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949年后简牍出土概况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和发掘，致使古代简牍的出土规模、数量、发掘的质量以及研究的水平，都远远超过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就简牍出土的地区来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简牍出土地区仅限于西北的新疆与甘肃；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简牍的出土地点由西北扩展到了内地，遍及湖北、湖南、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及江西等地；就出土简牍遗址的性质来说，由过去的边防驻点和烽燧遗址，扩大到古代城堡、宫殿和古墓葬群，而且简牍发掘的计划性、科学性以及摄像技术都有明显提高，简牍出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一、战国简
1.湖北省
1965年秋，江陵望山一号战国墓出土竹简207枚，内容主要为疾病、祷祝、占卜、记事之类的个人日常生活杂记；同年，又在二号战国墓中出土楚简60多枚，但仅有5枚保存较完整，内容为遣册，整简所书字多者达六七十字，每简记多物，对器物的描述亦甚详尽，而且用词对称，颇具文学风采。[2]1973年3月，又在湖北江陵的藤店一号战国墓中，获得竹简24枚，简多残破，能识别的文字仅47字。[3]1978年1月至3月，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中出土竹简70多枚，另有部分残简，其内容可分两类，一是遣策，一是卜筮记录。[4]以上数次所得竹简，统称为江陵楚简。
1978年，随县城郊（今随州市郊）的战国曾侯乙墓中出土竹简240枚，保存甚好，内容可分四类：一记车马和车上的兵器装备；二记车上配备的人马两种甲胄；三记驾车的马；四记马和木俑，是现存出土竹简中保存最为完整者。[5]
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江陵九店发掘东周墓596座，其中56号和621号墓共计出土竹书300余枚。内容包括与农作物数量有关的《日书》及名为“季子女训”的古佚书，内容与烹饪等有关。[6]
1986至1987年，江陵秦家咀1号、13号和99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主要为卜筮祭祷之辞，另有少量遣策。[7]
1987年，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竹简448枚，竹牍1枚，按内容可分为司法文献、卜筮祭祷记录、遣策三大类。[8]
1992年，湖北老河口两座战国墓出土十余枚简牍，内容为遣策。[9]
同年，江陵砖瓦厂370号楚墓出土6枚简牍，内容为司法文书。[10]
1993年，黄冈黄州区曹家冈五号楚墓发掘出土7枚简牍，内容为遣策。[11]
1993年冬，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805枚竹书，郭店楚墓竹简内容丰富，且全部是学术著作，大部分完整，全部资料收录在《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中。郭店竹书的内容，按学派性质，主要有儒道两家。道家文献有《老子》甲乙丙本和《太一生水》，其余除了《语丛四》的性质还需要讨论之外，都是儒家。这批郭店楚简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价值最为重大，杜维明认为：“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12]
2002年秋至2003年初，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1000余枚竹简，这是历年来楚墓发掘出土简牍最多的一次。[13]
2.湖南省
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楚简38枚，内容属于遣策。[14]
1953年，长沙仰天湖25号战国墓出土楚简43枚，内容为遣策。[15]
1954年，长沙杨家湾的M006号战国墓中，出土了楚国竹简72枚，文字大都不太清晰。[16]
1987年，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出土了4557枚竹简，有40%左右字迹模糊，而部分字迹较清晰，书法精美，简文内容为记事性的史书，其中一类是有传世典籍可资对勘的《国语·吴语》和《逸周书·大武解》，另一类是没有传世典籍对勘的《管子》、《宁越子》等书的佚文或古佚书。[17]
3.河南省
1957年，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战国竹简148枚，这批竹简被称为信阳楚简，按内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竹书，出土时残损厉害，无一整简，其内容为佚书，与子思、孟轲的思想有关；第二类是记载随葬物品的遣策，较完整，大部分为整简，这些遣策对探讨当时楚人日常生活用器及生活礼俗也有作用。[18]
1994年，在新蔡李桥镇葛陵村东北的楚平夜君成墓中出土竹简1500余枚，内容多为卜筮祭祷记录，另有少量遣策。[19]
4.甘肃省
1986年，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竹简460枚，大多数保存完整，字迹清晰，包括《日书》和《志怪故事》。[20]《日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73枚简，乙种379枚简。内容简略，少言鬼神，反映的是重政治而轻鬼神的秦文化风貌，是纯粹的秦文化典籍。
《志怪故事》有7枚竹简，是邽丞向御史呈奏的“谒书”，主要讲一个叫做丹的人因伤人而弃于市，后又死而复活，并追述丹的经历和不死的原因，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所记故事颇与《搜神记》等书的内容相似，显然有志怪的性质”，虽然“情节不如《搜神记》的曲折，但仍然可视为同类故事的滥觞，值得大家注意”[21]。
5.四川省
1979年1月，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出土更修田律木牍二枚。其中一枚字迹无法辨认。另一枚正、反两面均有墨书文字，残损较少[22]，根据释文，这枚木牍中主要讲的阡、陌、道及封的规格等，这对于研究古代的田亩封疆制度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与云梦秦简中的《田律》结合研究，将更有助于了解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土地制度、亩积制度、百亩为顷之制始于何时、人工陂堤的修建于阡陌封疆等问题的含义。
6.上博简
1994年，上海博物馆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斥资收购并接受捐赠共得完整或残缺战国竹简1200余枚。总字数在35000左右，内容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领域。共有文献近100种，其中能和传世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十种，如《缁衣》、《易经》、《孔子闲居》、《武王践祚》等；绝大多数为佚书，如《诗论》、《四帝二王》、《彭祖》、《乐礼》、《赋》、《夫子答史□问》、《子羔》、《子路》、《颜渊》、《曾子》、《曾子立笑》、《恒先》、《曹沫之陈》等等。
7.清华简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2388枚（包括少数残断简）战国中晚期的简牍，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多为经、史一类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典籍，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从未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23]
另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购藏了少量战国竹书，饶宗颐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发表了一枚《缁衣》简和《周易》简的图片、释文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24]曾宪通利用该枚《周易》简对《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进行了新的解释。[25]
二、秦简
1.湖北省
1975年12月，云梦县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首次出土秦简1155枚，还有残片80枚，简称“云梦秦简”或“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主要内容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等十个方面。[26]
同年，在第四号墓中，出土了木牍两件，记载秦代戍守淮阳的兵士写给家里的家书，是首次出土的秦代家书。通过其内容，不仅可以了解秦代家书的书写格式与体例，还可以看出许多政治、经济与物价等方面的情况。[27]
1986年，江陵岳山36号秦墓发现木牍2枚，内容为日书。[28]
1989年，云梦县城东南郊龙岗6号秦墓中出土了284枚秦代竹简和木牍，这是继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后秦简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一般简称为“龙岗秦简”。龙岗秦简在时代上晚于睡虎地秦简。[29]内容主要为“禁苑”类律令。
1990年，江陵扬家山135号秦墓出土竹简75枚，为记载墓中随葬品的遣策。[30]
1993年，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竹简800余枚和木牍1枚。内容为《效律》、《日书》及《易占》，《效律》的内容与睡虎地秦简的《效律》相同，但书写次序不同，《易占》所见卦名与今本《易》相同。木牍过于残破，无法识别。[31]
同年6月，荆州周家台30号秦墓中出土简牍390枚，内容为《日书》、历谱、医方等。[32]
2.湖南省
2002年6月，龙山里耶古城的1号古井出土简牍36000多枚，这是迄今为止秦简发掘数量最多的一次，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是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情况的秦行政文书，包含通邮、军备、职官、民族、算术等内容，简文纪年多为秦始皇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前222—前212），最后为秦二世元年（前209）。另外还有少量楚简。
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抢救性收购一批珍贵秦简，比较完整的简牍1300余枚，经初步整理，内容为《日书》、《官箴》、《梦书》、《数书》、《奏谳书》及《律令杂抄》，这是继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和2002年湘西里耶秦简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33]
3.北大秦简
2010年初，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出资抢救了一批流失海外的珍贵秦代简牍，并捐赠给北京大学，这批简牍包含竹简763枚（其中近300枚为正、背两面书写），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4枚，不规则木觚1枚，有字木骰1枚。内容包括《质日》、《为吏之道》、《交通里程书》、《算数书》、《制衣书》等文献和文学类古佚书，涉及古代的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数学、医学、文学、历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34]
三、汉简
1.甘肃省
1959年，武威县磨咀子第六号汉墓出土《仪礼》简册，有简牍469枚，字37332个，此外，还有少量杂简，共计504枚。此次出土的《仪礼》有三种本子，它为我们校勘、研究《仪礼》的不同流派以及古代书籍的装帧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第十八号汉墓出土木简10枚，内容是西汉宣帝“本二年”（即本始二年，前72）及成帝建始二年（前31）给高年者授以王杖的诏令，所以考古学界与史学界称其为“王杖十简”，这对研究汉代的尊老、养老制度，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实物与史料[35]；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葬出土木简92枚，内容主要是医术及药物名称，是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卫生和医学理论的重要资料。[36]1981年，征集到出土于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令书”木简26枚。[37]这批王杖诏令简，不仅是对1959年所出“王杖十简”的很好补充，而且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社会经济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1971年12月，甘谷县渭阳刘家岔坪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用松木制作的简牍，共23枚完整简和若干碎片。据考证，这批木简是一份策书，系东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宗正府卿刘柜关于宗师事上给皇帝的奏章，经批准后转发给各州郡的官方文书。[38]
1972年到1974年间，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原属甘肃省）的额济纳河流域，先后发现了汉简19637枚，内容包括诏书、律令及屯戍事务，是我国解放后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这次有计划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大批汉代简牍，还弄清了甲渠候官的城堡，肩水金关的关城以及甲渠第四燧的瞭望台三个不同等级的军事设施的规模和建筑物的配套情况，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历法、地理、交通、法律制度、屯戍制度、阶级关系、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及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较之旧居延汉简数量更多、内容更广、科学价值更高。
1977年8月，酒泉西北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木简91枚。值得注意的是一件七面棱形觚，文字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某诏令的一部分，后半部分为书信，书信内容同所录诏令有关系。据考证，此觚所书诏令，为西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临终时的“遗诏”之一。如果这一考证可信，则这一木觚的内容，揭示了武帝末、昭帝初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幕，可补史籍之缺，十分可贵。[39]
1979年，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1217枚，绝大部分为木牍。就形制而言，包括简、牍、符、觚、签、封检及削衣等；就时间而言，最早的是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的觚，其次为元康元年（前65），其余则皆为元、成、哀、平诸帝时期之物，其中尤以平帝至王莽时期者居多，最晚的纪年为王莽地皇二年（21）；就内容而言，包括有关出入玉门关、玉门关候及其管理范围、王莽新朝同西域诸国的关系、玉门关候所属的屯戍活动等。[40]
1981年3月，敦煌县城西北的汉代烽燧遗址出土4枚汉简，后又在此采集到汉代木简七十余枚，内容大致有诏书、律令、檄书、日常屯戍簿册、字书、兵书、历书、私人书信及其他杂物，形制有简、牍、觚、符、签、封检及削衣，其中纪年简仅一枚，为西汉昭帝始元七年（前80）。据余简朔闰干支推算，这批简牍所反映的年代下限为王莽时期，而以昭、宣二帝时期者多。这批简牍的内容，有涉及敦煌郡中部都尉的候望熢次者，有涉及“惊候符”者，还有关于“击匈奴降者赏令”的简文。[41]
1986到1988年，敦煌进行文物普查，在后坑墩、马圈湾墩、小方盘城、臭墩子城、小方盘城南第一烽燧、第二烽燧、监池湾墩、小月牙湖东墩、大坡墩等地，先后出土汉简137枚。[42]
1990年4月，敦煌西北的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62枚，其中历谱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无字素简21枚。简文内容包括地节元年（前69）历谱、符、爰书、品约、簿籍等。[43]
1990年10月到1992年12月，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3.5万枚，其中有字者2.3万余枚。还有汉代帛书10件、纸文书9件、晋代纸文书1件。[44]
2000年，武都琵琶乡赵坪村汉墓出土12枚汉简，内容为屯戍类简。[45]
2003年，安西九墩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简牍35枚，内容待考。[46]
2008年，永昌水泉子汉墓出土木简700多枚，连同残损严重的残片一共大约为1400多枚，经整理，内容为《仓颉篇》和日书。另外，还发现“本始二年”简一枚。[47]
2008年，敦煌一棵树烽燧遗址出土一件完整的封检，还有木简20多枚，内容有檄书、日常屯戍簿册、私人书启及其他。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封检、削衣等。[48]
2.湖北省
1972年，云梦县大坟头一号西汉墓出土木牍一枚，内容为随葬衣物清单，属于遣册。[49]
1973年，光化县东南东三号汉墓出土约30枚竹简，仅有5枚可见墨迹，其内容为遣策。[50]
1973年，江陵凤凰山西汉8、9、10号汉墓出土简牍共计达434枚，内容包括随葬物清单、记出钱人名的木牍、记陪葬物的木牍、记田租的竹简等等。[51]1975年，江陵凤凰山167、168及169号西汉墓中出土木简共计229枚。[52]内容为遣策和告地策，所载随葬物依次为轺、婢、奴、漆器、陶器、钱财和食物杂物，这批简牍对于研究汉代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53]
1983年12月，江陵张家山的三座西汉墓中出土了汉简1000余枚。经初步整理，内容涉及中医、法律、数学、军事、天文及遣策等。[54]
1985年，江陵毛家园一号西汉墓出土74枚简牍，内容为遣策和牒书（告地策）。[55]
1985年至1986年，江陵张家山327、336号汉墓中出土简牍1100余枚，内容有日书、律令十五种、遣策、《功令》、《却谷食气》、《盗霑》、七年质日以及宴享等。[56]
1990年，江陵高台18号汉墓中出土木牍4方。出土时叠置，据发掘报告称：“牍甲应为江陵丞给死者前往安都签发的‘路签’；牍乙乃属死者给地君的‘报到书’；牍丙为‘告地书’；牍丁未‘遣策’。”此墓为江陵墓地区一座比较特殊的西汉早期墓葬，木牍的文字内容对分析汉初的算赋政策、人口迁徙等问题具有较大意义。[57]
1992年，荆州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中出土汉简35枚，内容为遣策；另有一些漆器烙印文字和刻画文字。[58]
2000年，随州市孔家坡8号汉墓中出土简牍785枚，内容为日书类术数文献，及历谱、遣册、告地策等。[59]
2002年到2003年，荆州岳桥岳家草场及印台六座西汉墓出土700余枚简牍，内容为文书、卒簿、历谱和编年记等。[60]
3.湖南省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412枚，木牍49枚，合计461枚；其中竹简全部是遣策，木牍则是装陪葬物的竹箱上的楬。[61]1973年，又在三号汉墓发掘出竹简593枚，木牍17枚，合计610枚。其中属于遣策者多达410枚，内含木牍7枚，余为竹简；医书类简牍200枚，内含木简10枚，余为竹简，其内容与我国最早医书——《黄帝内经》有些相似，据推测可能是已佚的《黄帝外经》，或与之有关的医书。[62]
1993年，长沙望城坡古坟垸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简牍100余枚，内容为签牌。[63]
1999年，沅陵县虎溪山1号汉墓中出土1336枚竹简，墓主为长沙王吴臣之子吴阳，竹简内容有《黄簿》、《美食方》、《日书》等。[64]
2003年，长沙走马楼西汉八号井发现一万多枚简牍，内容有待整理。[65]
4.河北省
1973年，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了约2500枚汉简，内容主要是古籍，且多残缺不全。据初步整理所知，大约有《论语》、《儒家者言》、《六韬》、《文子》、《六安王朝五风二年正月起居记》、《保传传》、《哀公问五义》及《日书·占卜》等古籍。这些古籍中，除《论语》外，其余均无传本。[66]
5.青海省
1978年7月，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西汉晚期墓葬出土汉简约400枚，内容可分以下五个部分：有关军事方面的律令文书、有关军队编制、阵法和使用标志的、同《孙子》有关系的兵书及不便于分类的其他杂简。[67]总之，这批简牍的主要内容，是同西汉军队编制、军爵制度、军事制度和用兵方略有关的。所以，这批简牍的出土，对于研究我国军制史、西汉的军队编制和汉政权在青海的屯戍情况，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涉及赐爵制度的简牍，提供了不见于史籍的有关赐爵制度的新内容，对汉代赐爵制度的演变、内容与作法的了解，有不小的帮助。
6.山东省
1972年4月，临沂银雀山发掘了西汉武帝初年的两座汉墓。其中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残片不计其内。其内容主要是军事文献，也有一部分先秦诸子的古本及已经失传的古籍。二号墓出土简牍仅32枚，内容为元光元年（前134）的历谱。两座墓出土简牍包括残片在内，共计达7500余编号。这次发现的简古籍之多，几乎可同西晋时期的《汲冢书》媲美，特别是《尉缭子》及《孙膑兵法》的发现，前者可以订正前人认为《尉缭子》为先秦伪书的说法，后者可以确证现存《孙子》为孙武兵法，而非孙膑兵法，也说明孙膑确有其人，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意见；元光元年历谱，更是研究汉代历法的重要资料。[68]
7.安徽省
1977年春，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1000多枚木简，这批简牍的内容，主要是抄录的古代典籍。[69]
2004年，天长安乐镇十九号汉墓出土30余枚木椟，内容为地理、医药、户口、书信和账目等。[70]
8.江苏省
1962年，连云港市海州东汉初（或西汉末）墓葬出土了木牍2枚，记载有随葬衣物名称与数量，实为衣服券。[71]
1973年，又在海州网瞳庄的西汉后期侍其繇墓中出土木方2枚，其中一简字迹已消失，另一简保存尚好，字迹较清晰，内容为随葬衣物清单，属于“遣册”。其书写方式，分上、中、下三栏，共25行，186字，记有丝织品衣服达30件以上。[72]
同年，又在西汉后期的霍贺墓中，出土木简7枚，其中仅一块有文字，隶体墨书，部分字迹已不可识，据可识者，知为随葬物清单，属于遣册性质。[73]
1980年，邗江胡场西汉墓出土26枚简牍，其内容包括蕵、日记椟、文告椟、丧祭物品椟、木签以及木觚等。[74]
1993年，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的6号汉墓和2号汉墓中发掘出了一大批竹简和木牍，这就是著名的“尹湾汉墓简牍”，简称“尹湾汉简”，共达19种，其中最多的是簿籍，约10种，大部分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文献。[75]
1984年，仪征县的101号汉墓出土了器物与竹简、木牍、木觚。按内容可分为“先令券书”、何贺山钱、赙赠记录与衣物券。其中“先令券书”竹简是墓主人朱凌临终前的遗嘱之类的文书，主持、参与立嘱者有“县、乡三老、都乡有秩、左、里师”等，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遗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76]何贺山钱，仅竹简一枚，有文字28个，何贺山是人名。赙赠木方一枚与木觚一枚，合计有文字200多个；木觚上只有4字，木方的文字，对研究当时物价有重大价值。至于衣物券一件，为隶体墨书，为随葬物清单，属于遣册，但其衣服名称，对于了解当时服饰有很大帮助。
9.陕西省
1980年到1989年，在对汉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进行勘探发掘时，发现了115枚汉代简牍，内容为祥瑞记录，属王莽时期的简牍。[77]
2001年，西安市郊杜陵5号汉墓出土木牍1方，内容为“农事篇”，属于日书。[78]
10.广西壮族自治区
1976年，贵县罗泊湾一号西汉墓出土木简9枚、木牍5枚、封泥匣5枚，内容为从器志、东阳田器志以及封检等。[79]
1991年，在广西贵港市北郊的深钉岭，出土一木牍残件，正面墨书“水一石”，背面书“□□□令”。
11.广东省
2002年，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100余枚西汉木简，内容主要为薄籍及法律文书。[80]
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93年10月，中日联合尼雅考古队深入尼雅遗址，采集到汉简两枚，这是“斯坦因之后首次在尼雅发现的汉文木简”，内容为早已佚失的汉代小学字书“仓颉篇”[81]。
13.北大汉简
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其中完整简2300多枚，另有残简多枚，经整理，这批简牍都属于古代书籍，不见簿籍、律令、公文等官方文书，也不见遣策、书信等私人文书，其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古籍。这批竹简是继20世纪发现的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以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之后问世的又一座出土典籍宝库，对于先秦史、秦汉史、古代思想史、自然科学史、医学史、书法艺术史、历史文献学、文字学、简牍书籍制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82]
四、三国吴简
1.江西省
1979年，南昌市阳明路的一座东吴早期墓，墓主为高荣，出土木牍23枚，内容为木刺和遣策。[83]
2.安徽省
1984年，马鞍山雨水乡安民村东吴朱然墓中出土木牍17枚，其中14枚为“朱然再拜问起居”的名刺；另外3枚为木楬。[84]
3.湖南省
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的三国吴井中，发掘简牍14万枚，总字数超过300万字，这就是有名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也称“走马楼简”或“三国吴简”。简牍所见年号大多为三国孙吴年号，包括孙权的黄武、黄龙、嘉禾等，也有少量东汉晚期的建安年号。走马楼简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嘉禾吏民田家莂，司法文书，黄簿民籍，名刺、签牌、纳税、各种赋税与出入仓库（关邸阁）的簿籍等。[85]
五、晋简
1.湖北省
1955年，在湖北省武昌任家湾的魏晋时期墓葬中，出土了木牍3枚。[86]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66年，吐鲁番TAM53号晋墓出土了木简一枚，其内容是秦王政九年（前213）的纪年[87]，但由于出土于晋墓中，故应属于晋简。
1980年，古楼兰遗址出土63枚简牍，内容为屯戍文书。[88]
3.江西省
1974年，南昌东湖区永外街的一号西晋墓出土木简5枚，木牍1枚。《文物》的发掘报告称之为“木方”，内容是记录陪葬的物品名称，属于遣册，对于了解晋代服饰名称及种类颇有用处。[89]
1997年，南昌火车站东晋雷垓墓出土3枚简牍，内容为衣物疏和名刺。[90](www.xing528.com)
4.甘肃省
1985年，武威旱滩坡前凉墓出土木牍5枚，内容为拜官版和衣物疏。[91]1991年，新华乡收缴木牍6枚。[92]
1998年，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出土4方前秦木牍，一方木牍正、背两面皆有墨书文字，另外三方木牍为墓券。[93]
5.湖南省
1987年，张家界市城西的古人堤遗址中出土木简和木牍计90枚，内容为汉律、医方、官府文书、书信及礼物谒，历日表，九九乘法表等六类。[94]
2003，湖南郴州苏仙桥下东门口龙门池4号古井发现500余枚西晋简牍，其中有字简100余枚，内容为官方文书。[95]
6.江苏省
2004年，南京黄册库遗址出土简牍40余枚，内容有名刺、签牌、米粮交纳、道教符箓等。[96]
六、西夏简
1972年，武威县小西沟岘的一号山洞里，发现了一枚用西夏文书写的木简，正反两面皆有楬书，有“光定二年西路乐府”字样。[97]
上述这些地区发现的简牍，除少数为战国简牍和魏晋简牍外，绝大部分为秦、汉时期的简牍，尤以西汉时期居多，涉及魏晋以后的简牍者，是极个别的情况。因此，简牍出土的实况，也充分证明秦和西汉时期是简牍作为书写工具的极盛时代；东汉以后，逐步减少；魏晋时期已接近于绝迹。
以上统计的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简牍情况，肯定是不完全的，可以预言，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更多战国、秦、汉简牍将会出土，魏晋简牍的出土量也会有所增加。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苏等省，有出土大量简牍的可能性。至于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等地，由于气候条件，更宜于简牍的保存，故简牍的埋藏量和完整程度，可能更超出内地其他各省。
随着简牍出土地区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简牍的史料价值也获得了更大的显示，因为新中国建立前出土的简牍多限于西北边陲地区，所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地区的情况，如军事活动、边防组织、社会生活等。但是，随着内地出土简牍的增加，简牍所反映的空间扩大了，出土简文内容也进一步丰富，特别是系统的法律简文的出土和不少佚书的出现，不仅扩大了史料的类别，而且提高了史料的质量，提高了简牍内容在整个秦汉史研究中的地位。
【思考题】
1.简述简牍出土的分期。
2.结合具体事例，浅析中国古代简牍出土的特征。
3.简述西北简牍出土的概况。
延伸阅读
1.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2.高敏：《简牍研究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本章撰稿：黄兆宏
【注释】
[1]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
[2]《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3]《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4]《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5]《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6]同上。
[7]《湖北江陵秦家咀1、13、99号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8]《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5期。
[9]《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
[10]《简帛研究二OO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吴晓松、洪刚：《湖北黄冈两座中型楚墓》，《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12]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3]《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29日第1、2版。
[14]《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15]《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6]《长沙杨家湾M006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1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
[1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19]《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
[20]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
[21]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7、172、174页。
[22]《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23]《清华简整理〈尚书〉露真容》，《光明日报》2011年1月6日。
[24]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8～331页。
[25]曾宪通：《〈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诠》，《中国语言学报》第九期，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1～305页。
[26]《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7]《文物》1975年第9期；《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8]《江陵岳山秦汉墓》，《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29]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
[30]《江陵扬家山135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8期。
[31]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一五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32]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
[33]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34]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新获秦简概述》，《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2010年第3期。
[35]《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
[36]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37]《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汉简研究文集》，第35～37页。
[38]《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第85～141页。
[39]《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简牍》，《汉简研究文集》，第15~33页。
[40]《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81年第10期。
[41]《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14页。
[4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43]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调查及汉简考释》，《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44]《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置汉简内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
[45]《文物》，2003年第4期。
[46]《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文物出版社，2005年。
[4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
[48]杨俊：《敦煌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
[49]《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50]《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51]《文物》，1974年7期。
[52]《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53]《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及《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文物》1976年第10期；《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文物》，1987年第5期。
[54]《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
[55]《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56]同上。
[57]《江陵高台1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8期。
[58]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
[59]《新出简牍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60]《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文物出版社，2004年。
[61]《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
[62]《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74年第7期。
[63]《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
[64]郭伟民：《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记》，《文物天地》1999年第6期。
[65]《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18日。
[66]《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67]《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2期。
[68]上述两墓的发掘报告，始见于《文物》1974年第2期，题为《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文物》1977年第2、3期发表了《银雀山〈尉缭子〉简本释文》及《文物》1985年第4期发表了《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文。
[69]《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2期。
[70]《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15日。
[71]《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網瞳庄汉木橔墓》，《考古》1963年第6期。
[72]《考古》1975年第3期。
[73]《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74]《文物》，1981年第11期。
[75]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76]《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
[7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78]张铭洽、王育龙：《西汉杜陵汉牍〈日书〉“农事篇考辩”》，《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
[79]《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
[80]韩维龙等：《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3期。
[81]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仓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82]《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2009年第1期。
[83]《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84]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
[85]孙东坡：《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及其史料价值》，《华夏文物》2007年第3期。
[86]《文物参考资料》1955第12期。
[87]林剑鸣：《简牍概述》，第33页。
[88]《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
[89]《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
[90]《文物》，2001年第2期。
[91]《河西简牍》，重庆出版社，2003年；《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
[92]《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22日。
[93]赵雪野、赵万钧：《甘肃高台魏晋墓券及所涉及的神祗和卜宅图》，《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
[9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南张家界市古人堤遗址与出土简牍概述》，“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95]《光明日报》，2004年3月3日。
[96]《书法丛刊》，2005年第3期。
[97]《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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