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忧患意识与辛亥革命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试论孙中山的忧患意识

陈金龙

忧患意识是历代有为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的多事之秋生发的一种社会意识，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社会改革家，孙中山同样具有忧患的品格、忧患的情怀，并使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本文拟就孙中山忧患意识的成因、内容和特征作一初略探讨。

一、孙中山忧患意识的成因

孙中山忧患意识，一方面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可忧之“患”在他心灵上的投影；另一方面是他放眼世界、考察西方所获得的一种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警觉；同时也是继承古代知识分子忧患传统的结果。因此，孙中山忧患意识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忧患的时代孕育了孙中山的忧患意识。孙中山生活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国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和本国专制政府的压迫剥削之下，国陷于危亡，民陷于水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孙中山的忧患意识是这一时代条件、时代特征的折射和反映，也是这一社会现实影响和刺激的结果。他在起草兴中会章程时就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¹⁾这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和生动描述，字里行间渗透了孙中山的忧患之情，显现了孙中山的忧患之心，也道出了其忧患意识产生的现实基础。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纷争不已，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而帝国主义借此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使孙中山倍感忧虑和不安。他在1922年3月出师北伐的紧急通告中陈言：“照得民国肇造，十有一年，内治不修，外患日亟，政变纷乘，民生凋敝。徐逆窃权僭号，国人尤所痛心；近且引用帝孽，互相狼狈，卖国鬻路，甘丧主权，驱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置国家于累卵覆巢之地。全国志士，引为深忧。”⁽²⁾可见，忧患的现实是促使孙中山忧患意识产生的重要原因和土壤，忧患的时代、忧患的境遇，孕育了孙中山的忧患意识，没有现实之忧，难生忧患之念。

2.中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烈反差孕育了孙中山的忧患意识。孙中山曾“环绕地球，周游列国”，到过欧、亚、美洲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物质文明。他指出：由于发明了机器，“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商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³⁾而近代中国仍处于手工劳动时代，尚未进行工业革命，故生产力十分落后。他还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了中西方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差别。他说：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电的广泛应用，西方人的衣食住行，非常便利，非常迅速；而中国则仍是点油灯，拉牛车，农工事业，犹赖人力，尚未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孙中山还指出：欧美的武器是坚舰大炮和洋枪，中国还是古老的大刀、长矛；欧美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夫、驿站好得多。通过中西之间的比较，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和不足。中西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种强烈反差，更加重了孙中山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更坚定了他谋强国富民的决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诸如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和冲突、工人失业、小生产者破产、经济危机等等，也引起了孙中山对中国发展前途的忧虑，期望中国能以西方各国为前车之鉴，防患于未然，避免西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也是其忧患意识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3.忧患的传统孕育了孙中山的忧患意识。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和思维定势。通观历史的发展，忧患意识萌发于周初，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按照程颐的理解，《易》之为书，乃“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屈原是忧患意识的典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忧苍生；“出国门而轸怀兮”，这是忧社稷。先秦诸子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变幻无常的人生世态，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危机感和忧患感。孔子忧“文王既没，天之将丧斯文”；孟子“忧以天下”、“忧民之忧”；墨子谴责为政者“其使民劳，其籍敛厚”，造成“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加上“攻伐邻国”，又使病死、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不仅有忧世之胸怀，而且有济世之行动，荀子说“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老子虽然采取了消极退让、避世逃遁的人生态度，但其思想体系里，忧社会、忧人生是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子》五千言，是忧时世之艰难，寄忧患于隐退；荀子“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夫相属，不遂大道”而著书讲学，一部《荀子》谈王制，讲富国，议王霸，论君道，忧国忧民至为深切。先秦诸子的忧患意识虽然各具特色，但在忧国忧民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汉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继承了先秦诸子忧世、忧民、忧天下的传统，使忧患意识有了新的发展。唐代大诗人李白，有“济苍生”、“安黎元”的大志，虽遭流放，仍心忧国家，“中夜三五叹，常为大国忧”。唐代爱国诗人杜甫，虽“漂泊西南天地间”，却仍心忧天下，唱出了无比感人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十分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国家命运，敢于直言朝政得失，民间利病，眼见国势日益衰败，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情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源远流长，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孙中山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虽求学时主要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对“三代两汉之文”仍情有独钟。据同窗唐雄追述：“孙公在檀读英文时，而中文根底颇深，西文课余有暇，常不喜与同学游戏，自坐一隅，辄读古文，吟哦不绝，有时笔之于纸”。陈少白也称孙中山在檀就读时“晚上回家，温习功课后，他还是勤读中国书”⁽⁴⁾。归国之后，孙中山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探讨与吸收，勤读不辍，表现出了向传统文化回归的趋势。因此，孙中山一直反对对传统文化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或采取形式主义的方法，主张“以古人之思想，资今日学问”，强调“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⁵⁾在这样一种教育背景、知识基础和文化理念指导之下，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自然会影响他的心理、行为和价值取向，孙中山继承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也就势在必然。因此，忧患的传统孕育了孙中山的忧患意识。

可见，孙中山忧患意识的生成，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因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孙中山忧患意识的内容

孙中山的忧患意识，既包括对国家、国民的忧患，也包括对政党的忧患，而后者是以前者为指向、为基础的。

1.忧国。孙中山曾说：“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⁶⁾目睹现实，反观西方，他从年少时起，就开始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患，这也是其忧患意识的核心。他对国家的忧虑，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忧国家主权之丧失。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中国尽管在形式上还保持着独立，实际上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对于国家主权的丧失，孙中山在起草兴中会的章程时，就表示了深沉的忧虑，他组织兴中会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免遭强邻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1904年，孙中山又提出：“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与清国耳。而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国势积弱，疆宇日蹙。”⁽⁷⁾尽管这时孙中山尚未认清日本的侵略本性，但其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和“国势积弱，疆宇日蹙”的现状的忧患之情，由此也可见一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孙中山主张“联合大群，团集大力”。1912年，孙中山在北京军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仍然提醒国人，虽然共和告成，但外侮环伺、国势濒危，日人、俄人、英人和法人，都驻兵中国，图谋瓜分，“危险之状，纷至沓来”，“瓜分之祸，危在眉睫”。⁽⁸⁾字里行间，再次饱含了孙中山对国家主权的忧患意识。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孙中山深感不安和忧虑，这是他忧国意识的起点，也是其忧国意识的重要内容。为此，孙中山积极谋求祖国的统一，期望通过武力统一或和平统一的手段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第二，忧国家政治之腐败。孙中山由于早年曾和中国的官僚阶层有密切的来往，并对中国官场的情形进行过许多研究，因此，他对弥漫于官场的腐败行为，了解至深，忧患至甚，抨击也至为激烈。他指出：“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权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⁹⁾孙中山在揭露清王朝政治腐败之时，既充溢着愤懑之情，也饱含了对国家政治发展前景的忧虑。辛亥革命之后，对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孙中山更感忧虑和不安。他在1921年10月与韩国专使申圭植的谈话中就指出：“自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以来，军阀政客，仅知一己私利，不识共和为何义，钩心斗角，日事禄利之争，违背余所创之立国精神，到令人民重沦于水火，国族复濒于危亡，思之殊堪痛心。”⁽¹⁰⁾因此，对国家政治的忧虑是孙中山忧国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忧国家经济之落后。孙中山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患贫”，“成了民穷财尽的世界，人民日日有患贫之忧，受贫穷的困苦。”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土地有这么大，矿藏有这么富，农产有这样多的国家，“为什么还弄到民穷财尽，人民日日受贫穷的困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¹¹⁾如前所述，通过中西比较，孙中山还认识到了中国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中西经济发展的反差加重了他对中国经济落后的忧虑。这也是他忧国意识的内容之一。

2.忧民。国是由民组成的，对国家的忧患，最终必然归结为对国民的忧患。孙中山自幼对百姓有一种朴素而又深挚的同情，其忧民意识，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忧民之素质低下。孙中山认为，中国虽号称文明古国，但男子受过教育的不及十分之六，女子受过教育的不及十分之三，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同时，中国人民千百年来都是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奴性已深，缺乏民主参政意识，甚至不知民主为何物，而在“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来被压做奴隶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¹²⁾因此，国民政治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再者，在孙中山看来，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必须要求国民具有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能不能强盛，能不能长治久安，与国民道德水准的高低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检点，……缺乏自修的功夫”⁽¹³⁾。他还列举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在公共场合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文明礼貌和卫生习惯的事例，对此作了说明。因此，对于国民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孙中山是满怀忧虑的并认为这是中国落后的症结所在。第二，忧民之生计困苦。孙中山来自社会的下层，对老百姓的处境有着切身感受和体验，因而常为国民的生存困苦担忧，立志“拯救斯民于水火”。他指出：满清统治者在经济上恣意剥夺人民的财产，贪婪吸取人民的血汗，“剥民之肤以为衣，吮民之血以为食”，“弄到民困财尽，颠沛流离，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¹⁴⁾辛亥革命以后，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对国民的疾苦也表示了深切的忧虑。他说：“吾民经济恐慌，苦痛已甚，况复流兵抢劫，时有所闻，战后人民，何以堪此？”⁽¹⁵⁾忧民之情、忧民之心，可以说是跃然纸上。北洋军阀统治期间，由于加重了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加上军阀战争的烧杀破坏和兵匪的抢劫掳掠，使广大人民愈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孙中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¹⁶⁾至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孙中山还指出：“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总有三万万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¹⁷⁾。应当说，从早年到晚年，孙中山对老百姓是深切同情的，忧民之生计困苦，是他忧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对于普通百姓，孙中山曾视之为“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者，带有一种轻视的倾向，但在内心深处，他是非常同情、怜悯普通百姓的。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要求“先知先觉”者去开发、去引导、去拯救“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者。

3.忧党。孙中山认为，政党是政治的中心势力，“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¹⁸⁾。而政党的力量不仅体现在革命进行的过程之中，更为突出地体现在掌握国家政权和从事国家建设的过程之中。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力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但同盟会之后，虽历经几次改组，他所期望的政党却仍未建立起来。于是，孙中山对于政党的建设生出了无数的忧虑。第一，忧政党成分之复杂。在同盟会的时候，尤其是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大批投机分子混入党内，致使党内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对此，孙中山在总结“二次革命”的教训时指出：“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有鉴于此，孙中山在创立中华革命党时，对入党的党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入党的党员“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党员入党“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¹⁹⁾这样，既有利于纯洁党的成分，又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在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及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孙中山更为注意党的成分的纯洁性，如他明确指出：工人为本党之基础，工人当与本党共同奋斗；“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²⁰⁾可见，对于政党成分之复杂，孙中山一直是存有忧虑的，从而设法纯洁党的成分。第二，忧政党纪律之松懈。孙中山认为，党内之所以组织涣散，“党魁”之所以缺乏权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严明的纪律。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在组织纪律上便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指出：“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如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²¹⁾。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孙中山更为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他要求全党“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牺牲个人自由，贡献个人能力，如此，全党“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才能够改造国家”。⁽²²⁾国民党一大讨论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也专设了第十一章“纪律”，申明了纪律的重要。总章规定：“凡党员须恪守纪律。入党后即须遵守党章，服从党义。其在本党执政地方及在军事时期，尤须严行遵守。党内各问题各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定后，即须一致进行。”⁽²³⁾孙中山对政党纪律建设的关注和重视，实际上也就说明了他对党的纪律的忧虑。第三，忧政党道德之建设。孙中山认为，一个政党能否得到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政党所属成员道德和智能的高低。他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教育革命党人，作为革命的政党，要保持其尊严的地位，达到利国福民的目的，除了所持政纲应合乎时势之需要，合乎世界之公理外，“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²⁴⁾在他看来，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高尚的“党德”，则“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这种“无党德之政党”，一定不能“长久存在”。相反，革命政党只有道德高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求发达、求长久”。⁽²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政党的道德建设也是心存忧虑的。

总之，孙中山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国家、人民、政党的忧虑，其中，忧民是起点，忧党是中结，忧国是其忧患意识的最终归宿。

三、孙中山忧患意识的特征

综而观之，孙中山的忧患意识，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1.忧中国与忧世界的统一。孙中山不仅忧国忧民忧党，而且心忧世界和天下。他深切同情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境遇，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对日本好友宫崎寅藏说：“吾党所以努力奋发”，目的在“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²⁶⁾这也就表达了他对亚洲和世界各被压迫民族所受屈辱的忧虑和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亚洲觉醒的时代”，孙中山鲜明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声援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晚年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不可避免，扶助弱小民族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也是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在与发达的条件。他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²⁷⁾可见，孙中山已把“济弱扶倾”看成是中华民族应尽的一种职责，并把它与中华民族的发达和希望密切联系起来。这既体现了孙中山的博大胸怀和政治远见，更表明了孙中山对世界的忧虑和担心。因此，孙中山的忧患意识是忧中国与忧世界的有机统一。

2.忧患意识与乐观情怀的统一。孙中山一方面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饱满的乐观情怀。他既是一个忧患大师，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乐观者，成功之源；悲观者，失败之因”；“必有乐观之精神，乃有坚忍之毅力，有坚忍之毅力，而后所抱持之主义乃克达其目的焉。”⁽²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一方面对国家、人民、政党乃至世界心存忧患；另一方面又对国家、人民、政党乃至世界的前途命运充满信心。如他在忧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通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²⁹⁾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乐观。孙中山还曾畅言：“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³⁰⁾因此，孙中山对中国的前途、中国的未来是持乐观态度的。由此也不难看出，孙中山的忧患意识与他的乐观情怀是相伴随的，由忧患而最终超越忧患，是其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

3.心忧与实干的统一。孙中山既重心忧，更重实干，可以说，他心忧之时，也就是他实干之始。如他心忧国家主权之丧失，便极力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已丧失的国家主权，并断然拒绝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一些有损国家主权的无理要求；他心忧国家政治之腐败，便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以图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他之所以愿意接受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职务，其意也在“借此将具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从迫在眉睫的危殆和屈辱中拯救出来”⁽³¹⁾。辛亥革命以后，他又力主北伐，以摧毁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他心忧国家经济之落后，便埋头制定《实业计划》，一心从事实业建设；他心忧国民素质之低下，便力倡普及教育，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来提高全体国民的素养，培养出革命和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他心忧政党的建设与发展，便一再进行改组，直至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纵观孙中山的一生，是坚韧不拔、不息奋斗的一生，失败、被捕、流亡、暗杀，疾病，都未能使他屈服。他在回顾其奋斗历程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³²⁾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由此也足见其忧患意识是与实干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心忧，才促进他实干，实干精神是其忧患意识的必然升华。

可以说，孙中山的忧患意识，是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肩负起救国救民使命的一个重要动因。也正是它，使孙中山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去改变现实，超越忧患，虽经历种种挫折而从不退缩、毫不畏惧，终而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社会改革家。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2)《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93页。

(3)《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6页。

(4)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8、29页。

(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www.xing528.com)

(6)《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5页。

(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0页。

(8)《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0页。

(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51页。

(10)《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

(11)《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

(12)《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0－401页。

(13)《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8页。

(14)《孙中山集外集》，第45页。

(1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40页。

(16)《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17)《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9页。

(1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6页。

(19)《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20)《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5页。

(21)《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2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8页。

(23)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24)《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页。

(25)《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页。

(2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4页。

(27)《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28)《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3页。

(2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页。

(3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4页。

(3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页。

(3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