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太庙太祖之争及其文化研究

太庙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历代祖先的地方，太祖则是一朝的受命、始封之祖，对于一朝的建立功劳最高，所以太庙大祭时要在太祖庙室中举行，太祖之主在大祭时也要居于东向最尊之位。唐代关于太祖的确立曾有过两次争议，分别在太宗朝和中宗朝。争论的焦点是：唐朝的太祖究竟应该立凉武昭王李还是北周唐公李虎。

一　太宗朝的争议

唐朝以前的诸多朝代，太祖的确立一般是按“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1]的原则来进行的。商以契为太祖，周以后稷为太祖，秦以始皇帝为太祖。汉以后，开国君主多出身低微，前代世系难以确知，于是多以开国之君或其父祖为太祖。两汉以高祖始封为汉王，又受命于天，建立汉朝，身兼受命与始封两项殊勋，因而无疑义的立为太祖。曹魏文帝受命，武帝始封魏王，而以武帝为太祖。晋武帝受命建国，宣帝始封，以宣帝为太祖。南朝刘宋、萧齐以开国皇帝为太祖，梁、陈以开国皇帝之父为太祖。北魏孝文帝时尊道武帝拓跋为太祖，因为他恢复代国，始称魏王。北齐高洋称帝，而以高欢为太祖。北周宇文觉称帝，而以宇文泰为太祖。隋文帝杨坚称帝，而以杨忠始封，尊为太祖。汉朝与南朝的几个皇帝都出身低微，身兼始封与受命双重身份，因而无疑义的得以列为太祖。其他朝代都是既有始封祖，又有受命君，而且大多是先由权臣受封为王侯，为始封祖，后由子孙自立为帝，为受命君，这样建立的朝代，无不尊始封祖为太祖，而以受命君为昭穆，但尊为不祧之庙，百世不迁。这种以始封祖为太祖，而以受命君为昭穆的做法，与历代标榜的以“孝”治国的政治理念有关。因为若以受命君为太祖，则太祖之前诸祖，尤其有始封之功的先祖都不得入庙，即使暂入太庙，也会因新主的迁入最终被迁出。而这些始封祖多为受命君的父、祖，身为太祖之父、祖而不得入庙享受祭祀，无疑大大违背了他们努力宣扬的孝道。再说始封君凭功劳或权术得封为王侯，虽限于各种原因未称帝，但毕竟对新王朝的建立有肇始之功。因此，若不以始封君为太祖，于情于礼都不合适，于是唐以前朝代的建国之君不得不自列昭穆而追封其父祖为太祖。

唐朝立太祖的情况与魏晋、北朝、隋相似，李虎在西魏为柱国大将军、陇西公，北周建立后被追封为唐公。其子李袭爵，传至李渊，在隋末群雄逐鹿中胜出，建立唐朝，则李虎为始封祖，李渊为受命君。高祖武德元年（618）五月，“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于太庙，始享四室”[2]。六月“己卯，追谥皇高祖曰宣简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皇考曰元皇帝，庙号世祖”[3]。此四祖中，宣、懿二祖为北魏普通将领，未曾受封王侯。景帝即李虎，始封唐公，元帝袭爵。宣、懿二祖虽对唐朝的建立无功，但却是高祖李渊的高祖、曾祖，亲未尽，所以列入太庙。此时的四庙为四亲庙，李虎虽被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但仍列入昭穆，虚太祖之位，待宣、懿二祖亲尽迁出后，再正太祖之位，这沿袭了魏晋以来的做法。

贞观九年（635）高祖崩，太宗命有司详议太庙制度，有人建议以凉武昭王为太庙始祖。其实，宗庙中本无始祖，所谓“始祖”就是指太祖，只因《白虎通》《礼纬》中出现了“始祖”一词，郑玄又加以使用，遂成为不刊之论，其实二者同义。唐初有人建议太祖外另立始祖，就是将二者看作了不同的两位祖宗，太祖为王朝最初开创者，始祖则为李氏王族的早期先祖。但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凉武昭王只是李唐远祖，且国祚不长，对李唐的建立没有太大功劳，因此不可立为始祖。太宗从之。太宗虽未立始祖，但并未否认始祖的存在，臣僚也未见有人提出异议，也就是说唐初君臣都认为宗庙中同时有二祖。这种错误观念在中宗时又引起了争论，下文将会论及。

此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以凉武昭王为始祖的提议，说到底还是受当时门阀制度余风的影响。唐初门阀大族虽已衰落，但门阀观念仍然顽强的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唐朝建立后，李氏成了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但仍然是被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所轻视的寒门新贵，社会地位并不高。出于这种自卑心理，李氏必然要设法抬高社会地位。于是就攀附名门望族陇西李氏，自称是西凉李氏的后裔，但实情却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4]。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段虽有失身份，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皇室来讲又是必不可少的。太宗可能也是自知与李并无血缘关系，若以其为始祖，位在自己的众祖宗之上，自己的真正祖宗反而要列入昭穆，逐个被迁毁，岂非遗笑千古，所以对于志宁的建议予以采纳，没有以李为始祖。

同时，谏议大夫朱子奢建议曰：

……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庙，四海之尊也。……宜依七庙，用崇大礼。若亲尽之外，有王业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为始祖。倘无其例，请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虚位。将待七百之祚，递迁方处，庶上依晋、宋，傍惬人情。[5]

建议立七庙，始祖可立则立，不可立则不立，也未否认始祖的存在。只立昭穆亲庙，虚太祖之位，待神主逐渐迁再正太祖之位。

同时，中书侍郎岑文本也上议曰：

……臣奉述睿旨，讨论往载，纪七庙者实多，称四祖者盖寡。……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晋、宋、齐、梁皆依斯义，立亲庙六，岂非有国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数尽四庙，非贵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义；德薄者流卑，实不易之令范。臣等参议，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6]

建议依从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太宗从之，“于是增修七庙，始崇弘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焉”[7]。虽名七庙，其实只有六世亲庙，虚太祖之室，将太祖列于昭穆，为实六虚七之制。

二　中宗朝的争议

太宗庙，迁弘农府君，高宗庙，迁宣皇帝，仍为六室之制，太祖仍在昭穆之中，上面还有光皇帝，仍不得居东向之位。至武则天革唐代周，“改西京太庙为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以下三室，余四室令所司闭其门，废其享祀之礼”[8]。

中宗复辟，恢复西京唐太庙，并将武周洛阳太庙也改为唐太庙，从此，唐有东西两太庙。中宗又诏：“既立七庙，须尊崇始祖，速令详定。”[9]前文已说，太宗时已经错认为太祖之外还有一个始祖，太宗虽未立李为始祖，但当时并未有人提出始祖即为太祖，所以太祖外另有始祖的观念还存在，中宗就是沿袭了这种错误观念，重提贞观年间立始祖的老问题。太常博士张齐贤上议曰：

昔孙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国者事五代。”则天子七庙，古今达礼。……莫不尊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庙，百代不迁。……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国家诞受天命，累叶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代数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唯有六室。其弘农府君、宣、光二帝，尊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合食之数。……伏寻礼经，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今之议者，或有欲立凉武昭王为始祖者，殊为不可。……凉武昭王勋业未广，后主失国，土宇不传。景皇始封，实基明命。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远构，考之前古，实乖典礼。……请准敕加太庙为七室，享宣皇帝以备七代，其始祖不合别有尊崇。[10]

明确指出“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从根本上否认了存在始祖之说，并进而提出，既已有李虎为太祖了，则不应再立李为始祖。况且，景皇帝始封唐公，最有资格做唐朝的太祖。其父、祖、曾祖，只因亲未尽才得以列入太庙中，以后应当依次迁出，以待景皇帝正太祖之位。而李“勋业未广，后主失国，土宇不传”，不可立为始祖。建议仍旧以景皇帝为太祖，重新迁回宣皇帝，建立七庙之制。

太常博士刘承庆、尹知章表示反对：

……及魏晋经国，周隋拨乱，皆勋隆近代，祖业非远，受命始封之主，不离昭穆之亲，故肇立宗，罕闻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百代而不迁，亲尽七叶而当毁。或以太祖代浅，庙数非备，更于昭穆之上，远立合迁之君，曲从七庙之文，深乖迭毁之制。皇家千龄启旦，百叶重光。景皇帝浚德基唐，代数犹近，号虽崇于太祖，亲尚列于昭穆，且临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庙当六，未合有七。……宣皇既非始祖，又庙无祖宗之号，亲尽既迁，其庙不合重立。若礼终运往，建议复崇，实违《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请依贞观之故事，无改三圣之宏规，光崇六室，不亏古议。[11]

他们认为太庙仍然应该为六室，反对为凑足七庙而将已迁毁的宣皇帝重新入。两派意见相左，中宗令宰臣更加详定。礼部尚书祝钦明等奏言：“博士三人，自分两议：张齐贤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刘承庆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请依张齐贤以景皇帝为太祖，依刘承庆尊崇六室。”[12]中宗遂从之，太庙依旧六室，重新确立了景帝的太祖之号，再次打消了立始祖的念头，以后关于始祖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争论。以后太庙大祭时，仍遵循以前的做法，太祖列入昭穆，虚东向之位，直至宣、光二帝递迁出太庙之后，大祭时太祖才名正言顺的居于东向之位。(www.xing528.com)

对于景帝的太祖之号、李不可立为始祖，已是唐初早已确立之事，为何到了中宗复辟之后，又被重新提出来？这要从中宗复辟时期的国家政局谈起。从武则天称帝到被逼下台，武周政权共存在了近十五年，如果从高宗崩逝开始算，则她一手掌握国家大权有二十多年。武则天在这二十多年的统治无疑是强硬有力，且卓有成效的。中宗虽凭宫廷政变夺回了李家江山，但武周政权的影响并不能一下子消除。为了稳固新建立的政权，重新唤起人们对李唐统治的热情和忠心，重新树立李氏的统治权威，弥补武周政权对李氏这种权威的破坏，逐渐淡化武周统治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影响，中宗君臣有必要在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方面做一番文章，为李氏的统治权正名。宗庙礼制无疑是最迫切需要改回唐旧制的制度之一。因此，中宗一复位，即重立唐西京太庙，并将武周太庙改为唐的东都太庙，从名分上恢复了李氏的天子之号。同时，虽然明知太宗时已经舍弃了将李立为始祖的想法，此时又重提景帝李虎与凉主李的争议，是想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探讨唐太庙制度。

另外，武则天称帝时，声称武氏源于周，周平王少子姬武就是武氏始祖。并于天授元年（690）九月“丙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13]。不仅立其父为太祖，还把周文王立为始祖，太祖与始祖同时在庙，以此来标榜武周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中宗君臣重提始祖的问题，隐然受到了武氏七庙的影响。

三　简短结论

可见，太宗朝与中宗朝这两次关于太庙太祖的争论，都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在太宗朝，太庙中太祖的人选关系到李唐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宗朝，太祖人选又关系到李唐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因而，太祖之争看似一个简单的礼制问题，跟现实社会距离遥远，但当它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具有了十分具体而巨大的现实意义。因而，对礼仪制度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出礼制学说的发展和演变，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发现与礼制相联系的相关社会政治问题，这也为我们研究唐朝以及其他朝代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注　释

[1]（东汉）班固：《汉书》卷73《韦贤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8页。

[2]（后晋）刘等：《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941页。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页。

[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1年，第194页。

[5]《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41—942页。

[6]《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42—943页。

[7]（宋）王溥：《唐会要》卷12《庙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37页。

[8]《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45页。

[9]《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46页。

[10]《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45—947页。

[11]《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48页。

[12]《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48—949页。

[13]《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第90—91页。

（张华，陕西省渭南市渭南高级中学，教师，历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