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边疆改革之路：红河哈尼族自治区的和平协商土改试点

1955年12月14日，我和方克林、刘汉元、罗大云等同志组成的边委工作组，奉命到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参加“和平协商土改”试点和了解面上情况。这个自治区辖金平、河口、元阳、红河、绿春等5个边疆县，俗称“外五县”，即红河以外的5县，这个自治区仍由蒙自地委领导。

我们乘坐滇越铁路米轨火车，第一天到达开远，第二天到碧色寨换乘寸轨小火车继续前进，抵蒙自县城。这座县城规模不小，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只有一座电影院是新的建筑物，还有一座南湖戏院正在建设中。我们向蒙自地委报到，地委书记黄天明同志接见了我们。经商定我们先到金平县。次日，我们再次乘上寸轨小火车到了个旧。个旧市是全国有名的锡都，但城市较小，20多万人口居住在这里，显得十分拥挤热闹，生活费用很高。我们每餐5角钱的伙食标准在这里只能吃盘素菜；到澡堂里洗澡，管理员只给放半盆水，身体都淹不过来。问为什么，答复是这里用水太难，没有水源，现在用的水是用抽水机从地下抽上来的，难怪如此。

12月20日，我们乘坐个旧至金平的公交汽车（班车），沿着个金公路前进，一路上听同车人讲修这条公路的艰险故事，说到有一段路是在陡峭的悬崖上开凿出来的，开凿这段路牺牲了好几位工人。今天当我们平稳地通过这个路段时，不能不默默悼念这些筑路英雄。不觉间我们的车子到了红河边，这里叫蛮耗渡口，我们所有乘客都需要下车，先把车开上渡轮，人再走上去在汽车两边坐稳，由渡轮把我们送到对岸，顺利到达金平县。

金平县有13万人口，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全县只有一所省立小学，没有中学或其他学校。不过这里的落后面貌正在发生变化，县领导同志告诉我们，1951—1952年的时候，县委、县政府、公安局、法院就挤在一个小院子里，甚至连监狱也设在这个院子里，领导同志住的房间与犯人住的房间仅一墙之隔。但是过了两年情况就变了。县政府已另建新房，县委机关也在后院建了新房，只有公安局还留在原地。

到金平县的第二天早上，县委召开会议，宣布由我传达省委指示，真把我吓了一跳，我声明我没有受到省委的委托传达什么指示，我们是省委边委派出的工作组。我把边委对边疆地区第二批“和平协商土改”的部署意见讲了一下，总算应付过去了；跟县委研究后，我们4人分别到5个试点乡中的2个乡蹲点。方克林、罗大云二位同志到哈尼田乡，我和刘汉元同志到马鹿塘乡。

马鹿塘乡位于县城对面的山头上，县城与这座山头之间只隔一片小田坝。该乡属半山区，山不很高，山顶背后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个乡有4种民族，2 000多人，其中彝族（又叫“山苏”或“三苏”）占一半，哈尼族、苗族、瑶族占一半。各民族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民族特点。哈尼族的房屋是土墙，周围不开窗子，进门后又是一堵墙，需要绕过这堵墙才能进入堂屋。由于不开窗，屋内显得有些黑暗；堂屋中央是火塘，烧起火来满屋都是烟雾，外来人实在受不了，眼睛熏得流泪、睁不开；但他们自己都没有事，早已习惯了。哈尼族穿的衣服是从来不洗的，但永远都是新衣服。原来每家门口都有个染缸，用自己种植的蓝靛作染料，衣服穿脏了、脱色了就放进染缸里重新染一下，染后晒干，看起来又焕然一新，又很干净。他们丧葬习俗是：村中死了人，全村停止生产一天，各家都送点米、菜到死者家里帮助做饭，招待全村人吃饭；请巫师到家里念经祈祷，还杀个小猪祭祀。

瑶族的特点是崇拜盘古，盘古既是他们的祖先，也是他们信仰的神。瑶族十分重视学习汉文。在汉族中早已不念的《三字经》，却成了瑶族的传家宝。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传下去，成为他们学文化和教育子女的主要法宝，相当普及。因此，识汉字的人比较多。他们对每个汉字含义的理解和汉族的理解是一致的，但读音不同。如果不懂瑶语，可用汉字与他们对话。瑶族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很深，特别尊重老人，歧视妇女也很突出。哈尼族喜欢串姑娘，自由恋爱，而瑶族绝对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父母包办。

这里苗族的特点和其他地方苗族的特点相差不大，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儿的苗族的是花苗，喜欢洗澡，爱干净，冬天也不例外。就在最近几天（寒冬腊月），他们在村中建了一个大水池，自己烧热水洗澡。

全乡4种民族的分布特点是：苗族住高山，瑶族居山箐，哈尼族和彝族居半山或山麓。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哈尼族种田，苗族种地，瑶族田地兼种，彝族田多地少。

为了掌握全面情况，我们采取蹲点与跑面相结合的方法，在蹲点一段时间后，派汉元同志去建水参加地委开办的边疆土改工作队培训班；大云同志去勐拉（金平县第三区，傣族聚居区），了解各地土改条件是否具备以及土改工作准备情况等。我一人留在马鹿塘乡参加土改全过程。1956年春节前夕，大年三十的晚上，除汉元外，我们3人都回到县上，准备向县委汇报工作。虽然是年关，但我们出差在外，根本没有过年的打算，大年初一照常工作，向县委领导汇报了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大年初二我们就出发到元阳去。

到元阳怎么走？原来准备从金平二区去元阳，这条路比较近，但春节期间当地人都忙于过年，我们想找个赶马人给我们驮运行李和当向导，就是没人肯干。没办法我们只得坐汽车回个旧，再由个旧去元阳。当天下午抵达个旧，正碰上该市庆祝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满街贴着“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大标语，乐鼓喧天，鞭炮响彻街巷，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这个热闹场面反映了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对边疆地区是巨大的鼓舞。但是这天晚上也给我们带来住宿困难，到处客满，找到市委机关，人家正忙得不可开交，没人接待；到市委招待所也因客满无法接待。我们只好在街头“流浪”，快到深夜还找不到个落脚点，再次到市委招待所，拿出介绍信，强调我们是省里来的干部，一定要住在这里，哪怕睡在走道上也行。最后总算感动了老所长，由他做主把两间留给贵宾的备用高级房间打开，让我们住进去。

我们在个旧想找个驮运行李的马夫也很困难，因马帮都组织起来，成立马帮运输合作社，只接受大宗的运输任务。找到第四天才算找到一位个体赶马人，赶着一匹马以便驮行李并充当向导，引领我们向元阳进发。到元阳这条小路真难走，许多路段是鹅卵石路，走在上面石头滑动，既伤脚还容易摔跤，足足走了两天半才到达元阳。我的脚肿了，两个膝盖痛得要命，不能再走路了。幸好遇到自治区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我应邀参加会议，借开会之机，休养身体，逐渐好转。(www.xing528.com)

这次自治区人代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将作出在全区边疆5县和石屏牛街区实行“和平协商土改”的重大决定。我被邀请参加主席团。边工委书记王鯣同志要我代表民委在会上讲个话，我感到为难，因我不是民委的同志。但他坚持要我讲，我只得作了一个简短讲话，对会议表示祝贺，并预祝全区土改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会议通过了在我们工作组帮助下制定的《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土地改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个《条例》在政策界限上比其他边疆和改区要严一些，除规定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和富农的出租土地外，还规定征购耕牛、废除高利贷、枪支统一上交人民政府等条款。这是根据红河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农民代表的普遍要求作出的，因为红河地区虽然存在领主制度，但地主经济、富农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只动土地不足以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同时也考虑到境内外的因素，境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兄弟国家，我国的改革不会对境外产生不利影响；境内某些反动民族上层多次暴乱，受到打击；广大群众开始觉醒，在农村树立了阶级优势，有能力控制局面，不怕地主造反。

在会议进行中，许多农民代表敢于点名批评某些地主的违法行为，但总的气氛还是和平的。

元阳县是红河自治区的首府，而新街是元阳县城。这是一座美丽的山城，从这里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梯田，从红河岸边一直延伸到山腰直至山顶，一座山连一座山，绵延不断，十分壮观。这是哈尼人民世世代代的伟大创举。每天早上还能看到美妙的仙境。在云雾茫茫中，露出一座座山峰，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显得神奇而美丽，使人飘飘然，好像到了天上一般。中午过后，雾散天晴，晴空万里，碧绿青翠的山峦和波浪起伏的梯田鲜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又是另一种美妙的景色。千姿百态、如诗如画、变幻神奇的大自然和人工创造的梯田奇观融为一体，实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大大胜过了陶渊明的“桃花源”。

这里为什么梯田满山？还得益于另一个奇观，那就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山顶上出水，这是罕见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保证了大片梯田的灌溉，使这里成了滇南重要粮仓之一。这里除盛产稻米之外，还盛产甘蔗、香蕉、芭蕉、菠萝等亚热带水果。这里生产的一种甘蔗叫“水果甘蔗”，有冰糖的味道，甜脆可口，成为外来人最喜爱的食品。

在元阳，我们和汉元同志会合后，在该县境内选择几个乡作了调查，重点了解各民族、各阶层对土改的要求和意见。3月初我们4人又分为两路，我和汉元去绿春县，克林、大云两位同志去红河县。我们这一路从新街出发，经过勐弄土司管辖区。现任土司白张惠仙，她是昆明汉族人，原名张惠仙，昆华女子中学学生，经人介绍嫁给勐弄白姓土司，改名白张惠仙。自白土司去世后，由她继任。但她常居昆明，很少过问当地政事。豪华的土司衙门由于长久无人居住，显得有些破落，现在由贸易公司借用为临时仓库。我们在勐弄境内走过内三里、外三里等地，整整走了两天才进入绿春地界。

绿春又叫六春或六村，至今尚未建立县政府，只设个办事处，可能是因为各方面的条件太差。但它所辖面积很广，由东到西、由南到北都有两三天的路程，辖上六春、下六春、蛮溜坝、三猛、骑马坝、撒马区等自然区，人口5万多。这里的哈尼族由于居住边远、交通不便，与其他地区交往很少，经济文化较为贫困落后，梯田也不多，耕地多为旱地。境内山高坡大，行路困难，雨季常有行路人被洪水冲走的报道。

我们到绿春的任务是考察这里是否具备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据反映，撒马区最近还发生了一次预谋暴乱。一个哈尼族头人的老婆，曾在1950年发动暴乱逃跑出国，1953年争取回国，今年听到要土改，还想再次发动暴乱，正在预谋当中，被我工作人员发觉，就在她准备发动暴乱的头一天，由办事处出面把她“请”到县上来“开会”，民兵一路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她的暴乱阴谋破产，一路上气得痛哭流涕。另一方面，我边防部队早已做好准备，如果她真要动起来，她和她的喽啰们很快就会被消灭。

我和汉元同志在县上参加完干部会议后，冒着风险准备到发生暴乱的地点去看看，我们第一天走到第七区（又叫下六春、骑马区），离暴乱地点还有一段距离。当晚住下后突然接到省里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昆明汇报工作。次日，我一人开始往回走，回到六春办事处。怎样回昆明呢？是从原路经元阳到个旧，再到昆明；还是经红河县到建水，再到昆明？后一条路要近得多，但我从来没有走过。最后决定走后一条路，不识路就跟着马帮走。我向马锅头租用了一匹马驮行李，其实这是幌子，目的是让马帮给我当向导。跟着马帮走路非常有趣，也很刺激。一路晓行夜宿，十分紧张。由于天气炎热，马锅头怕牲口受不了，就采取早晚行路、白天休息的办法。早上凌晨4点就起来做饭，吃完饭就出发，要走一个多钟头的黑路，天才亮起来。上午10时左右停下来休息吃中午饭，下午晚饭后继续赶路到天黑。走黑路我很不适应，跌跌撞撞老是掉队。好心的马锅头抓住一匹空马（配有鞍架但未驮货物的备用马）让我骑上。坐在光秃秃的鞍架上，没有扶手和抓拿的地方，两腿还要并拢朝一边，走起来摇晃、颠簸很厉害，重心难以掌握，实在太可怕了。走了一段马跑起来，我终于一个后仰翻栽下马来，幸好我骑的是最后一匹马，否则要被其他马给踏死了。更幸运的是背部落地，衣服跌破了，但皮肉未伤。我爬起来拼命追赶马帮，很难追上，后来我找到了一条妙招，当马帮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时，我穿过丛林，跨过沟坎直线前进，很快赶在了马帮前面。当马锅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不骑马时，我说再也不敢领教了。

经过一天半的艰苦行程，我们到了红河县城迤萨镇。这个小城镇位于一个山包上，但这个山头比周围的山头要低得多，靠近红河岸边。由于海拔低，属亚热带气候，出产香蕉、木瓜等水果。这里在历史上是江外重镇，城镇建筑非常特殊，碉堡式的建筑一幢接一幢，全用石头砌成，全城就是一座石头城堡，看上去阴森可怕。可以想见，解放前这里完全是暴力统治的天下，是土司、官僚、地主恶霸集结的地方。它又是江外重镇，是大烟、枪支交易的中心。这里的枪支多如牛毛，单是1950年平叛期间残匪丢下池塘的枪支不下几百条，近几年人们还不断从池塘里捞出枪支。在政治上这里是“江外土司区”的中心，全区大小土司10余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这里的思陀土司，压迫各族人民最厉害的也是他。最近在土改中，愤怒的群众挖了他的祖坟。

我和克林同志在迤萨会合，商定一起回昆汇报工作，汉元和大云继续留下，再了解一些情况。3月19日我二人从迤萨出发，准备先到建水，这段路也不好走，山高坡大，气候炎热。过了红河就一直往上爬坡，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得不走一段停一下，用了大半天时间才爬过江边这座大山，傍晚抵达石屏县牛街坝区，这里临近红河县，为彝族聚居区，工作基础较差。经省里批准划为“边疆和改区”，按边疆政策办事。我们到区政府大体了解一些情况，第二天继续上路，又走了一天半，到达建水县城，搭上米轨火车，返回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