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在学术活动中的襄助行为

吾友涂伯聚先生，诚意动天，心灵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长可取，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

——《天工开物·序》

用于印刷书籍的纸张，通常都是搭在双层砖墙上晾干。两墙之间会生火让墙体变热，达到烘干纸张的效果。宋应星曾经提到，纸张在北方经常被重复使用多次，这被称为“还魂纸”。在宋应星生活的南方，造纸人能很容易获取丰富的造纸原料：竹子和各种植物纤维。大量的纸被送往刻制印刷书籍的书坊。在这些书坊里，刻工们整天都在弯背弓腰埋头工作。他们以精湛的手艺将官文、学术著作或者诗文刻写在软松木或者硬枣木制成的书版上。书版的质量价格不一，这当然取决于顾客支付能力如何。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描写了纸和墨的生产，因为制作纸和墨的过程涉及物质的转化，彰显了普遍性规则。正是出于这样的看问题角度，他在自己的书（《天工开物》）里忽略了书籍印刷，因为这种技艺与转化过程无涉。不过，也许他曾经作为一位顾客而兴趣盎然地关注过印刷过程，坚持要让成手匠人的技艺来将书版上的线条、图画和文字再现于纸上，他要在自己支付能力许可范围内，尽量让书制作得精美。

宋应星这一代人已经非常关注在过去几十年内日益增强的图书市场商业化，这显示了在17世纪中国消费者态度与生产方式改变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私人出书的机会、能够传播自己的思想——可能是出于学术的、政治的、商业上的理由，这也使得人们对学术合作有了新态度。学者们重新考虑师承关系的重要性，他们改变了学术合作习惯或者调整了学术襄助或者举荐活动的方式。在17世纪的中国，对学者的襄助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学术上的。有地位的名人或者给他们的襄助对象出资，或者以自己的名声来保证受助人的著作得以出版，并以此来让作者声誉日隆。名人也可能通过写推荐语或者写序来举荐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作者会干脆提及襄助者的名字，就像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所做的那样。

与欧洲的文化襄助一样，在17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对学者的支持也有多重的功能。比如，绅士以及告老还乡的官员会委托文人创作剧本，以便来促进他们所推崇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水准。在这些情形下谁是剧本作者并不重要，他们置身于幕后，而襄助者却会增加很多道德上的声望。^[5]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时代的文人官员通过在被认可的框架内襄助学术著作，来鼓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或者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襄助行为也被用来加强政治纽带，打造思想理念上的关联。这些人有着作为政治、社会、学术领导者的复杂角色，他们把支持学术著作当作一个复杂文化过程的一部分来构建、定义和维护各种关系。给别人的著作写序或者允许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是在复杂社会中让理念和文字作品获得可信性的一种手段，这是在建造政治的、学术的、社会网络时多重层面当中的一个。襄助人也在其他方面帮助自己的襄助对象，尤其是在安排任职或者给定学术责任时。他们会写举荐信，以便让自己的襄助对象获得更好的职位。但是在一点上，中国学者与欧洲同行形成反差：欧洲学者将学术襄助当作招募、选拔后代学者的合法手段，而明代的中国学者则要小心地避免公开将学术襄助与职位任命关联在一起。将这些问题混淆在一起，在他们看来那是腐败的标志。^[6]

学术襄助在中国相当普遍，其总体上的目标在于去定义或者打造一个独立的话语框架，可堪成为官方认可的话语框架的补充或者对位。对“笔记”的襄助，表明了学者间的相互关心；资助野史、谱录或者同人从新角度校订经典著作，文人们可以展示他们在批评上的敏锐，可以加强他们的学术声望；推崇日用类书、读本和农书，富裕的名门望族可以借此展示他们的人道情怀。学术地位卑微的作者寻求获得著名哲学家或者公认专家的举荐，以此来赋予自己的著作以信誉、去增加它们的发行和流通、来抵挡攻击——如果他们的观点和理念表达得太过自由了的话。因此，学术襄助会影响到一位作者及其作品的声望，也顺理成章地会影响到它们的流通和传播。襄助行为建造和定型权力结构以及在学科共同体内人们对知识的接受情况。

宋应星有两位多年好友——涂绍煃和陈宏绪。在他大部分学术生涯中，这两位好友对他的学术活动都给予支持。这些朋友如何看待宋应星的著作？在同代人如何接受宋应星的著作这一问题上，他们的友谊有哪些影响？陈宏绪是一位藏书家，也是大明王朝的尽忠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过宋应星的著作，也将宋应星的著作收到自己的书籍目录当中。不过，在这样做时他还是相当有选择性的，在他编辑的书籍目录中，他没有收进宋应星编辑的关于技艺的作品。涂绍煃出身名门世家，他曾经资助了《画音归正》（已失传）和《天工开物》的出版，这是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提到的。^[7]无论就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地位而言，这两位朋友的家境都要比宋应星好很多。因此，他们对宋应星的帮助应当不仅限于物质方面，通过他们相对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他们对宋应星的帮助也体现在非物质性层面上。除了生平友谊，这三位男人的共同兴趣也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三人都热衷于军事、教育和实际事务等，这些都是动乱时代的当务之急。但是，涂绍煃和陈宏绪对《天工开物》的出版反应如何，后代历史学家对此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追踪的线索。

像涂绍煃这样的中上层官员，经常会从周围人当中选择自己的襄助对象。有时候，襄助者与受益人的社会位置相差无几，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受益者的社会地位会低一些。襄助人与受益者往往已经是多年好友；但是，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襄助的过程当中，他们成了好朋友或者建立起正式的关系。宋应星与涂绍煃的相识，始于他们在一起读书参加乡试之时。他们曾经一起去白鹿书院访学，在那里准备赴京参加会试（参见第一章）。在他们的整个交往期间，涂绍煃的社会地位一直高于宋应星。他的父亲涂杰（1571年的进士）是一位颇有影响、官阶很高的朝廷御史（从一品）。涂绍煃身为长子继承家产，在仕途生涯上也步其父之后尘，在他于1645年去世以前，担任过几任州府级的御史（四品或者三品）。他和晚明时期的许多高官一样，花费很多精力来研究军事策略问题。此外，他职务范围内的责任还包括教育、开矿和铸币。所有文献资料对涂绍煃的描述，都表明他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力图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拯救大明王朝。^[8]

涂绍煃襄助宋应星的文献学、音韵学研究，似乎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在1623到1632年期间，他担任四川提督学政，从而对公共教育体系感兴趣。从年表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当宋应星被聘任为分宜县学教谕时，涂绍煃鼓励他去编写教学用书，这将他们二人的个人兴趣和职务责任结合到一起。这本书存留下来的，只有《画音归正》这个书名。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本书涉及的是经典教育当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大概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在宋应星任职的县学里读书的学生们，做他们的备考教材。

年表中所记载的事件也表明，宋应星的第一个项目是有着精心的准备的。涂绍煃会对宋应星的研究予以财力方面的支持，这都是在两位朋友的意料之中之事。自1634年以后，宋应星放弃参加进士考试的念想，他似乎将自己的大量时间和涂绍煃的钱财投入到对《画音归正》的编纂和研究上。这部作品得以刊行是在1637年，当时宋应星还在担任教谕的职位，而此时的涂绍煃离开教育领域，被提升到一个军事防卫官职（“兵备道”）已经有五年之久了。(www.xing528.com)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中指出，涂绍煃对该书在财力方面的支持是对他们第一个共同项目的扩展，提到“昨岁《画音归正》，由先生而授梓；兹有后命，复取此卷而继起为之”^[9]。由于《画音归正》已经失传，历史学家也往往将它忽略，以为《天工开物》对宋应星和涂绍煃两人都更为重要。也许，对于宋应星来说是如此，但是对于涂绍煃来说却未必。不过，我们可以假定涂绍煃知道宋应星一贯以来对工艺技术感兴趣，因为宋应星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内搜集到编写《天工开物》所需要的材料。^[10]

涂绍煃对宋应星的资助历史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能够表明，涂绍煃最初所支持的，是一部关于常规学术题目的传统学术著作。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谦卑地提到，他的朋友涂绍煃感兴趣于“格物”。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那样，这一源于《大学》的词汇“格物”标志着，一位学者关注在音韵、语文学的研究之外更有实用取向的知识探索形式。宋应星提到涂绍煃的句子（“吾友涂伯聚先生，诚意动天，心灵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长可取，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表明，他对探究事物感兴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涂绍煃承认对实用的“经国之道”进行严肃而勤勉的探索有其重要性，认为在考证传统里的博学研究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可以说，涂绍煃对实用问题感兴趣，在思想上与理念上他将自身定位于属于更被认可的传统，即“道学”的“格物穷理”范式，这与宋应星大不相同。艾尔曼（Benjamin Elman）认为，在晚明时期“格物”已经成为沉浸在经典与历史当中的文人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11]考虑到宋应星采用的书名与《易经》相关，从来没有采用过那些“格物”学者所乐于使用的语言，也许他所指的是，这两位朋友在探究“物”与“事”的方式上所存在的思想差异，应该是基于理念方面的差异。宋应星倾向于对“气”进行更多的研究，代表了可以被归类为“外围与反对者”这一群组成员的主要特点，这与严肃而勤勉的高官涂绍煃大不相同，后者的仕途生涯完全符合当时保守派的理想。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涂绍煃没有将他慷慨的支持扩展到宋应星后来的著作当中。简而言之，他的财力支持是有选择性的。

涂绍煃的生平表明，他任职四川加深了他对实用事务和技术的兴趣，尤其是在开矿和铸币方面。基于当时政治上的情势，涂绍煃也对军事技术感兴趣。涂绍煃在这些领域里的第一手经验，也许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开矿、武器制造、燔石有所帮助，也许宋应星与涂绍煃分享了自己搜集来的相关材料。^[12]然而，尽管涂绍煃是《天工开物》一书的金主，他也对类似开矿这样的题目感兴趣，他却从来没有对这位朋友的搜集记录之功表示认可。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表明，在宋应星的作品刊行之后这两位朋友之间还有任何来往。也许，涂绍煃曾经很乐于襄助宋应星的文献学、音韵学研究，但是对于他的赞助带来的第二个成果即《天工开物》他并不感到特别兴奋。

宋应星有生之年遇到的另外一位重要支持者是陈宏绪（1597—1665），他对宋应星的支持更多体现在学术和思想上，而不是经济上。陈宏绪的文选《陈士业先生集》（刊行于1687年）可以表明，二人是一生的朋友，即便在《天工开物》刊刻以后他还是和宋应星保持交往，这与涂绍煃有所不同。^[13]陈宏绪是一位藏书家，他对应用性知识感兴趣，在武器方面有些个人经验。他从父亲陈道亭（？—1628）手中继承下来巨大的藏书，到1637年时藏书量已经扩展到八万卷（这一时期的藏书家们计算自己的藏书时不以书的册数计算，而是以卷数来计算）。他投入大量的时间为这些珍贵的藏书编写目录。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是，在他的藏书中包括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经典性和正统性的文献，同时也有一些关于灌溉、水利、植物学的著作，以及一些颇为罕见的著作，如利玛窦（1552—1610）和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编写的西方著作翻译本。^[14]宋应星在《谈天》中提到，西人相信地是球形的；在《天工开物》中，他描写了欧洲火枪的构造。^[15]他对于西方文化和科学所知有限的信息，可能就是从这里的藏书中获取的。

陈宏绪的藏书能给宋应星提供的应该不止于书本上的知识。陈宏绪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愿意将自己的私人藏书对同人开放的藏书家，用书来吸引哲人聚会。当时有名的学者、诗人以及官员如徐世溥（1607—1657）、施润章（1618—1683）、史可法（1601—1645）等人都非常乐于接受陈宏绪的邀请。^[16]这些人都经常性地拜访陈宏绪，使用他那非同寻常的藏书。相比于有些藏书家对外人完全拒绝而言，陈宏绪算是非常好客的了。^[17]陈宏绪在自己的文字当中提到，方以智（1611—1671）——一位重要的科学问题的作者——曾经希望来拜访他。^[18]方以智的拜访是否成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成行与否，我们都看不到宋应星和这些人有关联，尽管他和陈宏绪经常来往。或者他不愿意利用这位朋友的“沙龙”来让自己为人所知，并与同时代人一起来讨论自己的思想理念；或者，这些人不为他的想法所动，因而干脆将他忽略了。

对藏书家来说，目录是系统化的书籍概观，被用来向同人展示自己的所有。对各种珍稀藏本的拥有，会增加学者的声誉，因而藏书家往往会将珍品藏本仔细列到藏书目录上。此外，藏书家也未必一定要在目录当中包含全部书目，而是只包括那些对他们的社会名望和学术名望产生正面效应的书籍。^[19]陈宏绪没有将《天工开物》编入他的藏书目录，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不过，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他对宋应星的其他两部作品予以认可，甚至做了评议。这两本已经失传了的作品本质上是文选和历史研究，也许根本就未曾刊印出来，当时也只是以手稿的方式被流传。其中的第一本名为《原耗》（大约在1638年），讨论了诸如麻的生产、做鞋、经济、管理组织等题目；第二本书是《春秋戎狄解》（编写于1647年），是一本对北方部落的民族志研究。

陈宏绪对宋应星的民族志著作感到特别兴奋，也许这是基于他的政治倾向以及对大明王朝的忠心。在标为写于1644年的评议中，陈宏绪从中看到反清的材料，盛赞宋应星对于山戎、白狄、肃慎以及早期女真人的风俗和族源所做的精细研究。^[20]莫非陈宏绪编目的书籍，只关乎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而《天工开物》中探讨的题目不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的目录当中列出了关于武器、农作以及军事策略的著作，而《天工开物》也都讨论了这些题目？显而易见，陈宏绪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归入到另外一个类别当中。陈宏绪的笔记类著作中有两篇，名为《水利议》和《盐法议》，二者都与宋应星著作中的某些内容相似。灌溉这一话题出现在《天工开物》当中，而《野议》中有一篇，名为《盐政议》。在内容上，有些地方的确是相同的，尽管陈宏绪从来没有提到以宋应星的作品为参考资料。^[21]朋友之间的这种抄袭也司空见惯。更为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是，陈宏绪之所以没有将《天工开物》编入到目录当中意味着，这部作品对于宋应星作为一位作者和学者的名声不会有什么重大的贡献，而陈宏绪也不认为，在目录中加入宋应星这部关于工艺技术的著作会增加他作为藏书家的美誉。

如果以涂绍煃和陈宏绪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我们就可以说，当时的学者们对《天工开物》是不屑一顾的。涂、陈二人的情况也显示，他们对《天工开物》的不认可，并非由于对里面探讨的题目不感兴趣。陈宏绪搜集关于技术话题的各种文献，涂绍煃非常热衷于改进开矿技术。涂、陈二位对《天工开物》这本书及其内容有所知，这种可能性非常高。陈宏绪拒绝对该书予以评议，涂绍煃对该书的无视，只能被解释为是有意为之的做法。如果我们可以认为陈、涂二位的反应在当时有代表性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宋应星的同代人很小心地无视他的著作。

的确，我们很难断定有多少同代人知道宋应星的著作。宋应星的研究者潘吉星勾画的宋家熟人和关系密切的朋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提到过《天工开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如刘同升（1587—1645）和诗人徐世溥（1608—1657）知道宋应星是宋应升的弟弟，在他们的生活时代，后者显然更有名。^[22]在1640年，当刘同升再次与宋应星得遇之后，曾经赋诗一首，此时距他们当初一起备考乡试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他提到，宋应星曾经请他帮助自己调离汀州的任命。^[23]在这些提到宋应星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是一位著作者，尽管他们的学术兴趣有很多交叉之处。据我们所知，也没有哪位有名的藏书家在自己的藏书目录中收进宋应星的著作，哪怕是那些出于搜奇猎异的乐趣，尽管在17、18世纪中国的知识文化中致力于类似题目的学者多如过江之鲫。同代人对宋应星作品的这种反应，与他的社会政治地位、他的政治观点、他的著作的可获取性连在一起，这是下面三节里要讨论的问题。