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妇女与妇女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与妇女运动

吕美颐

（一）

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随着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知识女性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特别活跃。首先是1901－1905年的拒俄运动。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乘机强占了我国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拒不撤兵并企图全面攫取我东北主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上海和东京两地成为拒俄运动的中心。在1901年3月24日上海商绅集会上，年仅十几岁的薛锦琴女士登台慷慨陈词，指斥“居官者无爱国之心”，要求撤换谈判大臣，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响。⁽¹⁾1903年4月拒俄风潮再起，上海务本女校、爱国女校等校女学生参加了千人集会。次年初，上海女界于宗孟女学堂成立了“对俄女同志会”，入会者二百余人，决议先设中国赤十字会，准备“中国一旦有事，愿赴战地”。总议长之一的郑素伊，力主访求刺客实行暗杀，并声明：“如有应募一试者，不论成败，素伊愿倾家百万以酬之。”⁽²⁾

1903年4月，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立了130余人的拒俄义勇队。女留学生团体共爱会随即集议，会长胡彬夏发表演说，号召女留学生“出其所学所能，奋发以救祖国，以援同胞。”当场表示：“我虽不才，欲以螳臂之微，为国尽力，愿从义勇队北行。事虽无济，即至捐驱殒命，誓所无惜！”⁽³⁾签名参加义勇队的还有林宗素、方君笄、龚圆常等计9人（一说12人）。留日女学生还上书清廷，何香凝、龚圆常等参加了为拒俄举行的捐款活动。

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惧怕民众甚于沙俄，拘捕了留日学生派回国的代表。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被镇压下来。

拒俄运动刚刚平息，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又勃然兴起。其直接原因是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要求废除期满的歧视华人的旧约，反对续订新约，妇女界更广泛地参与了这场斗争。行动最早的是上海妇女界，她们积极参加商学各界组织的集会，单独召开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女界大会，施兰英、张昭汉（张默君）、张竹君等人纷纷发表演说，号召女界坚持抵制美货。苏州女界三次集会，公议从某日起一律不用美货，并分工运动亲友，还迫使贪利忘义私进美货的两个洋货商号封存了美货。江苏南翔、无锡、嘉定，浙江南浔等地的女界也相继掀起了抵制美货的斗争。广州女界议决，中秋节不买美国面粉做的月饼，结婚不受美国面粉做的茶果松糕和龙凤礼饼，出现了被报界称之为“女界光明”的动人局面。

拒俄运动和反美爱国运动中，中国妇女炽烈的爱国热情和令世人瞩日的活动表明，中国妇女已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女子世界》上一篇文章说得好，就是要通过斗争让外国人晓得：“中国人心不死，中国女人心也不死。”

在反帝斗争中，知识女性中部分人开始认识到，要想取得反帝的胜利必须反对封建专制。张弱男在文章中大胆写到：即使列强“将我们四万万同胞都当作他们的牛马，那个贱种的皇帝也不来管你”，中国人唯一的一线生机“就是革命排满”。⁽⁴⁾这反映着女性的革命意识在不断提高。辛亥革命前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革命派的武装起义，立宪派的请愿运动，群众的自发斗争此起彼伏，广大妇女自觉或不自觉投入了这股洪流。

大规模的群众自发斗争，有些以妇女为主。如1906年苏州浒墅关的抢米风潮、1910年长沙的抢米风潮、1911年上海杨镇的抢米风潮等。1911年5～6月，广东新安县爆发了妇女抗钉门牌的风潮，几千人竖旗焚香联盟抗官，包围县城并冲进衙署。女工的斗争也初见端倪，上海出现了震祥、协合、华纯、长纶、勤昌等丝厂女工的同盟罢工。波及面最大的为收回利权和保路风潮。清政府为了与列强进行政治交易，大肆出卖中国的路、矿主权，遭到江浙湘鄂川粤各省民众坚决抵制。1907年，上海女界先后成立了上海女界保路同志会和女国民拒款公会，宣布：拒绝外款，力保主权，成为江浙女界保路运动的核心和纽带，开展了集会演讲、集资认股、通电请愿等一系列活动。拒款会会长俞树萱率队到各县妇女中劝捐，集款十余万元，又代表两省女界进京请愿，谒见葆淑航郡主，请其将女界要求代达那拉氏。江浙女界为沪杭甬铁路收回商办做出了重要贡献。1911年7月四川女界保路同志会亦成立，不少县市成立了分会，由于四川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武装起义，因此一些妇女参加了保路同志军。四川保路运动来势非常凶猛，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激进的革命妇女，大多汇集在同盟会大旗之下，秋瑾、林宗素、何香凝、吴亚男、吴弱男等都是最早一批加入同盟会的女性。女革命志士积极参加了历次武装起义，或主持秘密机关，或担任联络掩护，或筹措经费，还担任运送武器、制造炸弹、缝制旗帜等工作。女同盟会会员徐宗汉等人曾在广州开设守真阁裱画店作为秘密联络点，梁雪君曾在香港主持实践女校设立的秘密机关，尹锐志姐妹设立锐进学社，以出售报纸为名掩护同志。1910年广州之役前，设于清水壕、高第街、香港跑马地等处的机关，都有女同志伪装成家庭主妇进行秘密工作。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一些女志士不惜变卖手饰，捐出嫁妆。出身广东和香港富豪家庭的徐慕兰、徐宗汉、李自平、庄汉翘等多次慷慨捐资。在不得已情况下，有的甚至采用骗婚、假绑票等手段来筹钱款。

同盟会历次武装起义的武器多来自海外，经香港秘密运到大陆，女同志因不易引起注意，承担此项工作最多。在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中，她们把武器藏在箱子的夹层、铁床、盆花、礼盒里，有的把小件武器藏在衣服内扮作孕妇，有的把炸弹悬在胸前，往来于香港广州之间。在军警密布的广州，又通过女学生的书包、新娘的花轿、贺喜的肩舆，把武器分送到各机关和起义者手中。女同盟会员卓国华伪装新娘运送武器，因此获得了“革命新娘”的美称。

这一时期，女同盟会员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秋瑾（1877－1907），原名闺瑾，字璇卿，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1904年脱离封建家庭赴日留学，易名瑾，字竞雄。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浙江分会主盟人，同年回国又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她短暂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中国妇女解放和推翻封建专制斗争的伟大事业。为此她到处奔波，全身心投入了革命工作。1907年她主持绍兴大通学堂，把这里办成了光复会秘密活动据点，组织了光复军，准备武装起义。但在徐锡林安害起义失败后，秋瑾亦在大通学堂被捕，由于“坚不吐供”，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岁。她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女英雄，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妇女的楷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起义、光复的浪潮，革命女同志积极投入了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斗争。在苏州，张默君（张昭汉）参加了连夜召开的新军将领和士绅的秘密集会，向江苏巡抚程德全施加压力，迫使其反正，并参加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书写标语、臂章，起草布告，用自己的砚台刻成了江苏都督的大印。尹锐志参加了光复上海的决策，并策动部分清军反正易帜。接着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战斗，进攻巡抚衙门中，尹氏两姐妹亲掷炸弹，冲锋在前。其后尹维峻率“女子荡宁队”赴南京参加战斗。广东独立，女同志亦参与了作战。香港实践女校余琼玉、梁雪君、赵璧如等闻讯惠州起义军中到处有三五成群的女战士，黄芙蓉、刘鸿博分别被任命为领队的“急先锋”和循军参谋长。

辛亥革命中，不少妇女参加了战地救护。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武昌起义后立即组成赤十字会，率会员120人（其中54名女会员）奔赴汉口汉阳，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1300名，自己也负了伤。上海医院第二支救护队在镇江、南京等地也救治公务员千余人。

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社会反响最大的要算女子革命军的异军突起。武汉三镇光复后，19岁的女青年吴淑卿再三上书要求参军，经军政府批准，由她组建了“女子革命军”，数百名女青年应征入伍。她们在汉口附近参加了与清军的激战，声名大振。广东女同盟会员组织了广东女子北伐队，人数近百人，短期训练后，由领队徐慕兰、宋铭黄率领随北伐军开赴徐州前线。上海出现了数支女子军。有沈警音率领的上海北伐女子敢死队，70余人；陈也月率领的女子北伐队，也有数百人；还有曾季肃率领的女子军事团、辛素贞发起的女子军团，林宗雪组织的上海女子国民军。另有一批女子习武团体，如女子经武同盟会、女子尚武会、中华女子竞进会等。巾帼从戎，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赞扬。一些报纸称赞她们是四万万人中“最高尚纯洁者”、“最强固坚韧者”。“女革命，志灭清，摒弃那粉黛去当兵”的《女革命军歌》流行一时。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少妇女参加了募集军饷的任务。上海女子协赞会、女子后援会等妇女团体积极开展募捐活动，1912年初，张默君、唐群英四人专程赴南京，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呈送了捐款，深得嘉许。

一向比较沉寂的北方妇女，在革命大潮推动下也卷起了波澜。在京津同盟分会领导下，黄铭训、郑毓秀、萨福锵、唐午园、郑雪心、李芬等为开展秘密交通、印刷传单、募集经费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家口起义前夕，直隶第一女子学堂女教员白雅雨组织女学生将武器运往新保安，为防止火车震动爆炸，她们把装满弹药的皮包紧紧包在怀中。

辛亥革命结束了绵亘数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在这场天翻地覆的斗争中，先进的中国妇女与男子并肩战斗，迸发了火一般的革命热情，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此孙中山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⁵⁾

（二）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变革态势。与此密切相连的是思想界的空前活跃，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其主流是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而民主思潮的发展、反帝爱国斗争的深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推向高潮。

民主思潮的激荡与先进妇女群体的出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戊戌政变后的短暂沉寂，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热潮。其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他们先后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名著（有些是节译），其中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有关西方妇女运动与实践的著述也陆续传到中国。1902年，《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出版。《全地五大洲女权通考》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后，于1903年出书。一些报刊上登载了《泰西妇女近世史》等长篇文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一些著名的妇女活动家，如有法国革命之母之誉的罗兰夫人，红十字会创始人南丁格尔，俄国虚无党领袖苏菲亚等，被相继介绍到中国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问题的一些观观点，报刊上也有片断的介绍。国内关心妇女运动的有识之士，开始以资产阶级学说研究妇女问题，写出了《女界钟》（1903年出版）、《女子新世界》（1903年出版）、《女界泪》（1908年出版）等卓有见地的妇女理论专著。

在民主思潮的激荡下，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戊戌时期重视妇女尽义务而轻社妇女权利的倾向有所改变，妇女权利意识加强。在强调“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同时，更强调女子的天赋之权。有的女性指出：“天地间既然生了我们这样一些人，我们就应该享有一分自由权，这自由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⁶⁾(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高涨的重要基础之一，是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和出国留学生的增多，一个先进的妇女群体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由于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觉醒程度不同，这些女性处于不同层次。其中一些人，能够自觉地把妇女解放同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结合起来，她们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骨干和中坚，也是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追随者，乃至领导者。秋瑾、张竹君、陈撷芬等，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还有一部分妇女，支持或从事妇女运动，但由于各种原因未直接参加反清革命。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的吕碧城三姐妹等，可看作这部分人的代表。她们多通过兴女学、办报纸、结团体或文字宣传，为妇女解放事业脚踏实地做过一些工作，对革命持同情甚或支持的态度。另有一些人，其中多系官宦夫人，拘于家庭等各方面环境未能更多地参加妇女运动，但其思想能与时代脉搏相通。随夫宦游日本、欧洲的单士厘，致力于慈善事业的邱彬忻（廖太夫人）等大致属于这一类型。大批妇女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改变了戊戌时期妇女运动仅有少量妇女参加，而主要由维新派男性起倡导组织作用的情况，中国妇女运动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时髦的事业 由于民主运动的高涨，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兴办团体、创办报刊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涌现出的女子团体达40余个，女子报刊30余份，与戊戌时期相比有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一历史时期的女子团体趋于正规，一般有较完善的组织，明确的宗旨，订有详细的章程，定期进行活动。女子团体的类型趋向多元化，有的以振兴女权争取妇女解放为目标，有些侧重于参加当时反对清王朝的政治斗争，另一些专以改良社会风气或举办慈善事业为主。其中以第一种团体居多，占总数一半以上。其爱会、女子兴学保险会、对俄女同志会、中国妇人会，可作为各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辛亥革命前，最有影响的女子报刊，有陈撷芬1902年创办于上海的《女学报》，丁初我1904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女子世界》，秋瑾1907年1月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陈志群1907年创办于上海的《神州女报》等。留日女学生在日本先后创办了一批报刊，影响最大的是1907年2月在东京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人是燕斌、刘青霞等，发行量曾高达5000份。

女子团体和女子报刊的迅速发展，是20世纪初妇女运动高涨的产物，反过来，又加速了妇女启蒙，促进了广大妇女的觉醒，推动妇女运动进一步发展。

20世纪初，创办女子学堂和倡导不缠足，成为社会上颇为时髦的事情。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为之摇旗呐喊，清政府和一些官僚也因进行“新政”改革和筹备立宪而积极加以倡导，使这两项运动有了较快的发展。

当时的女子学堂最多的是女子小学堂，基本上由私人创办，著名的有上海的爱国女校、务本女学，天津的北洋女子公学等。一些人的办学热情极高，满族人惠兴（一作惠馨）女士，在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深感非兴女学无以救亡，自筹经费于1904年创办贞文女校。该校成立一年后因经费不继、筹措无着，惠女士于1906年服毒自杀，留下遗书以作为募集经费之号召。此一壮烈举动，推动了女学热。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章程，女子教育初步获得合法地位，官办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推广到各省。1905年，在华基督教各差会联合创办了华北女子协合大学，为中国高等女子教育开了先例。社会上还兴起女子留学热。其中，赴日本者居多，赴欧美者次之。1907年，仅东京一地就有自费和公派的中国女留学生近五百人。不少女留学生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中国近代著名的妇女活动家，如秋瑾、林宗素、唐群英、李自平、陈撷芬、刘青霞、胡彬夏等，都曾出国留学。

1901－1905年，不缠足运动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开展得更加广泛，一些城镇甚或有些农村也成立了不缠足会。一次集会，参加者动辄几百人、上千人。到1904年，全国18省先后发布了戒缠足指示，基本上形成了推动不缠足运动的历史合力。二是女性自觉参加不缠足活动的人数大大增加。1903年，高白淑夫人在杭州组织了放足会，中国首次出现了女性自己创办的不缠足团体，与戊戌时期清一色由男子创办不缠足团体相比，又进了一大步。在这种形势下，不缠足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运动发达地区，不缠足蔚然成风，广东省城，放足者达十之八九。在中国大地上延续近千年的缠足陋习，得到了实质性的扼制。

女子参政风潮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及各省的纷纷独立，绵亘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土崩瓦解，全国性革命政权的建立，摆在革命党人面前。这种形势，使酝酿已久的女子参政问题不仅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经过辛亥革命战斗洗礼的先进资产阶级妇女，以欧美妇女为榜样，掀起了要求参政的高潮。

1911年11月，女子参政同志会在上海成立，主持人是林宗素。次年5月，林宗素面见孙中山先生，要求承认女子参政。孙先生当面宣告，俟国会正式成立，女子当有完全参政权。1912年3月，张汉英等发起，在南京将女子北伐队改为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接着，女子同盟会、神话女界共和协济会、上海参政同志会、女子共和会、女子后援会、男女平权维持会、女国民会等参政组织陆续成立。女界代表多次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组织上书请愿，要求临时约法确认女子参政权。孙中山在回信中表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有参政权盖所必至。”⁽⁷⁾1912年3月，经临时参议院修订后公布的临时约法，只谈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闭口不谈男女平等，更不提女子参政，引起女界强烈不满。从1912年3月19日起，唐群英、张汉英等女界代表，多次闯入临时参议院，与议长、议员激烈辩论，并愤怒击碎参议院门窗玻璃等物。

在女子受压迫至深至重的中国，妇女公开要求参与国政，并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引起当时舆论界议论纷纷。力主者赞同者有之，旁观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就社会大多数人来说，对女子参政是抱怀疑、否定态度的。

1912年4月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接着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革命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妇女运动被不详的阴云所笼罩。4月8日，女子参政同志会等组织的妇女在南京召开联合大会，组成统一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后女志士们北上赴京进行斗争。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及《众议院议员》正式公布，均未提及女子选举权问题。60余名女性涌入参议院抗议。8月25日，由五个政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王昌国等因国民党政纲中未将同盟会主张的男女平权一条列入，与会议主席宋教仁殴打起来。后代理会议主席张继在女界强烈要求下将书有“男女平权”的纸张高悬付诸表决，混乱之中赞成者寥寥。1912年11月6日，在女界再三要求下，参议院再度开会审议唐群英等的请愿案，付诸表决时，仅有六票赞成。中国第一次女子参政运动宣告失败。

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风潮，将辛亥时期的妇女运动推向高峰；而女子参政运动的失败，又标志着辛亥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终结。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系）

【注释】

(1)1901年3月27日《中外日报》。

(2)《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3月）。

(3)《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4)《中国白话报》第12期（1904年5月24日）。

(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53页。

(6)《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

(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