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三个法国文学研究案例及学术历程

在这一节，我们同样提出三个20世纪末法国文学研究案例，分别是：《红与黑》的汉译讨论、象征主义诗歌的研究、结构主义文论的研究。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那样，在我们看来，又一次来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视域，即《红与黑》汉译讨论所依托的译介学的视域，象征主义诗歌所依托的比较文学的背景，以及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方法，即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世纪末的结构主义文论——专注于文本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放弃社会环境决定论以及作者心理决定论——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学评论。

一、《红与黑》汉译大讨论

提到法国经典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就不能回避《红与黑》这部至今中译本最多的法国文学作品。自1944年青年诗人赵瑞蕻首次翻译《红与黑》后，便有十多个译本相继问世，其中有：1947年，上海作家书屋出版的赵瑞蕻译本；1954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罗玉君译本；1978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黎烈文译本；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郝运译本；1988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闻家驷译本；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许渊冲译本；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罗新璋译本，海南出版社出版的臧伯松译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郭宏安译本；1995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琪译本，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亦青译本，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邹心胜、王征译本，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的杨德庆、刘玉红、李宗文、粟晓燕译本；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冠尧译本；200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傅强译本，等等。从年份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译本出现在90年代，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所引起的国内出版体系的一次大调整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翻译界和文学界的译者、研究者纷纷将目光转向《红与黑》的重译足以说明这部著作在中国散发的持久魅力，其翻译和研究在中国继1949年至1978年出现热潮之后迎来了另一个高潮期。

而90年代在外国文学翻译界和研究界都具有很大影响的事件，便是建立在重译基础上的关于《红与黑》的翻译大讨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外国文学翻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和繁荣。但与此同时，外国文学翻译界在翻译时选题的重复和‘撞车’，同一名著的良莠不齐的复译乃至‘抄译’，也为学界以及广大读者所诟病。”[47]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95年，在中国翻译界的支持下，由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和《文汇读书周报》联合发起了对《红与黑》十余种中译本的大讨论和读者意见的大调查。这次大讨论主要通过对《红与黑》进入中国到90年代的诸多译本的比较，分析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处理手法，探讨了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艺术与科学、忠实与创造、借鉴与超越等文学翻译界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目的是调查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的译本是否为读者接受，读者群众对翻译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的意见以及读者的美学追求。很多译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多年从事《红与黑》研究的学者，甚至不少热心的读者，都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正如这场大讨论和大调查的主要策划者和主持人许钧所说：“这一次征询调查活动，几乎覆盖了各个年龄层次和文化层次，无论是稚嫩的中学生，还是已具有相当鉴赏审美能力的研究生、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无论是工人、职员、教师，还是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每个人都在调查答卷里呈明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尽管多是自发的经验累积和直觉指导下的漫谈，却恰恰为我们象牙塔里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层面，其中不乏颇有见地的论述。”[48]

1996年，许钧所著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为这次大讨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对《红与黑》的翻译以及文学思考却不会因此而终止；相反的，这意味着另一阶段的《红与黑》研究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开始。这次大讨论带给90年代《红与黑》研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关注度的提高与研究数量上的明显增加。以《红与黑》为主题搜索，根据中国知网所显示的数据，1990年至1999年各类期刊共刊载论文229篇，其中1990年10篇、1991年7篇、1992年9篇、1993年7篇、1994年22篇、1995年28篇、1996年38篇、1997年36篇、1998年32篇、1999年40篇。由此可见，1995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前半期的研究相对零星，而后半期呈现出研究数量稳定增长的态势。

而若从研究的角度去考察，我们同样也会发现，1995年的汉译大讨论所带来的不一般的意义。90年代的前五年，《红与黑》的研究依旧延续80年代的研究思路，主要集中于对作者司汤达的创作思想，《红与黑》的人物形象、心理描写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爱情观的解读和剖析。马征的《〈红与黑〉的现代感》从作品主人公的主体意识以及小说独特的心理分析构思两方面探讨了司汤达作品的现代感。任晓润的《〈红与黑〉创作得失管窥》从主人公性格中的对立元素出发，重新剖析了《红与黑》中“红”与“黑”的象征意义。游嘉胜的《三种对立抗衡及其审美比较——于连形象的冲突机制探析》则突破对《红与黑》研究的社会、历史批评角度，对于连形象塑造中的矛盾冲突机制进行了宏观探析，从而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作品中丰富的矛盾内涵。陈在东的《〈红与黑〉中畸变的爱情》重新解读了于连与德·瑞那夫人和德·拉·木尔小姐之间的爱情，并认为，那只是特定政治历史背景下的畸变爱情。胡中华的《心灵的明镜　社会的投影——论司汤达〈红与黑〉的心理描写》则重点分析了《红与黑》中的心理描写，并指出，心理描写是司汤达艺术成就最杰出的方面。

相对于传统的文本研究，这一时期，《红与黑》的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紧密结合成为非常突出的现象，尤其是在大讨论前后。虽然这次大讨论并不能称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而且大讨论的初衷也更多的是对译本和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探讨，但事实是，对文学翻译的研究，是无法割裂与文学本身的联系而存在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红与黑》的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形成了一种相互关照、互为补充的关系。其实早在90年代初期，便有了对《红与黑》中译本的关注。1991年，王子野发表在第3期《读书》上的《后来未必居上》就对罗玉君和闻家驷1988年的两个译本作了比较研究，并指出了闻家驷新译本的诸多“使人失望”之处。紧接着，1992年，孙迁便发表在第3期《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上的《也谈〈红与黑〉的汉译——和王子野先生商榷》对王子野就新旧译本的价值判断提出了质疑，并认为，两个译本之间的差距更多的是翻译方法和理念上的差异，罗译偏重意译，而闻译多用直译。

这一时期，对《红与黑》的研究最为活跃的当然是大讨论的主持人许钧。仅1995年、1996年两年时间，许钧就撰写了12篇论文，以《红与黑》的多个中译本为依托，讨论了涉及翻译和文学的多个问题，包括：1995年，第4期《中国翻译》上的《是否还有个度的问题——评罗新璋译〈红与黑〉》，第3期和第5期《出版广角》上的《是复译还是抄译？——评海南版〈红与黑〉》和《文学翻译应追求整体风格和谐统一——评罗新璋译〈红与黑〉》；1996年，第3期《外语与外语教学》上的《“化”与“讹”——读许渊冲译〈红与黑〉有感》，第1期《南京大学学报》上的《文字·文学·文化——关于“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第1期《中国比较文学》上的《“借尸还魂”与形象变异——〈红与黑〉两中译本中德·瑞那夫人形象比较》，第1期《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上的《〈红与黑〉风格的鉴识和再现》，第2期《外语研究》上的《从翻译的层次看词的翻译——还是译为“小城”为宜》，第5期《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上的《译者的追求与读者的审美期待及其它》，等等。从文章的题目，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论文大多还是以探讨《红与黑》汉译过程中不同译者的译法、译技、译学思想等与文学翻译研究相关的问题。但谈论原著的翻译离不开对文学作品思想、风格的整体把握，如《〈红与黑〉风格的鉴识和再现》便是为翻译研究充分准备的文学研究。作者认为，一部作品的风格主要是由作家的精神气质、创作方法、语言技巧来体现，而要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必须首先对原作的风格有准确的把握和认识，而后才是译者翻译处理和翻译观的问题。尽管作者讨论的是《红与黑》风格的认识和再现问题，却也从侧面说明了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亲密关系。

翻译究其根本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对作品语言的剖析也是作家、作品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翻译研究介入文学研究之前，对国内《红与黑》的研究，“评论家关注更多的，是作品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作品人物的政治倾向等，往往忽视作品本身，诸如作品的结构、艺术特色及叙述视角等的分析”[49]。而任何对原著没有经过细读，品味原著的语言特征、成文风格的翻译，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不负责任，因为“译者，首先是读者。对作品基本特征的把握，是传译的基础。而处于不同时代或社会，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大到整个作品创作倾向的把握，小到词汇意义的选择），都无疑会影响到作品的传译”。许钧的观点可以说是明确了翻译与翻译研究对文学研究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关注语言本身的翻译行为可以为文本的解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也可以将文本研究推到更加细化和深入的层面上。

当然，关于《红与黑》的翻译和文学研究，除许钧之外，许渊冲、罗新璋、罗国林、方平、王文利、袁筱一等一批法（外）国文学的译者和研究者都在90年代撰文，发表对作品理解、译家、译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主要有：1993年，许渊冲发表在第3期《外国语》上的《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红与黑〉新译本前言》；1995年，罗新璋发表在第4期《读书》上的《“译”者“溢”也？》；1996年，罗国林发表在第2期《出版广角》上的《批评不等于否定——也谈罗新璋译〈红与黑〉》、第2期《中国翻译》上的《风格与译风》，许渊冲发表在第6期《读书》上的《四代人译〈红与黑〉》、第6期《外语与外语教学》上的《谈重译——兼评许钧》，袁筱一发表在第2期《中国翻译》上的《岁月不曾流失的纯真和诗情》；1997年，方平发表在第7期《博览群书》上的《历史将给予充分的肯定——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王文利发表在第2期《法国研究》上的《叙述形式的意义——关于〈红与黑〉汉译的一点思考》，等等。这些论文对《红与黑》90年代翻译和文学研究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90年代受到西方文艺理论传入的影响，另一些文艺批评的方法也被运用到《红与黑》的研究中。1991年，李迎丰发表在第3期《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上的《〈红与黑〉：一个隐喻——作为女性的阅读》在副标题中特意标识出“女性”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在理论批评的范畴标明了一种文化身份。以精神分析与历史主义为理论支点的“女性阅读”为《红与黑》在90年代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阐释途径。

可以说，90年代的《红与黑》研究因为有了翻译研究的介入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局面。一方面，翻译特别是重译的不断出现，很大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文学研究；另一方面，翻译研究也为新时期的《红与黑》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红与黑》的大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为外国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翻译文学与我们所谓的外国文学之间的界限究竟何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翻译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对待，而忽略了外国文学在翻译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系列“变异”。我们也忽略了，从本质上来说，文学的生命就在于与新的视域的融合，就在于由阐释而生的“来世的生命”。

二、象征主义和波德莱尔

90年代，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多元化成为文学界、文学研究界以及文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前文中，我们也曾提到多元化同样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研究上比较显著的特点。而对象征主义和波德莱尔的研究，恰恰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进入90年代，对象征主义的认识和剖析较80年代更为深入。李双在1990年这个时代交汇的年份，表达了与许多其他学者不完全相同的看法。首先，他认为，“五四”时期，当象征主义初入中国的时候，由于社会背景的制约，象征主义与众多的外国文学理论一样，是不可能在中国“生根”，也必然“被有意无意地曲解”。象征主义尽管曾一度在西方世界盛行，但它来到中国，在传播和评介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据李双的分析，大多数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忽略或刻意回避了这样的事实，而“以自己的固有的艺术价值判断为主去评介”[50]，带来的并不是象征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和繁荣，而是昙花一现，甚至被误解、被排斥的命运。作者正是怀着为象征主义正名的初衷，展开了对象征主义诗论本体性的剖析。他认为，对象征主义诗论理解最为透彻的是梁宗岱，是他将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契合（通感）理论加以阐释，而带给新诗创作以借鉴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另一篇论文，1991年，王以培发表在第2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上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启示》则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探究了象征主义诗歌理论产生的根源，以及哲学理论在诗论上的运用和发展。象征派诗歌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拉开理性的帷幕”，首先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关于“象征”的定义。黑格尔所论述的象征型艺术在理性与感性、寓意与形象相结合的意义上带给法国象征派诗论以启发，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则强调暗示的效果和寓意的模糊性与丰富性。瑞典哲学家安曼努尔·史威登堡提出的一种神秘的对应论同样对象征派诗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真正与象征派诗论相辅相成的哲学理论则是柏格森的非理性的直觉主义。从哲学角度去深入分析象征派诗歌理论的本质与内核，这本身就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要求，即要求研究者既要对哲学思想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又要对诗歌作品和文艺理论心中有数。王以培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在象征派文艺理论的哲学研究较为缺乏的背景之下。

象征主义作为法国20世纪重要的思潮和流派，当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将象征主义文学置于20世纪文学大环境下进行研究，尹庄康是着手得较早的一位。尽管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界活跃着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和流派，但其中的象征主义却是它们“共有的审美构成”[51]。20世纪兴起的象征主义继承了柏拉图的二元论，是对古有象征主义创作美学的发展和提升。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渊源，尹文中同样也提及了象征主义注重哲理内涵的表达，这在现代主义文学转向和兴起之初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后一批现代主义作家都深受象征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

至于象征主义对中国诗人、诗作的影响研究也依然在持续和深化。而与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相比，一方面，90年代的研究更注重从细微处着手，寻找象征主义对中国诗人、诗作产生影响的痕迹，如1997年，郭亚明发表在第1期《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上的《象征的意蕴——李金发诗歌中暗示、跳跃手法的运用》便是很好的佐证。作者既没有从大的时代背景、作者的创作经历入手，也没有对诗人的创作思想加以解读，而是从创作手法的一个侧面，即暗示、跳跃手法的运用入手，探究象征主义对其创作的影响。从宏大走向细微，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是更精准把握作品思想、创作手法的表示。而且，研究的对象也在进一步扩展，而非仅仅局限于李金发、戴望舒、冯乃超等人。1994年，邹水旺发表在第1期《郭沫若学刊》上的《〈女神〉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交融》驳斥了《女神》没有象征主义色彩的观点，并从时代背景、诗人的创作经历、诗作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等多方面肯定了《女神》中象征主义的存在。1996年，李桃发表在第2期《中山大学学报》上的《象征王国的构建与幻灭——试论穆木天前期的美学思想》则专门探讨了穆木天从1921年至1927年间创作中所秉承的美学思想。而较为可贵的是，穆木天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不仅是吸收，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中西合璧的“写实象征主义”美学体系。另一方面，对象征主义中国影响的研究也并不仅仅停留在几位代表人物或几部代表作品上，而是从中国新诗、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方面予以考量。龙泉明在探讨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时，对象征派诗歌在现代派诗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予以了肯定；[52]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的象征派诗歌和现代派诗歌都极为推崇法国象征主义，但中国的象征诗多在外部形式和技巧上加以模仿，缺少创新和与本民族的结合，因而未能在中国诗歌史上有所作为。而1996年，龙泉明发表在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新诗第二次整合的界碑》则通过对戴望舒诗歌情感基调、艺术手法的继承革新与借鉴融合的综合考察，揭示了在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下，戴望舒完成了继郭沫若之后对中国新诗的第二次整合。涂鸿的文章则论题更为明确，直接论述了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53]他认为，在诸多推动中国新诗形成的因素中，象征主义是中国诗歌美学发生嬗变的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观念从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发展一种开放的文化势态，进行多元选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上述所提及的研究角度之外，有意思的是，90年代有关象征派诗歌的研究，大多都把目光转向了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而形成本土化象征派的俄国及英国、美国。1992年，是中国对俄国象征诗派研究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年份。郑体武是在追溯和回顾俄国象征主义领袖勃留索夫的创作历程与诗作中完成了对法国象征主义所产生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这一事实的肯定的。[54]勃留索夫的象征理论几乎与法国的象征主义如出一辙，他自己也毫不讳言是在阅读了魏尔伦、马拉美还有波德莱尔的诗作之后，才开始了象征派诗歌的创作。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国的象征派诗人是勃留索夫的创作导师。而郑体武在《俄国现代派诗选》的译后记中，再次强调了法国象征主义对俄国现代派诗歌的形成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55]刘文飞更是直接点明了俄国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之间的渊源，“俄国象征诗派出现于十九世纪末，它无疑是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产物”，但是俄国象征诗派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并非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临摹，它后来的发展和成就向人们表明：在世界象征主义文学的格局中，俄国象征诗派也占有重要的一席”[56]。1995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马家骏的《俄罗斯象征主义》一书可以说是对这方面研究的总结和提升。

与法国象征主义对俄国诗派产生的整体性影响研究相比，法国象征主义对英美世界的影响研究更多地表现在对个体诗人诗作的影响研究上。君羊立的《〈红字〉的象征手法与霍桑的文学观念》深入分析了被称为美国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红字》中所运用的象征手法，指出了《红字》与法国象征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肯定法国象征主义对霍桑象征手法的运用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杨金才则直接探讨了法国象征主义对艾略特创作所产生的影响。[57]西蒙斯、马拉美、波德莱尔等著名的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家和诗人都曾是艾略特推崇的对象，正是在他们诗论的引导下，艾略特对象征诗学加以拓展，其中非个人化诗歌的概念、创作过程中的“统一的感受性”以及“客观对应物”的理论、对诗歌“通俗语言的完美性”的强调等，其实都可以从他们的诗论中找到蛛丝马迹。傅浩则对另一位英国著名诗人叶芝受法国象征派影响的状况进行了分析。[58]他特别指出，将法国象征派诗人系统介绍到英国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对叶芝创作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而叶芝也是有意识地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运用了象征派的诗学理论。由此可见，对不同国家本土化象征派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会提及法国象征主义对他们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法国的象征主义研究也离不开对别国产生的影响研究。而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自90年代开始，文学的国别研究不再遵循严格的国别划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研究模式使研究的视域更为开放。

还需补充的是，1999年发表的《意象主义研究在中国》一文梳理了从意象主义初次引进中国到新时期对其展开广泛研究的这一过程，并探寻了意象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虽然文章篇幅短，作为梳理和总结性的研究资料也不够详实，但却是第一篇将象征主义（更大意义上是英美的意象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另一块研究领域。

而对象征主义代表人物波德莱尔的研究，90年代最重要的便是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郭宏安翻译的《恶之花》（100首）以及郭宏安所著的《论〈恶之花〉》一书。郭宏安曾在80年代陆陆续续完成了《恶之花》的翻译，并在译介过程中撰写了一系列解读、分析《恶之花》诗歌的论文。据作者自己回忆：“1987年，我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细加整理补充，完成了论文《论〈恶之花〉》，近15万字，1991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应主编刘硕良之请，我附了100首译诗，大致包括了《恶之花》的精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论〈恶之花〉》一书的出版既是对作者前期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提升，也打开了90年代《恶之花》研究和波德莱尔研究的新局面。全书分为六个章节，以长篇幅介绍了波德莱尔的生平和作品，对作品产生的背景进行了详细介绍，对波德莱尔的创作作出了深度而新颖的评述。第一章介绍了波德莱尔的生平经历，从家庭、社会、政治和时代等角度指出诗歌创作和诗人生平之间的关系：“那平凡而平淡的一生，是被丑恶的现实扭曲了，扼杀了，那些被秩序的维护者指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的诗句，正是一个软弱而敏感的诗人诅咒黑暗、追求光明而发出的阵阵痛苦的喊叫。”郭宏安将波德莱尔的一生归纳为“反叛的一生”，“一出有血有肉的反叛的悲剧”，并认为，这样的反叛虽然不是革命，但它惊醒了千万读者，使他们投入到革命当中去，诗人因而成为了“革命的传播者”。这样的评价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大胆前沿并且十分具有启发性的。第二章通过文本阅读对《恶之花》进行分析，这部作品将“社会以及人精神上的罪恶、丑恶以及病态”点化成“艺术上具有美感的花朵”的艺术手法及这种创作手法的现实意义，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诗人自己的灵魂和情感，而且“概括当时社会中最隐秘的精神状态”，“隐约透出了世纪末的感觉”。郭宏安还指出，在作品中，诗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并不是一味消极的，而是“通过自我麻醉、放荡形骸、诅咒上帝、追求死亡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对抗”。第三章将《恶之花》中的抒情诗人定义为一个“在生活中失去了依凭”、“带着一种贬谪的心情来到世上”的世纪病患者，并继续通过大量文本分析来向读者展示《恶之花》各章是如何以一种诗集内部的逻辑性和一体性来展现诗人为摆脱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而彷徨呐喊并终于走向失败的历程的。因而，郭宏安将《恶之花》赞誉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代的资产阶级青年的面貌和心灵，照出了世纪病进一步恶化的种种症候”。第四章进一步揭示了《恶之花》自传性之外的历史和时代的性质。郭宏安指出，在反映现实这一点上，波德莱尔没有采用传统的直接的表现手段，而是用隐晦的影射手法，并从1848年革命、劳动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社会风气等五个方面对《恶之花》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进行了阐述。第五章[59]就波德莱尔的应和论指出，这种自然万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人的各种感官之间、各种艺术形式之间所存在的隐秘、内在而统一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创作理论和依据，而且大大改变了诗人的地位和使命：从浪漫派那里作为引领人类走向进步的精神导师到成为了“发掘恶中之美”的人，不能再用再现的方法，满足于状物写景，而只能求助于暗示，深入事物内部，表现其各方面的联系。郭宏安尤其指出，应和论的产生是有其现实依据和现实性的。第六章指出了《恶之花》在美学上的独特风貌，并着重分析了波德莱尔诗歌中通感和寓意的运用以及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说明了《恶之花》脱胎于浪漫主义而开启象征主义的美学贡献。同时，郭宏安强调现实主义在波德莱尔创作中的地位，并认为，在《恶之花》中，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彼此游离的，也不是彼此平行的，而经常是互相渗透，甚至是互相融合的”。

郭宏安的研究试图推翻长久以来波德莱尔“颓废派诗人”的高帽和《恶之花》美化、迷恋、欣赏和崇拜丑恶的固有见解，揭示了作品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将《恶之花》归为一部时代、生活和天才三者结合和孕育之下产生的“深刻而动人的优秀作品”。同时，郭宏安也指出了波德莱尔的局限性，即没有找到“恶之花”产生的根源：“他（波德莱尔）不知道它们的根子在哪儿。他在人性中寻找，他在基督教的原罪说中寻找，而不知道在社会制度中寻找，这是他的局限。”郭宏安的著作对中国新时期的波德莱尔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译介方面，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译作。除上文提到的郭宏安的《恶之花》（100首）以外，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钱春绮翻译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90年代关于波德莱尔文艺观的研究中，1991年，周颂喜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波德莱尔，一个转变的历史过程：关于波德莱尔文艺观的矛盾与他的历史评价》是一篇重要的论文。作者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波德莱尔复杂而矛盾的艺术观，并试图澄清其中的缘由究竟，如诗与道德、功利是否应互相联系，波德莱尔的论述前后相悖。作者认为，这些是诗人处于传统诗歌观念与现代诗歌观念的转型期的表现；波德莱尔的感应论与“发掘恶之美”的理论自相矛盾却在诗作中达成和谐统一，实质上是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矛盾在理论上的表现。1993年，郭宏安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诗人中的画家和画家中的诗人——波德莱尔论雨果和德拉克洛瓦》以绘画为参照角度，对诗人进行一种阐释，从他对雨果和德拉克洛瓦的评语中看诗人自己的文艺观，同时试图从波德莱尔的美学观出发，对浪漫主义作出新的理解。1999年，刘波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文体场”与文学作品的阅读——兼论波德莱尔“深渊”的文体场意义》围绕着波德莱尔作品中的一个关键词生发开来，引入法国评论家吉罗提出的“文体场”概念及其在研究波德莱尔诗歌时的运用。“文体场”有双重含义：分析某一特定的词在作品中出现的每一具体含义并从中获得作家使用该词的语义范围即“文体场”，进而借“文体场”的作用审查当初对词语具体运用的理解。刘波认为，吉罗的论述中存在着漏洞，对“文体场”概念的操作过于简单化。比如吉罗发现“深渊”一词对波德莱尔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陆地“深渊”已成为一种象征，吉罗找出构成“深渊”的一系列要素，如黑暗、阴森、恐怖、晕眩等，推论出它在文中代表了地狱，具备相应的阴森、可憎、不安等特征，由该词构成的“文体场”代表上述意义，而当“文体场”中的词语出现时，人们也会立即想到“深渊”这个特殊的词。但刘波认为，一个词语在作品中只有一个权威的“文体场”的看法有失客观，而把“深渊”与地狱等同并不能揭示波德莱尔“深渊”的全部特征，以致该词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意象来表现波德莱尔的独特性。刘波强调，应全面、联系地看待“深渊”一词与由之构成的“文体场”的关系。

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研究持续成为热门研究视角。多位学者就波德莱尔对中国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影响这一选题进行了研究。1996年，殷峻发表在第1期《国外文学》上的《“恶”之花的移植——试论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诗歌题材、情调、艺术手法等方面阐述了波德莱尔对李金发的影响，尤其是在以病态的事物为美、强调“观念联络的奇特”这两点上显现出李金发对波德莱尔借鉴基础上的创新。1995年，向天渊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论波德莱尔与李金发诗歌中死亡主题的差异性》则选取了一个具体的角度，侧重比较了两位诗人作品中的死亡意象和对死亡的描绘，认为，波德莱尔所描绘的死亡有一种超脱，对彼岸生活的关注显现出西方浓重的宗教色彩。而李金发笔下的死亡并不限于纯粹的个人精神范围，他以社会灾难与人民疾苦为大的背景，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世生活的特色。同年，陈厚诚发表在第1期《四川教育学院学报》上的《“现代派”中的波德莱尔声调——李金发三十年代诗歌创作简论》认为，李金发的诗歌缺乏波德莱尔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精神，但延续了象征派诗歌注重暗示的基本特征，并将30年代李金发的诗作中消极悲观的倾向及其对波德莱尔的模仿和创新从整体上进行了论述。

1998年，钱林森发表在第3期《中国比较文学》上的《孤独灵魂的拷问与生存体验的求证——鲁迅与波德莱尔》是90年代鲁迅与波德莱尔比较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作者认为，尽管鲁迅对波德莱尔持否定态度，却仍然与波德菜尔有不少的关联，主要体现为：一是他们的作品创造了一个“过客”或“陌生人”的形象，其共同点是精神上的苦闷、忧郁，而在“陌生人”的飘逸、愤世嫉俗中流露出更多的盲目与无根感，“过客”的身上则背负着一个民族的重负，在痛苦中他选择了进取与干预的精神，希冀能为这个民族探求出一条自由之路；二是两位作家均享用着孤独带来的创造源泉，反复在其中自我追寻，不同的是波德莱尔追寻的是要以人为本返回存在的本质层次，而鲁迅重在由自我解剖、自我否定踏上前行的艰难征途；三是《野草》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鲁迅从中汲取了暗示、隐射、借喻、烘托等手法，营造出与波德莱尔相近的象征世界。但是，在借鉴的基础上鲁迅运用了多元象征手法，包括作为象征主义手法的整体象征、写实象征等，异于波德莱尔纯粹的象征主义结构体系。加之，鲁迅的艺术世界是从内心走向现实，而波德莱尔则是从内心走向更深层次的内心，这种对社会干预程度的差异由他们探寻生命本质层次的思路与方式上的差异决定。由之，两人作品的本质才会有所不同。这篇文章从表面的相似和差异出发，探求一种对两位作家更为深入的理解，得出了一些十分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从平行研究的角度来看，有穆旦与波德莱尔的研究。1994年，吴凌发表在第1期《贵阳师专学报》上的《穆旦、波德莱尔比并零谈——〈控诉〉与〈大敌〉、〈自惩者〉之比较观》对两位诗人作品中的生命主题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前者的伤感情调由异己力量的压迫产生，后者的悲剧意识源于内在冲突，因而穆旦的诗展现完整而扭曲的生命，波德莱尔的诗则展现生命自身分裂、冲突的绝望，正是这种绝望带来感人的生命悲剧，而穆旦也因缺乏悲剧感、绝望感的体验，失去了立足客观角度来关照生命的机会，也由之失去了审美效果上所说的距离感。还有学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找到了阅读波德莱尔作品的灵感。1991年，李谷鸣发表在第3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上的《庄子与波德莱尔想象中的骷髅世界》比较了两位作家笔下的骷髅世界，并认为，庄子对生死的达观态度为他的作品营造出一种平和的气氛，波德莱尔却是明显地恶生悦死，因之他的诗歌被恐怖与不安的情绪弥漫，庄子以理想的乌托邦为描写对象，波德莱尔的作品中则充满人间的焰火气息，囊入了人间的丑恶。

三、90年代的结构主义研究

9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文艺理论研究较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盛宁翻译的乔纳森·卡勒所著的《结构主义诗学》。在逐步将西方较为重要、较为前沿的文艺理论译介到国内的过程中，对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慢慢展开，其中对结构主义的研究也在90年代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和全面开花的时期。而在对结构主义的由来、发展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国内对结构主义的关注已经转移到了特定领域的运用。

90年代初期，关于结构主义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1988年，魏家骏发表在第4期《天府新论》上的《模式批评的局限和批评方法一体化——文学批评方法论学习札记》已经论及结构主义批评，他是将之当作“原型批评”来对待的。1990年，他又在第2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结构主义批评——一种接受与阐释》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罗兰·巴特的“重构”概念入手，认为，结构主义批评同样“可以借助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来建立起模型”，“建立在结构分析基础上的结构主义批评便同阐释学走到一条路上来了”[60]。作者还具体解释了拉康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爱伦·坡的小说《窃信案》的过程，以说明结构主义者是如何通过“能指”与“所指”、“转喻”与“隐喻”的概念来重构文学作品的。魏家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致力于结构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研究。这篇文章对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结构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在人类学及精神分析领域的运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较之王泰来的观点，显然结论已经发生了改变。作者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非价值的批评，它的研究重点是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性质，结构主义者认为价值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不是方法的功能，因此，当他们对文本进行分割、编配、符号化的过程中，他们并不指望在此基础上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价值判断……”[61]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魏家骏同样也没有对结构主义的方法作出任何价值判断。

而魏家骏的贡献还不止于此。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魏家骏的专著《文艺批评新视角——结构主义批评与中国文学》。这应该算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结构主义的著作，也是继港台地区学者周英雄等人之后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一种有益尝试。果然，1992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一篇题为《语言批评的世界：求索于言意之间》的文章也开辟了另一条研究的途径，即从结构主义的概念入手，为国内的文学批评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孙文宪的这篇文章从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这组概念出发，将文学文本看成是一种言语活动，将文学批评定义为一种探寻言语深层结构的阐释活动。魏家骏本人也于1994年在第1期《学术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在中国的结构主义》的文章，对结构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评论上的运用进行了梳理。魏家骏注意到，其实早在结构主义进入大陆以前，台湾地区学者在70年代就已经发现并且介绍了这种批评的范式，甚至做了将之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尝试。

90年代中期之后，国内对结构主义的研究出现了变化：其一，从对“结构主义是什么”的关注转向了对特定的结构主义者的关注，如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福柯等。1996年，王允道发表在第4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评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则继续了80年代后期对罗兰·巴特文本理论的评述。的确，在众多的结构主义文论家中，罗兰·巴特在中国始终是最受人注目的一个。以至于在1999年版的《辞海》中，罗兰·巴特已经作为一个词条被收录其中。[62]与之相呼应的是，90年代后期，除了《符号学原理》和《恋人絮语》有了新的译本之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97年至2002年间出版了罗兰·巴特的系列作品，包括《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批评与真实》、《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S/Z》和《文之悦》等。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罗兰·巴特随笔选》。其二，从对结构主义转向了后结构主义。如果说早在80年代，国内对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重要人物就有介绍，对在结构主义思潮的视野范围内出现的解构主义转向也饶有兴趣，那么这种态势在90年代后期呈现了“井喷”之势，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

诚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那样，1983年，张隆溪发表在第12期《读书》上的《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中已经介绍了包括德里达等人在内的解构主义者们对结构主义基本观点的批判和反思。此后，在整个80年代，也出现了十多篇与之相关的文章，尤其对德里达等人富有冲击力的观点进行了介绍。而从1994年开始，我们发现，对德里达的评述一下子多了起来，直至新世纪来临之前，大约有300多篇的文章围绕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观点进行阐述。因为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们涉猎颇为宽泛，其思想来源也分属不同的领域。对德里达的评论与研究大致也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以人为中心，对其思想的综述性评论；二是在文学视野下论述德里达对文学、文字、语言以及包括审美在内的文艺学的基本观点；三是在哲学视野下论述德里达的观点。当然，还有借助德里达等人的观点就社会、文学、文化或文艺学的某一现象予以述评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从研究的角度而言，对解构主义的接受几乎是伴随着批判一起出现的。就在1994年，我们可以看到，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刊载的丁尔苏的文章《解构理论之症结谈》，从语言的角度对当时正热的解构主义进行了理论的反思。而同年，盛宁发表在第2期《文艺理论与批评》上的《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文本的解构》一文则论述了法国的结构（解构）主义传到美国，在耶鲁学派的德·曼、米勒以及“身份不明”的哈特曼、布鲁姆等批评家手上的“发展”，还有耶鲁学派与法国解构主义者之间的差别。作者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解构主义者们的尴尬处境，即他们所欲拆解的恰恰是他们继承的传统。应该说，在中国当时的“解构热”中，这篇文章厘清了我们对解构主义的某些误区。

另一位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也与德里达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是所受到的关注较之德里达晚了将近十年。从80年代后期与其他结构主义者一同受到关注开始，经过90年代，对福柯的研究在新世纪达到了顶峰。中国对福柯的接受和研究同样是在哲学、文学乃至整个思想的范围内进行的，只是福柯对权力、话语、性和历史的研究让他与德里达之间有所区别。同样，在新思想的引进与介绍方面，《读书》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8年至1991年，《读书》刊载了有关福柯思想研究的五篇文章，包括三篇关于福柯著作《词与物》、《古典时代的疯病史》和《性史》的评介，以及赵一凡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发表的两篇关于福柯的研究文章，一篇是将福柯作为“后主”之一来论述的，另一篇则是针对福柯的新历史主义观点。1989年，第7期《法国研究》也刊载了一篇题为《批判的彼岸——评福柯权力论思想的演变》的文章。这些都是关于福柯最早的论述。1993年，盛宁发表在第10期《北京大学学报》上的《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对新历史主义观念之下的文本批评作了具体的阐述。这篇文章是国内第一篇引起较大关注的关于福柯的研究文章，也基本可以代表中国90年代对福柯及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水平。

从宏观上看，整个90年代的文学研究前半期和后半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景观。前半期，主要还是延续80年代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作家和作品、文学流派和思潮、文艺理论进行更细致的解读、剖析和讨论；后半期，随着西方文艺理论思潮、批评方法更为高频率、高密度的传入，加之国内的文学研究界和评论界以一种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加以接受，文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也构成了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特征。如果说前半期的文学研究是“点”上的深入，那么后半期便是“面”上的拓展。尽管90年代的研究并没有出现像80年代那样经历过断裂而表现出的蓬勃之势，但是处于世纪之交的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末期，很好地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伴随着互联网的大规模运用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90年代文学研究稳步发展的基础上，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将更加深入、更加繁荣。

注释：

[1]　参朱立元、王文英：《迅捷走向大众化、世俗化——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几点反思》，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2]　毛峰：《活着进入21世纪——90年代文艺眺望》，载《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3]　参见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　陈秋玲：《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载《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5]　参见黄荭：《回望与反思——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程》，载《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

[6]　盛宁：《文学：鉴赏与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页。

[7]　刘林：《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文史哲》，2000年第5期。

[8]　王腊宝：《阅读视角、经典形成与非殖民化——关于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的一点反思》，载《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9]　参见许钧：《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0]　孙会军、郑庆珠：《谈文学名著的复译》，载张柏然、许钧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22页。

[11]　参见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2]　参见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3]　〔法〕波尔·贡丝坦：《心心相诉》，周小珊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4]　参见张晓明：《巴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历程》，载《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www.xing528.com)

[15]　柳鸣九：《法国廿世纪文学散论》，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6]　〔法〕阿尔贝·加缪：《局外人·鼠疫》，郭宏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17]　参见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8]　参见王艳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巴尔扎克研究》，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19]　赵澧、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0]　陈振尧主编：《法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

[21]　钱林森：《茅盾与法国自然主义》，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3期。

[22]　吴岳添：《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8页。

[23]　当然，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对萨特哲学思想的研究之上，我们在此无法得到精确数据，因为对萨特或其作品的研究，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很难分清。

[24]　柳鸣九：《“存在”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学术研讨会开幕词》，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25]　木子：《“新小说”派观念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26]　彭姝祎：《杜拉斯的二分对位、双层复调小说结构》，载《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2期。

[27]　吴岳添：《玛格丽特·杜拉斯轶事》，载《读书》，1992年第1期。

[28]　吴岳添：《杜拉斯和萨冈的爱情小说》，载《文艺报》，1991年3月9日；吴岳添：《世纪末的巴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7页。

[29]　王东亮：《盖棺难以定论的杜拉斯》，载《世界文学》，1996年第5期。

[30]　刘成富：《杜拉斯：寻求绝对爱情的人》，载《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2期。

[31]　户思社：《杜拉斯的精神空间》，载《法国研究》，1997年第1期；余杰：《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载《外国文学动态》，1997年第3期。

[32]　〔法〕让·米利：《〈追忆似水年华〉在法国的出版情况》，王道乾译，载《法国研究》，1993年第1期。

[33]　江伙生、肖厚德：《法国小说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34]　郑克鲁：《现代法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

[35]　柳鸣九：《永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载怒安编：《傅雷谈翻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页。

[36]　柳鸣九：《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37]　蒋连杰：《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心理描写方法的比较》，载朱维之等编：《比较文学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322页。

[38]　钱林森：《三和弦：良伴、向导、勇士——罗曼·罗兰与中国》，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39]　许汝祉：《试破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封存五十年之谜》，载《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2期。

[40]　葛雷：《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美学及其诗歌创作》，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41]　周颐：《何处方能寻觅“我”——论布勒东的〈娜佳〉》，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42]　张放：《布勒东及其诗作赏析》，载《法国研究》，1995年第2期。

[43]　郑克鲁：《超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和理论主张》，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44]　张秉真、黄晋凯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45]　老高放：《超现实主义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

[46]　张愿坚、荆玲：《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47]　谢天振：《对〈红与黑〉汉译大讨论的反思》，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2期。

[48]　许钧：《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49]　许钧：《社会、语言及其它》，载《读书》，1995年第12期。

[50]　李双：《新文学象征主义诗论探微》，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0年第2期。

[51]　尹庄康：《象征主义与二十世纪文学》，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52]　龙泉明：《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载《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53]　涂鸿：《论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54]　郑体武：《俄国象征主义领袖勃留索夫》，载《国外文学》，1992年第1期。

[55]　郑体武：《俄国现代派诗选·译后记》，载《外国语》，1992年第3期。

[56]　刘文飞：《论俄国象征诗派》，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57]　杨金才：《论法国象征主义对T.S艾略特的影响》，载《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58]　傅浩：《叶芝的象征主义》，载《国外文学》，1999年第3期。

[59]　该论文的第五章率先发表在《法国研究》1983年6月的创刊号上。郭宏安：《波德莱尔的应和论及其他》，载《法国研究》，1983年第1期。

[60]　魏家骏：《结构主义批评——一种接受与阐释》，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61]　魏家骏：《结构主义批评——一种接受与阐释》，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62]　参见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评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