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记忆——中国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

一、记忆情结

记忆是移民文学的重要主题。就华人移民写作来说，林语堂到了美国以后的重要作品《吾国吾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记忆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阐释。其小说《京华烟云》从20世纪前半叶的义和团运动写到抗日战争初期，除抗日战争初期的时间段和作家写作时间段重合外，小说中有三十多年的叙述都属于“记忆”书写。即使是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华裔移民的笔下，记忆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华裔作家受关注的作品也多与中国记忆有关，如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汤婷婷的《女勇士》、《中国佬》、《孙行者》都是以华人记忆为基本叙事框架。赵健秀的《鸡屋华人》、《龙年》、《华人太平洋与旧金山铁路公司》、《唐老鸭》等作品以在美华人历史为小说发展主线。赵健秀的作品重在挖掘在白人种族主义压迫下被遗忘的或行将遗忘的华人记忆。谭恩美的《喜福会》、《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等作品从个人的记忆出发，建立了特定的观察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徐忠雄的《家乡》通过说故事、书信、想象和做梦等手法，表现了男主人公及其三代祖先的生活经历，再现了美国华裔历史的一部分。任碧莲《典型美国人》中的主人公张意峰经过个人奋斗，从事大学老师和医生等受人尊敬的职业，拥有了美国国籍，但仍然不能被白人主流社会接受，中国记忆是无论他看自己还是别人看他都无法抹去的背景。认同的心理需求使记忆在离乡背井者的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记忆是遭受拔根之痛的人们认识自我、寻找身份归属的基础。

在近三十年跨文化背景女作家的创作中，记忆和现实如影随形。作家笔端游走于他乡现实和故国记忆之间。作家的记忆中有对过往物事人情的眷恋，也有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切反省和批判;记忆被用来对抗孤独的异乡处境，也被用来质疑和抗衡全球化历史宏大叙事的神话。记忆是作家书写作品人物性格命运极其重要的背景，记忆对空间移位者的性格、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查建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的伍珍，为了逃离偏远的乡村和庸俗的环境，费尽心机到了美国。不过，无论身在何处，“文革”插队的记忆都是她无法摆脱的。插队记忆对伍珍而言是痛苦的梦魇，但如果掏空了这段记忆，伍珍将陷入自我迷失更深的痛苦中。伍珍痛恨那段记忆，但又无法逃脱，她最初是有意识地逃避记忆，最后却无奈地发现那段记忆已是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印痕。记忆之于伍珍，意味着伤痕和重负，但同时又是“我是谁”的重要背景，与“我”的身份认同有藕断丝连、难解难分的关系。小说叙事在伍珍的美国现实和“文革”记忆中回环往复，在伍珍对记忆的复杂情感中展开。《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回国后去黄河边的小城，缅怀与D的情感，也缅怀逝去的青春岁月。

刘索拉早期的作品《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表现出了逃脱历史记忆的渴望。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们唯恐与记忆产生瓜葛，他们是想奋力挣出记忆羁绊的一代人。但在刘索拉较近期的创作中，记忆的气息日渐浓重。她的长篇小说《女贞汤》即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记忆的戏仿和反省。刘索拉用调侃的态度面对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记忆这一宏大命题，以看似轻松的方式深入一个国家记忆的迷雾中去。她的《你活着，因为你有同类——城市与艺术家散文杂记》内容主要是对艺术的感悟，侧重表达她对现代艺术形式的认识。散文集中有几篇文章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从刘索拉对中国当代艺术某些事件、人物、作品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索拉对艺术、文化、历史的“记忆”主题的观点。在《张暖忻的〈青春祭〉及其它》中，刘索拉提到历史背景在艺术中的重要性，她说:“看这部电影必须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在《胡同没了，北京的故事也没了——由鲍昆的胡同摄影而联想》一文中，借鲍昆摄影这一话题，刘索拉阐发了她对老北京“记忆”逐渐逝去的叹息之情。文章一开头用大量篇幅引用鲍昆所说的话，鲍昆说:“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听院子里的老人讲，过去的北京是那么有意思……”刘索拉在文中的感想和评论是对鲍昆感想的支持和呼应，刘索拉同样用充满深情的笔调追忆带有老北京气息的生活:“北京城的变化太大了，让人哭笑不得。我们都是住过胡同的人，都记得胡同的那种安逸……”刘索拉在文中赞叹伦敦保留传统的精神，刘索拉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有文明的古老城市会拆掉他们自己的风格，除非是赶上了战争。”刘索拉写设计师杨小平的设计时，也主要突出的是他“集欧洲与中国传统于一身”的建筑风格。她写艾未未的仿古家具，赞叹艾未未的作品中基于古典上的未来精神。刘索拉写刘丹的书画作品，强调刘丹作品中中国传统元素和传统精神的现代表达。刘索拉早期作品中的艺术青年，带着与中国传统决裂的义无反顾的决心，而在这部散文集中，刘索拉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有生命的艺术是过去、现在、未来相结合的艺术，在艺术审美层面和文化层面，对过去的理解和对记忆的传承都是必不可少的。未来的意义和方向，建立在过去记忆的基础上，艺术创作的目的之一即是发掘历史地表下的文化记忆，而这也是艺术的源流和生命力所在。在这部散文集中，借对一些艺术现象、艺术人物的思考，刘索拉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记忆正名。

严歌苓的小说也有明显的“记忆”情结，她的小说中，现实和过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作品中一再被唤醒、强调。《扶桑》是现代的“我”对过去的“扶桑”的历史的发掘和书写。小说的历史意识是很明显的，通过写扶桑的历史，“我”写出了早期在美华人的历史，写出了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而小说的叙事线索有一个别有意味的特点:“我”这一叙事者的叙事角度、立场以及“我”的现实处境在小说中被反复强调，“我”和扶桑的种族背景联系、女性性别身份联系被一再申明，“我”为扶桑写史，实际上也是为个人写史。过去的扶桑和现代的“我”纠结在一起，陈年记忆中的草根扶桑和优雅现代的“我”却是血肉相连、互为表里的，小说这种别有意味的人物关系，隐喻着记忆和现在的紧密联系。《穗子物语》、《天浴》讲述了少女们在“文革”期间的成长经历，写出了乱世中的历史记忆和个人体验。她的短篇小说《栗色头发》、《大陆妹》、《红罗裙》、《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的人物无不是写在“中国人”的记忆背景和身份背景下小人物在美国的现实命运。这些作品中，严歌苓作品中的“记忆”主要集中在某一时段，如《扶桑》中华人早期移民时期、《无出路咖啡馆》《穗子物语》《天浴》中的“文革”时期。严歌苓近期的一些作品的历史意识更加明显，所表现的历史时间也有所拓展，如《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的时间跨度都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跨越半个世纪。《一个女人的史诗》从解放战争写到了“文革”结束。严歌苓近期小说中的记忆书写显现出了大跨度的历史时间意识。

虹影的小说创作有强烈的个人风格，面向过去也是虹影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但她小说中的个人并不是面向自我封闭的小写的“个人”，她小说中的个人历史与社会历史、民族历史始终联系在一起。她的《饥饿的女儿》写的是从“我”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到长大成人的80年代二十多年的记忆，小说采用的是典型的回溯往事的叙事口吻，小说一开始便说:“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起我的生日;十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不错，是十八岁那年。”小说开篇便决定了回忆的基调。《阿难》从阿难和苏霏的离奇爱情故事追溯到二人父母的传奇命运，由此展开了对20世纪40年代“二战”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叙述。小说通过对阿难和苏菲二人的今生之恋的叙述，追寻历史中尘封的往事。虹影的《英国情人》以20世纪30年代为时间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东方女性闵和西班牙青年裘利安之间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孔雀的叫喊》以三峡大坝建设中的大规模移民为背景，但小说由移民事件引出了一个转世轮回的故事，小说后半部将叙事重心放到了解放前。虹影的《绿袖子》发生在抗战末期，《上海王》写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个乡下女孩成为君临十里洋场的“上海王”的传奇故事。虹影非常强调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她说:“历史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离开历史的个人，是虚假的，是自我幻觉，或者是自恋狂的手淫。”^[19]她还说:“我从小就明白，周围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历史有关。早一年，就死在饥荒里;差一年，就当了三峡的农家女;念头一过，就自我了结。所以，我写的书，《饥饿的女儿》、《K》、《孔雀的叫喊》，包括我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女子有行》，都和历史的强大进程联系在一起。我写战争，写大饥荒，写二战前的中国，写正在修建的三峡大坝……”^[20]

陈丹燕的创作常以“老上海”的人和事为对象。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中，陈丹燕寻访上海散落的历史遗迹，想象消逝的旧日时光。《上海的红颜遗事》以旧时电影红星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写出了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文革”期间半个世纪的历史。

陈丹燕的长篇小说《慢船去中国》写上海王姓家族近百年的历史，从王家历史变迁中读者不难看出上海百年来处于中西碰撞地带的沧桑命运。唐颖的小说创作有明显的历史意识，她的小说，大多以人物现实与过去的重重纠葛和冲突为表现主题。《美国来的妻子》中的汪文君，一直在追求西方式的“现在”和“未来”，她曾经要竭力挣脱记忆的束缚，但短暂的回国之旅，却让她无法抗拒地落进了对往昔的回忆。《阿飞街女生》写五个上海女性从“文革”到20世纪90年代的人生经历，小说女主人公米真真在繁华的纽约备感孤独落寞，“记忆”缺失是米真真孤独虚无感的重要缘由。小说中写道:“……她失去背景，和与之相关的文化记忆社会关系，只剩下孤零零的个体……”米真真为即将到来的老友重逢兴奋不已，“老友”意味着过去，她们和记忆中的“我”是联系在一起的，“……女生们如今长大成人各奔东西，但某种因素仍使她们紧密相连，那是无法解释的深切的认同感，是街区特殊的气氛被她们带在身上，她们有共同的刻骨铭心的过往，之后是漫长的分离……”认同和记忆的关系在小说中被屡屡强调，纽约现实和上海记忆在文中错落交织进行，纽约现实刺激了上海记忆的重现，人在他乡的虚无感使过往记忆“从角角落落飘浮起来”。《阿飞街女生》的叙事结构就是一个记忆重现的过程，小说剥笋片般地剥开了五个少女在“文革”时期的命运。(www.xing528.com)

周励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写“我”在美国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就，这是小说当年的一大“卖点”。但小说对“我”少女时代的“文革”经历给予了很多笔墨，小说中无论是人物的性格还是命运，都有很深的历史记忆的影子。在近三十年跨文化创作的作家中，周励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可以说是最强的，她在小说中不惜笔墨赞叹美国的自由、发达，强调自己在美国的奋斗和成功，对西方人对“我”的赞叹颇为自得，但另一方面，她的小说不由自主地怀念故国的人、事、物、地。她一边赞叹美国的富足，享受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一边又对贫困的“记忆”念念不忘，甚至心存感激，她在小说中这样说“我多么依恋我在大陆的日子”，她眷恋“出国来美之前的一切生活痕迹”，她到美国后仍爱唱“党的一朵小红花”，仍保留着红卫兵的袖章，由此可见记忆对于离散族群的重要。记忆即便是充满了血泪，也是身份想象的根源。从小说之名“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们也不难辨出周励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从语法的角度看，与中心词的距离越近，表示与中心词的关系越紧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一短语说明了周励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选择，正如她在小说中这样写道:“我无法改变自己就像自己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液一样，血液是从母胎中带来的。”中国是周励精神隶属的国度，中国记忆时常浮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张翎的小说创作常写故乡温州的故人旧事，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书写总是和对过去岁月的缅怀杂糅在一起。老温州的形象在张翎小说中反复出现，老温州是作者情感的依托，是她许多小说展开的背景、情感的基调。记忆的存在，使张翎的小说既有淡淡的温馨，又夹杂些许哀伤。张翎从故乡记忆中，寻找生命之根，探寻当下生命与过往记忆纠结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故乡记忆是张翎小说的原点。张翎近期完成了长篇小说《金山》，这部小说不是张翎个人性的家族记忆，而是广东方姓家族的家族记忆。小说写的是广东开平方得法家族移民北美的故事。方家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家族记忆是小说叙述的重点。小说以方家后人艾米2004年回祖先之地探寻家族历史开始，在艾米寻根的视线中，方家一百多年来跨越太平洋的历史徐徐展开。家族记忆是张翎这部厚重小说的核心，在叙事功能上，它把一百多年来的众多人、事连缀在一起，同时，它更是小说的精神内核，小说对家族记忆细致、充满耐心的叙述，充分体现出作者对记忆的重视。在小说中，艾米对家族记忆充满浓厚的兴趣，小说开始，艾米以一个社会学者的局外人的眼光看待家族记忆，至小说结尾，她被厚重的家族记忆震撼，通过对记忆的层层发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身份感越来越清晰。作者本人也在小说序言中明确表明了她对家族记忆的重视，她说:“当我一头扎进深潭般的史料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对这段历史的一些固有概念被不知不觉地动摇和颠覆了”，“我不再打算叙述一段弘大的历史，而把关注点转入一个人和他的家族命运上”。^[21]

即使是年轻一代的写作者王蕤，在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记忆”的重视。王蕤的小说常涉及中华文明这样的“宏大”主题。她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这样一种潜在的自我身份认定:由几千年中华古文明和现代文化共同塑造而成的女性，当她们遭遇“西方人”时，总是执拗地坚守中华文明和作为中国人的尊严。

中国记忆是近三十年中国女作家跨文化写作的重要资源。本雅明在评论伯格森的早期著作《物质与记忆》时说，“它将记忆结构视为有关经验之哲学构造的决定性因素”，他还说，“经验的确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在集体和私人生活中都是这样。”^[22]本雅明认为，恢复完整的经验世界在于恢复记忆的延续性，恢复一种记忆中完整的自我形象。民族记忆对身处异乡的创作者又有特殊的意义，荣格有这样的观点:丧失了历史象征而又不能满足于那些替代物的人都会处于一种异常困难的位置上，他的面前伸展着一片空虚。虽然身处西方，但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远不能支撑起离乡者的心灵世界，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属于不同质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历史个性，中华民族的主要心理和性格特征都和西方世界迥异，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也和西方世界具有明显的差异。跨文化背景作家处于两种历史文化的碰撞地带，人格、种族身份、文化认同都不可避免地分裂，自我在他者的映照下流露出强烈的自我确认的要求。在此情境中，跨文化背景作家在写作中抵抗遗忘，保存记忆，她们以民族记忆为纽带，寻求心灵归属，试图从中找到个人主体的统一，建立身份认同。丧失历史，丧失过去，人们将很难解释和确立自我，失去自我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R.D.莱恩认为，时间的连续性强烈地显现着人的主体性，空间化则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萎缩，他说:“一旦自我的身份在时间上出现了不确定性，个体就会表现出这样的趋势，试图依赖空间的手段来确定自己。”^[23]个人通过空间的转换获取新鲜感和好奇感，转移对时间的注意力，躲避线性时间，但后果是历史延续感的断裂和个人主体性的丧失。但真正的个人是时间的主体，跨文化背景的女作家所处的空间位置发生了巨大转变，不过她们并没有沉溺在新奇的陌生环境中，而是努力寻找存在于记忆之中的历史延续性和自我连续性。空间的转换反而强化了作家与过去时间的关系。

卢卡契在《小说理论》中认为小说是经历现代性的人们在丧失家园后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那么，近三十年跨文化背景女作家作品中对“记忆”的聚焦，也可以说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别离故土后寻找精神家园的尝试。在以破碎感和平面性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缺乏共同记忆和历史，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对记忆的需要。全球化时代加快了不同国家人员、文化的交流，地区文化出现交汇，但与此同时，认同危机也加剧，“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问题中心”。^[24]认同危机在跨文化背景的生存者那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写作者们的创作表现出普遍性的历史诉求。这种诉求和全球化时代看起来矛盾，但实际上有内在的辩证关系。作家们以记忆对应全球一体化趋势，对应东西之间的尴尬处境，在记忆的光晕中表达对群体归属的憧憬。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一书中认为，文化身份是在“一种共有的文化”中生成的，是在集体的“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中形成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记忆显然可以提供“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符码”。对离乡背井的人而言，身份认同在“从哪里来”和“身居何处”中摇摆。在近三十年跨文化背景女作家的创作中，有这样一种普遍倾向:“从哪里来”是作家们身份认同的主要源泉，“身居何处”起到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刺激、强化作家们对“从哪里来”的反省。霍尔这样认为:离散族群的身份认同不是依赖本质或纯粹度来界定的，而是由必要之异质及多元性的体认来界定，也就是由混杂性来界定。那么，就近三十年跨文化背景女作家的创作来说，“身居异乡”的混杂性还没有从本质上参与到作家们的身份认同中去，作家们对个人的身份选择和认同主要来自“从哪里来”，她们身份认同的“异质性”、“混杂性”的特点尚不突出。

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可以解释近三十年跨文化背景创作出现如此多的以“记忆”为纽带的作品。我们看到，在作家笔下，“记忆”中的中国是苦难的中国，战争、“文革”是作家们最常表现的事件。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充满贫困、动乱、离散的创伤性记忆，呈现出焚心煮骨的悲苦意味。那么，既然如此，作家们为何对这些记忆念念不忘，其中缘由有中国文学固有的反思传统，作家试图通过记忆书写，探索未阐发的批判意义;也有创伤性经验对人持续的心理影响，痛苦经历总是深植于记忆深处，时常在脑海浮现。但认同需要对跨文化背景下作家对记忆的反复书写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解释作家们为何让充满创伤性的记忆屡次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