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电影发展百年历程与纲要

钟晓光

电影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如何让时光清晰地驻留在我们记忆的脑海中，是人类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不灭情结。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法国科技大会上首映电影《工厂大门》获得成功，宣告电影诞生。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沈阳人）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最初，被称为“电光活动影戏”——电影诞生120多年来，记录了人类社会太多的故事和想象。如今，大多数致力于电影研究和从事电影事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电影不仅仅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深入研究电影这门艺术形式出现、发展、繁荣的独有特征，进一步从理论上明确其发展的地域性、规律性和前瞻性，已故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曾将电影生产和电影理论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电影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电影百年发展历史的深入探求，对当今以及未来电影生产、管理和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较高的指导意义，对电影市场的良性循环、有序发展和事业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据现有资料记载，沈阳电影的历史从最初的传入至今已经110多年。全面、真实、形象地展示100多年来不同时期沈阳电影行业发展的历程，尤其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沈阳电影事业突飞猛进的优秀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课题要在填补沈阳电影百年历史研究的空白，探求沈阳电影未来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沈阳未来电影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一定借鉴作用。在此基础上，本课题将深入研究和探讨沈阳电影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方面理论和实践问题。除了电影艺术本身，还包括电影的发行、放映、宣传、管理和市场营运等多方面。在对沈阳地方电影发展进行挖掘和研究的同时，也对由此带来的社会、人文、旅游等诸多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涉猎和探究。尤其是对于沈阳地方的社会发展、电影事业、文化市场以及文化产业等诸多领域，提供较新的理论依据和更加规范性的指导。

一、清末民初电影的传入和早期电影院的出现（1904—1920）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随着清朝封建统治基础的逐渐衰落和西方列强通过输入武力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中国这座古老的封建社会的大门被逐渐打开。随着西方各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进入，中国社会体制和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这一时期，电影——工业革命的成果来到了中国，进入了人们的生活领域中并且逐渐发展到今天。据我们现在手中掌握的资料记载：电影传入沈阳，应当是1904年至1907年之间。沈阳地处东北的中心腹地，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空前繁荣。商业的繁盛，使众多文化活动形式纷纷涌入这里。当时的城内四平街（中街）周围聚集着各式各样的戏院、茶园、书场等场所，热闹非凡。电影商人正是看中了这块宝地，将刚刚进入中国的电影引入到沈阳。在随后的十几年里，电影放映有了固定的场所，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影戏园、电影院等。

（一）殖民入侵成为电影进入沈阳的标志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沈阳先后经历了中日和日俄两场大规模战争。随着日本势力在沈阳的逐步扩大，沈阳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更加显现。电影的传入便是发生于这一时期。据舒泽深先生回忆：电影最初传入沈阳应该是在1904年的夏秋之际。“奉天开始发现电影第一次，是在小北门天后宫（即现在二十六中学）前路东，当时聚丰粮栈院，搭设席棚。开演时期大约是1904年前后。因为只有两部影片放映，月余即行停演”（本文系1963年沈阳文史征集时所作〔未发表〕，原件现存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详见附录）。1907年1月23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当时的《盛京时报》以“活动影戏可观”为题，登载了电影在沈阳第一次出现的消息：“省城大南门里东胡同内空场地方，近有日人在此高搭布棚，内设日俄战争活动影戏，大人入场费二角，孩童及兵丁学生等均收一角。入内登观，看见其四周尽是日军大破旅顺口故事。其中日俄兵队交战形状，洋房、铁路、海船、山岛宛然如真。翘首一观，如在目前，不啻亲临其境，实今古未有之奇！凡我同人可不急图一览开眼界？想诸公谅有同情也。”这是沈阳地区新闻媒体最早记载电影在沈阳的出现。这篇报道完整地再现了电影第一次放映的场景，现在看来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时间、地点、人物清晰，“省城大南门里东胡同内空场地方，近有日人在此高搭布棚”，地点是大南门里东胡同，人物是日本人，场所是临时搭建布棚。二是所放映的影片内容明确介绍日俄战争以及各种自然、人文风光。三是一次商业活动，购票观影，“大人入场费二角，孩童及兵丁学生等均收一角”。

此外，日本人还以实施“慈善”事业为掩护，进行日本文化宣传。当时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馆就多次举办电影招待会放映日本的风光片和纪录片，以扩大影响。这种被称为“电光影戏”的“新奇玩意儿”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沈阳人的极大兴趣。于是，一些外国商人对沈阳电影市场展开了争夺。据当时奉天省城警察厅记载：有日本人青水藤会、大平末松等在沈阳城内外多处地点放映电影，但此时仍是露天临时性的流动放映。

（二）早期电影院的“戏曲痕迹”

民国初年，有关沈阳的市井生活电影话题似乎开始激增。因为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已经逐渐被当时的社会所吸收和接纳。而电影也就在这种“室外、露天、临时”的原始状态当中开始枝繁叶茂了。从人们狂热的一次又一次惊叹当中，聪明的商人逐渐悟出了这种独特艺术魅力所带来的商机。如果把这种新玩意儿放在一个相对固定又能遮风挡雨的场地当中，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观众前来观看。1907年10月1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八），《盛京时报》突然出现了一则题为“俱乐电光影”的电影广告：“俱乐电光影戏园于八月初三日起，每日灯下仍晚八点钟开演由申新到新片影戏。真正出奇万千变化，男女可观。每位座钱二三角，楼座五角，小童半票，内有堂客雅座。现寓大南关十字街西路北同益店院内。”从此，电影放映从“野台子”被一点点“请进”室内并有了相对固定“演出模式”。

但是早期在中国人经营的戏园中的固定电影放映模式与现在的电影放映模式有很大的差距。早在1908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一个叫文俊峰的商人在奉天省城小北门里路西开设了会仙茶园（初称之为聚宾楼），经常聘请一些闲散艺人与小戏班在此说书、唱戏，以此来招揽生意。1912年开始放映电影。当时的盛京时报记载了这件事：“有人从日本东京携来东亚洋电光影戏片若干，于九月初九晚在奉天小北门里会仙茶园开演。”同时，一些外国商人也陆续在一些娱乐场所放映电影。如日本人白田莠在大西平康里第一楼、俄人布扎洛夫在鸣盛茶园等演电影。不久，庆丰（大舞台）、丹桂（小南门里）、天仙（小北关）等茶园也陆续开始放映电影了。这些片子的内容多是由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摄制的风景片、时事片以及滑稽短片等。但是，此时茶园仍以上演杂耍、小戏为主，电影只是为了招揽观众的噱头。

1913年10月21日《盛京时报》刊载会仙茶园广告，“电光影戏开演”三日，广告首次将电影分为写真（时事）、正剧（故事）和滑稽之类罗列在报纸上。此时，电影才逐渐从“配角”开始进入新的角色。

然而，由于片源没有保证，时演时停，这既限制了放映的时间，又影响了放映质量。因此，无论是从经商本身的角度，还是作为当时观众的要求，都迫切需要有室内固定的电影放映场所。1924年1月，由于营业不善，会仙茶园的园主文俊峰将茶园租给了一个叫兰比利斯的法国烟草商人。兰比利斯便顺水推舟，立刻开设了中法电影公司（或兰比利斯电影园），专门放映电影。这样，沈阳最早的电影院便应运而生。同年9月，由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影响，市井萧条，电影院也被迫停业。直到1926年2月，雄心未泯的兰比利斯重新在此开设会仙电影院。开业之初，以上映故事片为主。如先后映出《冯大少爷》《将军之女》《米顿不知情理》《上帝之人》等中外影片。可能是由于兰比利斯与中法烟草公司的密切关系，开办初期，除了每天在电影海报上为这家烟草公司刊登广告外，还以缴纳中法烟草公司生产的“升官”牌香烟的空烟盒来换取电影票。当时的电影海报是这样记载的：“空烟盒看电影”“包厢空烟盒四十六个，正面楼座空烟盒十二个，池座通常空烟盒八个，廊内外及男女散座烟盒五个”。每至开演前，兰比利斯从各地请来一些吹鼓手在门前吹吹打打以造声势，招揽生意。据说，还特意雇用两个外国大力士在此助威。20世纪20年代末期，会仙电影院的经营日趋衰落，屡次易主，最后终于在伪满初年的一场大火中消失了。

至此，会仙茶园——成为有记载的沈阳最早属于中国人的电影院。

（三）“席地而坐”的日式小电影院

1905年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正约》。随即便堂而皇之地在南满铁路沿线霸占了大片土地，成为其所谓的“附属地”。一时间，奉天的“附属地”上（今沈阳站、太原街一带），一座座日式建筑拔地而起，酒肆店铺满是岛国风情，往来其中尽是东洋光景，让人有种仿佛置身东京的错觉。日本人在附属地当中大肆按照自己国家的样子建设，少不了日本电影和日式影院。1910年后，日本电影院如同雨后春笋般在附属地的各个地方钻了出来，这其中就包括由日本人前田等开设的奉天座（曾经的民族电影院西侧）、长谷弥十郎开设的弥生座（现北四马路西）以及1915年7月右田广爱建办的奉天馆（曾经的沈阳文艺厅）。这些日本电影院是不准中国人进入的，只开放给附属地当中的日本人。早期日式电影院和普通的影院相比，规模小很多，仅容纳一二百人。而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影院的放映场内并不设座席，按照日本人特有的风俗习惯，铺有草垫和布垫（或者是榻榻米）。门口设有服务台、存鞋处，日本人走进来前先得将鞋脱下，存到服务台里，入场后“席地而坐”观看电影，观影完毕再取鞋退场。日本影院当时在电影放映前，经常有一些日本歌伎在此表演一段歌舞等。

二、民国年间的市场形成和有声电影的震撼（1921—1930）

进入20世纪20年代，人们的民主意识和自由思潮在不断增强。而作为这种新思潮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化表现力的“多样性”和人们欣赏自由空间愈加发展。此时，电影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更多电影的引入和更加活跃的电影内容、形式都是过去没有的。因此，沈阳的电影市场逐步形成并开始得到不断巩固。

（一）电影作为独门艺术形式“粉墨登场”

沈阳早期有关电影活动的资料以及历史文献中显示，对于电影的称谓可算是千奇百怪，如影戏、电光活动影戏、电光影戏、活动影戏、电影相片、电影片等。而归结起来，初期，“电光影戏”使用的频率最高。部分专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这种称谓语在一定程度上与早年在东北地区活跃的皮影戏（俗称“驴皮影”）有密切关系。

沈阳最早出现的这种称谓，还应从1907年1月23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的《盛京时报》那篇“活动影戏可观”报道中始见端倪。电影的初始——开始于沈阳城中的茶园戏园等娱乐场所中，穿插在杂耍、歌舞、书曲之间，“以博人一粲，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和好奇心”。因此，最初沈阳人能够接受此词汇来描述电影，应当与当时东北流行的皮影有关。夜幕低垂，明月升起的时候，在广袤的东北村镇集市的空场上突然间多出了一些人来，他们正在默默地搭建什么。没过一会儿，一个袖珍的小戏台就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这个小戏台的最大特点就是前面有一个幕布，幕布后一个大灯泡。人们开始从四里八乡渐渐汇集过来，一时间空场上人声鼎沸，小孩嬉笑着穿梭其间。突然锣鼓声大作，一个又一个戏曲人物就跃然幕上，他们唱念做打，活灵活现，如同真正的戏曲，每到精彩之处人们的叫好声、掌声不绝于耳，这便是100年前皮影演出场景的真实再现。

皮影戏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综合体现，融绘画、雕刻、音乐、影像、表演与唱白于一身。早在明末清初时，东北地区的皮影戏就十分流行和繁荣，并逐步形成了辽西、辽南、辽东和辽北四个地域性的流派。而作为这四个地域中心的沈阳，自然使这些门类的艺术形式得以“融会贯通”。当早期电影进入时，多采取巡回流动放映、挂银幕、设投影等形式，加之人物、山川活动真实可感，极像当时还流行于市面上的皮影戏。以民间约定俗成的心理趋向，对外来事物运用熟悉的符号加以归纳，去掉驴皮的“皮”字，“影戏”便成为首选。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大胆想象，当初二者同时出现时，“皮影戏”的收视率，甚至可以高过“电光影戏”。这种现象你相信吗？

早期，“电光影戏”“电影”“影片”使用较多的还应当是沈阳最早的电影院——会仙茶园。电影一词究竟谁最先使用，现在已无法考证了。除了《盛京时报》及一些地方报刊使用“影戏”，多采用“电影”冠名。据此推论应是译介的缘故，电影最简单直白地表达了其性质——“电”确定了此物使用电力；“影”又形象地道出了电影的动态形式及制造出的梦幻效果。把活动写真、电光影戏、大电光影戏等称谓综合考虑，电影最恰当地传达了其作为物质器物与精神文化的双重特征。专家们认为，早期电影的称谓集中地突出电影的光学作用、科技发明而反复使用“电光影戏”“大电光影戏”等。然而，随着电影的发展和进步，其内容更趋于艺术化、叙事性以及电影的纪实功能时，影戏、电光等词汇自然消失。相反，最初简洁明快的“电影”“影片”则在2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于沈阳。这在此时的《盛京时报》上对电影称谓的变化，可见一斑。

可见，30年代初“电影”这个专有的名词，就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沈阳社会的舞台中央。

（二）最初电影“院线”的经营手段

20年代末，电影放映在沈阳已经完成了它在传入初期那种种稚嫩的活动，开始逐渐迈入“成熟期”。这一时期，电影本身不仅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商品有着自己独到的经营方式和手段。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考证当时电影院的具体经营模式和实际收益，但是从它诞生不到30年，传入沈阳不到20年来看，无论是从上映的频率，还是从电影院的扩张速度都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这时的电影放映不再是戏剧、书曲、杂耍等的陪衬，已开始尝试唯我独尊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手段。电影院几乎每周甚至每天都有放映活动，如会仙电影院有时每天可以放映两场以上。从电影院的分布和数量来看，电影放映场所已经不再局限于城内的几家戏园和附属地的一两个日式小电影院，而是已开始扩展到商埠地和南、北市场。截止到1930年12月，沈阳地区的电影院已达到14家。

初期，电影院放映的影片都是由经营者从外地或国外带来一两部，放映一段时间就停映了，等待下一部新片的到来。这种没有规律遵循的放映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电影的发展，也影响了经营者的收入。早在20年代中期，大连就成为国际电影片的集散地。当时设在大连的电影发行机构特别多，如日本的帝国公司、日活公司、东亚公司、松竹公司、牧野公司、高松东亚第一影片公司、大兴公司、欧亚商行等，这些机构都经营日本以及欧美各国的影片出租、出卖业务。此时，各国在大连设立分支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竞争东北的电影市场。因此，这些影片公司开始陆续与东北各大城市的电影院分别签订了配片合同，确立配、映关系。凡签订合同的电影公司便在各大城市建立起本公司的映出基地，形成按系统配片制度。因此，这一时期沈阳的各家电影院大部分都是按照这种供片方式放映各国影片的。

1929年5月，中国新生活影片公司在奉天浪速通十六号（今和平北大街原新华社旧址）成立，由谢世煌担任经理。目前看，这是沈阳最早的影片发行机构。其经营的范围主要是代理上海各大影片公司影片的出租和贩卖业务，兼营各国电影机附属零件，代售上海电影日报《银幕》。并在大连、长春分设两个上海大戏院，在奉天、哈尔滨分设两个东北大戏院。据说，这位谢世煌在当时还是非常爱国的，这突出表现在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狂热上。当时欧美、日本电影在沈阳乃至全东北一直占有垄断地位，这让谢世煌非常不服气。于是该公司一成立，他就开始极力提倡“银幕事业”，租、卖国产影片。通过这种早期院线机构在沈阳东北大戏院上映了两部上海影片《关东大侠》和《盗窟奇缘》。并邀请20年代上海电影界最红的女影星王汉伦来沈阳与观众“见面”，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三）原始电影广告的效应

电影曾在发展过程中被理论家称为“第七艺术”。其实，最初的电影并不能称为艺术，它只是一种技术，是西方工业革命之中的一个小小的产物。出现在人类社会面前的也只是在广场上、戏园子里与杂耍一道满足观众心理愉悦的形式和手段。然而，正是电影这种“新奇的玩意儿”独特的魅力，加上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才逐渐征服了观众，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毋庸置疑，电影多渠道的宣传手段使电影的影响扩大了。而这其中，电影广告的出现，功不可没。

当时，沈阳人每当拿起报纸时看到最多的是电影商家的广告词汇，“新奇”“变化无穷”等连篇累牍。这些词汇恰到好处地契合了当时人们普遍好奇的心理。前文曾经提到过，1907年1月23日《盛京时报》第一次记载电影传入沈阳的情形时，就用了多个此类的词汇。其实，这篇报道也是沈阳第一个电影广告，语言生动、形象，且带有浓郁的商业推销的味道。“翘首一观，如在目前，不啻亲临其境，实今古未有之奇！凡我同人可不急图一览大开眼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抬头观看，各种景象就像发生在眼前，不亚于亲自到了战场，真是从古至今未有过的奇观！凡是与我同好的人怎能不快去瞧瞧、开开眼界？我想大家去后一定会有同感。

1907年10月1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刊登一则题为“俱乐电光影”的电影广告中的“出奇万千变化”，慈善音乐会电戏中的“活跃奇巧”等。

奉天滋美洋行影园1910年的广告：“本园设在大东关小河沿，选取各国新奇影戏，专在全通商大埠开演，该影变化无穷，全球驰名，本园并储备极新奇影片甚多，三日一换，特此布告，请尔早临，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起演。”

在鼓楼南演映的电影片段有：“俄国电汽机器能戏万物，俄国僧人出外游览看景，法国各样出奇箱可观，俄国女将力大妙法无边，法国女子专做改良衣服，俄国人在山内行凶未死。”

在小河沿演映的电影片段有：“俄国人代贤婿过节游览，法国有父女做靴子出奇，一俄国人买手套起祸端，法国贼人在山上偷盗东西，官饭店内众人闲游可乐，英国海关税上使众人钱。”

当然，植入性广告也必不可少地出现了。当时的会仙茶园开业初，电影院除每天在其电影海报上为在沈的中法烟草公司做广告外，还以交纳这家公司生产的香烟空盒来换取电影票。曾以购买“双美人牌”化妆品直接入场观看招徕观众，将商业行为和电影结合在一起。此外，在1909年7月的电影广告中不厌其烦地使用了“龙光电光影戏会”“崭新电光大影戏”等词汇。为了强调本次“电光影戏”不同以往，特意备注“影光一丈五尺，最亮最新，长尺大片”。广告用语说明当时的电影片子拍摄以及电影胶片不同，效果反差较大。强调电光效果好，还力图证明这是一种新式机器。此外，早期电影院每当上映新片时，还借用戏园子的一些传统宣传手法。比如“看板”——立在放映场地门口，用彩纸书写影戏名目、票价以及“电光影戏”如何新奇等宣传词语，是后期电影院发展宣传板的雏形。“水牌”——是在放映场所内醒目地方悬挂的黑板，用白粉书写近期或下期上映的影片名、日期和票价等，向场内观众进行宣传；这种宣传牌可以随时用水擦掉更换宣传内容，所以称“水牌”；后来逐渐演变为文图并存的场内电影宣传板。同时，各电影院还在门前雇佣乐队吹吹打打，并采取放鞭炮、撒海报等传统宣传手段，以壮声势，招揽行人。

此外，海报宣传在当时是各家影院普遍使用的一种流动式的营销策略。初期称之为“报条”。是一开始就被广泛利用的一种宣传形式。用彩纸大书电光影戏的名目、演出地点、开演时间、票价等，张贴于大街小巷。宣传内容多用“电光影戏，奇巧可观”“流动影戏，变幻无穷”“惟妙惟肖，活动如真”“犹如身临其境”等引人词句，以招揽观众“请驾早临，勿失良机”。海报经过一段发展，由书写改为印刷，张贴更为广泛。

（四）带有封建意识的电影管理模式

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一些中小电影制片厂的出现以及国外电影的输入，使电影放映行业的商机不断加大，经济收入也日渐提高。这时经营者们已不满足于戏园临时放映电影的“尴尬”，开始对原有的设施设备进行更新，技术条件和放映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于是，在沈阳城内外（现在的中街、太原街以及南北市场一带）先后改建和新建了一些大小不等的电影院，专门放映电影。

在电影市场出现和发展的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也陆续产生。因此，从民国十一年（1922）到伪满初年，沈阳地方政府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电影管理条例和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涉及影片的内容、放映设施设备、放映场所日常管理以及地方政府对电影院管理的程序和手段等多项。1922年7月，奉天省警务处首次颁发了“管理活动影戏章程”十条。将影片分为营业影戏和非营业影戏两种。并指令凡经营营业性影戏者，需于开演三日前呈请，经检查后发给许可，始准开演。并取缔“有碍公安风俗者”“带有不适宜现在地方之党派气味与思潮之色彩者”“发动机不完整及有危险之虞者”。如违背章程所规定者“以一元以上六十元以下之处分”。另外还颁发了一些其他有关电影的管理章程，如电影院内设军警监视席，“电影经营者按日应缴纳警察官署弹压费奉天大洋一元”，规定开演时间，“每日午前九时至晚九时止”“园内男女不得杂坐”等。1923年10月，奉天市政公所颁布了“取缔戏园、影园、书场规则”十七条，其中规定“市政公所随时派视察员对娱乐场所检查。”

1930年2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颁布了“电影检查法”十条和“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十六条。这说明，此时的电影已开始纳入国家级的管理层面上。电影也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已开始进入到人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中。

沈阳早期的电影放映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统由沈阳市政当局直接管理。其所设教育课负责审查影片，定期与公安局的行政科以及辽宁电灯厂共同对各娱乐场所进行检查和指导。随着电影放映的不断发展和电影院数量的逐步增多，1930年10月21日，由当时的辽宁省教育厅、民政厅、公安局及沈阳市政公所等联合组成辽宁省电影检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影片的检查。并制定了“辽宁省检查电影片委员会简章”十四条及“办事细则”十六条，进一步规范了电影管理的原则。其中规定禁演影片及检查内容：“一、有损害中华民族尊严者；二、有与三民主义相违反者；三、有碍眼公共道德及伤风败俗者；四、宣传迷信邪说者。”

（五）“武侠影片”带来的可观收益

“一部《火烧红莲寺》救活了一家电影院，武侠片‘烧红’了半个沈阳城”。这是20世纪80年代一位即将逝去的“老电影人”张宝山的最后叙述。1927年，一个叫韦耀先的商人在“回回营”旁边原第一商场（亚洲电影院对面省百货公司仓库）院内建成了一座电影院，取名真光电影院。韦耀先是一个回族人，一心想打造一个回族人自己的电影院，于是工作人员都由回族人担任。后来，杨进之等人在1930年承租下来这家电影院，更名为“明星电影院”。但是由于资金的问题，电影院极其简陋，全部是木板结构，座席700多个。电影院有两层楼，座位不固定，价格低，有军警“压席”，还要设吃喝免费招待。影片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出租，均为无声黑白影片。开业之初，由于明星电影院设施差，来这看电影的人并不多，影院濒临倒闭。就在大家伙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部《火烧红莲寺》的“武侠影片”横空出世了，这部电影像是一服灵药一般，让明星电影院回春转暖，从此一发不可收，成为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沈阳市电影票房较高的电影院之一。

1928年张石川、郑正秋拍摄的《火烧红莲寺》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电影热，成为我国早期电影中最长的系列影片。《火烧红莲寺》改编自向恺然的畅销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从1928年5月到1931年6月，“明星”公司一共拍了18集。第一集讲述红莲寺僧人作恶多端，被陆小青等众侠客所破的故事。后来的续集把故事重心转移到了层出不穷的“宗派”之间的武术、仙术的角斗之上。武侠神怪片由《火烧红莲寺》热潮带起的在武侠电影中加入神怪元素的类型电影，剧情除少数脱胎于古典小说、戏曲以及民间传说外，大多是影片编导自己创作的。

《火烧红莲寺》一上映，就成为沈阳城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主题，市民们争先恐后拥入影院，观看这部武侠片。不仅如此，这部影片还带动了当时沈城电影市场的空前繁荣。各家影院纷纷行动起来，抢拷贝、增加场次、扩大观映人数。就在这时，在距明星电影院不远的另一处电影院——北市场西侧的保安电影院，在经历着更加夸张的场景。本来，当时的保安电影院无论其规模还是设施设备在沈阳都不是属于上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保安电影院的创建者韩庆发曾经绘声绘色地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火烧”电影院的经历。“其实，保安电影院是我从茶社变更而来的，初期的电影院只是用油毡纸盖的大棚子，用手摇电影放映机，用广东音乐配音，上映的是20世纪20年代老片无声电影，当时观映的场面异常火爆。”“《火烧红莲寺》上映时，由于观众过于拥挤，我们每天不得不加演一两场，甚至将电影院后几排的座席撤下，卖站票让更多的观众能看到，连续放映40天，却仍然不能完全满足观众的需求。”“一个仅容纳400多人的小影院，居然卖出了1500多张票”。虽然这个数字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其准确性，然而至少说明当时的观众人数已大大超出影院的承受能力。老人在谈论到此时，那布满沧桑的脸颊上不时露出了几分得意。“那时候，钱还是赚了不少的”，经历了那武侠热的“火烧”，保安电影院从此在北市场的西北角立住了脚。

不过，也许是由于《火烧红莲寺》的“火烧”二字，和影片带来的过于“火爆”的缘故，它就像一个诅咒一样附在这些曾经放映过这部影片的电影院上。保安电影院于1935年4月20日夜，被一场大火烧毁。然而，韩庆发这位长相并不出奇的“老者”在那个时候用不到两年时间，又重新修建开业。而因《火烧红莲寺》“火”了的明星电影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1948年1月的一场大火中它被彻底烧毁，从此一蹶不振，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六）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传出“有声”的电影

1929年3月，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一个叫韩靖湖的人信心满满地来到了沈阳，他随身携带着一台美国产的福特莱有声电影放映机，在大南门青年会内篮球场放映影片，票价大洋两元。“有声”这两个字毫不起眼，人们也没有过多的关注，还以为只是普通的新片上映而已。放映当天，原本安静的画面突然间就出了动静，一会儿是美国总统开口叽里呱啦讲一堆听不懂的英文，一会儿是火车呼啸而来呜呜作响，又一会儿一个小孩用压水井吱嘎嘎地压满一盆水，然后老头拿木棍把一群鸭子赶下河，鸭子呱呱直叫。前后不到十分钟的电影放映一下子惊坏了前来观看的沈阳人。好多人怀疑屏幕后面真的有人在发出动静，纷纷四处寻找，可一无所获。电影出声了！这个事件一下子轰动了沈阳城。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电影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从1927年起，在世界范围内无声电影逐步向有声电影过渡，电影的感染力也随之增强。有声电影是观众既能在银幕上看到画面，又能同时听到剧中人的对白、旁白以及解说、音乐的一种影片。1910年8月27日，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宣布了他的最新一项发明——有声电影。于是，有声电影很快就传入中国，来到沈阳。当然最初传来的有声电影，还只不过是“仿声学”的一部分“零碎”表演，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影片。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片段”，却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现在看来，当时带这部影片来沈阳的人将放映地点选择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院内篮球场是有目的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址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151-1号，现为沈阳市基督教两会培训中心。基督教青年会在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进步、科学、发展的象征，是很多年轻人向往和聚会之处。而此时的有声电影放映正是这一理念外在最好的表现形式和最易接受的方法。这次有声电影的放映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却引起当时沈阳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极大兴趣。这从影片放映的票价就可见一斑，票价大洋两元，相当于当时观映一整场无声影片票价的10倍多（当时票价为1至2角）。然而无论如何，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这是有声电影在沈阳的第一次公映。

1930年4月29日，奉天小北门里的会仙电影院正在如火如荼地放映有声电影。前来的观众皆是因为看到其刊登在《盛京时报》上的广告——“系德国新到之片，仅在奉留演5日”慕名而来的。演映时，虽然票价还很昂贵：楼座票价1元5角，池座票价1元（是普通电影票价的10倍），但是仍然座无虚席，“观者如潮汹涌，络绎不绝”。大屏幕上出现的战舰、飞机以及歌谣、音乐、人之哭笑、犬吠、牛鸣、刮风、下雨、流水声音极其逼真，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这是有声电影第一次进入电影院公映，标志着有声电影开始进入沈阳社会。

30年代初期，在沈阳的电影市场上无声电影始终占据着主导和统治地位，所有电影院基本上还是在放映无声电影。因为，此时电影还始终停留在无声艺术的阶段，人们担心过多的对白会削弱无声电影特殊的美感。同时，也生怕会流失已固定的观众群。这主要是由于资金和技术，加上观众心理接受程度等原因。一时间，“无声”与“有声”的争论不绝于耳。20世纪的一部著名的美国歌舞片《雨中曲》正是描述这段电影历史的特殊时期好莱坞的演员与观众的状态。

1932年11月3日，《盛京时报》刊登了署名为鹿鸣的一篇文章“有声电影——是电影艺术的坟墓”。他认为：有声电影“根本是动摇了艺术基础的，根本是使电影艺术向后转。一般人的心理往往是这般的浅薄而可笑，以为新发明终究是进步的，所以在有声电影院下，大家趋之若鹜，那无声电影院里，大有门可罗雀之概，试观察上有声电影院之勃起，实令人骇惊！其实，观众们所被他吸引的，只不过是动人的音乐和热感的对白，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艺术不艺术”。他进一步认为：有声电影“终究是毁了一无声幽默潜化的风味了，虽然他是能有声有色亦真亦美，可是这终究是勉强得很”。文章在最后甚至信誓旦旦地说：“朋友！我是这样向你们申说了，无声电影是至高无上的艺术，有声电影不过是一种投机的家伙而已，我是这样大胆地说了，有声电影是艺术界的叛逆，有声电影是影戏的坟墓。”

因此，在有声电影问世后，许多电影公司仍然在继续摄制无声片。直至1936年以后，无声影片才终于停止拍摄，中国电影生产从无声向有声的转变得以彻底完成。而作为放映场所的沈阳的各个电影院开始停止放映“默片”，应当说已是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事情了。而此时，在沈阳的电影广告中“有声电影”一词仍旧作为新奇事物在时刻“提醒着”观众。可见，从无声电影放映到有声电影的出现乃至发展，在沈阳还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转变时期。

三、日本文化的渗透和“伪满”殖民电影的垄断（1931—1945）

20世纪初期，伴随着日俄战争日本侵略势力逐渐进入我国东北地区，而作为殖民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也在“满铁”扩张的脚步中来到沈阳，九一八事变前后，随着日本侵略文化的渗透，无论是日本影片还是由日本人经营的电影院也先后都在这里“站稳了脚跟”。30年代中后期，“伪满”当局通过颁布《映画法》等一系列电影殖民法规和“满映”的建立，逐步控制和垄断了沈阳的电影行业。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电影市场“争夺战”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电影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出现了所谓的“中兴”繁荣时期。在沈阳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影片上映的频率迅速增加，二是电影院靠电影放映的收入已开始出现大量的盈余，三是新建和改扩建电影院的数量不断加大。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上海等地的国产影片和欧美日的进口影片数量急剧增加。美国的八大影片公司、日本的四大影片公司以及上海的多家影片公司的国内外各大影片发行商陆续在沈阳设立代表机构，推销和租赁各自厂家或其他厂家的各类影片。此外，单片日放映率也有明显提高。过去，一部影片在一家放映单位平均每天放映一场，被称之为“晚场”，很少有“日场”。而此时，不仅“日场”已成为常态，而且还经常出现了每日3至4场的情况。

电影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面向社会，靠电影放映收入盈利，是30年代初期沈阳各家电影院的主要经营目标。由于电影放映场次的增加，观众上座率的提高，再加上票价的普遍提高（票价增值到2角，比20年代中期平均增长了近一倍），使各个电影院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当然，从事电影放映的成本，较之各类的演出等相对低了许多，使相当一部分电影院有较为可观的盈利空间。截止到1931年初的统计，沈阳共有大大小小电影院19家，比20年代中期增加了两倍。这些电影院的设施设备有了较大的改善，放映技术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社会动荡和混乱，沈阳的电影市场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电影院纷纷停业和倒闭。只有极少数的几家在勉强维持。当时，盛极一时的沈阳电影院也在事变后的当月就停映了。直到1933年（伪大同二年）的3月26日才在《盛京时报》上刊登广告，恢复电影的放映。由于沈阳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地域特殊性，两块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互不统属，日本的文化渗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但却十分有限。九一八事变后，真正开始进入沈阳电影市场的还是要从“满铁”摄影班拍摄日军侵占东北、伪满洲国“建国”影片说起。在九一八事变时，“满铁”就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主要是以日本侵略东北诸城市为内容的，他们跟随日本关东军践踏的城市进行现场拍摄，在“满铁”沿线城市大肆放映，以宣传日军的“丰功伟绩”，为其殖民统治服务。1931年底至1932年初，沈阳的各个电影院被要求上映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大阪朝日新闻和满铁等三个单位在战地摄制的《九一八事变真相》《满蒙与日本》《李顿调查团的动静》《“满洲国建国”的雄姿》《毅然承认》《春风万里》等侵略影片。此外，由“满铁”拍摄的《满蒙破邪行·第一篇》就是记录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全过程。伪满洲国建立以后，由满铁拍摄的纪录片题材进一步扩大。仅在1932年就拍摄了8部影片并在沈阳的各个电影院上映。如《“建国”之春》（三本）就记录了伪满洲国执政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挟持下，从汤岗子温泉出发到达长春直至就任以及沈阳等地的“庆祝”活动。

（二）“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对沈阳社会的积极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沈阳电影市场上放映的主要是欧美影片，其次是本土的上海影片，日本片是少之又少。《“满洲国”现势》上记载，30年代中期美国片仍占60%，上海片占25%，而日本及其他影片仅占15%。说明这一时期大量的美国和中国上海影片仍旧占据着沈阳电影市场的绝大多数。这从1933年至1935年，甚至是1936年的《盛京时报》电影广告内容上还能看出这种情况依然存在。

从1932年伪满“建国”初至1937年底“满映”成立和《映画法》的颁布，沈阳电影在夹缝中生存、困惑、徘徊和发展。特别是30年代前期，沈阳电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侵略的政治干扰和伪满洲国反动统治的影响，步履艰难，难以为继，然而，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尤其是进入30年代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和发展，使这种艺术形式的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其影响日益广泛。此外，在3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的电影制片事业发展迅速，国内外年影片生产的数量逐年提升。尤其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业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加上风靡一时武侠影片的“泛滥”，都对沈阳的电影放映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30年代的沈阳电影放映市场形势总体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

1.《雨过天晴》——开一代先河的有声电影时代

据《盛京时报》记载，从1933年7月30日至8月2日，沈阳有声电影院（即后来的沈阳艺术宫）开始上映《雨过天晴》。这是一部中国最初的片上发声的影片，由当时大中华影片公司与暨南影片公司合资成立了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于1931年6月拍摄。导演是夏赤凤，主演有陈秋凤、黄耐霜、林如心。《雨过天晴》描述了一个叫王爱莲的少女嫁给一个姓陈的人，后来丈夫爱上了荡妇丽娜，遗弃了王爱莲。经过许多波折，丈夫回心转意，夫妻和好如初，雨过天晴了。此前，《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两部都是用唱片配音的有声电影，被称为“蜡盘”发声技术。然而，这种技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唱片和放映的配合是最大的问题，特别是胶片一旦发生局部断毁，其后的剧情就难以再和声音相吻合，甚至会出现银幕上男人在张口，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却是女声的“笑剧”。而《雨过天晴》是我国第一部采用片上发声的影片，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电影。

2.《四郎探母》——民族戏曲电影的完整再现

1933年8月27日至8月30日，沈阳有声电影院上映了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情节的京剧电影艺术片”——《四郎探母》。正像当时《盛京时报》广告预告词中所说：是“天一影片公司伟大出品，破天荒第一次以舞台京剧改摄为有声电影的第一套中国声片”。这便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所谓的中国“戏曲电影”。众所周知，中国戏曲电影的鼻祖，也就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京剧戏曲短片《定军山》。“自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拍出第一部戏曲短片《定军山》之后，可以认为戏曲电影就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戏曲电影的历史比一般的叙事电影的历史要长。从电影手段的表现来看，这时的戏曲短片只是发挥了记录名伶舞台化动作的功能，谈不到艺术表现。因为是电影初创时期，电影自身的艺术能力尚没有能够全部挖掘出来，更谈不上艺术手段的创造。”（高小健：《不仅仅是一种回望——谈中国戏曲电影》）值得寻味的是，中国有声电影的起步也与戏曲产生了有意思的联系。1933年初，由谭小培编剧，尹声涛导演，谭富英、雪艳琴主演，由古代影业公司约请天一公司代为拍摄了全本京剧《四郎探母》，这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戏曲电影。此时的戏曲“电影在叙述容量上与早期的短片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对戏曲艺术的表现也不必再受到默片的限制，全面表现戏曲艺术的魅力成为可能。戏曲的主要表现手段：唱、念、做、打从此在银幕上可以得到全面的展示。中国电影艺术家对电影艺术手段的成熟把握使得戏曲艺术的银幕表现富有了更多的技术想象和创作色彩”。（高小健：《不仅仅是一种回望——谈中国戏曲电影》）

3.《啼笑因缘》难忘社会情结的展现

从1933年4月，由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改编的六集电影开始在沈阳隆重上映。此前，由于同名小说在上海等地曾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受到影迷“热捧”。因此，从当年的4月份，沈阳电影院就开始通过各种媒介大肆宣传，并连续在《盛京时报》上刊登《啼笑因缘》的宣传广告。从当年的4月至9月，陆续地将该片的1至6集逐集公映，而在报纸的广告栏上详细介绍每一集的内容以及上一集所表达的线索。同时，对于下一集做了预告和故事线索的发展进程。一时间观众奔走相告，电影院门庭雀跃。这在当时的沈阳社会确实引起较大的反响，电影院的老板也趁机大“赚”了一把。电影的“火”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原著深远的影响。《啼笑因缘》成书于20年代末期，1930年3月至11月先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1931年12月由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单行本（一共三册）。《啼笑因缘》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读者反响强烈，造成了轰动，以至于“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素材，预测其结果；使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二是电影的艺术再现。1932年经过严独鹤改编，张石川导演，胡蝶、郑小秋合演，由明星影片公司将《啼笑因缘》搬上银幕，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故事片六集，部分彩色，部分有声）。电影独到的艺术感染力和鲜明的形象塑造，使原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更加贴近广大市民的欣赏口味。同时，影后胡蝶在影片中一人饰两个角色的精彩表演，更加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三是“新闻点”突出。《啼笑因缘》拍摄过程中的“闹双胞”事件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推涨了观众的好奇心理。1931年，《啼笑因缘》推出单行本，“明星”趁热打铁，有生意眼光的张石川立即和张恨水达成协议，购得了影片的摄制权，并请《新闻报》主笔严独鹤改编剧本。“明星”在《啼笑因缘》上押足了宝。而不久前，大中华拍摄的有声影片《雨过天晴》遭到了明星公司等的攻击，使该片在营业上大受损失。老板顾无为为了向“明星”报复出气，匆匆赶出了一份《啼笑因缘》的电影脚本，也申请到了“准予摄制”的执照，并在报上作公布。这起“双胞案”，使得“明星”走投无路，只得去找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另一位“海上闻人”杜月笙出面调停。“明星”三巨头张石川、周剑云、郑正秋一同屈辱地拜在杜的门下，并献上大洋十万作为孝顺费。经过如此一番活动之后，调停成功，双方“和解”。自此，明星公司元气大伤，可谓“有啼无笑”。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例规范购买改编权的现代化商业操作，就这样在电影界的恶性竞争和个人恩怨面前遭到了彻底惨败。（青秧：《中国电影三十年代之如果牡丹会说话：“歌女红牡丹”》）

4.《渔光曲》——创历史纪录的“左翼”电影

1934年11月11日至15日，沈阳电影院在《盛京时报》连续5天刊登《渔光曲》上映的预告：“十六日起演，全套音乐歌唱配音巨片。联华影业公司无价之宝。我们不必用什么大贡献、代表作、结晶品来赞美《渔光曲》。只计算这部影片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一家连映了九十六天，我们想大家就能揣度它原有的价值。的确，它已攻破中国影片一切防线而向世界迈进。好了！本院在十六日就起演这巨无可巨的《渔光曲》了，这实在是大家的好机会吧！”

11月16日，《渔光曲》上映的当天，沈阳电影院在《盛京时报》更是以“破世界纪录”为题大肆渲染。“全部音乐歌唱片上配音巨片，联华影业公司出品，一九三四年之荣耀珍贵伟大贡献。”甚至说：“——宁可牺牲千百部影片不看，不可不看这巨无可再巨的——渔光曲。”为了加大宣传力度，这样算起来，影片《渔光曲》在沈阳电影院首轮连续上映了9天。加上12月重映的5天，共计在这里放映了14天。虽然远没有达到上海大戏院90余天的放映纪录，也不如武侠片《火烧红莲寺》那曾经“人头攒动”火爆场面，然而，它毕竟打破了30年代初有声电影出现以来，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艺术“大片”在沈阳连续上映的历史纪录。

5.彰显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社会反响

从1934年6月至1936年5月，在“满映”还未完全占领沈阳的电影市场的这短短的两年里，上海左翼电影就在这政治“夹缝”中，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沈阳的各个电影院。他们以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精湛的艺术感染力，运用工业革命成果给电影带来的新技术，尤其是影片内容真实、大胆地反映现实社会的垢弊，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深受各阶层观众的喜爱。现在仅从《盛京时报》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当时是以沈阳电影院为首轮先后放映了数十部，曾在沈阳的电影市场引起不小的轰动。

1934年6月17日，沈阳电影院开始上映由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城市之夜》。这是一部拍摄于1933年的以描绘旧中国社会黑暗的触目惊心为内容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由阮玲玉、金焰主演。这是费穆担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这部影片开始显露出他的导演才华。导演用“非常明确而素朴”的手法表现了“非戏剧式的故事”，描写了几位城市最底层人物的困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它“以‘住’的问题为中心，展开了现实的矛盾”“是一部强烈的暴露都市黑暗面的影片”，受到了当时评论界的充分肯定。

1934年9月30日至10月4日，沈阳电影院隆重推出了由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姊妹花》。这是中国第一代导演郑正秋的代表作，是他根据自己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而成。影片以孪生姊妹大宝、二宝的不同命运、不同遭遇反映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状况。影片对社会的不公正进行了暴露、鞭挞，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共鸣。正像这部影片在沈阳上映当天的广告中告诉观众的那样：“片里一句句的对白都刺进你的心灵，片里一寸寸的表演都惹落你的眼泪。”同时，影片戏剧性也很强，胡蝶同时扮演大宝、二宝两个性格迥异、泾渭有别的形象，十分成功。

1934年10月5日，影片《脂粉市场》在沈阳电影院连演了五天，成为又一部在沈阳产生轰动效应的左翼电影。这部剧由著名左翼作家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胡蝶主演。影片在描写那个时代一位城市女工悲惨命运的同时，也以表现职业妇女觉醒为主题，深刻地反映了在旧社会里，剥削阶级只是把妇女当作商品，而所谓“妇女经济独立、职业平等”之类，实际上是一种欺骗的行径。正像当时《盛京时报》评论的那样：这部影片“有模糊的血和肉，有奔流的汗和泪，有职业妇女的痛苦和平凡而深沉的悲哀。这里向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

1935年2月3日至9日春节期间，沈阳电影院连续七天上映了由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女儿经》。这是由张石川、郑正秋等执导，朱秋痕、高占非、胡蝶主演的一部歌舞片。用上映当天《盛京时报》的电影广告中所述：这部影片是“明星公司破天荒之壮举，有声之杰作超过《姊妹花》以上，她打破以往一切记录”“九大导演联合分段导演，三十位大明星联合主演”。影片在情节的结构、场景的衔接、人物形象的刻画等各个方面，都颇具特色。剧本由每个编剧各写一个故事，由夏衍汇总贯穿。这些故事加一幅幅笔触简洁的素描，似乎各自独立，合起来又完整统一。

1935年2月17日，元宵节当天，沈阳电影院上映了由“联华影业公司一九三四年超特作品《神女》”。这是由吴永刚编导，阮玲玉主演的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无声电影。它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公，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默片的巅峰之作。它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下等妓女的不幸遭遇。《盛京时报》刊登这部影片上映的广告中是这样描述的：“人海茫茫！何处是栖身之地？天下滔滔！竟无一知心人！”影片中阮玲玉以她精湛的演技，把一位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融为一体，出神入化。阮玲玉在表演时能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

1935年2月22日，天光电影院上映《桃李劫》。这是由著名导演袁牧之编剧兼表演的银幕处女作，描述了一对有社会抱负的、正直的知识青年的命运悲剧。《桃李劫》利用声音和画面的不同结合方式，对增强影片艺术表现力做出了成功探索，特别是在环境音响的运用方面。影片的插曲《毕业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曲在影片中一群青年毕业前欢聚一堂时首次出现，影片结束时又再度响起，提示了影片主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传唱一时，特别为青年学生所喜爱。后来由百代公司灌成唱片，流传至今。

（三）“伪满”殖民文化统治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地区都被日本人所控制，沈阳的电影市场毫无例外，也逐步被日本侵略势力所控制。日本人除了强占中国人的电影院外，还特意将所有“东北”字样一律取缔，以达到他们侵略、分裂、同化的目的。如当时的东北大戏院（辽艺），就被更名为“东安”。1932年（伪大同元年）8月15日，《盛京时报》以“实业厅重申前令取消［中华］［辽宁］字样”为题，内容包括：“奉天实业厅于昨日训令各县云：略谓现满洲国业已多日，前曾通令取消中华民国、辽宁字样，近查令县商工门面仍有多书以前辽宁字样，以及门票等制账条票，每出中华民国字样，殊不合新国家之国体，亟应转令所属市商，遵照取消，以符现制云。”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傀儡政府在“太上皇”日本人的授意下，对电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造”。首先加强了对外国影片的检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害”的影片就一律控制进口。1934年6月，奉天市政公报就刊登了伪满政府制定的“电影片取缔规则”，这里面详详细细地规定了哪些影片不能上映，其中凡“冒渎帝室尊严者”“违反王道主义者”“违反民族协和（指日满协和）之宗旨者”“有失国家及官宪之威信者”，特别是关于反战思想和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影片，都统统放在禁止之列。当时的沈阳的伪警察厅的保安科负责检查，而日本宪兵队则成为当时主要镇压“有不轨行为”影片之机关，他们针对违反者轻则罚款、重则监禁。同年7月1日，伪满洲国颁布了《电影管理规则》及实施细则，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开始对上映的影片进行检查。据记载，自1934年7月1日至1935年6月30日的一年里，伪满弘报处检查输入的外国影片就达到1364部，其中中国和美国影片分别为308部和825部，分别占被检查总数的22.6%和60.5%。伪满当局对外国输入的不利于他们反动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的影片，一律禁止输入。1934年至1936年共有1611件未能通过，其中1934年为57件，1935年为97件，到1936年突然就激增到1457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禁映的外国影片是逐年增多的。

一边禁止一边增加，禁止不利于自己的，增加有利于自己的，这是日本人对中国人思想控制和奴化的撒手锏。那时伪满的各个部门对电影都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出于宣传的需要，他们纷纷购置电影设备，委托“满铁”和日本国内的电影公司拍摄大量的纪录片。据伪满洲电影研究会调查统计，到1935年10月，拍摄纪录片1070本。主要内容是配合日本侵略中国和伪满“建国”的政治需要。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在沈阳建立了双波发声制作所，为日本罗拉电影机械厂在沈阳维修安装销售厂，控制沈阳的电影机械的修配和电影器材的来源。

（四）“满映”标志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1937年（伪康德四年）8月2日，由伪满国务院通过了‘电影国策案’，决定斥巨资五百万元，设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8月14日，由伪满洲国政府以第248号敕令正式颁布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法”，并从当年的11月1日正式公布实施。《满洲映画法》从根本上确定了“满映”是伪满洲国以电影国策为基础，统一指导“全国”制作、影片输出输入、配给（即发行）而建立起来的“独自国策遂行之机关”。是以取得电影业的健全发展为目的的特殊会社。

“满映”成立之初，就目的明确，为了更好地统治和维护伪满洲国及宣扬日本文化。在影片经营上实行“一元化”统制分配制。所谓“一元化”统制分配制，就是对各个电影院实行配给排片制，电影必须大力做好“国策”宣传。为此，要求各个电影院每个月以“东宝”“松竹”两大电影公司影片放映10天，大映电影公司影片放映一周，其余时间可以安排其他影片。统一分配影片的方针是对“日本电影采取分配权转让和选择购买的办法”，对“西洋片和中国片采取全部选择购买的办法”。“满映”的这种主张很快就遭到美国各社联合集团的反对，美国立刻就做出了美国电影不卖给伪满洲国的决议。不过日本人可不在乎，因为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就此，“满映”的统制配片，“一元化”发行，得以全面实施。

据《满洲映画年鉴》记载：“对中国电影由于取缔排日宣传之必要，对其进行严格审查。有的影片以绝对禁止输入，所以在‘满洲国’的中国电影的前途处于危急之中。”（《辽宁电影发行放映纪事》，1994年9月）

（五）“满映”电影垄断地位的确立

早在1937年的8月14日，根据《映画法》的规定，沈阳就成立了奉天市电影协会，会长为张进元、副会长张佩然。这个协会主要就是负责奉天市由中国人建办的电影院相关事务。《映画法》公布以后，电影的放映特别严格，如果你想要放映一部影片，在其未上映之前，你要先将第一本影片和脚本送到税务机关检查，然后再拿着片子到市公署警务处、保安科、司法科检验，这些都合格了，给你盖章了，这才可以顺利放映。当局对电影院内部的检查也很严格，那时，在观众厅后边要设治安席。根据伪满政府治安部第22号令《营业临监视查纲要》规定：“警察对电影院每天必须检查一次以上。”到1937年底，奉天市政府开始对各个电影院进行全面检查，重新登记并颁发营业许可执照。

1937年9月，按照伪满国务院颁发第111号训令《电影院管理纲要》规定，在当时的沈阳开始打破以往旧的传统管理和公映制度。主要包括：废止按系统拍片制度；废止按月交租制度，采取按门票收入提成制；各影院上映影片由“满映”协会决定；影院票价合理化，由“满映”与影院协商，政府和协会要在各地影院上映影片时，“满映”应按要求给予安排；在编制上映节目表时，应把“国民时间”的广播插进上映时间表内，遇有重要广播时，应停止电影放映，令观众收听。

在“满映”力图独霸东北电影市场的过程中，作为伪满电影检查机关的弘报处映画班对影片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这些审查制度包括：大幅度增加“满映”“国策”电影的上映量。对以前占据东北电影市场的美国影片和内地影片实行严格的限制。据1939年底的统计，在沈阳市全年上映的影片中，日本影片上映的数量已由过去的3%飙升到80%，从378本上升至6273本，激增15倍以上。“满映”生产的影片也由281本猛增至1240本，增加了3倍半。从而占据了沈阳电影市场的第三位。此外，由于对美国影片采取限制措施，美国片从2939本陡跌到225本，下降了92.4%，由原来占统治地位变成次于内地、日本、“满映”之后的第四位。

“满映”成立前，整个沈阳一共有14家电影院，其中日本人经营的有6家，中国人经营的8家。此时，中国人尚能与日本人平分市场，日本人还不能完全垄断市场。于是，从1938年开始，“满映”就开始轰轰烈烈在沈城各地兴建电影院。先是在太原街，日本人的两座规模较大的电影院先后拔地而起。1938年12月，滨口嘉太的大陆剧场也建成了，一共四层，建筑面积为3839平方米，座席2400个。场内铺有地毯并有冷暖设备，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设备水平，都是当时“最好的”。影院的资本金有100万元，号称东亚“第一大剧场”，由此得名——大陆剧场。1941年10月，左伯常太郎在原平安座的基础上更夸张地重新营建了五层建筑的新平安座大楼（其中一部分是电影院）。据说，日本人在建筑之初为了不影响放映电影，没有拆掉老平安座，而是围绕影院周围盖起来的，一直到将要盖完时才将原来的老建筑拆掉，从停演到新平安座开始上映仅用了三个月。大陆剧场和平安座这两座电影院齐头并进，可谓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放映场所了。另外，日本人经营的电影院还包括：1937年由驹田右太郎在苏家屯经营的建国馆，1941年由水口隆司等人开设的富士剧场（私人）。此外，“满映”还在沈阳先后建立了一些直营电影院。1938年山本熊太郎建兴亚电影院（铁西电影院），1939年由田中德二郎建办协和电影院（沈阳丝织厂俱乐部），1941年由小松直文建办大东电影院（无存），1943年2月由松原定雄开设新民电影院。

同一时期，由中国人在沈阳兴建的电影院就十分有限了。1939年12月，韩庆发在西北市场购买保安电影院。1941年1月26日，朱安东在中街建的天乐电影院开幕。1942年1月9日，冯金亭在大西街兴建金城电影院对外营业。伪满后期，由于中国人所建的一些电影院困难重重，因此此后很少有人再建。自此，中国的影院无力与日本影院竞争。

1941年战事正是紧张阶段，为了使电影院成为日本战时体制宣传的工具，“满映”也更注重对电影院的管理，规定如果是中国人经营的电影院要委派日本人任经理，对电影院进一步加以严控。1942年，伪满政府命令各地将电影院建立和管理权让给“满映”，“满映”控制下的电影院建设速度增快。到1943年，沈阳的电影院已达到24家。其中由日本人经营的或“满映”直营馆已达到13家，而此时由中国人经营的电影院仅9家。如当时“满映”就有奉天地区事务所，专门负责对沈阳电影放映的检査和发行管理。实行统一排片，禁止自租和购买外国影片（包括外国和中国内地影片）。另外，伪满奉天市警察局及日本宪兵队还经常干涉电影院的影片放映，实行严格的法西斯文化专政。

伪满后期，日本侵略者更是肆无忌惮，不仅垄断影片的制作、发行、放映权以及电影院的建筑权，而且还强收强买中国人开办的电影院。另外，一些日本电影放映商利用日本势力强行入股，吞并影院等，这在伪满末期的沈阳电影市场上也是屡见不鲜的。1944年3月，伪满“建国”十周年时，各电影院的名称一律改为国民会馆，以“满映”为代表的伪满反动政府完全垄断了沈阳的电影事业，沈阳电影经历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

（六）从“国策电影”到类型电影的实施计划

“满映”一经成立，就成为伪满洲国的一个特殊的国策会社。由于“满映”肩负着文化殖民的“使命”，决定了其电影创作的类型。“满映”所拍摄的影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娱民映画”“启民映画”“时事映画”。

所谓“娱民电影（映画）”，就是故事片，以电影形象化、容易理解的方式达到宣传日伪“国策精神”的目的。“满映”是从拍摄国策电影起家的。在成立初期的一年多时间里（即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2月），先后拍摄了《壮志烛天》《大陆长虹》《国法无私》等9部故事片，《建国理想》《光辉的乐土》等29部纪录片。这些电影大多以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意识形态为主旨，是一种直观的、最能表现侵略者意图的电影国策化状态。然而，明目张胆地拍摄“国策电影”做广告，效果并不好。日本人并不傻，他们知道这样做极容易引起东北人民的抵触情绪，效果与愿望会适得其反。就如同今日电视里，相比直白的广告，人们更能接受植入性广告一样，“满映”的统治者也更倾向于拍摄“娱民映画”，通过反映“日满亲善”“五族融合”的故事片，反映平民生活，尤其是讲述中国人与日本人患难与共的故事，很能打动观众，容易麻痹中国人，混淆两国民族矛盾，以便在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

所谓“启民电影（映画）”也称“文化电影”，是作为伪国家宣传的一种手段。包括：教育片、纪录片和宣传片。“启民映画”主要是从事纪录影片的摄制，向中国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及制造“跃进满洲”的假相。这类影片如《发展的国都》《日满一如》等。此外，还有《我是满洲国民》《开拓团之春》等，鼓吹“日满一体和向中国移民”。1938年8月21日的《盛京时报》也曾有高度赞扬文化电影的文章。“短篇文化电影，现在已是举世风行，它的长处，是能把世界文化艺术产业风光一切社会的角度，收入在小小的摄影机里。所以就成了现代人的智识欲、趣味嗜好的焦点，满洲映画协会，见及提倡文化向上的情势和需要，今次汇集中外优秀短篇文化电影百六十本。顺次分配于国内满日影院，公开放演。……定予观众以智识趣味与惊异云。”1940年，“文化映画”改名为“启民映画”，“是启发国民，教育青少年，向日本及世界各国介绍满洲国情况的最有效形式。”“启民映画”在“满映”影片中占有重要地位，仅从数量上就占“满映”拍摄的各类影片总数的83%，占据绝对优势。“启民映画”通过直接美化伪满洲国的“建国”“产业”“社会”等方面，成为体现“国策”电影思想的最有力的电影表现形式。至伪满末期，沈阳各电影院已上映这类“启民”影片200多部。

所谓“时事电影”，也就是新闻片。其时有“满映通讯”（日文）和“满映时报”（汉文），以一周或十天间隔，快速报道日伪现状，配合形势进行形象宣传。据《盛京时报》记载，1941年6月18日，光陆、亚洲在上映影片广告中开始加映“启民映画”（满映）。从此，各电影院一般在放映故事片前映出一两本。“满映”后期，出于服务侵略战争的需要，“时事映画”的生产量加大，减少了其他影片类型的拍摄。由此可见，此时的“满映”原形毕露服务于殖民者。

四、国民党的短暂乱局和进步电影的奋起抗争（1946—1948）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沈阳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电影行业始终处于比较混乱的局面。从初期对电影“豪取强夺”到后期打压进步影片，宣传“戡乱救国”。其间，除了部分国产进步影片上映受到群众欢迎外，大部分时间的电影市场始终处于不景气的局面。

（一）国民党各种势力介入和豪夺的乱局

1945年初，日本在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作为日本傀儡政权的伪满洲国，各项事业都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尤其是在电影方面，随着“满映”的“停摆”，沈阳的电影开始出现全面停映的迹象。在沈阳日本人经营的电影院渐渐开始改换门庭。有的开始聘用中国人任经理，经营管理电影院业务；有的将电影院出租给中国人，日本人退出成为“幕后”；当然也有的日本人干脆将电影院“关门大吉”，自己逃之夭夭的。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进入沈阳，并迅速占领和接管了部分日伪的电影院。当时的由日本人建造和经营的大陆剧场（东北电影院）就很快被他们占领，并被更名为莫斯科电影院，专门为苏军服务。而此时，由中国人经营的电影院为了维持生计，早于敌伪投降初期就自行成立了电影院维持会，开始自我保护。此时，沈阳的大部分电影院已由中国人看守，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1946年初，国民党进入沈阳，全面接管了电影行业。可是由于战后东北地区的特殊复杂情况等因素，沈阳电影市场混乱情况还是非常严重的。1946年8月，东北电影服务社在给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和东北特派员公署的报告中提及：“查东北各地影院不论其为敌伪财产抑或私人经营，自去年‘八一五’胜利后至今年二月底止，逐渐全部停业。盖因时局未靖，营业不振，内地片商裹足不前，外商鉴于京沪平津各地中宣部所接收影院皆取独占政策，对于东北联合拒绝供片，兼以敌伪影片禁止上映，以致片源断绝。本社为谋电影事业之复兴，对于影片之供应问题不能不慎加考虑。关于影片之供应除‘中制’出品二十部即可开始运来外，‘中电’四五部仅余一二套未来，其他已来映过。太平洋战争之前，民营所出国片未来，东北发行者为数甚少，不足以活动市场……”同时，“东北各地影院，尤其四平以南地区，亦因抚顺电厂之破坏，亦因小丰满南来之电路中断，亦为影院停业之一原因。随各影院自备发电机，亦可以救急，而设备费提高。时局动荡不安，营业毫无把握，资历不半，经验不足者未敢尝试。”在分析上述困难的基础上，报告认为：“而所虑者为接受之影院，因片源不畅，而营业不振，投资经营者畏缩不前，此为复兴计划之大忌。若因片源终端而停业，则无人出资培养影院，任令雨漏风吹，建筑酶毁，再过半年，不予开业，机器零件，将锈蚀不堪应用，而椅凳机件及其内部设备，亦难免被人偷窃拆除，至于暖气设备，水管，暖包，似必冻裂。”

八一五光复后，沈阳的好多电影院不再对老百姓开放了。各省市国民党团或地方机关所占用影剧院现象特别严重。如平安座被划拨给三青团使用，改名为青年馆，主要用于党团活动。新富座（后来的解放电影院）为国民党沈阳党部所占，1947年初国民党五十二军曾强占；国民党军的四维剧校擅自占领光陆电影院一年多。不仅如此，各种名目繁多的劳军、慰问也特别多。而且在此期间，由于社会极其混乱，哄抢偷窃事件屡有发生，使电影院设施、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1946年3月，在国民党中宣部驻东北特派员办公处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管理东北全境（实际为长春以南）电影事业的“国民党中宣部东北电影服务社”。在其所制定的组织简则中：“第一条：为谋发展东北电影戏剧事业成立东北电影服务社办理之。”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所属影院之管理，中外影片之发行，电话教育与政令宣传，电影事业之发展及其他服务。”最初设在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一号的中央日报社内四楼，后于1947年11月搬迁至和平区中正路大光明电影院（青年馆旧址，今沈阳市文化宫）。

东北电影服务社成立后其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全面地接收伪满留下的全东北的电影资产。同年5月，根据国民党东北敌伪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的要求，东北电影服务社正式将沈阳19家日伪电影院及日本人经营的电影院及满映奉天事务所、双波发声制作所接收。同年9至11月，正式制定了标租办法18条，将沈阳的所有电影院全部租出。1947年11月，又将南京（今东北）、大光明（今文化宫）、上海（辽艺）、大华（今新闻）等四家电影院收回电影服务社直营，成为国民党官办电影院。

（二）围绕国产影片上映的“外交”风波

1946年的下半年至1947年初，在接收和管理在沈阳的日伪电影市场的同时，还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一个是由于社会动乱让沈阳的所有电影院几乎全部停业，如何让这些影院尽快重新“开门”，迎接观众，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另一个更要命的就是影片供应的“枯竭”，电影院没有片子可以放映。前者或许还能通过改变经营方式，采取变官办为私人承租或转租，增添设备、改善环境、调整票价、加大宣传等方式来解决。但是后者，却是一个在短期内很难解决的严重问题。

这个原因很复杂。一方面，光复前主要是日伪影片充斥沈阳电影市场，甚至形成极大的垄断态势。其实这种情况在伪满的中后期就已经开始显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电影检查机关——伪满国务院弘报处，对美国电影及西欧影片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因而进口的美国片及欧洲影片数量大减，因此，这一时期沈阳电影市场放映的影片，主要是日本片，其次是“满映”的作品，再次是上海生产的中国内地影片。这从1941年伪满弘报处检查电影统计情况可见一斑：

到1944年底日本投降前夕，“满映”影片已经占据了第一位，日本影片由于战争等因素大幅度下降已降到第三位，而此时的美欧影片早就几乎销声匿迹了。另一方面，是新的电影发行渠道既不健全又不畅通。伪满统治者在对影片的生产和进口实施严加控制的同时，还全面控制了电影的放映场所和活动。直到1946年上半年，新的影片发行渠道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大部分片商还处于观望的态度；而此时电影院自身管理也还没有完全恢复起来。再加上原有的伪满日本等旧片已全部停映并封存等因素，造成了这一时期沈阳电影市场的全面停映。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战后东北地区各项事业逐步恢复发展，而电影事业却是一片空白。面对东北地区无限的电影商机，让好莱坞“大佬们”开始蠢蠢欲动。早在1946年11月，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使得美国影片在中国可以大量倾销。当时美国有环球、华纳、联美等九大公司争相在沈阳建立办事机构，负责美国及各国影片的发行。大量的美国影片一下子涌进了沈阳，并快速控制了沈阳的大部分电影市场。面对新国产影片的摄制、发行短期内还不能立竿见影，而美国等九大公司的强势进入和力图全面垄断的这种形势，当时，在沈阳的部分业内人士以及影院的经营者开始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他们认为：“外片在技术艺术上，均较国片为优，一旦夺取东北市场，则国片将永无生存之地……”同时，他们还担心“东北沦陷十四年，一般民众对于国情殊多隔膜”。为了适应观众要求，建议电影院取消以前放映外国影片的合同，上映一些国产的故事片、武侠片、古装片。

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可是当时的电影管理者们在“细致分析和研究当时以沈阳电影市场为代表的全东北电影发展情况”后，只是简单地制定并开始实施一些利在强化东北地区电影发展的措施和办法。在给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和东北特派员公署的报告中，他们认为还是“必须取汲于外片之源源供应”，对于人们关于“外国片涌入会影响国产片”的担心，他们在报告中认为：“其理似是而实非。盖东北敌伪影院占绝对多数，而设备较租私人者为优，此种影院主权操之在我。国产影片于三数年之后，足够市场所需，而无缺乏时，此种独霸政策随时可以转变下去，是外片之战夺不足虑。”但是，电影放映之战并不是那么想当然的事情。

1947年2月，当时沈阳的南京大戏院（今东北）等部分电影院突然取消与美商的供片合同，改映国产片。此事一出，立刻引起了美国片商的极度不满，当时驻沈的美国九大公司代表怒气冲冲向美国领事馆控告。这本来是一起经济纠纷，但是美方竟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说什么“有违中美商约之互惠精神，足以妨碍美国影片在东北的销路”等，把此事件上升到了一个有损中美关系的国际政治性质上。这“大帽子”一扣，美国驻沈九大影片公司腰杆也直了，脾气更大了，他们联合抵制了沈阳所有电影院订立的合同。这一下社会反响极其强烈。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国民党的电影服务社软了下来，被迫于1947年12月9日致美国九大公司函，请求美国影片商继续输入美国影片。同时，将大光明（今文化宫）作为专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

（三）官僚机构的垄断与《天字第一号》上映

1946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接收敌伪电影财产的基础上，开始大肆地对战后电影进行垄断。国民党的“中电”（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分三个分厂，在南京、北京和上海拥有设备先进的摄影棚。其他还有“中制”“中教”和“农教”等官僚电影企业。在东北，金山奉命接收伪“满映”，组建长春电影厂。这些所谓的国有电影企业在设备上约占全国影业的2/3，出品影片却仅占1/5。当时，由于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官方电影机构无法保证其在意识形态上上下下统一。因此，就存在着两种创作倾向：一种是维护和宣传官方思想立场，另一种则是立意暴露时弊，主张民族自强，宣传和追求社会公正。表达官方思想立场的代表影片《忠义之家》（1946）、《天字第一号》（1946年）等，这些影片是以粉饰国民党的政策、国策与统治的合法性为主要内容。在官方机构中，不少进步的电影人创作了反映现实追求社会公正的影片，如陈鲤庭的《遥远的爱》、汤晓丹的《天堂春梦》、赵丹的《衣锦荣归》、金山的《松花江上》等。这些影片主要表现了两个内容：一是国统区和敌占区的人民抗战生活；二是战后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工业者的失败、知识分子的苦闷、普通百姓生活的困苦，其根源都在于官僚压迫与国民党的腐败。

1946年年底，电影《天字第一号》在沈阳南京大戏院（后来的东北电影院）正式上映。引起了沈阳社会的强烈反响和观众的广泛好评，打破了国产片在当时的最高卖座纪录。无疑，给已经“迫于生计”的沈阳电影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天字第一号》是一部由“中电”出品，由屠光启编剧导演，周刍、欧阳莎菲主演的抗战间谍片。影片描写了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与日寇及其汉奸展开殊死战斗的故事。虽然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官方立场”，赞扬和美化了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英雄事迹。但是，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谍战影片，“这部影片可以说最早开创了有别于西方007系列的中国版间谍片的类型模式——‘改变身份，打入敌人内部’这样一种故事类型”。当年报纸广告对影片的宣传是这样描述的：“地下工作，出神入化；暗杀手腕，曲折离奇；谈虎色变，汗毛凛凛。”影片不仅在1949年以前催生出了许多仿拍之作，造成间谍片的一时热潮，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种类型样式一直延续到了“十七年”电影中——可以认为，像《羊城暗哨》（1957）、《英雄虎胆》（1958）一类的“反特片”，便是《天字第一号》在解放后的一个变种。而且，这样一种间谍片的模式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电影中再次浮现。演变为《黑三角》（1978）、《戴手铐的旅客》（1980）等侦探片的形态。

电影《天字第一号》是“熔枪战、打斗、悬疑、畸恋于一炉”，“引发一阵拍摄侦探间谍片热潮”。（张伟《纸上观影录》）也引起了沈阳人的极大兴趣，先后在南京、上海、大光明等电影院上映15天。据记载，这部影片“曾创下1946年的最高票房卖座纪录”。直到今天，谍战类影片也依然受到广泛欢迎，例如《风声》《听风者》等，这与其影片类型的猎奇性密不可分。谍战影片节奏紧凑，使观众一直处在紧张的气氛当中，所塑造的人物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存在两面性的问题都是其魅力所在。

（四）上海进步影片的上映和被禁映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至1948年11月解放前夕，沈阳的各大影院也陆续上映了一批进步影片。代表作品：国民党政府官办的电影企业“中电”等公司生产了《遥远的爱》《天堂春梦》《还乡日记》《乘龙快婿》《幸福狂想曲》《松花江上》等有进步意义的电影。昆仑影业公司为代表的进步民营电影企业，也拍摄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政治内容和革命倾向性和较高艺术水平的优秀影片，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万家灯火》和《乌鸦与麻雀》等。在“昆仑”的影响带动下，其他私营公司如“文华”和“国泰”也先后拍摄出《假凤虚凰》《夜店》《艳阳天》《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小城之春》《无名氏》《忆江南》等优秀影片。

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被誉为“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影片以抗战期间救亡演剧队的真实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一对青年人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的命运和遭遇。这是一部散文化的、具有鲜明纪实风格的影片，当年他们满怀激情走上战场，为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而付出牺牲。可是抗战胜利后，却是贪官污吏当道，普通老百姓的美好希望都化为了泡影。由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具有史诗格局的情节剧。影片分上、下两集，叙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战争前后的悲剧命运，是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缩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开阔的视野，描绘了巨大的历史时空以及沉浮于其中的芸芸众生，影片将传统的戏剧形式与洋溢着民族色彩的诗情画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婉转曲折、跌宕起伏，矛盾冲突强烈，镜头如诗如画，美不胜收，堪称大时代的电影史诗。影片《乌鸦与麻雀》的编导以敏锐的观察力，塑造了一组人物群像。这是一部出色的讽喻影片，全片从主题到细节都运用了隐喻与象征的手法。矛盾的中心——“房子”意味着江山，虽然一度被当权者霸占，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手中。乌鸦象征着贪官污吏，麻雀则象征着小市民。

这些进步影片的上映，无疑给刚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沈阳人带来一缕缕阳光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受到了当时沈阳观众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好评。但却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严格控制和肆意删减，对于擅自放映进步影片的民营影院也多遭威胁，屡加迫害。如1947年发生在沈阳的《无名氏》禁映的风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1947年7月，沈阳的几家电影院上映了由国泰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无名氏》。影片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热心抗战及在抗战中遭受的巨大牺牲和胜利后给他们带来的更大灾难。由于伶编剧，应云卫导演，秦怡、赵国英主演的电影《无名氏》完成于1947年3月，因内容尖锐，有强烈的控诉意义，受到当时电影检查当局的多次检查和多处删减，以致全片支离破碎，故事线索很不清楚。影片上映时，舆论仍然给予热情支持，认为它含有“‘胜利’中国这混乱的时代中强烈的现代性”“申诉了老百姓的困苦的生活”。同时，这部影片也是早期心理类电影的开始。影片上映后，在沈阳各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他们罗列种种罪名，以该片有“讽刺现政府之处”，并以“东北环境特殊”为由，强令禁映。这样，电影《无名氏》仅在沈阳的上海（曾经的辽艺）、新光（曾经的丝织厂俱乐部）两家电影院上映四日，便被迫停映。

总之，挣扎与围剿的较量——始终是这个时期沈阳电影放映的“主调”。

（五）当局利用电影院对宣传舆论的管控

早在1946年的年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密令电影服务社，将国防部拟定的《停战期间宣传方针及指导要领》转发给所属影院，通过电影院这个宣传渠道，按照国民党当局的统一电令向群众宣传和灌输反共思想。在《要领》的“方针”和“指导要领”中明确要求各执行部门：“阐明奸匪顽持武力夺取政权之不可能，并举事实列证匪军无力与国军抗衡，以坚定我军对匪军之同仇敌忾。”运用舆论来欺骗群众，“应即发动可能运用之宣传机构展开宣传”。1947年初，国民党沈阳区防守司令部突然发布了影片审查办法，特别提出了“违反主义、抵触国策及影响剿乱者一律禁止演出”。同年4月2日，沈阳市警察局颁布了《管理娱乐场所营业规则二十六条》，其中规定在影剧院设“警官监视席”。

1947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当局加紧了对电影院作为舆论工具的控制。进入1948年初，东北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当局更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力度，严控各种宣传阵地，以提振所谓的“士气”。1月，沈阳区防守司令部新闻处电函中宣部东北电影服务社，要求各影院“配合政府作动员戡乱宣传。自元月二十日起至三十一日止，各院均应放映下列幻灯标语（如附件）相应”。所列幻灯标语共计七条，主要内容包括：攻击共产党解放军，标榜国民党军队的丰功伟绩。3月，沈阳区防守司令部新闻处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各电影院经常放映宣传幻灯板办法，进一步将放映幻灯标语细化和程序化，规定：由1948年3月1日起至5月底，每旬一则（共9则）。并制定了具体办法5条，包括标语制定的样式、放映时段和具体时间要求，规定不能混映于商业广告中，“如有电影院不遵命令，擅自停演者，以违反动员令论罪”等。

总之，在国民党统治的两年中，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片源无保障，沈阳市各个电影院经营情况极差，“亦因局势动荡、民生艰难、物价飞腾、交通不便、运片困难等客观条件之恶劣，难得正常发展发行影片”，造成电影院的经营者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五、解放初期的“接收”和人民电影的全面占领（1948—1956）

沈阳的解放，标志着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将开始全新的发展。从全面接收和管理敌伪遗留下来的已经残破不堪的电影事业，打击和消灭旧有的腐朽、荒诞甚至是反动的电影“余孽”，到采取强有力措施引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全面推进新中国国产优秀影片的集中上映，新中国的人民电影事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占领和控制了沈阳的电影市场。从而，电影成为“走在新中国前面的人民电影事业”。

（一）走在新中国前面的人民电影事业

1948年11月2日，伴随着沈阳的解放，原有国民党官办众多电影院自然而然地被我进入沈阳的党政军各部门所接收和占领。刚刚组建的中共沈阳市委领导当机立断，认为应该立刻彻底与国民党统治时期腐朽、荒诞、反动充斥的旧电影市场全面决裂。于是，在11月中旬，沈阳的电影业者迅速成立了电影同业公会。其宗旨是：“为宣传新民主主义政策，传达政令，启发社会教育，以团结同业，保护同业之公共利益，矫正同业之弊害，争取同业之繁荣。”同年12月21日，根据党中央“电影事业应集中统一管理，逐渐走向企业化，更密切地与党的政策结合，以期达到宣传教育之目的。在宣传武器中电影是有力的武器之一，但在分散经营下，党的电影宣传教育不易全面掌握。为了发挥电影的效果，统一经营和走向企业化是必要的”的指示，东北局作出了“关于现属政府机关、部队、团体公有电影院统一管理”的决定。这里面包括：（1）由东北电影制片厂组成东北影片经理公司，统一经营管理逐步收回全东北凡属政府、机关、部队、团体所有之影院，以及接收新收复城市中凡属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经营之电影院（私人经营之影院不在此例）。（2）以沈阳为实施起点，然后推及全东北。沈阳18家影院中14家属于东北电影服务社，按其性质，系属伪国民党中宣部及官僚资本，首先无条件接收。

1949年3月1日，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在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街50号正式挂牌成立。白晞任经理，下设总务股、经理股、影片股、会计股并13个组。工作人员45名。“东影”成立前后在沈阳共接收12家电影院。到1949年底，随着在沈阳接管电影院工作的基本结束，便开始采取多种办法和通过多种渠道，分步骤有效地控制电影市场：

打击杜绝反动淫秽影片的泛滥。沈阳解放初期，当时的东北影片市场是最混乱的一个时期。“沈阳原系东北影片集散之地，素为片商钻营角逐场所，沈市解放，北满哈、齐等几个大城市，开始准予上映，加之南北满交通恢复，片商乃大肆活跃，沈、锦、长敌伪遣散之影片，除少数为私人攫取到处流窜外，不少影片为军政机关所接收（如沈锦解放时为政府与部队接收之影片），买卖出租，自由竞争，无一定方针。私人片商与各地某影院经理‘老客’拉拢、贿赂，不正之风甚烈”（东北影片经理公司一九四九年工作总结报告）。针对如此恶劣的不正之风，1949年2月，沈阳市政府教育局成立了“沈阳市电影戏曲检查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审查影片、戏曲内容，颁发放映、演出许可证。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当时沈阳“市内仍有少数私人片商、影剧院、茶社擅自上演麻醉人民的影片和戏曲”，因此，“应进行检查和取缔”。1949年3月，东北影片经理公司成立以后，在接收电影放映场所的同时，加大了对电影市场的控制和管理。“各地影院在我们接管前，从私人片商以及各种渠道弄有毒害的、敌伪遗留的影片上映，我们接管影院的同时，禁止了有毒害的影片……”（根据原东北影片经理公司经理白晞回忆整理）7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通令：“查东北各地放映的电影，除苏联和解放区摄制者外，其余多为国民党统治区与美国影片公司出品的，其中虽有一些进步内容，但多数含有反动思想毒素，对解放区群众思想有害无益，应该禁止放映。”

大力推介和引进进步优秀影片。“新的形势也出现了前进中的困难，那时人民唯一的电影制片厂‘东影’不可能在短时间生产出足以满足全东北应用的影片来。加上我们严厉打击旧有的国内外反动淫秽影片。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了有影院没有影片的‘片荒’困境。”面对这种形势，当时的东北影片经理公司采取了“以国产影片为主力军，苏联影片为同盟军，港沪进步影片为友军，把一切旧影片排除市场”。于是，便开发多渠道发行工作途径，积极引进苏联等国家的进步影片。7月，与苏联影片输出公司签订代理发行苏联影片合同。并于沈阳、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牡丹江五处，接收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影片1807部、短片906部、预告片26部。还与朝鲜商定签署互排影片合同、互派代表。这就部分地解决了影片供应问题，这也是外国影片对新中国最早的输入。同时，与国营、民营（昆仑、国泰、大同、文华）各制片厂（影业公司）、华北影片公司、大连同利公司以及港片片商建立了代理发行、贷款、代排互排关系。

1950年10月24日，中央文化部又颁发《电影旧片清理办法》。“凡在本办法公布前所有已映演与已入口之中外各种影片均以旧片论，依本办法清理审查之”。并规定“旧片内容如有反世界和平、反人民民主、违反中华民族利益，或宣传淫猥、色情、迷信、恐怖等足以妨碍新社会秩序者；视其情节轻重，加以删减或禁止映演”。

到1951年末，沈阳地区的旧片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二）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多个“第一”

1949年1月22日，在沈阳宏大电影院（今文化宫）上映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名字叫《瓮中捉鳖》。影片描写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但在人民力量的打击下终告失败，成了瓮中之鳖。影片巧妙地运用夸张手法，辛辣地嘲讽了蒋介石与人民作对，必将失败的下场。影片动画设计新颖、动作性强、节奏明快，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虽然这部影片只有十分钟，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瓮中捉鳖》在沈阳放映后，立刻受到观众们强烈欢迎。据史料记载，当观众看到动画片中的解放军从解放区把蒋匪军赶出去和片中蒋介石被人民解放军活捉，勒长脖子时，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鼓掌不息。当然，《瓮中捉鳖》的意义是非凡的，因为刚刚获得解放的沈阳电影市场特别混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步影片的上映更是凤毛麟角。即使有，也大都是随四野电影放映队零星放映的一些战时纪录影片，如当时在东北解放区陆续放映的多辑长纪录片《民主东北》。而《瓮中捉鳖》那种带有一定故事情节，既生动又诙谐讽刺的情节，着实吸引了广大的沈阳观众。同时，《瓮中捉鳖》也为沈阳进步电影的放映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从1949年初开始，除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外，各家电影院陆续放映了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和第一部故事片《桥》等。这些进步影片的上映，无疑给当时还处于徘徊中的沈阳电影市场带来一缕新曙光。

同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也在沈阳隆重上映，立即引起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东北日报》为此片的上映特意配发了社论《预祝人民电影的光辉前途》，指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第一次以自己的工人阶级为主角，以新民主主义的生产斗争为主题的影片”，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桥》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反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故事片。总之，电影《桥》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为所谓的“人民电影”，尤其是工业题材的人民电影确立了基本范式——打破了通常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建立起新的、人民电影的艺术准则，即用宣传性替代戏剧性，用阶级属性来重塑人物性格，将主题政策化、故事公式化、人物类型化。生活的实感，加上火热的政治热情，使《桥》成为一部旗帜性的作品，它的价值超出了作品本身的艺术含量，因为它催生了“人民电影”的文艺实践。

（三）苏联影片印象记

1949年8月1日，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在沈阳各大影院开始上映。先睹为快的沈阳人对于来自曾帮助过我们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苏联老大哥充满着尊重和崇拜，对于他们提供的革命影片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纷纷涌向电影院。《普通一兵》是根据苏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描写了一名普通的苏联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在卫国战争中成长与牺牲的历程。马特洛索夫是在战场上第一个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眼的英雄。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内正值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百废俱兴时代，刚刚获得自由的沈阳人，以主人翁的姿态热火朝天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去。对外朝鲜的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全民动员、同仇敌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已经开始成为离前线最近的沈阳人的最高使命。那个火红的时代需要英雄崇拜式的光环来笼罩，也更需要英雄人物辈出，成为那个年代“革命英雄主义”的新偶像。

应该说，50年代的苏联影片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还是极其深远的。其中的优秀作品都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里程碑之作，而影片中无论是《丹娘》中的卓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还是《夏伯阳》中夏伯阳等英雄形象，都成为当时沈阳的年轻一代最崇拜的，甚至是去效仿的精神楷模。

这一时期，沈阳东北电影院等在放映这类影片时都要在海报上郑重地写上“华语对白”四字，以招徕观众。不过当时的“华语”还不是现在的普通话，而是民国时期，糅合南北两京口语而成的“国语”。而早期译制的苏联影片，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都是东北电影制片厂译的带有东北味道的语言。而当时的沈阳人听起来却津津乐道，亲切感油然而生。当听着列宁、瓦西里等讲的东北味儿的国语很好笑，所以许多年轻人喜欢拿腔作调学“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等对白。

从50年代初期至“文革”之前的17年间，有人这样统计过，在沈阳上映的各类译制片中，苏联影片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尤其是整个50年代，在沈阳人的心目中苏联电影几乎成为全部。那时的情形时常是无论何时，随着片首的工农男女青铜塑像旋转时，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字幕在缩放中展开，背景不停地放射光芒。在电影院里的观众顿时安静下来，人们会聚神会神地仰望着屏幕，那种对“老大哥文艺”的敬慕之情和钦佩之感油然升起……

其实，除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那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题材的苏联影片之外，绝大多数的沈阳人接触到的苏联史诗巨片应该是80年代后期了。印象比较深的如1965至1967年，由苏联著名导演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邦达尓丘克执导的《战争与和平》。影片分4集，全长430分钟，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国内与国外、军队与社会、贵族与平民等联结在一起，既全面反映了历史的时代风貌，又为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创造了极广阔的表现环境，主要人物、次要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形神兼备，长达7小时的内容深得托尔斯泰原著的精髓，不愧是一部真正的银幕上的史诗。

反映卫国战争的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尽管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而只是表现了一场局部战斗，但是影片采用独特的蒙太奇手法，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女战士们战前梦幻般的爱情和生活，用朴实的黑白表现战争的残酷，用夸张的彩色来表现女兵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影片结尾处，准尉在女兵们的坟墓前凭吊的时候，观众们也都不由自主地为德国法西斯犯下的罪行表示愤慨并为女兵们的牺牲流下热泪。

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一种全景式的气势宏伟的大场面战争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解放》。影片在表现苏联领导人运筹帷幄的同时，也运用一些小细节歌颂我们熟悉的苏联英雄人物。还记得在观看《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当影片演到斯大林发出命令，对于杀害卓娅的德军某师的官兵不接受投降一律就地枪决的时候，全场观众一起为之鼓掌。

描述现实生活的影片。如《乡村女教师》，“挺起胸膛向前走，山川树木和沙洲……”想必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都会记得里面的学生大声朗诵这首诗的镜头吧！影片用非常朴实的现实主义手法，饱含激情地讴歌了一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献身教育事业的非凡经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苏联电影，着力表现中年人的命运，描绘了这一代人的心理状态，涉及许多观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道德、幸福、人生价值等，中国观众也能从其中找到共鸣点。

此外，同一时期还有由苏联喜剧电影大师梁赞诺夫导演的喜剧三部曲《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直到90年代中后期，沈阳的观众才在各大影院欣赏到。梁赞诺夫导演的作品都是带有抒情色彩的悲喜剧，既让观众笑声不断，又能在笑声背后感受到小人物的悲哀。他的影片呼吁对人的关怀，展示生活本身应该具有的瑰丽色彩。其中每部影片都有令人难忘的细节和台词。在《命运的捉弄》里，男主人公因醉酒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居然在同样的街道用同样的钥匙打开同样公寓的门的情节讽刺了当时苏联城市建设的单调化；《办公室的故事》里面纳瓦谢里采夫说的那句“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男孩，另一个也是男孩”和“您为什么要摸我，您别摸我”的台词让人想起来就忍俊不禁；《两个人的车站》的结尾处，男女主人公在赶回劳改营报到的时候，因筋疲力尽坐在离劳改营不远的雪地里拉响手风琴的情节让人在欢笑之后又感受到一丝生活的苦涩。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苏联影片不仅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了沈阳的一代人（应当说是包括了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对于后来的几代人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总结起来应当这样认为：其实从意识形态方面，中国观众在很早之前就接受了苏联的电影观念。最初的影响来源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时期，引进的外国影片主要就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因此，观众最初接受的也大都是所谓的“苏联模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植根于那一代人的头脑中，也就顺理成章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思维方式。此外，随着国产电影生产的日益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内容、样式，还是表现手段都受到来自苏联的影响，直至今日。

（四）迎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献礼”活动

1950年9月，正值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前夕。沈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张灯结彩，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共和国第一个生日的到来。而此时，沈阳的电影界为庆祝这个节日也在忙碌着一件大事。按照国家电影局的要求，动员各方力量集中组织宣传并集中放映第一部共和国“献礼”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一部中苏合作摄制的文献纪录片，也是为了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而上映的第一部彩色影片。

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再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斗历程，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与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开始联合摄制一部文献纪录影片。为此，25位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来到中国，摄制组遍及关内外、大江南北数十个省份。经过八个多月的拍摄和编辑，将大量的纪录片素材，经过简洁凝练的精心处理，编入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这部影片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开篇，回述了几百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勤劳人民的苦难生活经历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反动政权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未来光辉灿烂，中国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纪元。影片以客观的真实性和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详尽再现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记录了重要革命旧址和历史文件，并对具有世界意义的辽沈、平津、淮海及渡江战役，按历史真实组织部分可行的补拍，还安排摄影师跟随刘邓大军拍摄了解放大西南的真实场面，不仅具有历史文献性，还有新闻纪实性。今天，观众偶尔能从影视作品中看到一些珍贵的历史镜头，这些画面正是出自这部影片。

为了将这部献礼影片组织好、宣传好、上映好，沈阳在全市组织动员，广泛发动群众，对影片开展预热式宣传和立体式全方位包装。仅印制电影海报就达2000余份，说明书20余万张，送到广大市民手中；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在交通要道设立街头大型广告牌3处，扎制电车宣传彩车2台，汽车彩车7台，红布标语电车9台；同时，市内各大商店布置电影宣传橱窗，在街头挂横额大标语数处；在影片上映期间，《东北日报》《沈阳日报》分别刊登全版或半版的电影宣传广告，并发表了100余篇报道和评论文章；还专门召开了新闻界、文化宣传部门、电台等单位的影展宣传工作联谊会；各电影院门前搭松枝牌楼；院内设“中国人民胜利影片观览纪念戳”，门口特制大字霓虹灯并在电影放映前专门播放宣传幻灯片。

这是沈阳解放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对电影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和组织。由于宣传广泛，深入群众，观众异常踊跃。从1950年9月29日至10月13日，共计15天。沈阳市8家电影院共放映了405场，每个电影院平均50场；观众达到36.7万人次，占当时沈阳城市人口（102万）的36%；各项指标都名列全东北各大城市之首。影展结束后，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的表彰和奖励。

（五）国产新影片的大规模推介及其影响

从1949年初至1951年末，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沈阳的电影市场从无序、混乱和低迷，到有序的恢复和较快的发展。

从1951年3月8日，沈阳市开始举办“国营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全市所有的电影院集中上映了国产新影片，包括：《白毛女》《人民的战士》《红旗歌》《辽远的乡村》《高歌猛进》《保卫光荣祖国》《内蒙古人民的胜利》《陕北牧歌》《新儿女英雄传》等26部。为了把这次“新片展览月”办得更好，沈阳市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并制定了详尽的活动方案。为了扩大本次活动的影响，在“新片展览月”开始前半个月，从2月28日至3月6日，先期在当时的南市区文化馆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国营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剧照展览”。展览免费，人们可以自由参观。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前来参观的观众超过3万人。通过剧照展览，引起观众的好奇心，激发起他们对这些新电影的热情。当然，新闻媒体的报道也是不可缺少的，在“新片展览月”前，沈阳市的各个报纸杂志也纷纷登载影片展消息，大版面刊登预告和剧照，文字介绍以及名人、作家、劳模等知名人士撰写的文章和讲话。广播电台介绍影片内容、上映日期和播发有关文章。组织专人和发动群众提前向各单位及市内主要街区分送、张贴全张大海报、综合画页和综合说明书，出版《新电影》展览月特刊；并在市内主要街头树立大型广告牌，在主要街路口挂起过街红布大字宣传标语；在沈阳上空悬挂带有“国营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字样的飘球。沈阳出动扎彩汽车6辆，扎彩电车2辆。在宣传月期间，每5天出一次乐队宣传车，深入大街小巷，散发传单。3月7日这天，东北影片经理公司经理白晞亲自登上飞机在上空撒宣传单，传单像雪片一样从天而降。一时间，在沈阳的街头巷尾，群众纷纷争抢电影宣传材料，热烈气氛空前高涨。

3月7日夜晚，在东北电影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上，与会的东北局宣传部、东北影片经理公司以及沈阳市出席的有关领导发表讲话。会后，放映了参展影片《新儿女英雄传》。从3月8日至4月2日，沈阳市在“新片展览月”活动期间，共映出614场，观众达69.9万人次，占当时全市人口的68.5%，名列全国大城市电影放映各项指标的前茅。从此，确立了国产影片在沈阳发行放映中的主导地位。

1950年10月30日至11月8日，在沈阳等东北8大城市联合举办了“反对美帝扩大侵略电影大汇映”。集中上映了《吕梁英雄》《江岸会师》《无形战线》《愤怒的火焰》《永远的秘密》五部影片，这是沈阳解放以来第一次同时调配多部影片集中一段时间放映的大型主题汇映活动。当然，这为后来在电影发行过程中采用的“集中编映”的方式，积累了最初的实践经验。11月15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扩大了影片《卫国保家》的发行。为了使这部影片发挥最大的宣传效果，沈阳市一共动用了15家电影院同时上映7天，共放映492场，观众达到33万人次。在当时创造了单片放映各项指标的最高纪录，同时也使“集中编映”这种新的排片方式第一次完整地得到了成功试验。

（六）电影院的国营企业发展之路

沈阳解放初期，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关于电影院统一管理的决定》明确指示：“电影事业应集中统一管理，逐渐走向企业化”。因此，在沈阳最初的电影市场开发中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沈阳的电影事业是从接收敌伪电影院，清除国内外消极旧影片和引进苏联进步影片开始的。在实践中不断对电影发行放映机制、市场结构进行调整：在沈阳逐步形成建立以电影放映服务为主，统一发行影片，统一计划排片、划分发行区域，进行放映单位登记，建立中心电影院（示范），影院划分等级供片，放映网合理布局，发展俱乐部和农村电影放映队，适应人民群众经济生活条件，制定合理的影片租价和票价（团体票、包场、优待票等），宣传组织观众，引导消费等一系列措施和办法。不断完善和发展电影企业管理的新模式，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电影发行放映事业。

1949年1月22日，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在沈阳接管了第一家电影院——军人电影院。这是一座伪满中期由日本人投资建设的大型专业电影院，当时号称“东亚第一大剧场”，无论是地理位置、设施设备，还是观映环境在沈阳都堪称一流。于是，在当年的5月9日，军人电影院正式更名为“东北电影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维修，新鲜出炉的东北电影院成为当时沈阳市具有标志性、示范性、标准化的中心影院。当然，东北电影院并非只有沈阳这一家，为加强标准化管理，东北各大城市接收电影院的过程中，都会选择一家比较好的电影院作为中心院，统称之为东北电影院，并规定了实现“标准化电影院”五个方面的具体项目：即实行民主管理建立电影院管理委员会，订立直营电影院员工守则，建立与改进电影院工作制度12项，建立直营影院统一规定制度11项，改进服务工作3项等。

在东北电影院整顿完善之后，东影公司又对沈阳市的8家直营电影院进行了整顿。一是充实领导班子，在原有电影院管理者的基础上，派代表进驻，加强管理。二是全面调整职工队伍，调转人员56人，占职工总数147人的38%，免职16人，辞退9人。到1950年初，基本做到了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各工种）配备适当齐全，保证了正常开展工作的需要。三是针对接管后电影院的院容院貌加大了整顿、清理和维修力度。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战火连年，电影院遭到破坏，损失惨重，门窗破裂、房屋坍塌、上下水道堵塞，座席无一完好，放映设备和电器损坏严重。当时的东影公司仅为沈阳市8座直营影院支出修建费3.4亿元（东北币），使电影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1949年6月1日，为了使电影院逐步走向正规化，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决定在沈阳的8家直营电影院一律实行分场放映制度。1950年1月1日，东北影片经理公司与建立租片关系的电影院都签订了新的影片供应合同。按合同规定：凡与公司建立影片供应合同的电影院，在合同生效期内，电影院不得租借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影片，由公司统一供片。开始对电影院实行统一排片制。片租结算的方式是分账单位每月必须放映工作日为10至15天（占两个星期日），黑白片片租分账率为40%，彩色片为45%。

为加强电影院的企业化管理，从1950年开始在沈阳的各个电影院实行“标准定额预算制”。把电影院分为一、二、三等，根据各项经常性开支，规定各等级电影院的标准开支定额，按定额标准进行预决算。从1954年开始在各个电影院采取多种新措施，加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管理。制订了收入、支出、利润财务计划，影院成本核算计划，每部影片映出计划以及全月经映计划的各项计划指标等。同时，还规定了电影院的人员定额编制：如沈阳市的一等电影院19人（东北、光陆），二等电影院16人（重庆、解放、人民、新光、北平、铁西），三等电影院13人（皇姑、和平职工）。

1950年9月10日，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在沈阳召开了沈阳市各公私营影院座谈会。主要试图解决“各经理公司对公私影院之间，各公私影院及片商与经理公司之间的公私关系均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若干影院还存在着单纯的营业观点”等问题。“为了适当调整与解决公私关系，达到争取进步片在市场上占优势的目的”，当时邀请单位有苏营宏大，文化部经营的文化俱乐部、亚洲，教育部经营的大众，军区经营的红星，市工商局经营的沈阳，私营的天光、云阁、保安，以及大中影业社代表共11人。会议主要就统一排片、供应上的优缺点、改进意见以及影院方面有什么偏向和单纯经营观点等问题听取对影片安排办法（统一排片方法）、影片宣传工作各项工作制度与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从此以后，排片工作一直贯彻执行制订排片计划时有关单位和放映单位共同协商的原则。

电影院的业务计划是实现企业化管理的基础。而这种计划的各种指标是紧紧围绕着影片供应的正常化程度而逐渐形成的。1949年初接管电影院后，由于当时影片供应不足，沿用循环开演的办法，因此电影院的业务经营只是估算卖钱额，更谈不上什么计划指标。1950年，经过几次国产新片的集中编映之后，在1951年的国产新片展览月中，对全市电影院明确提出每部影片的上映日期、场次、人次、上座率等项指标。又经过1952年的苏联影片展览月，电影院业务计划的各项指标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一段实践过程。到1953年在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加强企业管理的要求下，电影院从制订每部影片上映计划到月份上映计划，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综合性的年度业务计划，包括全年的工作日、放映总场次、观众总人次以及上座率、日均场等五项业务计划，此外还有放映总收入、发行收入、平均票价三项经济计划指标。

另外，电影院每个月与发行部门协商安排月份影片编映计划后，还要制订每部影片的上映计划。要对每部影片的内容、安排的上映日期、上映时间、当月市场的经济情况，以及同类影片过去映出的成绩分析对照；制订每部影片上映的场次、开演时间、上座率、观众人次、平均票价、放映收入等各项指标；并与当月份所制订的业务计划对照，看是否能完成月份业务计划，如完不成就必须与发行部门协商适当调换影片，以保证完成月业务计划的各项指标。

此外，在电影院的劳动组织、人员编制、服务质量上，也开始逐步规范和完善。在此期间，根据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先后成立了儿童、民族、文艺、新闻等专业电影院。

1953年1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和电影工业的决定》（政务院199次会议通过）。指出：“为使电影适应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更大地发挥其对广大人民的教育作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电影事业，以逐渐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影放映网。”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做出决定，明确了电影作为一项国家发展事业，要全面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应当说，这一决定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电影开始作为一种新型工业生产的产品（制片）和流通的商品（发行和放映）正式上升至“国家认知”这个层面上来。经过近三年的调整、改革和完善，沈阳的各个电影院的企业化经营已初具规模。截止到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前，沈阳的电影院已完成由过去的商业网点式的个体式经营向国营企业化的完整过渡。

六、“大跃进”的辉煌和放映网的全面建立（1957—1964）

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后半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大发展，沈阳电影的各项事业也开始逐步成熟。电影的生产、技术、发行放映和管理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60年代前半期，随着一大批国内外优秀影片的上映，沈阳的电影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一）电影发行与放映管理的科学衔接

1953年末，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布《关于加强电影放映和发行工作的指示》。主要针对当时“电影放映单位缺乏经常的系统管理”等诸多问题，明确提出“要加强各大行政区省、市文化局（处）对本地区内电影放映工作的领导与管理；要调整和加强各级电影放映事业管理机构，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管理好电影放映工作，充分发挥电影放映的宣传作用”。进一步明确和加强各级政府对电影放映工作的管理责任。

早在沈阳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就接管了整个电影事业。1949年初成立沈阳市影片检查委员会（检查委员会设在市教育局社教科），负责审查、批准各类影片的上映，全面取缔了反动、淫秽影片，统一了影片的管理权，颁发上映许可证。从此一批优秀、进步的中外影片开始在沈阳各电影院上映。1954年5月，沈阳市文化局根据“应在整顿和巩固现有放映单位的基础上积极稳步地发展，避免和克服不顾条件盲目发展起来不加巩固的现象”，制定了《电影放映单位暂行登记办法》，规定“市内各系统放映单位（部队除外）不论是否向电影公司租片或自购影片已登记或未登记者，均须重新登记”，如“逾期不登记未被批准者，即停止供片及活动”。同时，要求“登记时须进行机器检查和放映员考核”“凡经本局批准之放映单位，必须遵照政府统一划定活动地区及服务对象，统一票价，统一排片”。《电影放映单位暂行登记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沈阳市电影放映网的初步建立。从此，沈阳市开始对电影放映单位实施全方位的有效管理。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各放映单位的效能，在互不抵消力量的情况下，允许工会系统俱乐部对外放映电影。并将其纳入城市电影发行统一排片系统，这成为沈阳电影放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6年2月，辽宁省文化局批准了《沈阳市电影院票价调整方案》。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不同等级的电影院中“同意甲级电影院和部分乙级电影院实行分档办法：按不同的座位，规定不同的票价，可适当扩大全部座位中的中间票价座位”。这一电影院票价体系的规定和实施，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一直成为沈阳市各个电影院票价的基准数据，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

1955年1月，辽宁省电影公司对首、复轮影片的划分作了明确的规定。首轮：只在某城市内第一次映出的影片或在第一次映出的时间内不同日期映出者均为首轮。复轮：在同一城市内第二次发行或第一次映后连续接映者均为复轮。当时沈阳市的15家电影院中有9家被确定为首轮放映单位，6家被确定为复轮放映单位。后来的几十年里又经过多次变更，增加了一些影剧院、对外开放俱乐部，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

沈阳电影发行放映的管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而健全的。60年来，已经形成较完整的电影放映网管理体系，即市、县（区）、乡（镇）三级管理机构（同时并存的还有部队、铁路、科教等管理机构），对电影发行和放映施行科学的放映网管理。其职责是主要负责审查放映单位的登记，服务对象和范围及影片的上映、普及放映，制定放映单位发展规划以及管理放映单位安全、卫生、票价等项业务。根据隶属关系、经营性质、服务对象等，将电影放映单位划分为专业电影院、影剧院、对外开放俱乐部和对内俱乐部及电影流动放映队。其中，专业电影院17座，影剧院17座，对外放映电影的俱乐部29座，对内放映电影的俱乐部252座。沈阳城乡的电影放映单位总数达到1212个（1985年统计）。

（二）电影走向成熟标志的1959年

1959年10月，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在沈阳市各个电影院举办。可以说，这是一次国产最新影片的大规模集中展示活动（类似于现在的嘉年华）。当然，那个时代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同时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主题影片教育的政治运动。在此期间，沈阳东北电影院等28家电影院、67个对内俱乐部、13个电影放映队集中上映了《林则徐》《青春之歌》《老兵新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风暴》《回民支队》《林家铺子》等24部献礼影片。在那个金色的月份中，沈阳的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部部鲜活的国产最新影片，一个个生动的主人公形象，带给当时文化生活还比较单调、看电影还是一种“奢侈”的沈阳人一场难得的“饕餮盛宴”。各家电影院也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宣传和推介。在活动开始前十几天，工人们就将各自影院装饰一新，有的还在门前搭设大型牌楼，设置巨幅广告、宣传栏、幻灯宣传预报等，有的到街头张贴海报，悬挂过街横幅，设置流动宣传车，有的在报纸、广播中反复进行报道，有的干脆直接组织观众参与活动，等等。

据一些专家考证和部分老同志回忆，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电影界曾形成一次声势浩大、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的献礼片创作、生产和发行放映的热潮。首先，这些献礼片创作，是中央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直接组织的经济、文化领域的重点献礼项目，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直接参与和亲自部署。其次，当时的文化部对此极为重视迅即进行部署，沿用当时正值“大跃进”之中盛行的“放卫星”做法，将其纳入“迎接国庆十周年发射艺术‘卫星’”之列。今天看来，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影片不仅以鲜明的民族审美风格，同时又以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理想激情，向世人展示了新中国电影的不懈追求与价值取向。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我国的电影反映的就是在实现工业化道路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新人和新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五朵金花》《老兵新传》等影片，能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与当时的艺术家坚持艺术规律，并沉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有密切的关系。现实主义、传统文艺中的抒情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当时的电影工作者和解放了的人民一样，充满了高涨的革命激情和旺盛的创造精神，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将电影艺术形式与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结合起来，立志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主义电影。

1959年被电影人称为“难忘的1959年”。在这一年的影片中，人们看到，新中国电影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电影语言和人物谱系，有的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虽然这种评价，今天看起来（从历史的发展看）在某些程度上还不能说是很完整和准确，但是，它对后世电影的影响，包括今天的电影创作、生产乃至发行放映都有着深远的和划时代的意义。

（三）电影“绝活”让你“流连忘返”的时代

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是黑白与彩色并存的电影年代。同时，也是彩色影片逐渐取代黑白影片的过渡时期。“迄今为止，许多影评人仍然用无声、有声作为电影时代的划分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电影发明以来，电影人就不断追求在银幕上真实或艺术再现我们眼中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彩色电影的诞生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对世界电影的巨大贡献”。

1954年的夏天，沈阳各大电影院陆续开始上映我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沈阳人第一次看到如此美妙的彩色影片。虽然，对于大多数沈阳人来说，电影当中演员说的方言台词似懂非懂，唱腔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就是丈二和尚。然而，这些并不妨碍观影。影片上映后观众就被那流传已久、家喻户晓的故事，色彩斑斓的场景以及袁雪芬、范瑞娟等越剧大腕声情并茂的演唱所感染。一时间沈阳的电影院真是门庭若市，大家争先恐后挤破了脑袋前往电影院观看。其实，我国的彩色艺术影片一直与传统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考证，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48年由费穆导演、梅兰芳主演的《生死恨》。而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则是1953年拍的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在1952年下半年，毛主席就指示将舞台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成彩色电影。据说，当时一部黑白电影投资近20万元，彩色电影要翻倍。尽管财政紧张，但还是投入了拍摄。影片公映后获得极大成功，海内外交口称赞，全国的观众达1亿多人次。

1958年7月1日，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东北宽银幕电影院（今东北电影院）对外正式开业。先后放映了中苏合拍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影片《风从东方来》和第一部国产宽银幕影片《老兵新传》。该影院开业之时，尽管票价很贵（当时是5角钱，比普通银幕贵了一倍以上），观众还是争先恐后前来排队买票。开业后陆续放映了一些苏联彩色宽银幕片，如《大马戏团》《革命的前奏》，还上映了《魔术师的奇遇》等优秀国产彩色宽银幕片。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东北宽银幕电影院还上映过国产大型宽银幕彩色纪录片《祖国颂》。该片以翔实丰富的资料叙述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以及革命先烈们缔造新中国的艰辛历程。当时机关学校和厂矿企业踊跃买票观看，并组织大家学习讨论。那时，也先后上映了一些未经翻译的宽银幕原版片，如英国的《红菱艳》、印度的《章西女皇》、日本的《米》等。由于宽片的片源少，东北宽银幕电影院也同时上映普通影片。(www.xing528.com)

1964年4月，辽宁省文化厅批复了沈阳市文化局《关于群众电影院改为立体电影院的请求报告》。当时批复的内容：“同意你局意见，将群众电影院改为立体电影院。在立体影片不足时可兼营普通影片。要注意立体放映的质量效果，加强经营管理和服务工作。”同年4月24日，经过技术改造的群众电影院开始放映我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同时，作为加演片还上映了立体纪录片《北京的春天》。虽然当时的票价很贵，但是，沈阳人还是兴致勃勃地前往影院观看。当时是个什么景象呢？首先群众电影院门前的观众络绎不绝，售票时前来买票的观众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都伸着脖子等待队伍缓缓向前。由于前来的观众太多，往往站了半天，甚至电影都开始了，还是买不到票。针对这种情况，电影院就干脆开始卖预售票，这一卖不要紧，就变成了今天买的票，要在一个月以后才能看到。一位老观众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坐落在北市场西北角的群众电影院很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在沈阳引进了立体电影的影院。当年许多群众都怀着极大的兴趣涌进群众电影院，戴上偏光镜，在惊奇和惊吓中看完了陈强主演的《魔术师的奇遇》。”

如今，无论是从电影科技发展还是观众的欣赏角度和欣赏水平上看，所谓的3D影片早已不足为奇了。尤其是随着数字电影发展到今天，各种高科技含量的技术综合运用到影片的生产和消费上。2009年，《阿凡达》成为有史以来制作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D电影。而在沈阳出现的数十家3D立体影院是在普通投影数字电影基础上，在片源制作时，片源画面使用左右眼错位2路显示，每通道投影画面使用两台投影机投射相关画面，通过偏振镜片与偏振眼镜，片源左右眼画面分别对映投射到观众左右眼球，从而产生立体临场效果。近年来4D影院的出现就是在3D立体设备基础上，增加了观众周边环境的各种特效功能。

（四）“大跃进”催生的电影制片萌芽

虽然，沈阳地区的电影放映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影片的生产（摄制）却还始终处于“萌芽阶段”。

最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的后期，日军的随军记者在当时的盛京（沈阳）南郊拍摄了日俄沙河大会战的纪录影片。宏大的战争场面，溃退的俄国人，日本人用他们的视角展现了这一历史事件，而这被认为是在沈阳第一次出现的电影摄制活动。后来，1923年“满铁”电影摄制所成立，开始在铁路沿线拍摄一些所谓的新闻片和纪录片，而拍这些片子的目的，毫无疑问主要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服务。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新生活制片公司以及后来的东北新闻影片社开始承摄各类电影片、出售出租东北及关内各类时事影片、故事片等项业务。伪满期间，“满映”在沈阳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纪录片或将沈阳作为故事片的外景地等，为其反动统治摇旗呐喊，麻醉中国人民。

1948年沈阳解放后，在70多年的时间里电影制片几度沉浮，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政治气候下，经历了不同过程，却始终没有形成大气候。

1.“大跃进”催生出来的电影制片

1958年在当时“大跃进”的背景下，急需反映农村刚刚出现的“大跃进”形势的电影。当时的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波借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沈阳的摄影站力量，再找些专业人员协助，自编自导组织拍摄了第一部大型纪录片《辽河在奔腾》和短纪录片《跃进短歌》。这部仓促中完成的电影，是新中国在沈阳地区拍摄最早的纪录影片。影片拍成后交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面向全国发行，被列为1958年度国家重点影片。1958年8月，辽宁电影制片厂在沈阳市和平区同泽街一段7-3号成立，这标志着电影制片业正式在沈阳地区出现。建厂初期，得到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援。辽宁电影制片厂首先从新闻纪录片入手，同时不断地充实设备和技术力量，逐步建成能够独立摄制新闻片、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综合电影制片厂。并与上述两个制片厂达成协议：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撤销其驻辽宁摄影站，将该站全体人员及设备无偿支援辽宁电影制片厂并在初期代为冲洗部分底片和样片，代培部分新闻纪录片摄影和编辑人员；长春电影制片厂则在承担辽影建厂初期新闻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任务和代培有关故事片摄制的技术人员。1959年下半年各方人员和基础设备已配备齐全，至此初步形成一座能够独立完成从编导拍摄到录音、洗印、缩印等全部过程的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1958年初至1961年末，共摄制了52号（本）的《辽宁新闻简报》和约25部长短纪录片。1962年初，根据中央文化部关于调整全国电影制片厂布局的决定，辽宁电影制片厂正式停产下马，共存在了三年零五个月。

2.改革开放初期“昙花一现”的影片生产

70年代末，沈阳地区先后成立了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影片摄制单位。这些制片部门以拍摄科教、新闻纪录、劳动保护、卫生文教等影片为主兼摄制有关专业的故事片及电视片。从1979年至1985年先后摄制完成了各类长短影片61部，在全国各省属制片业中处领先地位。

辽宁省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77年10月，由省科委主持在原辽宁省新闻电影学习班的基础上，重新成立辽宁省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简称“科影”），地址在和平区同泽街四段六里5号。科影成立后，以生产科教纪录影片为主兼拍摄故事片。其机构分为编导、摄影、美术、洗印、录音、照明、生产、技术等科室及服化道车间和厂部。有业务人员约200名。从1979年至1985年先后共摄制完成科教影片38部、美术影片4部、故事片9部。

辽宁劳动安全电影摄制中心：1981年12月，由辽宁省国防工办与辽宁省劳动局联合组织成立辽宁航空工业劳动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其主要任务是编译有关劳动保护的书籍和劳动保护的宣传画、图片的印刷发行。其中主要是劳动保护影片的摄制。因此，在宣教中心成立的同时，辽宁劳动安全电影摄制中心也相继诞生。早在摄制中心成立之前，于1979年11月就开始拍摄影片，当时地址在皇姑区泰山路三段4号（国防工办招待所）。宣教中心成立后迁至皇姑区崇山西路一段2号。电影摄制中心成立后，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式摄影棚，配备有双片放映机（声画同步）。于1982年正式拍摄《安全标志》。除有较先进的设备外，摄制中心所拍摄的影片是自己编导和由业务人员独立完成的。1979年拍摄了沈阳地区的第一部故事片《祸不单行》。该片于1981年5月荣获文化部、国家劳动总局、中国科协、中华全国总工会“优秀劳动保护影片奖”。从1979年至1985年末，先后拍摄了故事片4部、科教片5部。除《笑比哭好》由文化部发行，其他影片均由摄制中心向全国各劳动部门发行。

辽宁省电影制片厂：1980年3月，为了将张志新烈士事迹拍成故事片，在辽宁省电影公司院内成立了张志新电影摄制组，后改为辽宁省电影制片厂。先后摄制了《水晶心》《车祸轶闻》等两部故事片。1983年末撤销。

除此之外，沈阳市电化教育馆，卫生教育馆，省、市科协，军工企业及其他部门，也先后摄制了一批专业影片。

3.新时期围绕“中心工作”的生产与制作

1986年5月，辽宁省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开始启用“辽宁电影制片厂”厂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辽宁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主题鲜明，无论是改编自现代文学名著，还是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均与时代同步，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有些已经跻身于中国当代电影精品之列”。（王玮《辽宁电影事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截至2008年底，已出品故事片56部，美术片31部，科教纪录片152部。

（五）蹒跚前行的电影放映技术的革新与发展

自从电影传入沈阳后，在前30年几乎没有专门的电影机械设备修配行业。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日俄等外国人不定期地进行维修。1941年初，一个叫浅井喜一郎的日本人在沈阳开始经营“双波发声制作所”，这是沈阳地区最早的机械维修和装配的专业工厂。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其修配业务已覆盖全东北，基本占据了整个东北地区的电影机械市场。

1949年7月，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在沈阳成立了电影机械检查组，主要负责影片发行地区的电影放映机的检查业务，同时也进行简单的维修。同年底，为了解决电影院的机器维修业务不断增多的困难，在原检查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放映机服务部修配组。这是沈阳解放以后第一个电影机械专业维修部门。解放初期，由于当时放映机牌号繁多，制造各异，各种零、配件急缺，虽然组建了专业修理组，还是难以应付全部维修任务。除不得不继续依赖外地，也经常求援于周围的一般工厂。沈阳地区电影修配站于1952年初建成。开始只维修电影院放映设备，后逐渐也担负起部分地区放映队的修配任务。到1953年初，辽东电影总队将电影机修理站从安东（今丹东）迁至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开始承接上述维修业务。1954年10月，随着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两个修配站也合并为辽宁电影修理站。1955年初，辽宁电影修理站在沈阳市沈河区大十字街正式建成开业。厂内设行政组、生产组、电影机修理组、发电机修理组和机械加工组。有职工50人，车床10余台。除维修电影机械外，也兼营电影器材。1956年先后改为辽宁电影机修配厂和辽宁电影机械厂。除维修电影机械，也开始生产电影及配件，基本保障了沈阳地区城乡电影放映单位的活动和发展。1958年4月与省电影公司合并，改为辽宁省电影企业公司。工厂迁至铁西区兴顺街新华印刷厂东院。并仿制法国D2型宽银幕立体声35毫米座机成功。60年代初，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农村电影队大幅度增加，急需大量的发电机设备，生产规模不断扩大。3年的时间里就生产了多种型号的发电机千余台。1965年试制辽宁1号35毫米固定式放映机，在全国电影界影响较大。60年代末，迁至沈阳市东陵区满堂公社，并改名为“沈阳市电影机械厂”。主要生产8.75毫米电影机，先后生产200多台套。80年代中期合并于矿山机械厂并转产。

沈阳市电影反光镜厂。1964年1月1日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正式建成，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反光镜生产厂家。1965年生产反光镜5028片，供应全国。试制了F16-50电影机镜头和幻灯用聚光镜，为开发光学新品种迈出了一大步。进入70年代中期，开始面向全国批量生产8.75毫米、16毫米、35毫米电影机镜头，成为国内电影反光镜生产的龙头企业。

（六）喜悦与激情迸发的电影“嘉年华”年代

1964年3月12日至24日，沈阳市的22家电影院同时上映了国产大型彩色纪录片《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为做好这部影片的发行放映工作，全市各个电影院纷纷采取多种宣传措施，包括：门前设广告、画廊，挂过街横幅、散发海报、广播宣传以及播放映前幻灯预告等，同时利用广播报纸大事宣传。全市22家电影院共上映12天，放映1385场，观众达140万人次，这是沈阳有史以来第一部放映超千场，观众过百万的影片，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之心。

从1964年初开始，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初期由国内各大制片厂生产的一大批优秀获奖影片在沈阳的各大影院集中上映。如《红色娘子军》《李双双》《槐树庄》《小铃铛》《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甲午风云》《刘三姐》《农奴》《早春二月》《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燎原》《革命家庭》《红旗谱》《英雄儿女》《东进序曲》《达吉和她的父亲》《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由于宣传和组织工作比较完善，电影发行放映的成绩显著。全年共放映了52706场，观众3000多万人次，全市各电影院平均上座率达到60%以上。

1965年2月17日至3月3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雷锋》在沈阳隆重上映。影片描写雷锋作为一名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不为名利、不计个人得失，把一切出发点都围绕在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上。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雷锋不幸殉职牺牲，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为此，省、市文化部门分别发出通知，要求做好电影《雷锋》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沈阳市20家电影院先后上映15天，放映1497场，观众128.8万人次，平均上座率74.3%，占全市人口85%。

热情、激情与喜悦构成了沈阳在那个年代电影放映高潮的精神动力。

七、“文革”全面的否定和“凋零”的电影市场（1964—1977）

“文革”时期，从全面“停映整顿”，到单纯为“政治需要”上映的几部影片，沈阳的电影市场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然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样板戏”“批判式”和几部“保留式”等影片，却给予那个时代的人们难忘的“记忆”和永恒的“伤痕”。

（一）政治风暴摧残下的电影凋零与毁灭

进入60年代中后期，电影艺术伴随着政治气候开始向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发展方向转变。1964年下半年开始，沈阳的各大影院陆续上映了几部电影：《千万不要忘记》《箭杆河边》《夺印》《龙马精神》。而这几部影片无一例外都是以反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为内容的，与那个时代的整体环境应当说是紧紧相扣的，再加上当时的拍摄手法和艺术表现力都堪称较为完美。因此，这些电影确实使那个时代的人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迪”，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通过这些电影的“教育”，第一次了解到了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了对“好”和“坏”的认知标准，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分清了“敌、我、友”。因为，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是由我们哪一个人所能预知和改变的，更不可能对那即将发生“大转变”时期能有足够的认识和有效的防范。现在有专家学者认为，这些影片对于“文革”的到来在意识形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在这里无权对此发表评论，对在那场“惊天动地”的运动中电影的作用也没有更深刻的认识，还是留给评论家和我们的后代去研究吧。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各行各业几乎所有的人都疯狂热烈地投入到了这场所谓的“革命风暴”当中，在人们心中，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阶级斗争代替了所有的一切。而这风暴的风眼就在文学艺术当中，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和其相关的产业，自然而然地受到“文革”的影响。

1966年8月24日，沈阳市的大部分电影院改变名称：东北电影院改为“红旗”、光陆电影院改为“东方红”、铁西电影院改为“红卫兵”、亚洲电影院改为“东风”、天光电影院改为“工农兵”、新光电影院改为“立新”、大东电影院改为“革命”、北陵电影院改为“红卫”、民族电影院改为“前进”、光明电影院改为“雷锋”、利群电影院改为“长征”、儿童电影院改为“红后代”、科教电影院改为“延安”。只有人民、群众、新闻、胜利四家电影院由于名称与当时的形势相符而没有更改，仍沿用原有的名称。虽然，沈阳的各个电影院名称的改变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且时间并不长，仅仅三年多（1969年11月，大部分影院恢复了原有名称）。然而，正是在这三年时间里，沈阳电影行业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场“革命风暴”的洗礼。

从1966年的下半年，“文革”前生产的影片陆续分批被定为“毒草”，并开始进行所谓的“批判式”放映，直至全部影片被停映为止。1968年5月30日，沈阳市为了集中搞“大批判”，全市电影院全部停止放映。8月1日，辽宁省文艺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省委党校开班。除少数人员外，所有电影从业人员都被集中起来参加“学习班”。直至1969年1月，又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下放到“五·七”干校，省、市电影公司人员全部编入盘锦辽宁省“五·七”干校第16大队（当时沈阳市部分人员被编为31连），继续进行“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解放干部”等。9月，辽宁省“五·七”干校16大队撤销，沈阳市有关人员由盘锦转移到辉山沈阳市“五·七”干校，继续“改造”。从1969年11月开始，根据“江西下放干部经验”，实行“五带”，即带户口、粮食关系、工资、家属、党团员组织关系，到偏远山区“插队落户”。沈阳市电影系统的大部分干部下放农村继续“走‘五·七’道路”，部分工人（指有问题的人员）被下放农村或工厂进行“劳动改造”。

1966年下半年至1969年上半年三年间，各个电影院始终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的各个放映单位仅仅上映新闻纪录片和几部允许上映的故事片。因此，电影的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次大幅度下降，其中1966年至1968年三年的放映场次，分别比“文革”前的1965年下降了34.32%，85.08%，83.09%；观众人次分别比“文革”前的1965年下降了32.92%，85%，83.01%。

1964年至1969年辽宁省及沈阳市电影放映场次、观众人次指标对比表

1969年9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20周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发出上映节目安排意见的通知。《意见》说：“国庆节期间没有什么新节目……要在城乡再次隆重上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彩色长纪录片，要组织好、宣传好、放映好《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珍宝岛不容侵犯》等影片。”11月初，《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年》两部苏联影片开始在沈阳各大电影院放映，这是“文革”期间最早上映的外国影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2月底，《地雷战》被“解放”，开始在沈阳恢复上映。由于这些影片的重新上映，到1969年的最后几个月，沈阳的电影市场开始一点一点地出现“复苏”的迹象。

（二）“批判式”电影放映的点滴“实惠”

从1967年4月，开始对“文革”之前的部分电影进行所谓的“批判式”放映。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当时在“内部”放映“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当时，是供广大革命群众声讨、批判之用。据记载，作为所谓“批判电影”《清宫秘史》不是第一部。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电影《武训传》就已享有此“待遇”。此外，“文革”前夕的《早春二月》《逆风千里》等国产影片也“在劫难逃”。随着《清宫秘史》在沈阳的集中“批判放映”，《不夜城》《燎原》《两家人》等影片于同年6月也被列为“毒草”，在沈阳各大电影院进行“批判放映”。9月，《两家人》《红日》两部16毫米“毒草”影片在沈阳农村被组织“批判放映”。到10月份，《怒潮》《革命家庭》《舞台姐妹》《丽人行》《红河激浪》等相继被列为“毒草”影片并组织“批判放映”。直至1968年第一季度所有“文革”前17年生产的影片全部停映为止，“毒草”影片在沈阳的各大影院上映的场次、影片拷贝的数量和观众人次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据1968年初的一份材料统计（摘自江青1966年5月在全军创作会议上关于电影问题谈话记录稿），截至1966年，“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的国产影片高达400部。其中200部影片被定性为“反动影片”。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批判影片”的放映，倒是给我们这些尚未系统欣赏“毒草”影片的人，提供了一次次难得重新“学习”的好机会。记得，每逢放映这类内部“批判电影”时的盛况，是最为令人难忘的……那时放映前每个电影院门前早早便是人头攒动。有票的得意扬扬，认真进去“批判”；没“批判”资格的在外面抓耳挠腮，伺机而动。据说，当时人们为了能“参与批判”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自己仿造电影票混进场内，当然也有被影院工作人员抓住的。这种情况一般都采取“现场教育”，然后“放生”的办法解决。一场映完，意犹未尽，还有“赖”着不走，或躲在座椅下、厕所里，或藏匿于银幕后，想继续看下一场。这就要靠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在每场散场后的认真清场来解决。

1971年初，在沈阳的东北和光陆两家影院陆续放映了三部日本“批判电影”，即《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和《啊！海军》。此外，1973年11月，又上映了另一部日本“反动”影片《军阀》。这无论是在当时的沈阳还是全中国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情”。因为，此时，正值“文革”盛行时期，除了反复看“三战”、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少量的阿尔巴尼亚、朝鲜黑白影片外，沈阳人几乎没有电影可看。而这些日本电影的放映，无疑是给那时的社会生活投入了“重磅炸弹”。但是，这些日本电影在当时属于“内部批判放映”，电影票不是公开出售的。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这些影片先在沈阳“试映”，然后在全省各地组织“批判放映”。最初规定的看片范围为行政22级以上党员干部和4级以上工人，后来改为先在党员干部中进行，而后分到各单位给一些符合条件的人士。哪些人士可以观看，哪些人不可以看也有说法。据说，由于当时曾经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通“工农兵群众”被排除在外。这曾引起部分人士，尤其是“革命群众”的不满。

（三）样板戏影片的不灭“情结”

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沈阳陆续上映革命样板戏影片。此后多年，沈阳电影的发行放映进入到样板戏影片垄断银幕的时代。

1974年4月24日至5月25日，由辽宁省多家部门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联合举办“革命样板戏汇映月”。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在沈阳市城乡的各个电影院和放映队集中放映革命样板戏影片。包括：《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龙江颂》《奇袭白虎团》《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交响乐沙家浜》。城市票价一角，农村包场费减半。同时，还上映了在革命样板戏电影带动下摄制的《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四部彩色故事片。这是沈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集中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样板戏汇映活动，将此前已经上映了四年多的样板戏电影活动推向了最高潮。为此，当年的4月28日《人民日报》还发布消息称：举办汇映活动就是“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大好形势下，为了进一步掀起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热潮”。可见，当时样板戏影片在全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大。

样板戏影片，对于每个出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几乎都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最早的便是70年代初的京剧影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而最晚的便是70年代后期的京剧影片《杜鹃山》。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绝大部分电影已被停映。被允许上映的故事片数量又少得可怜，群众看电影的愿望已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这无疑给样板戏影片的上映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在世界电影分类词典里，样板戏影片是中国人的独创。那10年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故事片和纪录片外，革命样板戏成为银幕上不可撼动的绝对主角，而这样的影片在沈阳上映时竟能场场爆满。那时候的样板戏影片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文化盛宴。往往一部影片我们都不厌其烦反复地看十几遍甚至是几十遍。“八亿人民八台戏”，不要说外国人难以理解，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也不会相信当年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们所接受的文化熏陶竟然是那样的可怜、可悲。

当然，今天我们应当承认的是当年的革命样板戏影片就其唱词、唱腔、表演、艺术逻辑、舞蹈语汇、舞美形式等，从客观上来说几乎是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是认真和追求完美的艺术精品。但它被提到唯我独尊的地位，要求所有的影片都必须根据一个模式来摄制，不得越轨，这就走向了极端，从整体上对中国电影的伤害还是很明显的。盛行一时的革命样板戏给那一代人带来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同时，也留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不管今天的社会和人们是否认同，它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抹不去的。

（四）影响一代人们的“三战”影片硕果

1967年末，新中国成立17年的电影几乎一夜之间在沈阳乃至全国的电影院里消失了，能够公开上映的只有“三战”“一队”和苏联早期故事片“两列宁”。所谓“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而“一队”即《平原游击队》，“两列宁”则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三战”“一队”“两列宁”加上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朝鲜等异域的影像和音乐多少缓解了人们精神上的饥渴，几部电影勉强支撑着1967年至1968年中国故事片的电影市场。

当然，在中国，有关“三战”的影片与前面所述的样板戏影片相同，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只是“三战”影片的影响范围更加广泛，影响时限更加久远。那战争场面的精彩、刺激和热闹，其影响是那样的强烈，印象是那样的深刻。这几部硕果仅存的“文革”前黑白老片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三大战役”，看了很多很多遍。当然也不能说是百看不厌，只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罢了。

然而，因为看得多、看得频，这些影片也就在脑子里扎下了根。电影的每一句台词都熟得不能再熟，说了上句能接上下句，倒背如流，诸如“高！实在是高”“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不见鬼子不拉弦”之类的经典台词一直流传到今天。“鬼子进村”那段阴森森的音乐，很多人至今仍能模仿出来。电影中的反面角色——刘江饰演的汤司令、王孝忠饰演的山田中队长、项堃饰演的张军长，如同其他国产片的反面角色一样，比正面角色还要受到我们的青睐，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蔚然成风。《地道战》中最难忘是那首电影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这是由著名音乐家傅庚辰词、曲，著名歌唱家邓玉华演唱的。曲调与河北梆子“二六板”密切联系，显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歌曲用得自然，写得流畅，唱得也精彩，犹如心泉流淌。

提起《南征北战》，人们都知道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故事片和197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这部影片以解放战争中的国共较量为主线，热情地歌颂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电影《地道战》是八一厂1965年拍摄的。据导演任旭东回忆，1963年初，军委总参指定八一厂拍摄《地道战》时，是当作民兵战术教学片来拍的。而《地雷战》也是当时一部经典的抗战题材教学片，是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的作品。地雷战也是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战术之一。

从1966年到1971年这“三战”始终孤独地伴随着沈阳电影观众整整6年，成为那一代沈阳人记忆中永恒的经典。

（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上映记

1972年9月9日，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朝鲜彩色宽银幕电影《卖花姑娘》在沈阳东北电影院隆重公映。随后，全市各大电影院陆续上映，立即引起轰动。《卖花姑娘》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个例子，当时的电影院经营者们本着“歇人不歇机”的原则，卡着钟点分秒安排时间表，24小时轮番放映，影院间实行单本“串片”，工作人员采取“两三班倒”的服务方式。然而即便是这样，在影院门前仍然还是人头攒动、一票难求。农村就更不用说了，村头场院，天边的一抹晚霞还未被夜幕完全笼罩，银幕前后早挤满了渴望的人群以及高高低低参差不齐的占地板凳、砖头，甚至是一张废旧的报纸。

影片《卖花姑娘》以20世纪初20年代日本占领下的朝鲜为背景，描写雇农女儿花妮一家的悲惨遭遇以及花妮的成长和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人们都说，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这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就像这句台词一样，《卖花姑娘》也如花一般在中国开得灿烂、持久和动人。20世纪70年代，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感动了无数中国观众。“卖花哟，有蔷薇，还有金达莱……”这熟悉的台词，配着凄婉动人的音乐，曾经打动过无数中国观众的心。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坎坷的命运和优美歌声曾让许多人流下热泪。在影院里，观看电影的观众哭得稀里哗啦的，因此曾有看《卖花姑娘》要带好几条手绢的说法。《卖花姑娘》原是一部同名歌剧，属朝鲜五大歌剧之一（与《血海》《党的好女儿》《密林啊，告诉我》《金刚山之歌》等并肩被誉为朝鲜五大革命歌剧）。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卖花姑娘》的乐曲和剧本据说是出自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手，而电影《卖花姑娘》导演，则由他的儿子，后来成为领导人的金正日担任。根据新华出版社的《当代风流》和《外国元首情趣爱好》两书的记述，在金正日的积极倡导下，《卖花姑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金日成本人亲自操刀担任编剧，金正日则成为本片的导演。不得不说，两代朝鲜最高领导人“联合出品”的《卖花姑娘》还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成为朝鲜电影的代表作。该片除了在中国受到欢迎，还获得第18届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奖和特等奖章。据称，歌剧《卖花姑娘》因“旋律抒情、优美，唱腔朴素无华，催人泪下，体现了朝鲜歌剧艺术含蓄而纯真的民族特质”，曾在朝鲜国内及世界各地演出1400场，在中国、苏联、法国、意大利、德国、阿尔及利亚、日本等国家进行演出。

如今我们重新欣赏和聆听《卖花姑娘》那优美的旋律，回味那久远的老电影，依然有着当年的淳朴感情。虽然影片中的故事细节有些模糊了，电影插曲的个别词句偶尔也会遗忘，然而往日的那种感动依然随之而来，挥之不去。

（六）“马尾巴的功能”所引起的时代“阵痛”

1974年春节前后，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火红的年代》开始在沈阳的各大影院上映。这标志着真正结束了自1966年“文革”以来，中国的电影院中只有《新闻简报》放映，而没有新故事片的一段历史。其中电影《青松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青松岭》翻拍自1965年出品的黑白片。同时期翻拍的还有几部“文革”前的经典名片，包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年青的一代》，每一部都拍得光鲜亮丽，但怎么看都不如原作，有些吃力不讨好。而《青松岭》则因为原作不出名，很少有人看过，所以免去了不如原作的责难，反而是这部翻拍的彩色片成为盛名之作。与其说电影《青松岭》捧红了河北演员李仁堂，不如看戏剧角色钱广和听歌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而后者才是这部影片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钱广这一“特殊”的角色，后来成了投机倒把、农村落后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其实，从时下农村现实的体验，钱广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农民的绝大多数。钱广们都有勤劳致富的本事和欲望，只是限于环境无从发挥而无可奈何。钱广在合理不犯法的范围内，倒腾点商品，即被指为“投机倒把”，遭到狠狠打击。编导大概意识到内在逻辑的缺陷，于是给钱广加上了逃亡富农的身份，试图增加斗争的合法性，结果却是欲盖弥彰，说服力反而更加不足。而那首电影插曲，却因那独特的旋律和众人的传唱，至今不衰。

而另一部印象深刻的影片，就是上影厂“文革”故事片的开山之作《火红的年代》。影片讲述钢铁工人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自力更生炼出特种钢的故事。当时上映的时候，我们都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去看的。老演员于洋在高炉前拼命地干，在最困难的时候，政委站上一辆吉普车的前盖上，对下面的工人朗诵着：“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一场景，成了当时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

《创业》是“文革”电影中屈指可数的大片，新中国电影人累积了25年的实力全部凝聚在这部电影中，整部电影拍得气势磅礴，震撼人心。除了不可或缺的时代特色，《创业》几乎无懈可击。可惜，由于“四人帮”的封杀和编剧的“告御状风波”闹得太大，反而让人忽略了电影本身的价值。张连文和李仁堂的联袂出演，为《创业》增色不少，这也是张连文在同一时期影片《艳阳天》之后，拍摄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巅峰之作。

电影《闪闪的红星》是“文革”电影的“异类”，几乎成为我们少年时代的标志性影片。完全可以说，我们是“闪闪红星”的一代。这部电影的编、导、演均属上乘，创作人员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偷运”了不少“私货”，整部电影诗意盎然，就算现在观看仍能入戏，仍被打动。电影音乐尤其出色，《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映山红》流行了40多年，仍传唱不息。电影中的经典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则超越了时空，直至今日还被人们口口相传。

1976年初，《春苗》《决裂》后来被冠以“反动”影片先后在沈阳上映。这两部影片在粉碎“四人帮”后，被定性为替“四人帮”反党的“阴谋电影”的代表作。其中影片《春苗》是根据上海一部话剧《赤脚医生》改编而成的。为此，上影派出大导演谢晋挂帅，1975年初拍成，一直压到年底才公映。《春苗》与谢晋的其他作品一样，保持一贯的水准，流畅，完整，冲突激烈，富有激情，很能带动观众的情绪，引起观众的共鸣。如果与当时的其他影片作横向比较，《春苗》的水准相当高，上映后的反映也不错，女一号李秀明一片成名，日后大红大紫的张瑜也在《春苗》中演了一个配角。而另一部影片《决裂》的主要内容是以当年的“白卷先生”为原型拍摄的。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否定，宣扬的教育理念无疑是一场噩梦，刺痛了那大批老三届和其他求学不得青年的敏感神经。当然，如果不论主题的是非，《决裂》倒是拍得很精彩，留下很多经典场面，让当时的观众看得很过瘾。尤其是一贯以反面角色闻名的葛存壮，演了一个思想落后但可以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马尾巴的功能”一场戏足以留名电影史，在民间更是“留毒甚广”。

总之，这一时期的电影远远不止于电影艺术的本身，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烙印和千篇一律表现手法的最后再现。虽然，在拍摄技术上远超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影片的表现力也有所提高。然而，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倾向依旧，大多表现阶级斗争、战线斗争，创作从概念出发、主题先行，遵循“三突出”原则，追求“高、大、全”等，仍然是这一时期电影的主色调。

八、“恢复”时期的喜悦和新创作能量的释放（1978—1985）

“拨乱反正”——是20世纪70至80年代的一句非常重要的“政治术语”。而在电影界这种“拨乱反正”却集中体现在“恢复”“反思”和对“时代英雄”崇拜上。因此，就出现了“寻求变革”“力求发展”的主流倾向。从而，在整个行业上出现了发展、繁荣的第一轮高潮。

（一）1979年电影市场大繁荣的记忆

1979年的所谓“拨乱反正”，其中一个很重要标志是对“文革”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的解放。而对大量“文革”前拍摄电影的全面解禁，成为重新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决策。早在1976年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第二个月，经过审查清理“文革”前的27部艺术片、10部纪录片和7部科教片开始在沈阳各大影院陆续上映。到1977年底，经过审查陆续得到“解放”，其中有故事片90部，纪录和科教片共320余部。至1979年初期，约600部“文革”前的影片得到“恢复”并陆续进入电影市场。这些影片的恢复上映，如雨后春笋般滋润着沈阳城乡的电影经营者们和久违了的那些不同年龄段观众渴望的心田。

“文革”结束，中国步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中国电影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脱胎换骨的年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电影身上沉重的政治枷锁。不少电影作品在题材、风格、样式方面力求多样化，突破了“文革”中“三突出”原则的束缚，开始恢复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另外，在电影表现的形式上也力求突破，学习和借鉴新的手法，出现了不少大胆创新的影片。

1979年10月，沈阳市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新片展览”，一大批国产新影片开始对外公映。有关部门根据当时影片摄制完成的时间和节目拷贝供应的情况，将全部“献礼影片”展出计划分国庆节、元旦和春节三批进行。第一批：从1979年10月1日至20日，上映了《从奴隶到将军》（上下集）、《小花》、《二泉映月》、《吉鸿昌》（上下集）、《山乡风云》、《怒吼吧！黄河》、《保密局的枪声》等7部故事影片，及多部美术片、纪录片和科教片。

10月1日晚，在东北电影院举办的献礼新片展览开幕式上，影片《吉鸿昌》剧组的导演及演员应邀专程来沈参加开幕式，并与沈阳观众见面，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此后，第二批、第三批献礼影片分别于1980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推出。加上第一批影片，本次活动共上映国产新故事片23部、美术片5部、纪录片14部、科教片25部。这些新影片的上映，无疑给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份渴望已久的文化盛宴。沈阳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奋勇向前的精神立即投入到电影的海洋里，去尽情地享受那久违的“特权”。仅在第一批国产新影片上映期间，全市电影院、影剧院和对外俱乐部共映出4880场，观众达到47.7万人次。

由于国产新影片的集中公映和“文革”前影片的大量恢复上映，再加上沈阳广大观众极高热情的追捧，带来的是沈阳电影放映各项指标的骄人业绩。1979年沈阳市全年共上映近600部影片，25万场，观众达2.2亿人次，电影的票房收入达2000万元，电影院观众上座率平均达到84.6%。每个人在这一年中看了32.3场电影，达到沈阳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出现了“人们争相购票、传唱电影插曲”的喜人局面。

此后，从1980年至1984年的四年多时间里，沈阳市通过举办各种电影月（周）、集中展览、首映式及演员见面等数十次活动，陆续推出了国产新影片102部。尤其是在1984年9月至10月期间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电影新片展览”活动中，先后集中推出和恢复放映了近50部新影片及“文革”前优秀影片。至此，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产新影片的集中公映和“十七年影片”的恢复放映，再加上扩大引进了部分国外的优秀影片，沈阳电影市场迎来了强力“复苏”的喜人局面。1985年，由于吕晓禾在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中的出色表演，荣获电影的最高奖“金鸡”“百花”双奖。

（二）记忆深刻的“伤痕电影”经典

8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历史历经整体大变革的最早时期。那时的沈阳人刚刚从“血与火”的“文革”重灾区走出，迈着沉重蹒跚步伐徘徊在迷茫的道路上。人们从“文革”中还没有完全解脱出来，各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还无形地交织在一起。从“文革”结束时的高亢行为和豪迈誓言，逐渐演变为迷茫和无奈。而那一时期所上映的电影，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内心所感悟和向往的真实写照。

1979年6月，在光陆电影院上映的一部名为《归心似箭》的新片。影片以一名抗联战士，冲破重重阻力，坚定回归革命部队的行动为题材，歌颂了中国革命者对革命坚贞不渝的信念。值得一提的是，本片虽然也刻画了革命英雄的形象，但没有以往“高大全”的僵硬死板，而是以真情示人，以真情感人，以优美的景色，动人的旋律衬托抗联战士的爱情，让观众陶醉其中。尤其是片中那首插曲《雁南飞》，更是委婉动听，让人长久难忘。影片通过对细节的刻画，既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也体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人物内心的感情波澜。“豪放中不失细腻，委婉中再现生动”。

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已盼春来归。

今日去，愿为春来归。盼归，莫把心揉碎，莫把心揉碎，且等春来归。

“文革”结束后，社会的整体认知发展很迅速，电影艺术风格也多元化起来了，在这期间，伴随着“伤痕文学”的发展，电影也出现了“伤痕电影”。主要是表现“文革”等“左倾”政治运动给国民带来的精神物质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这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一种电影现象，后来成为80年代电影表现手法的主流。

“妹妹找哥泪花流……”1979年，一首曲调优美、歌词淳朴的电影插曲传唱大江南北。今天，这首歌依然是留在许多人记忆深处的经典。这首歌出自当时一部名为《小花》的国产电影，“该片一改以往战争题材影片的传统风格，以清新的人性化表达方式，让人们从中听到了中国电影复苏的第一声足音”。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大批以反思历史、呼唤人道主义为题材的优秀现实主义影片相继登上银幕。1979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滕文骥和吴天明导演的《生活的颤音》，描写两个年轻人为悼念周总理与“四人帮”爪牙作斗争的故事，引起了当时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观众的强烈共鸣。同年，上映的还有《泪痕》《苦恼人的笑》。以及1980年的《巴山夜雨》，1981年《小街》《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2年的《牧马人》《人到中年》，1985年的《黄土地》、1986年的《芙蓉镇》等影片。这些电影的创作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胆识，艺术地记录“文革”，分析历史的教训，发出了那个年代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声，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载体。这些作品都是勇于反映社会现实，有力表现时代精神，而且在艺术上富有创造力和感染力的。尤其是谢晋的“反思三部曲”：《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既对得住时代的真相，又与民众的呼声相回应。他满怀“忧患之思，仁者之心，以及对自己民族历史的大爱”，直面那场民族的悲剧，刻录时代的困顿与荒唐，将强烈的爱憎感情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中。

反思不只是为了揭开疮疤，“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忘记历史的民族如何继往开来？而没有这种“反思电影”的前瞻，又哪能有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中国电影的多元发展呢？

（三）吕晓禾和他的《高山下的花环》

《高山下的花环》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军事题材的电影之一，也是当年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国产影片。由于沈阳籍的吕晓禾在该片出演梁三喜这一角色中表现出色，荣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八届电影百花奖两个最佳男演员奖。影片《高山下的花环》是根据李存葆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在当年之所以能够轰动一时，不仅仅是与当时我们国家大的社会背景有关，更重要的是著名导演谢晋将重大战争题材与普通人的命运乃至引申到社会、国家前途命运有机结合在一起。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正在艰难地完成思想的蜕变。在那样一个时代，谢晋就像一个启蒙者，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台阶。”

由于作者本身是经历过越战的战士，其真实深沉的感情对读者的感染力不是一部普通的虚构的文学作品所可比的。电影的拍摄人员也饱含真诚，电影表达手法质朴，忠于原著，男主角的扮演者，时任沈阳话剧团专业演员的吕晓禾对梁三喜的把握可以看出付出了很多心血，是用他最真诚的感情去演绎梁三喜这个中国农民最优秀儿子。吕晓禾把自己当成了梁三喜，我也觉得银幕上的梁三喜就是小说中的梁三喜。这部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也是得益于原著的出色，同名原著的作者李存葆也参与了电影剧本的创作，他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整合在一起。所以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每一个章节都会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精彩看点。电影很好地把握住了原著的精髓，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共和国军人形象。该片的主演吕晓禾在影片公映之后，获得了金鸡、百花双料影帝，梁三喜这个人物在当时也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解放军军人的优秀代表。

1984年12月初，影片《高山下的花环》陆续在沈阳的各个放映单位上映，共放映1930场，观众达186.4万人次。

（四）现实主义题材和表现形式多样化

1976年“文革”终结，电影与观众经历了一次空前的蜜月时段。尽管大制片厂制度内的电影生产尚未完全恢复，但影院放映却热闹非凡。1977到1983年，年人均观影次数一再打破历史纪录。一边是大量老片重新投放电影市场——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到“17年”新中国电影，几十年的光阴压缩在瞬间，一边是形形色色的译制片，尤其是各国电影周——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电影到第一次“美国电影周”（携带数年奥斯卡获奖影片）温情降落，在震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标记了新时期序幕时段社会文化纵横、重叠的路标。“第四代”创作者们便是在这个蜜月的尾声中登场。此时，电影是公众娱乐生活，也是社会性的文化事件。80年代，“文革”虽然在现实时间上已经过去，而其对社会，“文革”对中国人所造成的深层次的影响依然深深存在着，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存在于有意识的无意识的行为中，中国人内心深处仍旧不能摆脱的是“文革”后移的潜移默化的印记。尤其是对于初期中国电影创作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最初几年的“伤痕电影”正是那一时期电影创作的具体体现。然而，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电影中的人物从生硬的符号到生动的“人”的转变，这些转变在我们的眼里历历在目。

变化之一：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有了突破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变化和转变就是传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和样式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其突破口就是人物形象从符号变化到“人”，其创新不再简单地体现人物，而是从思维上创造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由于这种转变，1978年的《大河奔流》、1979年的《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到后来的《西安事变》《大渡河》《四渡赤水》等使这一题材和样式成为最富于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之一。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后来的《东京审判》《集结号》等弘扬民族精神、讴歌美好情感、体现主流价值观的优秀作品，所具有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是强大的，通过积极的市场运作，均取得较为理想的票房成绩。

变化之二：现实主义品格体现电影语言现代化。

新时期电影的最大变化就是涌现出一大批现实题材以及文化反思主题等各种形式和内容的优秀影片。第四代导演的《小花》《生活的颤音》《沙鸥》《青春祭》，第五代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第六代导演的《爱情麻辣烫》《美丽新世界》《留守女士》等深入现实生活，以挖掘人物性格特点为主的影片，显示了中国电影一种生长的力量和渴望。

变化之三：贺岁片、商业大片展现人性和市场。

1998年初，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登场。从此，冯小刚便靠着贺岁片扶摇直上，成为国产电影市场的“救命稻草”，并创下当年票房第一的纪录。其后，冯小刚又推出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非诚勿扰》等。这些影片当年度几乎都是国产影片的市场主角，有的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当年引进的好莱坞大片，这些电影除了有时尚的商业元素吸人眼球之外，均以小人物的个性命运展示时代背景，鲜活的人物性格突破了观众印象中的符号式人物，受到观众一致好评。（部分摘自2008年11月，中国网，作者刘杰）

（五）国外经典影片印象记

8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印度等几个国家的经典影片，是借着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风有选择地引进来的。从90年代开始，好莱坞影片开始进入中国电影市场，随即各国影片纷至沓来。一时间，国外大片云集的沈阳电影市场，深深地影响着当下的青年观众。

“文革”后恢复上映的国外电影中，最早的一部就是印度电影《流浪者》。其实这部影片早在“文革”以前就已进入中国。好看的歌舞加上曲折的故事，让人一下就记住了印度电影。尤其是《流浪者》的主题曲《拉兹之歌》，受到了数以百万计中国人的追捧。当然，影片本身反映印度等级社会的黑暗现实，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和人道主义，也是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其中，能够引起“文革”之后中国人共鸣的部分，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然而，这部影片的放映也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一些平时不求上进、不爱学习的青少年，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也试图扮演拉兹的形象到处“流浪”，事实上他们是躲避主流社会秩序的约束。此外，同时期的几部为数不多的美国好莱坞名片也让人记忆深刻，如《蝴蝶梦》，观众始终为清纯善良、让人怜爱的女主角命运所忧，而皆大欢喜的片尾又让人感到欣慰。

1978年10月，一部让中国人至今都难以忘怀的著名日本影片《追捕》（日文名《涉过愤怒的河》）在沈阳上映后，立时就引起巨大轰动。那么，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追捕》描写了地方检察官杜丘遭人诬告陷害，他一方面躲避警察的追捕，同时又要调查真凶，最后真相大白的故事。影片是“犯罪加爱情”的题材，这本身就非常吸引人，而且当时的中国人从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影片。因此，在那个时代《追捕》也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再加上中野良子的热情，高仓健的深沉，一下就让人记住了。一时间，杜丘和真由美成为那一时代男女青年的择偶标准。尤其是高仓健塑造的那些表情冷漠、内心坚忍的硬汉形象，一夜间成为众多少女们的心中偶像。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女性对男性的审美观。甚至杜丘和矢村警长身上穿的米黄色风衣都很快成为流行装，出现在沈阳城的大街小巷上。

“朝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这句经典的台词曾经被沈阳籍的相声演员杨振华、金炳昶用在相声《下象棋》里。而影片开头和结尾那首脍炙人口，通篇只有“啦呀啦”的优美旋律始终在影迷脑海中回荡。伴随着这旋律，在矢村警长和警探的围追堵截下真由美与杜丘在一望无垠的原野上相拥在马上驰骋，她长发飘飘，英姿飒爽……而影片中各式人物的经典对白，也在国人中流传了几十年。《追捕》在沈阳上映后的80年代，中野良子曾经随日本电影访华团两次来沈阳参加中日电影文化交流，对沈阳充满了感激之情。据说，中国观众的热情让她激动万分，于是她毅然决定淡出影坛，转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活动，每年都要来中国好几趟，还在中国捐资建希望小学，这一点很让人钦佩。

日本电影《追捕》在沈阳上映后不到一年，由栗原小卷主演的另一部日本影片《生死恋》来到沈阳。这部影片在表现爱情时，比当时的国产片更大胆也更浪漫，也让人一下就记住了笑得很甜的她。此后，栗原小卷还主演了《望乡》，她演女记者，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妇女去当妓女的事，她演得很时尚。演阿崎婆的演员，也演得很好。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这是80年代沈阳市最流行的一首电影歌曲（也是全国范围内电影流行歌曲之一）。它出自那个年代引进的两部南斯拉夫电影之一《桥》，另外一部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南斯拉夫战争片《桥》，描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敌我双方为守桥和炸桥而引发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主要讲述了1942年冬天法西斯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却遭到当地人民顽强抵抗，还为盟军拖住了东线德军主力部队的故事。对于战争题材，尤其是对游击队题材的影片并不陌生的中国观众惊奇地发现，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们和他们印象当中的游击队大相径庭。他们个个穿着时尚，他们的手榴弹威力巨大，他们的冲锋枪里有永远打不完的子弹。这两部影片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这两部影片中的男一号巴塔出演的“老虎”瓦尔特生动真实，深受人们的喜爱。“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这是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

80年代还有印度电影《大篷车》，犯罪加爱情加歌舞，深受人们的喜爱，里面的插曲当时也很受欢迎。还有墨西哥的《叶塞妮娅》，写吉卜赛姑娘的爱情。《尼罗河上的惨案》是关于大侦探波罗的侦破片，故事很吸引人，又有众多明星出演，特别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众多明星配音，也让人感到很经典。法国电影《佐罗》，是由阿兰·德龙主演的，这是一个总督晚上扮侠客除暴安良的故事，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还有描写法国二次世界大战的喜剧片《虎口脱险》，让人对法国的喜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联合拍摄的影片《卡桑德拉大桥》，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灾难片”，该影片的拍摄手法与内容成为此后灾难片的经典模式。紧张、刺激，再加上爱情的内容，让人们看了津津乐道。

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沈阳社会，由于多年的思想禁锢，仍存在着对这些一股脑涌入的来自不同国度的文化，采取观望、怀疑，甚至是抵触的态度。80年代，日本影片《莆田进行曲》在沈阳上映时，就出现了被时任沈阳市某领导强行剪裁的情况。结果就是被国家电影管理部门“通报批评”。

（六）农村电影放映发展变革纪事

据一些史料记载：沈阳一些农村地区的人们第一次看电影，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伪满”时期。而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直到50年代沈阳解放后，那里的农民才第一次看到电影。

1949年11月，东北影片经理公司根据当时沈阳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农村电影放映队管理工作要采取两个步骤：一是由城市逐渐扩大到农村，二是由35毫米逐步扩充为16毫米。对农村放映队的管理，要采取负责制和超额奖励制，逐步实现企业化。1950年上半年，根据“人民电影事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开始分别试办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电影放映。作为工业地区的沈阳，主要是为郊区、矿山、部队、学校等单位开展电影放映活动。从当年的1月至5月，共73天。先后放映10部影片，100场，观众达9.7万人次。试办企业化管理电影放映队的结果是工业地区略有盈余，而农村地区则有亏损。

1951年初，辽东省电影总队成立，组成9个队分别深入29个县，进行放映活动（包括当时的沈阳县）。同年7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按照“电影业登记暂行办法”对所有电影放映单位办理登记手续。沈阳市共有4个放映队，放映员24人及4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1954年2月，一些县办电影放映队开始出现。到1958年6月，沈阳市开始尝试有乡办电影队。1959年5月，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16毫米电影放映工作，沈阳市将16毫米影片发行工作下交各县自行管理。1963年11月，又陆续将农村电影队由人民公社收回县电影管理站统一领导与管理，效果很好；抓紧了政治思想工作，出勤率激增，活动场次多，放映质量高，设备得到充分利用。

1964年1月，沈阳市为配合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根据1963年文化部关于“加强对《李双双》《槐树庄》《红色宣传员》三部影片在农村发行放映工作……要求农村放映队携带上述三部影片深入农村放映。提高拷贝的映出率，做好每场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民看到、看好、看懂这三部影片”，要求在全市农村放映点“逐点”映出。同年4月，辽宁省电影公司提出：“在农村普及放映工作中，必须实行‘定点、定路线、定场次、定放映时间、定收费标准’的‘五定’放映。”

“文革”期间（1971年初），沈阳市将原隶属县电影管理站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下放到公社管理（放映设备无代价交公社使用）。这些电影队下放给条件好的公社后，将周围公社划分在服务区内，使农民看电影更加方便。1973年3月，全市100多个公社有电影队，平均每一个公社有1.5个放映队，深受广大社员欢迎。1975年5月，根据“辽宁省队办社管电影暂行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始尝试生产大队办电影队。1980年初，沈阳市农村电影放映进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全市农村已有电影放映队650多个（其中16毫米112个，8.75毫米547个）。遍及全省106个公社、农场。其中社办队已达到148个。全市有1076个生产大队，有队办队530多个，占放映队总数的49.3%。“满贯社”（一个公社内所有大队都办了电影队）32个，“半贯社”（一个公社内有一半大队办了电影队）53个。

九、“改革”初期的尝试和新型管理模式的确立（1986—1995）

进入80年代中后期，长期依靠计划经济和苏联管理模式经营的电影行业面临诸多问题。调整经营模式，改善经营环境，树立新型服务理念，强化新型管理结构，从而使沈阳电影市场更加完善和巩固。

（一）改革给电影放映带来的“有限生机”

经过3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沈阳市已经初步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电影放映网管理体系。最初，这个体系是在学习苏联电影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带有一定的党和政府职能的官方管理机构。即市、县（区）、乡（镇）三级管理机构（同时并存的还有部队、铁路、科教等管理机构）：在电影放映网管理之下，在城市形成了电影院—影剧院—对外放映俱乐部—对内放映俱乐部的电影放映网络，在农村形成了以乡镇电影院为中心、流动电影放映队为主的电影放映网络。同时，根据隶属关系、经营性质、服务对象的不同，将全部放映单位分为专业电影院、影剧院、对外开放俱乐部和对内倶乐部以及电影流动放映队。

然而，由于电影票价和分账比例长期偏低，而同时物价上涨，放映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加之电影院的建筑老化、设备陈旧、简陋，技术落后，没有自我改造与发展的能力，在电视普及、文化市场发展多渠道竞争中，从80年代中期开始，电影观众每年以20%的速度下降，发行放映收入逐年减少，出现了电影市场萎缩现象。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沈阳电影业率先开始了深化经营机制改革，对电影放映设施进行整体改造并促使影院由单一服务型向综合服务经营型转变。

1986年初，沈阳市电影公司在电影发行放映环节和其他经营活动领域开始尝试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制。在公司内部试行经理负责制，对放映单位普遍实行影片发行计划承包奖励办法，调动其积极性，并改革农村电影体制，将经营管理权下放至县区，实行计划内全额留成。8月，沈阳市电影公司开始试行经理负责制，由原来的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转变为经理是电影公司的法人代表，受政府委托，对业务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统一领导，全权负责。党委部门对业务行政工作起保证监督作用。这是在经营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的转变，标志着沈阳电影企业开始向现代管理运行机制转变。1987年6月，沈阳市电影公司与所属12家电影院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拉开了电影院经营机制改革的“大幕”。实行承包经营的电影院只是经营方式的改变，而电影院的企业性质不变、隶属关系不变、职工的地位不变，经理企业法人代表地位不变、党群关系和税收渠道不变的“六不变”的政策。到1988年底，沈阳市直属16家专业电影院已全部实行承包经营。

（二）农村电影市场的“三过渡”与“2131”工程

1986年8月，沈阳市开始对农村电影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将区、县电影公司业务上的双重领导体制改由地方文化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体制。即区、县电影公司的业务、财务工作，同党务、人事工作一样，由区、县文化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将电影事业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内。区、县电影公司在业务上仍接受上级电影公司的指导和监督。市电影公司本着“以城补乡”的原则，对区、县电影公司所需16毫米影片拷贝，由市电影公司统一选购，统筹供应，实行计划管理。区、县电影公司的计划内发行收入全额留用，不再上缴市电影公司。但对计划外供应影片拷贝的发行收入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发行收入部分，按发行收入额的50%比例上缴市电影公司，作为抵支影片的版权费。这项改革方案实施的结果是区、县电影公司多放映多收入，少放映少收入。

进入90年代，开发农村电影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目标是实现农村电影放映的“三个过渡”，即由露天站着看电影向室内坐着看电影过渡；由看“小电影”向看“大电影”过渡；由集体包场看电影向售票过渡。就是为了改善农民看电影的条件，改变经营方式，逐步实现“谁看电影谁花钱”的目标，这在当时是符合农民群众愿望的。“三个过渡”的设计和实施，贯穿了整个90年代我市农村电影的全过程。

从21世纪初，随着电影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村电影体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家提出农村电影在本世纪初实现一个村一个月看一场电影的发展目标，即所谓的农村电影“2131工程”的实施。据2008年统计，沈阳市11个涉农的区县（市），开发区共有农村电影放映队123个，负责140多个乡镇的1583个行政村的电影放映工作。实施农村电影“2131工程”电影放映场次补贴政策的前3年，沈阳市农村电影放映场次逐年有所提高。基本达到了农村电影“2131工程”所要求的每村每月一场电影的放映要求。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影技术不断革新，如今的数字电影逐步取代16毫米电影拷贝，已成为农村电影技术革命的必然趋势。

（三）电影院实施基础设施改造所带来的效益

80年代中后期，改造城市电影院，改善群众观映环境已成为当时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从1987年上半年开始制订沈阳城市电影院的改造规划，计划平均每年改造3—4家，争取在“七五”期间普遍改造一次。当时对电影院改造的范围确定了以市内三大商业区为主，即太原街、中街、北市场地区为先行。改造的总体目标是“分档次、新技术、多功能、高效益”。分档次，即在改造中，根据不同观众层次的不同需要及环境条件，在普遍提高的前提下，设计不同档次；新技术，即有重点地采用新技术（70毫米超宽银幕、立体声还音系统），一般则是常规技术的改进；多功能，即改单一功能为多功能，便于多种经营综合服务；高效益，即改造自始至终围绕两个效益展开，改造后要能做到尽快收回投资，并能不断地增加积累，使电影院经济转向良性循环的轨道。

从1986年4月的光陆电影院翻建至1987年3月东北、解放、大东等电影院改造、扩建，沈阳市采用多渠道集资的办法，共投资865万元。经过改造的电影院，由原来的单一功能变为多种功能，融电影、录像、游艺、饮食、商业及各种服务设施为一体，两个效益显著提高。据统计，改造后的电影院上座率在80%以上。到1988年底，全市先后投资1400多万元，对日伪时期建设的老电影院进行陆续改造。使其功能由原来单一的放映电影变成兼具录像、游戏等多种服务功能的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所，其中东北电影院和光陆电影院利润增长8—10倍。至此，实现了在太原街、中街、北市场三个繁华商业区对电影院进行改造的计划。

1990年初，为适应电影市场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继1988年成功改造新闻电影院（即新星电影院）之后，又充分利用部分电影院“空闲”地方改建4座“宝石系列”小型电影厅（光陆电影院的“红宝石”电影厅，东北电影院的“蓝宝石”、铁西电影院的“绿宝石”、群众电影院的“宝石花”等小型电影厅），并获得成功。4个宝石系列小电影厅年平均放映收入35万元，相当于1个中型电影院的放映收入。这一新举措不仅在沈阳电影市场为首创，在全国也是首开先河，沈阳电影院群体结果趋于合理化，初步实现大中小不同规模，高中低不同档次的结果，适应和满足了不同层次电影观众的需求。电影院形成多厅结构，大、小厅相互配套，扩大电影主业阵地，强化电影功能。全年全市电影发行总收入首次突破1400万元，创沈阳解放以后最高纪录；放映总收入2568万元，连续2年突破2000万元大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市直属16家专业影院年放映收入1358万元，比上年增长33.7%。1990年10月，中国电影公司在沈阳市召开城市电影院改造工作研讨会，来自全国44个大城市电影系统的代表一致认为，沈阳市小型电影厅的建立，走出了一条城市电影院改造工作的新路子，值得学习和推广。至1991年，沈阳市电影发行放映收入连续5年增长，1991年收入高达1560万元。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通报表扬沈阳市电影公司，并向全国发文推广沈阳市电影公司探索城市电影院经营改造的经验。东北电影院被评为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系统先进单位。

（四）“一业为主与多种经营”的引领模式

1985年3月，身处太原街商业区黄金地带的东北电影院开始尝试对部分设施进行调整和改造。由于当时的改造仅限于电影院范围内，没有多余的空间，只能从自身“挤出”经营场地。当时的改造被概括为“腾、挖、开、建”四个字。“腾”——腾出经理室、接待室、办公室改为营业场地。“挖”——向地下要场地，挖出一个舞厅，一个小录像厅。“开”——开放前厅、休息室，搞开放型经营。“建”——经过改建、扩建，在原有平台上、后院里先后开办白昼和球幕电影。其中最重要的是投资50万元，将原地下室又向连接观众厅的一侧地下掘进拓宽，经过改建、装修成为东北地区一流的——小百花舞厅。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1985年8月竣工并正式对外营业。80年代中后期，沈阳的文化市场的规模还不算大，文化娱乐项目较少，更谈不上繁荣。因此，小百花舞厅的开业在太原街地区甚至到后来在全市都引起了较大的轰动。由于当时交谊舞开始盛行，一时间人们蜂拥而至，使得小百花舞厅场场爆满。小百花舞厅开业后两年多，就收回全部投资。到80年代末期，小百花舞厅已经成为全市知名的文化娱乐场所。

在小百花舞厅的引领下，东北电影院的多种经营项目与日俱增。1988年实现利润总额115万元。其中，电影利润49.6万元；舞厅收入61.9万元，利润21.7万元；录像放映收入22.4万元，利润12.3万元；酒店收入37.2万元，利润7.6万元；游艺收入31.1万元，利润6.3万元；其他项目收入31.6万元，利润17.5万元。与此同时，在全市所有的电影院先后开展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活动。到90年代初期，各个电影院兴办了多种经营项目约100多项，极大地缓解了电影院由于电影市场出现的震动，影响自身的收入所带来的问题。

（五）“实施精品战略”所带动的经营模式转换

1989年10月初，一颗“新星”代替了原有的“新闻”，一座既先进又舒适的电影院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沈阳人面前。改造后的新星电影院一楼是集卡拉OK夜总会为一体的百乐厅；二楼设有400个座席，而且全部是沙发软席，墙壁软装饰，设有空调，环境高雅。新星电影院的开业在沈阳的电影行业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传统电影院的单一经营模式开始被打破。随着新星、宝石系列小厅的建立，沈阳在全国率先走出了一条规模小、档次高、具有新特色的影院改造道路，基本实现了电影院的“小型化、高层次、高效益、新模式”的经营转型目标。在经营管理的模式上也首创全国电影院经营管理的新形式，即影片特轮，票价实行最高限价内的浮动，这在全国电影界是独创，所以被全国的同行称为“引人注目的沈阳电影现象”。与这种新经营模式相配套的就是后来在全国同行成为服务品牌的“服务小姐站立、微笑、招手到位服务”模式。

90年代初期，沈阳市将建设小型电影厅任务提到城市电影院改造的日程。从普通、大型（面积大、座席多）、单一放映厅向高档、小型、舒适、多厅的转变，不仅仅是设施建设和设备改造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电影经营者思维方式的转换。沈阳在电影院中“宝石”系列小厅的建立实践，为后来直至今天的电影院线多厅经营模式开辟了一代先河。

（六）电影院“小姐微笑服务”的有效尝试

90年代初期，随着沈阳市的一批城市电影院的改造和完善，当人们再次走进焕然一新的电影院大门时，都非常惊奇地发现一排排身着靓丽时装、年轻美貌的女孩们出现在门前、放映厅或休息室，开始文质彬彬、笑容可掬地接待八方来的观众。在90年代初期，这种服务也仅仅在民航和一些高级宾馆、餐厅出现，在其他服务行业还是十分罕见的。

长期以来，传统电影院的服务人员在影院的各个岗位中被认为是技术含量低、档次比较低的行当。“检票”“照座”“打扫卫生”是他们每天的三大工作项目。因此，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水平要求不高，老少皆宜、男女不限。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文化生活需求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原有的服务方式、服务水平，包括服务人员自身的素质已经落后。尤其随着影院环境和条件的大幅度改善，要求要有一整套全新的服务模式予以配套，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改造效益。因此，沈阳市电影管理者们在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系统率先尝试和实施了“小姐服务”的模式。当时，从沈阳各个影院集中选调了一批相貌姣好的年轻女服务员，经过短期的严格培训，开始在刚刚改造的“宝石”系列电影小厅为观众实施“优质、文明、规范”服务。“小姐服务”具有吸引力、亲切感、约束力，通过她们热情、礼貌、周到、耐心的服务，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而把服务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境界，使影院成为文雅、高尚、优美、和谐和充满青春活力的文化场所。沈阳电影的这种新型服务模式，不仅在全国电影同行中产生了良好反响，同时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电影院得到全面的推广。这一尝试在全国文化娱乐场所的服务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后来的电影院线规范服务形式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十、转换时期的繁荣和产生的“阵痛”（1996—2001）

20世纪末，沈阳的电影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转换。这种转换的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的电影市场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从大繁荣到大萧条的变化，引起了电影人对于市场规律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打造时代凯歌”的主旋律影片宣传活动

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文化艺术领域开始提倡“大力弘扬主旋律，鼓励发展多样化”的创作方针。经过“文革”十年的断层之后，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主要集中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上，1981年由汤晓丹执导的《南昌起义》可以被看作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影片在这个时期的发端。在这之后的整个80年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影片的创作日益繁荣。接踵而至的是《四渡赤水》《风雨下钟山》《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开国大典》等影片。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旋律电影就一直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文化艺术领域发展的主导力量。而面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推介这些引领时代优秀艺术产品的手段和方式，沈阳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常规重点电影宣传推介外，沈阳还在三个方面创造了自己独有的宣传推介模式。这就是电影宣传月（周）、演员与观众见面和利用新媒体宣传电影等。从1950年12月举办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开始至1990年初，在沈阳先后举办了国内外电影宣传月（周）、新片汇映等活动120次，放映了30个国家的1160多部影片。而这种活动形式一般是由全国统一举办，根据中外新影片内容、拷贝数量而定。时间各异，分为周、月不等。沈阳市根据上级电影部门统一规定的新影片，集中大部分电影院上映，并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推广，组织观众观影和举办各种相关活动。

80年代中后期，这种集中多部影片同时上映的宣传推介形式逐渐被单一或一两部重点影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影片所代替。另一种电影宣传推介手段——组织新片首映式、邀请中外演员来沈阳与观众见面便逐渐成为“主角”。从1979年9月开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吉鸿昌》剧组的主要演员参加沈阳举办的首映式至1999年10月，第八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的各项演员与观众见面活动，共举办了各种首映式及见面会活动50余次，先后有600余名编导演员来沈阳举办首映式并与观众见面。这些首映式的举办及演员与观众见面活动，吸引了大批沈阳观众。活动举办期间，这些演职人员还与沈阳当地的专业、业余宣传评论员及部分观众开展座谈，共同探讨和研究新影片。这不仅宣传了影片，扩大其影响，还加强了电影演职人员与广大观众的联系，使观众进一步了解电影、走进电影，使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染力，真正发挥了电影的宣传作用和社会效益。

进入90年代，“五个一工程奖”对影视创作的引导性作用日益扩大，意识形态标准在电影“金鸡奖”、政府“华表奖”评选中日显其重要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各种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题材是这一阶段主旋律电影的主要内容。如以《大决战》《大转折》为代表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影片；以《鸦片战争》《我的1919》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影片；以《焦裕禄》《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为代表的英模人物题材主旋律影片；以《紧急迫降》《生死抉择》等为代表的现实题材主旋律影片，等等。同时，这些主旋律影片在风格样式上也更趋于多样化。（蔡如一：《中国主旋律电影研究》）

这一时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影片的宣传仍然以多家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发动（包括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教育局、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并举办首映式和演员与观众见面等方式进行。1991年7月，在沈阳举办的《大决战》首映式及演员与观众见面，将这一电影宣传活动形式推向最高潮。电影《大决战》是90年代初期，由中央军委确定的重点电影工程之一，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极大关注。1992年1月，《大决战》先后荣获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最佳剪辑、最佳道具和最佳烟火等6项大奖。同年，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又荣获解放军文艺大奖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此外，总政治部还给《大决战》摄制组记一等功。当影片《大决战》第一部《辽沈战役》即将放映时，作为辽沈战役所在地的沈阳所享有的“特权”就是首映式及演员与观众见面早于北京首映式。1991年7月25日上午，沈阳八一剧场门前，彩旗飞扬，锣鼓喧天，巨大彩球悬挂着革命历史巨片《大决战》向建党七十周年献礼的标语格外醒目。影片《大决战——辽沈战役》剧组的演职人员从辽沈战役的“序幕之地”锦州、锦西（今葫芦岛市），风尘仆仆来到辽沈战役的“终结之地”，参加辽宁省及沈阳市联合举办的首映式。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辽沈地区的广大军民集聚在这里，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期盼迎接着那久违了的“领袖们”。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现代化宣传手段来宣传电影，开始成为电影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形式。早在1983年，沈阳市最早在全国首创了利用电视这一媒体来宣传电影，收到良好效果。到1986年已发展到开始制作《沈阳银幕》专题节目，供沈阳电视台播放。其内容包括：拍摄花絮、新片介绍、演员与观众见面、演讲会、座谈会等形式，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沈阳银幕》先后共播出260期，并在沈阳电视台17个专题节目的观众测验中名列第三。

1999年10月16日—19日，第八届金鸡百花奖电影节在沈阳隆重举行。这是中国电影节第一次在北方举办，也是20世纪在沈阳的最后一场电影盛会。无疑，电影节的举办给沈阳电影行业带来了阶段性的繁荣。

（二）好莱坞电影全面“入侵”年代

1998年，沈城大街小巷的音像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间都只放一首歌了。凄婉的旋律、深沉的女声和听不太懂的英文一下子充斥着这座老工业基地。随后的几个月里，上到老人下到孩子基本都会哼唱了。这首歌的名字叫“My Heart Will Go On”，中文名《我心永恒》，由加拿大女歌手席琳·迪翁演唱，而它的出处，就是那部著名的电影《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是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派拉蒙影业公司共同出资，于1994年拍摄的一部浪漫的爱情灾难电影，由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创作、编辑、制作、导演及监制，当红小生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主演。1912年4月15日，载着1316名乘客和891名船员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而沉没，这场海难被认为是20世纪人间十大灾难之一。该片上映全球票房超过18亿美元，是1997年至2010年间票房最高的电影，并获得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等11项奖。

《泰坦尼克号》横空出世，于1998年降临中国电影市场，疯狂夺走3.6个亿的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震惊了中国观众，也震醒了中国的电影人。随着《泰坦尼克号》的上映，中国人刷新了对“美国大片”的印象，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进入沈阳影院，流水线一般让人们应接不暇。而中国本土电影，虽然在努力地求得一线生机，但在人们疯狂地追捧大片的时候，愈加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这时的沈阳人还没有真正感觉到，“好莱坞的时代”正在咄咄逼近，我们的文化生活即将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并不少见。早在90年代中期，沈阳专业的电影放映场所经过两轮设施设备改造，并在经营管理机制和文明服务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电影院的面貌焕然一新，电影的票房收入和观众上座率有了明显的提升。沈阳电影的各项指标在90年代上半期创造了一个10年未遇的市场高峰。然而，到了20世纪末，沈阳的电影市场开始出现滑坡的迹象。到1999年，已接近谷底，甚至出现了一张票“包”一场电影的怪现象。

（三）贺岁电影的兴盛与影响

1997年末，贺岁电影《甲方乙方》空降全国各大影院，从此，沈城各大影院年末放映的影片长期被这位叫冯小刚的导演“盘踞”着。

《甲方乙方》是一部在现实和虚构之间自由切换的电影。导演冯小刚的这部影片，毋庸置疑，开启了他“贺岁片之父”的旅途。说实话，他的作品没有多大的鸿篇巨制，也并不精美，甚至有点“土”。但，就是这个“土”在电影上映后从贬义词一下变成了褒义词。京痞意味十足的冯氏幽默成了中国本土化的代名词，征服了观众。《甲方乙方》充满了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情节和经典段子。冯小刚通过电影向各式各样的电影致敬。英达模仿《巴顿将军》坐着美军的吉普车，行进在解放军坦克群中，背景音乐却是苏联的《神圣的战争》。指挥室里找不到德国地图，用南京地图代替，人们穿着美军军服，却像是老电影当中国民党军官形象。而段子则成为那个时代人们争相使用的口头禅，葛优饰演地主的那句“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长久地回荡在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甲方乙方》获得当年“百花奖”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故事片三项大奖。《甲方乙方》在票房上的成功引出此后几年的贺岁片大战：投拍的贺岁电影一年多过一年，越来越多的知名导演加入执导贺岁片的行列。观众渐渐养成了看贺岁片的习惯，而每当这时，因盗版DVD猖獗而近乎死亡的沈城电影院仿佛一下子就恢复了昔日的神采。在院线制还没有盛行的那个时代，贺岁片就像是那些渐行渐远“电影院们”的救命稻草。正像《甲方乙方》最后一句说的那样，“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十一、世纪院线的崛起和新型电影市场的再造（2002—2014）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沈阳的电影发行放映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长达40年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被逐渐打破，中国电影已开始大踏步地向市场经济迈进，改革的实践可谓波潮涌动。为了缓解旧有体制下所带来的诸多矛盾，沈阳的电影人开始深入探索和尝试体制和运行机制变革，力图从根本上摆脱电影发行放映企业面临生存“瓶颈”的局面。

（一）辽宁北方电影院线应运而生

1997年5月，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辽宁北方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占29%股份）、沈阳市电影公司（占28.5%股份）、大连市电影公司（占27.5%股份）、鞍山市电影公司（占13.5%股份）、辽宁银都实业有限公司（占1.5%股份）。选举韩晓黎为董事长兼总经理。1998年1月，辽宁北方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营。这种以资本为纽带的联合，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将全省范围的电影市场归为一个大市场，变原来的省、市两级发行为一级发行，变以往省市公司之间的行政区划关系为资本运营关系。

2001年4月，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名为辽宁北方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向院线制大步迈进。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完成改革，经营范围涉及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部分地区及山东等地，首次实行跨地区经营。新的股份公司通过对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放映实体进行资源整合，经营运作东北三省电影市场。公司以发行放映好国产影片为宗旨，以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经营运作，促进电影发行放映行业的规模化、一体化，从而使东北三省电影发行放映体制从条条块块的分割式转向院线网络的联通式，从粗放经营的分散型转向集约经营的统一型，从多层次高成本的流通方式转向一个层次低成本的流通方式。2002年5月，国家电影局正式批准北方公司为跨省运作公司。至此北方公司在全国同行业中首次实现跨区域的院线制，建立了以院线制为主体跨区域经营的新型公司。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方式改变了按行政区域发行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串通模式，建立了有利于优秀国产影片发行放映、占领市场的有效机制，形成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2001年公司电影票房收入比上年同期上升12.1%，全年发行收入比上年同期上升11.1%。

2008年1月，辽宁北方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山东银星院线，组建新的院线公司，经营运作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省区的电影市场，已拥有加盟影院60家，银幕210块。占全国院线3492块银幕总数的6%；座位数48417个，占全国34条院线1183家影院的5.1%。超百万票房影城共计16家，其中大连影城、青岛华臣影城、沈阳光陆电影城和沈阳新东北影城（中兴店）票房都超过500万元，4家影城每月均跻身全国前100名影院的行列中。经过资源整合后重返营运舞台的第一年就迈上全国院线第八的台阶。

截至2015年底，辽宁北方院线公司已经成功将这个跨越三省的电影网络体系展示给全国电影业，迅猛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全国电影同行业各公司的一致认可。2011年至2015年，辽宁北方院线公司的各项指标逐年有所提高。2015年，全年票房75242.87万元，人次2537.54万，市场份额1.73%，平均票价29.7元，场均人次23.4，上座率17.08%。在全国47条电影院线中排名第19。

（二）转制“诞生”的沈阳电影有限公司

2005年6月30日，原沈阳市电影公司作为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批准的沈阳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正式挂牌为“沈阳电影有限公司”，标志着具有50多年历史的国有文化单位（事业单位按企业管理性质），成功完成事转企的改革任务。新改制的沈阳电影有限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先进管理经营理念，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把投资目光放在影院扩建和开发上，促进了影院规模更加符合市场要求。2006年广泛吸收社会资本，采取多元投入方式，在哈尔滨市投资建设了哈尔滨新东北影城。哈尔滨新东北影城的建设，依托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哈尔滨百联购物中心，是集商业、餐饮、文化娱乐为一体的，具有浓郁的现代化品位的新影城。总建筑面积400平方米，设6个厅，810个座位，影厅内配置国内最先进的电影放映设备和国际知名专业品牌的立体声还音设备，各种设备均达到国际化标准。这是沈阳首次跨地区开发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它的创建为沈阳电影经营历史写了辉煌的一页。2007年又在沈阳、齐齐哈尔等地投资建设新影城。2010年，影城数量达到8家，经营面积由过去5500平方米增到13000余平方米，新增经营面积7506平方米；座席由原2047个，增至4833个，新增2786个座席；银幕块数由过去15块增至39块，新增24块。

（三）沈阳最早走进商业领域的新东北影城

2005年的3月21日，以“东北”命名的新东北影城在太原街沈阳中兴大厦七楼开始试营业。到6月份，正式对外接待观众。一时间观众盈门，人们怀着好奇又向往的心情走进沈阳第一家进入商场的电影院——“新东北”。在参观和感受这一全新的电影“圣殿”的同时，人们不禁纷纷猜疑这新电影院的建设速度。其实，早在老东北“消失”之前，他们就把眼光盯上了沈阳电影发展的新领域——与商业的结合。早在2003年初，沈阳的电影经营者们就开始向国外先进的电影经营模式学习，尝试在商业领域中找到电影放映的生存空间。并与当时沈阳最大的商业机构——中兴沈阳商业大夏（集团）达成意向，开始着手改建新影城。2003年11月，上海永乐入驻刚刚开业的沈阳新玛特。新玛特电影城的开业无疑在沈阳电影市场掀起了较强烈的冲击波。但同时，也是为沈阳人在商业领域如何开辟电影放映场所和正在计划建设中的“新东北”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同年11月，正值新玛特电影城开业之时，沈阳市电影公司（当时已成为辽宁北方电影院线股份公司沈阳分公司）与中兴沈阳商业大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订租赁合同。从2003年12月至2008年12月，以每年租金45万元，将中兴大厦七楼部分场地出租，改建新影城。2004年的春节后，当大多数沈阳人仍旧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与疲倦中时，电影人已带着他们的梦想和信心马不停蹄进驻了“中兴”的施工工地。

经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如今的新东北影城是以高起点、高要求、高品质精心打造的国际化影院，并成为融娱乐、休闲、饮食等于一体的现代时尚影院。2005年，新东北影城开业的当年就实现票房收入308万元。2006达到802万元。到2015票房收入实现了1094万元。

（四）第一个敲开沈阳“大门”的永乐电影城

2003年11月15日，在古老的沈阳中街东侧不时传来阵阵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人们好奇地聚拢过来看热闹观奇景，噢，原来是新玛特永乐电影城在举办开业庆典。当时围观的群众只是知道又一家电影院开业了。然而，却不知这家电影院开业的意义所在——它是第一家由外埠院线在沈阳经营的电影院。也就是说，这家电影院的开业，标志着地域性垄断电影市场50年的时代已经结束，电影的院线制正式登场。

早在2003年7月，上海就提出建立以联合院线为核心的集发行、放映、影院管理以及配套服务为一体的中国“第一院线”。他们在完成了上海自身影院（城）的新建、改建的基础上，由上海联合院线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与当时东北地区的大商集团共同打造新玛特永乐电影城，这是上影集团跨出上海地域或是赴外地省市投资兴建现代化电影院的第一次。为此，上海方面多次到沈阳进行考察、调研、论证、落实，终于使上影集团首次跨省投资现代化多厅影院从蓝图变成了现实。新影城有6个放映厅，共设674个座席。基本实现了“小型”“多厅”，满足不同观众的多样需求的新电影放映场所的新型经营格局。

（五）《泰囧》闪亮登场所引发的思考

2011年至2012年间的沈阳，电影开始渐渐复苏起来。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市内各大商场的影城（院）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人们在休息时的娱乐生活又似乎渐渐回归到了电影院。据统计：2011年末，沈阳已有各院线建成的影城（院）27个，比上年增加了11个，同比增长68.8%；而银幕数量为181块，同比增长75.7%。而到2012年底，影城（院）增加到37个，同比增长37%；银幕数量为264块，同比增长44%。而这两年间，电影观众和放映场次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那时影城（院）里放映的影片，大多数还是以好莱坞电影为主。以2012年为例，《魔戒前传》《异形前传》《诸神之战2》《罪恶之城2》《黑衣人3》《新蝙蝠侠3》《新哥斯拉》《新超人》《新蜘蛛侠》《复仇者》等20多部美国大片。而此时，沈阳人尤其是青少年观众所津津乐道的也都是一些外国影片的内容、手法、新技术以及片中那些偶像级大牌明星。而这一年的国产片则寥寥无几，票房上更是没有办法比较。毋庸置疑，在沈阳的电影放映上，好莱坞影片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

然而，到2012年末，一部独特类型的电影——《泰囧》横空出世。它像极了几年前的一部口碑很好的国产公路片《人在囧途》，而主演徐峥、王宝强就是那部《人在囧途》的主演，此外还有黄渤的助阵。在新东北影城三人的大幅电影海报下，是人们涌入影院争相观看这部影片的场景。由光线影业出品，徐峥自导自演的喜剧片《泰囧》被赞为“年度最好笑喜剧”。在全国上映5天票房便突破3亿，至21天票房就飙升为10亿，上映一个月票房冲上12亿。观众的口碑如此之好，其所赢得的票房奇迹也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一次类型片的胜利，然而这个所谓的奇迹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许多专家评判此电影为“低俗、恶俗，毫无思想价值”。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一部电影的好坏，国产类型片又该何去何从呢？

《泰囧》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影片。它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与关系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呈现于大屏幕，让观众在熟悉的利益之争中最后感受到的是一种善的引力。影片关注社会热点，在笑声中巧妙融入社会批判和道德弘扬，带给观众的不单单是笑声，更多的是笑声之后的思考。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赢得观众的肯定。从90年代武侠片《黄飞鸿》系列开始，中国电影人已经有了这种观念，《非诚勿扰2》《画皮2》以及《泰囧》的成功也很好证明了优秀电影走系列之路的可能性，以及系列电影取得良好收益的可能性。《泰囧》依靠自己所传达的积极健康的价值观赢得票房与口碑的双赢。被徐朗认为“二”的王宝为了患病的母亲远赴泰国种植健康树，为母亲记下的旅行日记等无不让我们为他的孝道而动容。跟随着他们的泰国之旅，我们感受到了王宝的善良、乐观与执着，在王宝看似“二”的行为下，大笑之后我们感到的更多的是感动和温馨，在他身上传递着一种正能量，这正是我们所需要传达的一种主流价值观。

（六）3D电影时代的姗姗到来

2010年，对于沈阳各大电影城（院）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曾轰动一时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公映12年后，詹姆斯·卡梅隆又一次为我们带来了一部他的新作——3D影片《阿凡达》。这在一定程度上翻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格局。这部影片可谓14年磨一剑，大导演卡梅隆不负众望，推出这部被称为颠覆了传统电影表现方式的新作，在全球掀起了《阿凡达》热。沈城的老百姓也未能免俗，竞相观看这部集魔幻、科技和充满想象，诗意一般美妙景色的鸿篇巨制。影片的成功，体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它改变了传统的电影欣赏方式和审美体验，是一部内容通过高科技得到充分表现，而高科技为内容提供了新的表现手法的旷世之作。本片采用3D技术拍摄，共耗资5亿美元制作发行，是电影史上最为昂贵的作品。为此，本片荣获第82届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最佳艺术指导等3项大奖。

如今，《阿凡达》终于让电影院有了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因为当时在家里看3D电影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有少数人拥有3D眼镜和播放设备，也不如在影院中那么震撼。自此以后，3D类型的影片层出不穷，而沈阳的电影院立刻就开启了3D电影厅，IMAX影院也逐渐崭露头角。这部电影不仅仅开创了3D电影的新科技，事实上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观影结构，甚至可以说，它增加了中国观影人群。很多人回归电影院就是因为《阿凡达》所引领的风潮——特技效果。换个角度思考，阿凡达让电影回归到了本源。自此，电影来到了一个新时代。

（七）九瀛电影院线的异军突起

2008年6月，辽宁九瀛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开始在沈阳市的各大广场社区露天放映电影。公司刚成立时仅有15台设备，五六个员工。2009年，在沈阳市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期间，“九瀛”向沈阳市文广局提出——公益电影“五进”活动方案，即“进广场、进社区、进校园、进工地、进监区”活动。之后经沈阳市委宣传部批准，将此活动更名为“百万市民看电影”公益活动，开始了“九瀛”与市文广局协商共同打造，在全市26个广场近400个社区放映公益电影之路。

“九瀛”以提高百姓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团队服务水平为己任，从国家广电局数字节目中心购买了许多符合当前形式的各种题材影片，包括一些优秀的刚下线的商业娱乐影片。做到了设备完善、影片充足，车辆运行良好，随时开展放映工作的最佳状态。在艺术惠民“双百万”工程中深入沈阳市市府广场、中山公园、鲁迅公园等30余处广场放映公益电影。为了更好地配合电影进社区活动，公司主动与各区街道联系沟通，仅2014年就在400余家社区进行公益电影放映1200余场，令沈城市民可以足不出户就能观看到经典影片。

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如今的“九瀛”公司拥有放映设备80余台、流动放映车5辆，已经形成相当稳定成熟的流动电影放映的运作。在沈阳电影未来发展的视野中，走出一条自行发展之路。

（八）公益广场电影活动的品牌效应

早在1997年的7月，随着辽宁工业展览馆门前广场上的音乐响起，沈阳的广场文化活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成为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20年的时间里，广场文化活动经久不衰，被人们称赞为“城市的客厅”和“没有围墙的剧场”。1998年6月，沈河区文体局组织了一个电影放映队，开始为群众免费放映电影的活动。第二年，大东、铁西等区也陆续组织放映队为群众免费放映电影。进入21世纪，这种城市露天电影放映活动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一些企业和个人也开始参与，并将它作为一种提高自身知名度和为企业招揽商业广告服务为目的的媒介平台。也是在这一年，沈阳市电影公司也开始利用一些闲置设备组织放映队，开始在广场、社区放映电影。随着数字化电影放映设备的出现，放映队也逐年有所增加。

2011年，沈阳市有关部门正式将城乡公益电影放映纳入全市艺术惠民“双百万”工程的主体活动中去，全年放映2.4万场，受益群众超过350万人次。从此，无论是“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还是“城市广场、社区公益电影放映工程”，都成为全市为群众办实事的公益性的文化品牌活动。为了使这项公益活动开展得更加深入和贴近群众，主办方有针对性地设计、制定并在全国率先推出“1+2+3”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的新模式：“1”是指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2”是指城市广场、社区和县城广场两部分公益电影放映工程。“3”是指面向三类特殊群体的专项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其中“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实施比较顺利，组织了143个放映队，完成了“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全年放映场次达到2万场，受益农民群众200万人次。城市广场、社区公益电影放映工程，从2011年5月份开始至10月初为止，共计160天。利用市内17个大型文化广场、60个社区和县城12个广场。全年放映4310场，受益的市民达到135万人次。

接下来的几年，这一活动形式逐渐成为沈阳的一项公益文化活动品牌并“一发不可收”。2012年首次在“百万市民看电影活动”中开展了六大电影主题活动，并采取“映前预告　映中巡查　映后反馈　全程监控”的常态监管机制，得到了广电总局负责同志的充分肯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喜迎十八大》栏目专题报道了辽宁省特色文化活动之一的沈阳广场、公园露天电影活动。全年沈阳城乡放映公益电影2.5万场次，受益城乡群众达到380万人次。2013年首次推出“电影超市”的点映方式。由原来的“我放什么，你看什么”的单向放映模式转变为“你点什么，我放什么”的双向互动、尊重民意的点映方式。全年放映的1370多部影片全部来自城乡百姓的点映，从而激发了大众百姓踊跃参与的热情。全年沈阳城乡累计放映公益电影2.6万场，其中农村2.1万场，城区和县城6017场，城乡观众突破400万人次。2014年，“百万市民看电影活动”向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发展，逐步走向成熟阶段。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多项主题电影放映活动。启动国产电影“进村入区”冬季公益放映活动，在城乡10个室内放映点，从此结束我市无冬季公益电影放映的历史。全年分别放映了2.4万场，年观众超过400万人次。2015年实现冬季放映常态化，坚持“进村入区”并与沈阳市邮政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服务效益最大化。全年分别放映了2.35万场。连续两年观众超过400万人次。

（九）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引领作用

解放以来，主旋律电影一直都是不同时期沈阳电影市场的典范和引领者。新时期的两部主旋律影片《潘作良》和《郭明义》，正是“转换时期”沈阳电影市场发展的最佳典范和引领者。

2009年9月22日，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由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选送的电影《潘作良》获得了全国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这是多年来，沈阳市从事电影生产所获得的最高奖项。而能够及时抓住，准确把握主旋律题材的文艺作品，已经成为宣传文化领域人们的共识。电影《潘作良》，是根据辽中县信访局原局长潘作良的真实事迹创作而成。通过选取潘作良在信访工作中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架构全片，描述了他与家人、同事及上访群众相处的多个片段，生动刻画出一个“一身正气、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优秀基层信访干部形象。2009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以“电影《潘作良》再现基层信访干部形象”为题，报道：“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由辽宁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潘作良》25日在京举行了首映式。”据报道，当电影《潘作良》首映式结束后，千余名观众用眼泪和多次掌声向这位已故的优秀干部致敬。

2011年9月6日，《辽沈晚报》以“电影《郭明义》实现双赢”为题，报道了8月28日电影《郭明义》荣膺第14届电影华表奖分量最重的“优秀故事片”奖。2012年9月25日，电影《郭明义》连同话剧《郭明义》一并获得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优秀故事影片奖和优秀话剧奖。这些奖项的取得是继电影《潘作良》获奖后，辽沈地区第二次一部电影作品同时获得政府华表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开创了沈阳电影历史的新篇章。电影《郭明义》根据“当代雷锋”郭明义先进事迹改编，影片从郭明义的个人成长历程、工作经历和生活片段生动再现其爱岗敬业、助人为乐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德，深刻展现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坚定的人生信仰，既艺术化又真实地反映出郭明义崇高的价值观、幸福观。该片是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重点影视作品。2012年6月28日，电影《郭明义》首映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电影《郭明义》公映后，在沈阳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该片2011年7月制作完成，共放映3497场/次，观看人数155万人/次，票房收入超过6000万元。

十二、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电影事业的展望（2015—）

沈阳的电影市场经历了10余年的“转换”，如今已经逐步站稳了“脚跟”。2015年，各项指标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最好成绩。兴奋和自豪之余，经历了100多年的沈阳电影人如何面对当下起伏不定的电影市场影响？对于未来沈阳电影事业的变化和发展，又有哪些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这都将是新时期在沈阳电影这篇“文章”上的新课题。

应当说，2015年沈阳电影市场迎来了最辉煌的一年，电影的各项指标都达到或超过历史的最好水平。沈阳人已经把影院观影看作是一种和“洗浴”“撸串”齐名的休闲项目了。只要是一到节假日或是休息时间，各大影院大厅便人头攒动，放映厅内更是座无虚席。这一年中，电影票房收入创造历史新高，达到5.96亿元，比上一年的4.23亿元增长了40.9%。票房收入在全国大城市排行第15位，与上一年持平，仍居东北地区大城市首位。观众人次达到1888万，比上一年的1348万元增长了40.05%；按照沈阳市800万人口计算（实际常住人口720万左右），全年观影率达到2.36次/年/人。放映场次达到67.58万，比上一年的61.28万增长了10.28%。2015年，沈阳市的电影院线达到18条，比上一年增加2条。电影院（城）达到了59家，比上一年增加了10家。银幕数达到了404块，比上一年的346块增加了58块；仍然按照沈阳市800万人口来计算，平均每2万人就拥有一块电影银幕。

2016年，沈阳电影市场总体情况良好，发展平稳，略有下降。其中电影放映场所（影城）达63家，同比增长了8.6%；银幕达438块，同比增长了8.4%；票房达5.24亿元，同比增长了-12%；观影人次达17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3%。显然，沈阳电影放映的基础建设仍在持续发展。影城和银幕分别增长了8.6%和8.4%，而票房和观众却在萎缩，分别下降了12%和7.3%。这里我们不能不说，2016年的这些数据与人们在2015年底的期望值相差甚多。2017—2018年，沈阳电影市场的票房、场次、人次等三大指标，总体与2016年持平。然而，与国内同类城市相比，排位却逐年有所下降。当然，沈阳电影市场的发展情况正是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正像电影行业的部分专家学者们分析的那样：总体而言，中国的电影市场在逐渐恢复正常的发展状态。

对于未来沈阳电影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作者虽然不能全面地予以阐述和论证，但是至少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大胆的推测：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并逐步走向良性循环轨道；科技含量的不断扩大并向更高层次和目标发展；基础建设应向更高端发展并形成全方位服务新格局；加快国家政策引领和地方法规的配套实施步伐。

（本文作者系沈阳文化学者、原沈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