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学史：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第三节　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中叶，社会矛盾加剧，“积弱积贫”的局面已经出现，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改革来缓和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两派斗争异常激烈。当时文坛上的主将欧阳修，勇敢地站在改革派一边，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以庇而为生”(《泷冈阡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先后在中央和地方做官，历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神宗熙宁四年(1071)，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归于颍州(今安徽阜阳)，次年卒，享年六十六岁。

欧阳修在政治上积极参加了以改革吏治为主的斗争。他站在中小地主阶层的一边，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看到了朝廷制度的一些弊病：“今之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离于农；军国赋敛急星火，兼并奉养过王公；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于蜂。”(《答杨辟喜雨长句》)他主张“务农节用”，革除这些积弊。他在任谏官期间，先后向仁宗皇帝呈进六、七十篇奏议，表述自己的政见。他不顾自身安危，与保守派斗争。在《论吕夷简札子》中，他尖锐指出，“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纪纲大隳”。对趋炎附势的高司谏，他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怒斥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他严正地驳斥了保守派对改革派的诽谤，希望“人君辨其君子小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朋党论》)。由于他敢于直谏，大义凛然，屡遭权贵们的诬陷和排挤，多次被贬；但统治者有时又需要这样的诤臣，加之他才干卓著，所以又多次起用。政治上的曲折，使他颇觉厌倦，进取和退隐的矛盾，在他的晚年表现得比较突出。“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述怀》)，视政治为畏途，思想渐趋消沉保守。最后反而变成了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守旧派人物。

欧阳修提倡诗文革新，与当时政治上的改革形势相呼应，也是他的政治进取心在文学上的表现。他在《与张秀才裴第二书》中说：“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可见，他把“知古”、“明道”，都看做是手段，而“施事”、“致用”才是目的，欧阳修正是利用古文作为自己对奸佞邪恶进行斗争的武器的。

欧阳修集高官、学者、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为一身，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在理论上、创作上、组织上、行动上，他都无愧于这一荣衔。他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也接受了北宋初期诗文革新先驱者们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他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并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范仲淹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说：

唐正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僖、懿以降，浸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依稀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议，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

这充分肯定了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诗文革新的理论上，欧阳修和韩愈一脉相承，又自有特点。在道和文的关系上，他同韩愈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他说：“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但他更强调道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反对空言理性，把道束之高阁。他强调道的实践价值，必须“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与张秀才裴第二书》)。这就比韩愈的认识更全面些了。他强调道的主导作用，但也不轻视文。他不同意石介文道合一、把文看成是道的附庸的观点，反对以道代文。他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说：“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还以颜渊为例，说明仁者未必就能文。所以他很重视辞章修养，“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答刘正夫书》)。在对待西昆体的评价上，也表现了他注重文采的思想观点。他不像石介那样对西昆体一概抹煞，在批判西昆体“多用故事、语僻难晓”的同时，也肯定了西昆诗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六一诗话》)的才华，还说“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可见，欧阳修在文和道的关系上，认识是比较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道统的束缚。这些理论，对引导当时的作家去与实际结合而写出情文并茂的作品来，起了推动作用。

欧阳修大力提倡和推广平实自然的文风。他发展了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克服了其奇险艰涩的一面，使文学语言通畅易晓。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经过他的前辈和好友穆修、尹洙、石介、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冲击，加上以前宋真宗曾在祥符二年(1009)下诏指斥西昆诗“辞涉浮华，玷于名教”(《徂徕先生全集·祥符诏书记》)，在这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西昆体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大威力了。但由于石介等人在反对西昆体的时候，重道轻文，又缺乏有说服力的创作实践，结果使一些太学生和士子在背弃西昆浮华侈丽的同时，又走上了追求险怪奇涩之路，成了后起的号称“太学体”的时文。此文体风行文坛，比西昆体更加华而不实，索然寡味。苏轼《谢欧阳内翰书》云：“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对这种败坏古文声誉的文风，欧阳修深恶痛绝。他一面反对西昆余风，另一面主要地还是反“太学体”。嘉祐二年(1057)，他利用自己主持贡举的机会，将内容充实、文风朴质的作品列为上乘，而对那些“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这一有力措施，给“太学体”以致命打击，“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欧阳修传》)。

欧阳修以他在政治上和文坛上的显赫地位，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干和文学才华，联合梅尧臣、苏舜钦等好友，提携曾巩、王安石和苏轼等后起之秀，组成一支强大的诗文革新大军，使诗文革新运动向纵深发展。从此，浮艳和艰涩的文风扫地以尽，优秀的古文传统得以广泛长久地流传，我国文学史上第二次古文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欧阳修还用自己丰富的文学创作，为诗文革新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他的成果是多方面的，政论游记、辞赋杂文，以及诗词，都不乏精妙之作。苏轼评论他的作品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宋史·欧阳修传》)他的诗文，“超然独鹜，众莫能及”；“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宋六十家词选例言》)。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成就卓著。特别是政论文，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充分发挥了儒家思想中注重国计民生的积极成分，表现了他要求改革时弊的严正立场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在《与高司谏书》中，他仗义执言，为范仲淹辩护：

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

他毫无畏惧地揭露高若讷身为谏官，却不能秉公持正，反而趋炎附势，诽谤忠良。文章理直气壮，剖析深刻，使对手无地自容。像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论文还有《原弊》、《朋党论》、《纵囚论》等，都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吏的敏锐见识和斗争精神。

欧阳修又是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曾和宋祁(998—1063)一起重编《唐书》，还独自编写《五代史》，后人称《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因此，借鉴历史来为现实斗争服务，他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著名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就是通过对后唐李存勖兴亡史实的分析，来说明国家兴亡非由天命、实由人为的道理，表现了他对历史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见解。此文的结尾写道：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文中告诫封建统治者要接受李存勖的教训。全文围绕盛衰二字展开，对照鲜明，有叙有议，忽扬忽抑；语句上骈散兼行，极尽一唱三叹、跌宕顿挫之妙。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写得深沉委婉，趣味醇厚。他善于用明畅而简洁的笔墨，把景、情、议融为一体。如《泷冈阡表》、《秋声赋》、《祭石曼卿文》、《醉翁亭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祭石曼卿文》是一篇三百来字的悼念文章，是作者在亡友卒后二十六年写的。文中三呼亡友之名，一叹其声名卓然不朽，二悲其坟墓满目凄凉，三叙畴昔交情，难以忘怀。一韵到底，更添情味，全文言简意深，一气呵成；读之催人泪下，试看其中一段：

呼呜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生平。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秋声赋》采用了赋这种传统文体，但又不蹈前人旧迹，用灵活多变的散文句法，把秋夜的气氛写得生动可感，读来如亲临其境，充满了诗情画意。此赋可视为宋代文赋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作，其声情并茂、骈散兼行，夹叙夹议，新鲜活泼，实为传世之文。文中讲了一些养生之道，流露了一些悲秋伤时的消极情绪，但在艺术上却极其高妙，与思想感情达到了和谐统一。例如文章开头，寥寥几笔，就把人引入秋风萧森的艺术境界：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醉翁亭记》写于欧阳修第二次遭贬后出任滁州太守的第二年。这是一篇情景交融的山水游记，但又不同于一般文人的流连景物之作，其中深含对人事的幽愤。作者不只描写了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和四时的自然景色，还写了他和滁州人一起游乐的情趣。被贬后的愤懑通过寄情山水的旷达姿态表现出来，更觉幽婉深沉。作品灵活运用了对照、排比等修辞手法，交织成文，语言自然流畅，一气呵成。全篇连用二十一个“也”字，读来甚富韵味，显示了作者圆熟的艺术技巧。欧阳修古文创作的成就，与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和独到的艺术追求是紧相关联的。《朱子语类》记载：“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他的文章，流畅明白，但不浅率；看似容易，作却艰难。他认真学习韩文，但不亦步亦趋，而是具有自己的特色。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对他的文章作了精当评论：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

文中通过与孟子、韩愈两大家的比较，指出了欧文的特色，这是很有见地的，实为行家之言。如果说韩文以雄奇艰涩取胜，而欧文则以委婉从容夺标，各有其妙。

欧阳修的诗，成就不及他的散文，但也不同凡响。他的诗清新自然，平易流畅，无雕琢怪涩之病，但意境略差，有些诗说理过多，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较明显。在流传下来的八百多首诗中，多数是亲友赠答、官场应酬之类；但也有一些反映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抒写个人生活情趣的佳作。《食糟民》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

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

酒醅灂如沸汤，东风来吹酒瓮香。

累累罂与瓶，惟恐不得尝。

官沽味浓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

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

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

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

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

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

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

我饮酒，尔食糟，

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揭露了官家喝酒，农民吃糟的不公平现实。像这类直接反映民间疾苦的诗还有《南獠》、《边户》等。此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斥责了昏庸的封建帝王，表现了对妇女不幸遭遇的同情。《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表达了他对友人的思慕和对他们作品的珍惜之情。《赠王介甫》是作者与王安石初次见面后写的，诗中寄托了自己年老力衰、壮心难酬的憾意，他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这位后起之秀的身上，诗云：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www.xing528.com)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表现了老一辈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

他还有一些小诗，抒发了个人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或咏物写景，或言志述怀，常能以清丽俊美的境界表达出来，艺术性较高。如《画眉鸟》：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诗中通过画眉鸟的生动形象流露了作者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又如《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此诗是作者被贬为夷陵县令时所作。诗先描写山城早春风光，进而即景生情，感时光易逝，起思乡之意，结尾又自我宽慰。据说作者对此诗首联颇为自负，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他的《晚泊岳阳》、《啼鸟》、《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别滁》等，也都不失为声情俱美的作品。欧阳修的诗，不用生僻典故，不追求语言的奇巧华丽，给人以真实亲切之感，这正是西昆体诗所缺少的。如《奉使道中作》：

客梦方在家，角声已催晓。

怱怱行人起，共怨角声早。

马蹄终日践冰霜，未到思回空断肠。

少贪梦里还家乐，早起前山路正长。

诗中写了自己奉仁宗旨出使契丹途中的情景，用梦中回家之乐衬托道中的苦寒，为国事辛劳而在所不惜的感情洋溢其间，朴质畅达，饶有兴味。清代文论家方东树说欧阳修的诗“情韵幽折，往返咏唱，令人低回欲绝”(《昭昧詹言》)，道出了欧诗感人之深。

欧阳修的许多古体诗常夹议论，散文化的倾向较明显，锤炼略嫌不足，影响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性，失之于率露。宋人“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在欧诗中已有所表现。

欧阳修在诗歌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这就是著名的“诗穷而后工”的论点，它揭示了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的密切关系，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在文艺理论上具有较普遍的意义。他还首创以随笔漫谈的形式去写评诗专著，他的《六一诗话》，开后来诗话词话之先河。

欧阳修的文学才华在多方面表现出来，他不仅是宋代的诗文大师；他的词，也是北宋初期的一大家，独具风姿。

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以欧阳修为核心，周围还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作家，前有穆修、范仲淹、尹洙、石介等，同时有梅尧臣、苏舜钦等，后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经过他们近百年的努力，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这一作家群体中，前期创作成就较大的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人，两岁而孤，贫无所依。少有志操，能苦学自励。真宗祥符八年(1015)二十六岁进士，任州府小吏，后经晏殊推荐，擢为秘阁校理，先后任右司谏、吏部员外郎，后因触怒宰相吕夷简而被贬。在延州任上，治军有方，防边有功，庆历三年(1043)，召回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颁布改革政策，号称“庆历新政”。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新政失败。他不安于朝，自请外任，先后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请知颍州，赴任途中，卒于徐州，享年六十四岁。他一生高风亮节，刚正不阿，为当世和后代所景仰，著有《范文正公集》二十卷。

范仲淹是政治家，改革派领袖，他从新政的角度，大力支持诗文革新，并力主用政治手段改革文风。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他强调了文学的政教作用，但并不把文学和政教等同起来，作为政治的附庸或工具。他认识到文学具有自己的特质，诗歌是诗人品格和情怀的体现，诗人以之来吟咏性情，抒发个性。在《唐异诗序》中说：“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

范仲淹还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为诗文改革树立了样板。在他的作品中，大多是奏议、书牍、政论等应用文，这些文章切合时事，言之有物，语言晓畅，气势恢弘，贯穿了文风改革的精神。他的文学作品不多，但散文、诗、词，都有传世精品。如《岳阳楼记》，写登楼所见到的壮丽景色：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接着写景色变化而引起迁客骚人的心情之悲喜：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由悲喜之情的不同自然过渡到下文对仁人之心的议论，引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异于常人的宽广胸怀，表示自己愿与古贤同归的伟大抱负。全文一气呵成，如江河一泻千里归于大海，文采斐然，韵味浓郁，成为千古流传不衰的名篇。清人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曰：“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止将登楼者览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以圣贤忧国忧民心地，发而为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

范仲淹反对文章柔靡险怪，并非不讲写作艺术，相反，他很重视文章的语言艺术和字句的推敲。洪迈《容斋随笔》卷五载：

范文正公守桐庐，始于钓台建严先生祠堂，自为记，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极论汉光武之大，先生之高，才二百字。其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既成，以示南丰李泰伯。泰伯读之三，叹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某妄意辄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拟换作‘风’字，如何？”公凝坐颔首，殆欲下拜。

在《桐庐严先生祠堂记》中，范仲淹叙述了光武帝与严光的深厚友谊，以光武之尊，衬托严先生之高，多用骈偶句，文字优美，以歌结尾，余味浓郁。将“德”字改为“风”字，不仅词义与上文相称，使抽象概念变为形象可感，且字音响亮，声调悠长。“德”为入声字，音态急促，气韵不足。

范仲淹的诗约存一百七十多首，内容多与时事有关，概念议论化较多，没有形成独特风格。但也有些小诗写得清新生动，如《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诗中对渔夫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又如《寄林处士》，写得清闲诙谐：

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

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雨出山来。

范仲淹的词仅存《渔家傲》等五首，但意境新颖，为人们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