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简牍最早出现于何时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传世典籍中，最早关于简牍的记载当推《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的“殷先人”，即或不是指殷部族的先人，至少也是指殷王朝的先人，即成汤时代。“有册有典”指既有简册又有存放简册的架阁。说明殷商时期简牍早已流行。
有的研究者认为，我国最古的书是甲骨书即龟策，而竹书与帛书继之。[1]册、典，是甲骨穿孔编联及搁置之形，并进而认为甲骨先于简牍。此说恐有以偏概全、倒因为果之嫌。出土甲骨未见整齐有序之穿孔，且许慎释“册”为“札”，并指出古文“册”从竹。甲骨文字多竖行，从右向左，显然是受了简牍的影响。再以迄今所获考古发掘校验之，全国出土的战国至魏晋乃及偶见于西北的西夏牍，几乎全由竹木为之。历史发展的顺序应该是，先有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广泛使用竹木作为书写材料这一基本事实，才萌发了王室贵族刻写龟甲之雅兴；佐之后世纸张盛行而帝室仍有以金页书诏之奢趣，益可明此。只是由于甲骨利于长久保存而近世又集中出土，才使这一基本史实隐没不显。[2]而就世界范围内文字载体之发现来推测，先民使用的材料，既有木石，又有甲骨，孰先孰后，今日已难断定。王国维认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先后，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3]这一推论虽似模棱两可，却是相当公允的。文字和书写条件的成熟时期，应即简牍产生的时期；其开始广泛使用的时期，至迟应在商、周。[4]
《国语·越语》又说：“以丹书帛。”这是贵族的格调。对于一般民众而言，竹木简牍无疑是更为常见的书写材料而具有优先的使用价值，所以“竹帛”一词也就成了我国古代书籍的代称。然而，由于简牍多为竹木，日久腐朽，难望长期保存完好，今日所见，最早者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属战国早期，公元前433年左右。[5]但随考古工作深入开展，我们有望见到春秋以前的简牍原件。
用竹木简牍作文字载体，是我国先民的一大发明。然而，中国简牍源于何时，尚待探究。
文字的出现，当为人类文明之标志。而刻契先于文字，大体无疑，《魏书》卷1《序纪》载北魏先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刻契即原始档案，史学与档案同源，有了档案，就有了历史。
简牍本为书写，故国人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用其他可书写材料者，《汉书·路温舒传》：“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初学记》卷21《文部·纸》：“或用蒲写书，则路温舒截蒲是也。”[6]说明国人并未泥守竹木，曾作过各种尝试，只是在最后选择了广泛分布又厚实可用者。(www.xing528.com)
我国简牍并不限于汉文文书，佉卢文、西夏文与吐蕃文等也屡有发现。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新疆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至罗布泊沿岸的古代遗址、甘肃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及喀什和洛阳古董市场上，不断发现大批写有佉卢文的木牍。[7]西夏文简牍数量较少。吐蕃文简牍时代较晚，在新疆米兰和于阗发现不少，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收录464支，内容包括经济、军事、氏族、部落、地名、文书、宗教和其他。[8]
世界范围内，简牍多有发现。英国文德兰达哈德良长城遗址曾发现公元85—200年间古罗马简牍，属军事文书与私人信函。[9]1928年日本三重县柚井遗址、1930年秋田县拂田栅遗址都有简牍出土，60年代后更有平城京大量木简。但日本简牍出现较晚，约当奈良时代，距今一千二百余年，且无成册者。另外，日本迄未发现竹简，似反映中日文字载体之差异。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出土简牍多为墨笔书写，但其源尚可探究。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不少刻划符号，如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山东大汶口父系氏族遗址，均见刻符且已具文字雏形。至甲骨文亦为刻划，当有渊源关系。就甲骨文的成熟程度及取材之不易来推断，当时普通的文字载体应为竹木，那么，从刻契到墨书，可谓顺理成章。甲骨“聿”字像以手握笔。反映殷商以前已有墨书。因此，我们认为，合理的顺序是：先有陶、石刻契，再有简牍墨书，甲骨因属王室贵族专用，较墨书稍晚或同时。其后纸文书出现，到现代计算机磁性存贮器问世。
至于简纸的更替年代，据报导悬泉置遗址出土500余纸，但质地、功用均有疑问，与今日纸张恐非同类。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当时未必推广普及。“《汉书》、《论衡》分别详细记载了西汉与东汉前期的历史事件与自然科学成果，包括制造与使用笔、墨、简、帛，而唯独没有提到纸。”“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中，有些是记载屯戍活动中开支，各种衣、食、生活用品的价格清单，包括河内笔，却唯独没有纸，说明残纸不是屯戍时期之遗物。”[10]《论衡·量知》也明言：“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说明东汉仍以简牍为主要的文字载体。我国简纸更替约在魏晋时期，《世说新语·捷悟》载曹操时“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烧除”，反映简牍已退出使用领域。而“洛阳纸贵”则揭示当时纸虽流行然产量有限，晋初楼兰文书简纸并行，可为佐证。
《初学记》卷21《文部·纸》引《桓玄伪事》载东晋末年桓玄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反映当时纸已流行，但因习惯及传统“主敬”观念，厚重的简牍仍较轻浮的纸张为人喜用。古人有雅尚古风之俗，所以简牍虽已普遍为纸代替，但用简遗风犹存。陆游《老学庵笔记》卷3载：“元丰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观佛书，每以故金漆版书藏经名。”“宣和后简板盛行，日趋简便。”[11]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简牍是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出自黑城遗址（Karakoto）的一块木牌，与居延、敦煌所见通行符类似。[12]直至今日，百姓祭祀祖先之牌位仍用木，仍属“主敬”。
陶石、竹木、甲骨、帛纸、磁体，固然呈现文字载体之进步，但若考虑其保存条件，陶石及已成化石的甲骨历数千万年犹存，竹木简牍则迄今所见最早不过战国时，纸文书魏晋者已不多见，至磁性载体，若遇病毒，可能“无影无踪”。当代载体固然高效，但对民众而言，电脑屏幕上的文字与图像，与“看得见、摸得着”的陶石、竹木乃至纸文书，文化感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我们今日尚难断言简牍已“退出使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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