吉从的好斗性格也得充分显现出来。南北朝时期的勿吉人十分强悍好斗,其在东夷各部族最强,常以武力侵掠、欺压豆莫娄等部族,周邻各族均引以为患。随着勿吉的不断强大和武力扩张,其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当时勿吉各部的足迹已经遍布于长白山以北、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及俄罗斯沿海的广大地区,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强大势力。勿吉人生性好斗的特征在其强大起来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勿吉人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宿敌——夫余。夫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奴隶制国家之一,曾一度在周边各部族中占有区域性霸权地位。自三国后,其地位日渐衰落,尤其是东晋时更连遭慕容氏政权的沉重打击,乃至于一蹶不振,不久便沦为高句丽之属国。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夫余人的雄风仍在。而高句丽似乎也无暇顾及是否应彻底剿灭夫余。勿吉强大起来之后,兵锋直指夫余。公元494年,勿吉出兵大破夫余,扶余王不得已携妻子逃归高句丽。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九《高句丽本纪》载“文咨明王三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二月,扶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29]自此,名噪一时的东北强国夫余在勿吉人的铁蹄之下宣告彻底灭亡。夫余的灭亡在历史上曾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夷霸主高句丽对北魏的主要贡品就是黄金,每年多达数百斤,但高句丽的黄金主要来自夫余,夫余被勿吉所灭后,造成了高句丽无法如期向北魏朝贡,因而遭到魏人的指责。据史载“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报,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衍王贡。但黄金出自扶余,珂则涉罗所产。今扶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断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30]这段记载表明高句丽对魏一再做出解释,才未酿成兵戎之战。

夫余灭亡后,勿吉又将矛头对准了东北地区的霸主国——高句丽。勿吉乘高句丽全力南向与百济、新罗相对抗之际,挥师南下,攻占了高句丽的“十落”。将势力延伸至高句丽西北境,亦即今日之辉发河一带。继而又与百济达成密约,从水路并力攻取高句丽,并遣使者乙力支到北魏,请令定夺。当北魏遣使降诏阻止时,勿吉人自知以己之力如果得不到北魏的支持,必难以成大事,于是只好暂时做罢。

2.开放擅交。勿吉人在发展壮大之际也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了朝贡关系。“太和十二年(488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十七年(493年),又遣使婆非等五百余人朝献。景明四年(503年),复遣使候刀归等朝贡。自此迄于正光,贡使相寻。”[31]自公元475年乙力支入魏朝贡后,勿吉再度与中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公元488年,其又遣使贡楛矢方物于北魏。公元493年及503年又连续入魏朝贡,其后中原大乱,勿吉一度停止入朝。但自540年,中原粗定后,便又马上恢复了对魏的朝贡。总之,从公元475年-公元575年这段时间,勿吉与中原的北魏、东魏、北齐建立了密切的宗藩关系,双方交流十分频繁。据史书记载,在这段时间里,勿吉遣使赴内地朝贡多达三十余次,人数最多的一次竟达五百余人,一次进贡良马多至五百余匹。[32]这种定期定向的朝贡关系不仅有利于勿吉社会的稳定,更有利于勿吉人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勿吉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武德初,靺鞨又遣使入唐朝贡。从此又与唐朝建立了臣属关系。唐以其地为燕州,仍以靺鞨酋长突地稽为总管。在数次唐军平定边乱的过程中,营州的靺鞨人都立有战功。公元622年,刘黑闼作乱山东,秦王李世民率军平定叛乱,突地稽领兵来助,因战功而被封为蓍国公。其后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又为突地稽所破。贞观初,突地稽拜封右卫将军,赐姓李。公元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另一部靺鞨酋长也率军随驾亲征,并立有战功。高句丽灭后不到两年,高句丽贵族大兄剑牟岑便举兵叛唐,声势浩大,呈燎原之势越燃越旺。唐朝为此迅速派兵前往征讨,而这支平叛军的主力就是靺鞨人。这场叛乱平定后,这支以靺鞨人为主力的平叛军又参加了与新罗人之间的战争,并立有战功。在这支强悍队伍的首领就是突地稽之子李谨行。公元670年,他率军入安东(高句丽故地)地平定叛乱。所向披靡,屡战屡捷。公元673年,李谨行率众大破叛军于瓠芦河,杀伤叛军数以万计。李谨行之妻刘氏也是英勇有谋,临危不惧,堪称幗国女杰。她曾率众突出重围,打破了敌人在后方的封锁线,从而免去了前敌将士的后顾之忧,保证了前线战争的全线告捷。此后,李谨行又率军随刘仁轨讨伐新罗,于七重城大破敌军,并派人到沿海地区侵扰新罗,所至均有战功。不久,刘仁轨率军归国,李谨行率本部继续与新罗人作战,并在买肖城附近大败新罗军,“三战三捷”,迫使新罗不得不“遣使入贡,且谢罪”。[33]唐罗战争平息后,李谨行还挥师西境,并在唐军败于吐蕃之际,临危受命,率军多次大败吐蕃,对于唐军重振军威、稳定边防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李谨行在其父死后继任营州都督等职。他勇武善战之名为世人所传颂,英武之举颇得人心,有家僮数千人,并以财力闻名于边境地区,东夷各族皆畏惮之。

公元668年,唐朝出兵灭掉高句丽。高句丽遗民,包括曾被高句丽所征服的白山靺鞨等部族大多随高句丽人一道迁往中原,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也大多背井离乡,逃往他处。其所逃之地主要有两处:一处是东北重镇营州。至营州之乱前,当地居住着两部分靺鞨人,一部分是隋唐时期投奔过来的突地稽率领的粟末靺鞨和浮俞靺鞨的乌素固部落,约有四、五万人。另一部分是高句丽灭亡后迁入营州的靺鞨人,其中有粟末靺鞨、白山靺鞨,还有其他各部的靺鞨人。另一部分靺鞨人则逃到了他们最北部的靺鞨旧部——黑水靺鞨那里。黑水靺鞨因接受了众多高句丽遗民而人丁兴旺,日益强盛起来。《旧唐书·靺鞨传》称靺鞨诸部奔散微弱,后湮没无闻,虽遗留下一些人,也都成了渤海的编户,唯有黑水靺鞨完整强盛,分为十六部,每部又以南北称之。这主要是因为接受了高句丽旧民所致。除了上述两部分外迁之人外,当然也有少数人选择留居,但这部人数量不多,其后渤海建国之后,便都融入到渤海国民之中了。

总之,自高句丽灭亡后至渤海建国前,营州地区的以粟末靺鞨、黑水靺鞨为核心的靺鞨人因长期居住中原,构成了渤海民族的主体。这些靺鞨人英勇顽强,擅长外交,且十分开放,因而在与当地汉人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强烈的相互认同心理,学习了许多中原文明,为渤海国的走向全面繁盛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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