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教程：揭示政治风云

第三节　简牍所见政治风云

出土简牍不仅能补充传世文献中有关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记载，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时有涉及。由于材料本身的原始性，其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传世文献语焉不详、真伪难辨的缺陷，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一些历史事件有重要意义，是先秦秦汉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书籍和文书是今天所见简牍材料的两种主要内容。它们都包含着一些对认识具体历史事件有价值的材料。《晋书·武帝纪》和《束皙传》记载了西晋太康二年（281）“汲冢书”的出土，其中的数十车竹简中即有《纪年》13篇，记载了从夏以来到战国中晚期的历史，有不少可订正和补充经传史记的地方。《晋书·束皙传》称：“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里对“益干启位”、“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和”等政治事件的描述，皆与《史记》不同。遗憾的是，这部西晋时重见天日的竹简本《纪年》，在唐宋之后又逐渐散佚殆尽，至今日只有王国维、方诗铭等的辑本存世。

20世纪是简牍材料大发现的时代，其中一些久佚书籍的重新发现，对认识某些政治现象有重要意义。1994年，上海博物馆曾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一千多枚战国楚简。整理后发现，其中有不少记载上古及春秋史事的书籍。《容成氏》篇记载了汉儒已不能明其事的“文王平九邦”。《子玉治兵》和《两棠之役》等篇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国参与争霸战争的一些情况，内容涉及晋楚城濮之战和邲之战。《三郤之难》篇则是关于春秋中期晋厉公为加强君主权力与以三郤为代表的异姓卿大夫进行政治斗争的记载。这些内容补充了今本《尚书》、《左传》、《国语》等文献的相关记载，有重要史料价值。

再如庞涓和马陵之战的问题。《史记·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六国年表》、《商君列传》和《孟尝君列传》都说齐魏马陵之战中魏太子申被虏、将军庞涓被杀，《孙子列传》称庞涓“自刭”。《战国策·魏策二》说“齐魏马陵之战，齐大胜魏，杀太子申”，未提庞涓，而《齐策一》又说“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几种说法互有歧异。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有已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其中《擒庞涓》和《陈忌问垒》两篇分别谈到“击之桂陵而擒庞涓”和“取庞□而擒太子申”。据简文可知，庞涓作为魏将，不只参与过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也参与过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在桂陵之战中其战败被擒，但之后他可能被放回魏国，并再度为将，十二年后在马陵最终身死。^[9]庞涓与桂陵之战的关系，及其被擒与被杀的细节，借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出土而大白于世。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名著，以“文直”、“事核”著称于世，但由于其有关战国、秦代的记载，主要是依据“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所以也存在着史实疏漏，甚或纪、传相互矛盾的问题。而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则大大扩充了我们对战国后期及秦代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的认识。尤其是其中的《编年记》53简，记述了从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将近九十年间，秦通过战争手段灭亡六国至于统一的历史进程，起到了印证、补充乃至订正《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等文献的作用，加强了我们对秦统一过程的理解和认识。《史记·秦本纪》和《六国年表》都提到，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魏献故都安邑予秦，但未言魏献城的原因。《编年记》载：“（秦昭王）廿年，攻安邑。”这条史料补充了《史记》的缺漏，使我们明白魏的献城是以前一年秦对安邑的进攻为前提的。化名张禄的范雎在秦昭襄王统治后期相秦，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是战国后期著名历史人物。其曾保荐故人郑安平和王稽分别担任秦的将领和河东守。长平之战后，郑安平投降赵军，不久河东守王稽也因“与诸侯通”而“坐法诛”。《史记·范雎列传》记载，范雎因这两件事心中不安，“谢病请归相印”，最终将秦相的位置让与燕人蔡泽。而《编年记》中关于此事的记载与《史记》不同，直称昭王五十二年（前255）“王稽、张禄死”。这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林剑鸣先生据此认为，《史记》相关记载有误，范雎与王稽被同时处决，实不得良死。^[10]

关于秦王政亲政后积极翦灭六国的过程，《编年记》载：

十七年，攻韩。

十八年，攻赵。……

十九年，□□□□南郡备敬（警）。

廿年，……韩王居□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www.xing528.com)

廿二年，攻魏粱（梁）。

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

［廿四年］，□□□王□□。

这里秦攻灭韩、赵、魏、楚四国的过程，与《史记》的记载基本一致。而关于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南郡备警”的记述则可以与秦并天下后始皇诏书里“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的诏文相印证。从“十九年”到“廿四年”的记载中，除“攻魏粱”一条外，“其余所记是前后有关连的一件大事，涉及韩灭亡以后的余波和楚国被灭时几次反复的战役”^[11]。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和二十三年“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的记载参看可知，韩王被徙引发了韩人的反秦斗争，这一斗争又促成了韩王之死，此后有楚王室血统的秦国贵族昌平君居于其地，又被项燕立为楚王领导反秦战争，最终失败。

不仅简牍书籍中有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内容，为数甚巨的秦汉魏晋出土文书，虽以反映下层吏民的屯戍、经济生活为主，但其中也不乏对当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1977年8月出土于玉门花海的一枚七面棱形觚中就含有汉代前期某位皇帝的遗诏：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侅（亥）自汜（恣），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久。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惕惕），恐见故至，毋贰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取。　　　　1448^[12]

这位皇帝临终前教育太子要以胡亥为戒，善遇百姓，存贤近圣，与汉初诸帝的历史形象基本一致。

西汉昭宣时期，王朝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都有所进步，被史家称为“昭宣中兴”，但征诸史籍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并不平静，围绕最高政治权力曾展开许多斗争。昭帝时期，大将军霍光秉政，于元凤元年（前80）十月镇压了以燕王刘旦、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治集团。昭宣易代之际，武帝子广陵厉王刘胥觊觎皇位，宣帝即位后，仍“使巫祝诅”，后事发，自杀、国除。1974年肩水金关遗址出土大量汉代简牍，其中有后来被命名为《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的木牍三枚，是汉政府于甘露二年（前52）发布的通缉大婢外人的命令，外人因具备“故广陵王胥御者惠同产弟”和“故长公主盖卿大婢”的双重身份而被通缉，反映了宣帝时期对广陵王等谋反集团的追查，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西北汉简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王莽政权。居延甲渠候官和卅井候官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对居摄元年（6）汉安众侯刘崇和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及一些刘氏宗室起兵反抗王莽的记载，反映了王莽篡汉之前与汉朝皇族的尖锐矛盾。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民族政策，激起了西域诸国的反叛。天凤三年（16），王莽派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出西域，与焉耆等西域政权发生了激烈战争，敦煌汉简中有不少关于此事的记载，其中不乏当事者给王莽陈述军情的上书，为我们理解这一战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99年至2002年间，额济纳汉代烽燧遗址又出土了500余枚汉简，其中有王莽登基诏书和封匈奴单于诏书，非常珍贵。

王莽政权败亡之后，河西地区处于窦融的管理之下。居延汉简，尤其是居延新简中有相当多关于窦融治理河西的记载，甚至有窦融策应刘秀进攻隗嚣的内容，这对我们了解窦融的政治立场和东汉前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形势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