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丹国统治与渤海遗民大迁徙-渤海古国历史变迁

第二节　东丹国的统治与渤海遗民的大迁徙

一、东丹国的统治

辽天显元年（公元926年），契丹灭亡渤海国后，面对渤海故地的不断反抗，阿保机为了加强对渤海故地的控制，在渤海故地上建立了封国式的自治政权“东丹国”，就是“东部契丹国”之简称。耶律阿保机改渤海上京龙泉府为天福城，安排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主管渤海地区军政事务。据《契丹国志》记载，东丹王有宫殿，称制行令。大体上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内相以下的百官，都由东丹王除授。在政治体制上“一用汉法”，遵循渤海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基本政策。在统治机构上，东丹王之下设置中台省，具体由左右大相、左右次相及百官辅政。在主要官职的任命上，阿保机以皇弟迭刺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其中一些原渤海国的大臣也留下继任东丹国中台省等行政机构的官职。由于渤海故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要比原契丹统治区发达，因此，东丹国仍然实行原来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使数十万的渤海人成为受契丹国统治的臣民。阿保机规定，东丹国每年必须向辽廷贡纳“细布五万匹，粗布十万匹，马一千匹。”^[4]

东丹国的统治因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的变动而受到了较大的波动。阿保机回京的路途因受到了渤海地方县军的反抗而牵延日久。天显元年（公元926年）七月，辅佐东丹王执政的中台省左大相迭刺病故。同月，阿保机在途经扶余府时病逝于营帐。皇后述律氏与次子耶律德光摄政“权决军国事”。东丹王耶律倍急忙赶回京师奔丧。此时东丹国内的渤海人不断掀起叛乱。同时渤海皇族听说辽太祖阿保机病死，立即率领部众围攻东丹都城。这对东丹国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耶律倍离开东丹为阿保机奔丧之后，东丹国的右次相耶律羽之^[5]成为实际执政者。

耶律倍回到上京以后，作为长子和皇太子，最应该继承皇位。但是，其母述律氏出于控制朝政的考虑，更倾向于立其弟耶律德光。耶律德光统率三军，兵权在手，其母控制政权，因而立耶律德光能实现真正的军政统一。述律氏本身善于使用权术，在辽太祖逝世之际就已经总揽行政大权，朝中大臣都十分惧怕她。他们见述律氏要立耶律德光为帝，纷纷表示愿意拥戴德光为帝。耶律倍被迫作出让步，率领大臣上书对述律氏说：“大元帅功德可与天神比肩，国内外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应该主持国家社稷。”^[6]从此耶律德光即皇帝位，即辽太宗。虽然耶律倍带头拥立其弟耶律德光为皇帝，但是他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一直心怀怨愤，曾想率领数百骑，投奔后唐，但是被巡逻的士兵所阻止，被扣留于上京临璜。耶律倍虽为长子，且德才兼备，然却未得继承大统，除了其未掌握兵权外，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的治国理念有异于述律氏。耶律倍向慕汉文化，主张以儒家文化统治契丹。东丹国南迁时，耶律倍也无法离开上京临璜府。此时耶律倍不仅无法继承皇位，其统治的东丹国也被述律太后与耶律羽之掌握。即使如此，辽太宗对耶律倍仍不放心。不仅时常调他回上京临璜府．诏谒太祖庙，或是商议国事，以监视他是否有谋反之意，而且还在他身边安排卫士以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耶律倍佯装不知，命大臣王继远撰建南京碑，在西宫建书楼，作乐、写诗，又向辽太宗进玉笛，暗自则谋划出走之计。后唐明宗知道后，派遣人员跨海携带书信秘密地招耶律倍南下。天显五年（公元930年）冬，耶律倍在今辽东半岛南端金州海边渔猎。后唐使者赶到此地，耶律倍对周围的人说：“我把天下让给当今皇上，他对我却备加猜疑；不如投到他国，以成就吴太伯之名。”即立木海上，刻诗文：“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7]最终耶律倍携高美人，载书渡海而去。后唐以天子的礼仪迎接耶律倍。6年后遇害客死于中原。耶律倍出走后唐后，太宗耶律德光诏令耶律倍妃萧氏主政东丹国。

东丹国王位及年号表

天显六年（公元931年），辽太宗重建中台省于南京，处理东丹国政。任命耶律羽之为左相，规定治理渤海旧民一如汉法。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辽太宗改南京为东京。会同三年（公元941年），萧氏死，耶律倍之子兀欲主国政，大同元年（公元947年）辽世宗即位，封其叔祖安端为明王，继主东丹国政。乾亨四年（公元982年）九月，圣宗即位，十二月废除东丹国。辽东地区正式由东京留守司管理。至此，存在57年，作为辽朝统治渤海人的民族区域政权东丹国宣告结束。

二、渤海遗民的大迁徙

契丹统治渤海故地后，渤海遗民已经大部分不在渤海旧地了。经过数次主动或被动性的迁徙后，渤海旧地已然是赤地千里，满目萧条了。被动性的迁徙主要有两次。一是在阿保机攻下扶余府和忽汗城后，将渤海大氏王族和战争中俘获的军民迁到辽上京临演府周围；二是公元928年（辽天显三年）东丹国都南迁，大批渤海人被迁至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一带地区。该迁徙事件主要发生耶律羽之统治东丹国时期。耶律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他在政治上支持执政的述律太后和太宗皇帝。他上表建议将渤海人南迁东丹。他在表文中说：“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择贤辅以抚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国家利害，敢不以闻。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徒以翼吾左，突厥、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8]耶律羽之的建议得到了太宗皇帝的批准。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十二月，辽朝下诏令耶律羽之迁东丹国数十万渤海民户于辽东地区，升东平为南京。辽太宗耶律德光认为耶律羽之的上书很有道理，另外，迁移渤海遗民，也能削弱东丹国的实力，也就是削弱了在皇权斗争中失败的耶律倍的地位，对耶律德光巩固皇位十分有利，便同意了耶律羽之的建议。

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十二月，辽太宗下令让耶律羽之迁东丹国于东平，迁徙渤海民户充实其地，并升东平为南京。渤海遗民南迁，是辽朝初期东北地区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经考察，太宗把46000余户的东丹国民（即渤海遗民）南迁至今天的辽阳一带安置，并以这些渤海移民的居所设置了56个府州县。辽统治者还把渤海遗民纳入一般州县、斡鲁朵州县、头下军州、以及军队中，以多种方式对渤海遗民进行有效地治理。这次民族迁徙有三个特点：(www.xing528.com)

第一，移民规模史上空前。耶律羽之将原渤海主要地区，包括西京鸭渌府所属地区内的渤海遗民数十万，强行迁徙到辽东地区。据《旧唐书》载，渤海人口约有10万户，这个数字估计应该是渤海国初期的人口数字，因为流放到辽阳的人口也是10万户。此外还有一些留守的贫民以及流入周边地区的散民，特别还要再加上迁移到西喇木伦河的8万户。^[9]经过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移民后，渤海故地人烟稀少，满目荒凉。

第二，此次移民属带原建制型的整体迁移。耶律羽之不仅仅将居民迁徙，连带着渤海地区的州县，按原有建制的安置于辽东地区。据《辽史地理志》，凡记有“本渤海某州某府，故县某，皆废”者，皆为东丹南迁时徙置。迁徙之后，有的州县用旧名字，有的用新名字。这其实就是人口与建置和地名同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移民方式。

第三，迁移属于被动的官方行为。渤海遗民南迁，是契丹统治者的强制性迁徙活动。无论渤海遗民贵族，还是广大的普通劳动人民，都不愿意离开久居的故土。契丹统治者为了逼迫这些渤海遗民远离故土，同时也是为了报复渤海遗民不断发起的反抗斗争，对渤海旧城镇大肆进行焚烧和破坏，造成大多数城市和州县毁于一旦。如上京龙泉府3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都揭示了宫廷大殿、寺庙、坊市、城门以致整个繁华的渤海京城全都毁于一场大火。可见这次大迁徙对渤海遗民是一场大灾难。延绵15世，历时两个多世纪渤海人民创造的辉煌的历史文化，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对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国东北地区而言，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有一部分渤海百姓不愿长途迁徙，而流亡于新罗、高丽，或逃入女真部落；还有一部分因极度贫困残疾而不能迁走的，则被留在当地沦为契丹贵族的奴隶。东丹南迁使渤海城镇遭到了极大破坏，大多数城市被毁或被弃。淹于荒草之中，特别是上京龙泉府渤海王宫的所有建筑，各大辉煌的寺院庙宇都毁于一烬。

主动性的迁徙主要发生在渤海亡国前和亡国后。渤海旧民不愿沦为亡国奴，在渤海国祚将终时就主动流亡他地。具体而言，渤海遗民的流向主要有3地：一是高丽。客观而言，渤海归于契丹的统治对于正在积极进行领土扩张的高丽来说是大为不利的。高丽太祖王建对渤海故土被契丹所占更是不满，因而开始吸纳渤海遗民并积极向北扩张，将统治范围扩大到鸭绿江下游东岸，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同时，辽境内渤海遗民不断起兵反抗，而高丽优待逃入其境的渤海人，这无疑是对渤海遗民反抗的支持，令契丹十分不满。高丽主动吸纳渤海的遗民，自公元928年3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断地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公元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来投”，4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公元979年“渤海人数万来投”。渤海遗民流向高丽，引起了辽国统治者的不满，这也是后来辽同高丽进行战争的原因之一。公元1010年，辽圣宗征伐高丽破开京，尽俘前投高丽之渤海国人，将其带回仍置于辽南；二是中原地区。投奔中原地区的渤海旧民，史书只记了3批：第一批在公元954年（后周显德元年），乌思罗等率30人投后周；第二批在公元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有酋帅大驾河率小校李勋等16人、部族300骑归北宋；第三批在公元986年（辽统和四年）“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三是逃入女真地区的渤海遗民。逃入女真地区的，史书未见具体数字，然据《辽史》说渤海人在被南迁时，“或亡新罗（即高丽）、女直”，即使没有逃往高丽的人数多，但为数当不下万计。

东丹南迁时，仍有许多渤海贫民无力迁徙，约有2万户10万口左右的渤海人留居故地。辽太宗下令渤海贫民无力迁移者，准许当契丹富人的奴隶，由契丹富人帮助迁移。但是做了人家奴隶永无赎身之日，世世代代为奴。

经过数次迁徒，渤海五京15府的居民大多数不在原住地，其大体流向为：上京龙泉府居民一部分被迁到辽临潢府西，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境，大部分徒居今辽宁省辽阳市及附近地区；中京显德府民少数远移至夕老哈河流域，多数被分散在包括北镇县在内的今沈阳市与辽阳市一带；东京龙原府的渤海人被迁到今辽宁省凤城县附近；南京南海府民被移居以今海城市为中心的营口市至鞍山市地区；西京鸭禄府被俘者被迁到辽临潢府南；扶余府被俘者被迁至临潢府西；鄚颉府民部分迁到今辽宁省昌图县西北；定理、安边二府居民被南徙今沈阳市及其以北地区；率宾府部分居民被分别迁往辽宁省盖县和北镇县境；东平府民被分散至辽宁省新民、开原、康平等县一带；铁利府部分居民被迁至辽上京西北和今西拉木伦河附近、长春市北、沈阳市西南的浑河北；怀远和安远二府民被移居今铁岭市及辽河上游地区、吉林省白山市北。迁至上述地区的渤海人，约有94000余户，470000余口。

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后，对辽管辖下的渤海人在用武力兼并的同时，以“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为号招抚，于是渤海人纷纷倒戈，降于女真。女真贵族将其能为兵者编为渤海军，他们在金代跟随女真人转战各地，住在今辽阳市一带的5000余户渤海人及3万“胜兵”，“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至辛酉岁（公元1141年），尽驱以行”。公元1145年（金皇统五年），金熙宗完颜亶下诏罢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由女真人管理。公元1177年（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完颜雍诏禁渤海男女婚娶沿用旧俗。女真贵族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渤海人在金中期以后，不再以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活动，分散在金统治区内的渤海人，逐渐与女真人融合；在金亡以后，大多融于汉族。

虽然渤海民众大迁徙对东北地区乃至整个渤海民族而言是一场浩劫，但是对于辽国的统治者来说，东丹南迁是一次很成功的举措。这次迁徙，使得契丹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而且大批渤海遗民南迁，同辽东地区的契丹、汉、女真族人杂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尽管渤海人有国破家亡之恨，契丹统治者也对渤海遗民多有防范，双方之间也曾爆发过几次冲突。但总体来说，民族融合的大势是挡不住的。辽朝统治者对渤海遗民的统治政策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渤海民众，缓和了民族矛盾，使渤海遗民能够很快全心地投入生产。辽统治者为渤海遗民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安居乐业的环境，辽政府对渤海遗民的经济政策也较为优惠，具有较高的生产水平的渤海遗民为辽王朝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辽统治者通过移民对渤海人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辽朝统治还通过奖掖长官等方式重用渤海精英，使很多渤海旧吏跻身于辽朝的上层社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在军事上，辽政府深知渤海人素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誉，因而极力诱惑渤海人参军入伍，守卫家园。在科技文化方面，渤海移民为辽朝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渤海民族和辽王朝的各个民族杂居，相互通婚，特别是辽代的渤海后妃为促进契丹、渤海两民族的融洽与融合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之，辽代对渤海的移民、以及对渤海移民的治理是比较成功的，47万余口的渤海遗民加强了辽国内民族间的交流和交往，加快了民族融合，从此辽代东北地区相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有力地促进了辽东地区的繁荣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